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任弼时在红军早期建设中的贡献
章学新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长时期内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时间过去愈久，他的历史功绩愈为人们所认识。就军事方面来说，他和贺龙一道在长征中缔造红二方面军，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在部队政治建设方面的卓著功绩，以及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他参与最高军事指挥决策，特别是组织和后勤工作方面等的历史贡献是人所共知的。那么，他在红军的早期建设中有哪些重大贡献呢？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索以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军事家、战略家逝世４０周年。
一
１９２４年国共首次合作，孙中山“以俄为师”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如果说在此之前，党对于军事工作还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批评孙中山“集中全力于军事的行动”是应当“抛弃”的旧观念，那么从这时开始是有所转变的。黄埔军官学校建立不久，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党即派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１９２５年９月，中共中央四届扩大执委会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党中央第一个军事委员会（后改称军事部）由张国焘、任弼时、王一飞三人组成，张为主任。任弼时当时是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王一飞是５月间从伏龙芝军事学院结业回国的。
同年１２月，军委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工作。短短两个月之内，部分省区如北京、广东、河南，已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张家口、西安、汉口、上海、济南和沈阳等地设军事特派员。军事委员会还向各地派出一批军事干部。５月从莫斯科回国的２６名学军事的留学生中，派到广东的有熊雄、叶挺、聂荣臻等１２人，河南有李林等９人，北京２人，王一飞、颜昌颐等３人留在上海。又在上海办了军事训练班，建立了２０００人的战斗队。与此同时，向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军派了特派员，并派员去孙传芳部队做调查和情报工作。出席这次上海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任弼时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会后，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陕西等省委也先后成立军委。这些工作是有效的。在反奉系军阀的战争中，冯玉祥的国民军之所以同情民众，孙传芳一度通电反奉，和军委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军事工作的系统，使党的军事建设从此起步。
二
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军事部的工作始终限于上层联络，搜集情报和调查研究，没有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党和团的组织。正如毛泽东所批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不做军事运动，只做民众运动”。①任弼时对此也是很不满意的。
北伐开始后，任弼时认为，工农是党的基础，“军队也就是由工农的成分建立起来的，应当在军队中创造我们的力量”。特别是１９２６年３月“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开始暴露，任弼时竭力主张在北伐军中建立党和团的组织，“庶使国民党或蒋介石等将来反共后我们还可以取得一部分武装的兵士群众，并且我们若是在军队中有了势力，也就可以阻碍蒋介石等的反动”。②但陈独秀不许这样做，理由是“我们既与国民党合作，那么就不应当引起国民党不放心于我们。因为现在军队中已经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倘若又组织ＣＰ、ＣＹ，其势必引起与国民党（在）军队中的冲突，而至于动摇其军队，并且引起老蒋对我们的怀疑和不安”。③虽然团中央发动团员和青年先后考入黄埔军校的“至少在５００人以上”，武汉政府反动之前，又决定两湖派两千团员加入国民革命军，但因为军队中没有党团组织，派去的同志“便成散乱而无组织的状态”。任弼时愤慨地写道：“共产青年的导师李卜克内西时代的团是以反军国主义为当时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但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之下的团，完全放弃破坏敌人军队，建立工农阶级武装的工作，这真是本团的一件耻辱。”④１９２６年１１月，任弼时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时，兄弟组织的代表询问中国共青团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时，他“简直无话回答”。⑤这次会议期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著名演讲，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回国后，１９２７年４月底任弼时出席了党的五大。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但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主持下，“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任弼时主持召开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共青团的任务之一是“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号召团员和青年“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军队中去”。５月２６日，任弼时等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时，特别提出：共青团在军队中应建立组织，受党的领导。如果还没有党的组织，可用过渡的办法受驻地党委的指导，驻地没有党的组织，则受团委的指导。⑥两个月之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终于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创造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三
１９２７年，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在湘东组成了第一支工农革命军。此后直到１９２９年止，全国发动了１００多次武装起义，凡是胜利的起义，都组成了工农革命军，中国进入了深入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段。系统地总结经验、加紧组织红军成为党的六大重要的议题之一。
任弼时没有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他和李维汉、罗登贤留守国内指导工作。任弼时为留守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文件，从５月到７月的两个多月内，有关军事建设的有：《军事工作大纲》（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兵运策略》（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在《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的小册子中，又对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作出指示。这三个文件，⑦对党的军事建设的基本原则，作了系统的规定。这是任弼时对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贡献，也反映了全党对军事运动认识的新水平。
《军事工作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党中央关于红军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５日《大纲》发出不久，７月９日“六大”对国内工作的指示里也提出：“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大纲》是在周恩来出席指导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军事问题决议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力图对党的军事运动作“整个的规划和指导”，提出了军事运动的五项基本原则：即工农群众的军事化；军事工作工农群众化；军事行动的系统化集中化；军事工作的技术化科学化和注意对敌作战的战术等，《大纲》总结了如何打入和瓦解敌军，如何扩大工农群众武装的经验，提出建立红军的问题。《大纲》指出，“在破坏反革命武装的过程中间同时要将工农自己的武装建立起来”，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兵变，“必须与工农联合起来，最好是工农兵的总暴动”，“工农斗争愈发展，才可以促进兵士的阶级斗争”；要改变那种“不能与土地革命的深入相适应”的旧的军事运动政策。《大纲》规定：割据区域建立的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红军士兵的成分“须有广大工农分子参加”，首先选拔“赤卫队中的勇敢分子”，尤其是“工人赤卫队分子”，“极力减少小资产阶级之成分或旧式雇佣之兵士”；红军战士“不仅为战斗员，并应为战地宣传组织人员”，士兵生活“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应一律平等”；“一切礼节只以表示亲爱与整齐为主”。省委特委与暴动区域的县市委均应建立健全而有力的军委，“军委的书记即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担任”；割据区域的苏维埃军委“即为党的军委”，党组织以团为单位设支部，连设分支；政治委员即党的代表，在党内为支部或分支的负责人员；对外代表苏维埃进行士兵群众的政治教育；对红军士兵集中施行政治教育，这“不仅可使红军兵士的政治认识与宣传组织工作能力增高，而且在退伍之后，乃至于在偶尔失败时，均能使他们回到乡村中成为群众中最积极最勇敢的分子”。这些规定为以后中国工农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兵运策略》是党中央和团中央的联合通告。当时蒋介石打下平津后，立即着手整编军队，使新军阀部队的官兵惶惶不安，这使兵运工作出现新的形势。文件针对当时党内对兵运工作的错误认识，即不顾客观条件在兵变工作上主张“有一个变一个”的“消灭自己的政策”，和对敌军士兵不作分析，认为“完全是离开生产的流民分子”的形而上学观点，着重分析了敌军士兵的社会成分，指出敌军士兵有六种人：一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二是曾经受过工会、农协训练的工农群众而入伍当兵的。这两种人在“全国任何军队中都占大多数”，他们“很容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极富有革命性”；三是在军队中极普遍的老兵，他们有战斗经验，在士兵中有信仰，“若能启发他们阶级觉悟，很容易争取新兵群众”，因而是“发展士兵工作非常重要一点”。真正的消极因素是一部分地痞流氓，“可为军可为匪”的土匪分子，以及忠实于长官的卫队、护兵、马弁等。强调要区别对象，运用不同的方式开展工作。应立即成立士兵运动委员会，合并党和团的支部，统一指挥，对士兵开展政治教育。在时机未成熟时设法保存力量，利用一切机会发动部分的经济斗争，“不应无计划地逃出或稍有力量即图哗变”，同时严格规定“秘密艺术”和党组织的活动方式。这些分析和规定，不但将士兵运动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使兵运工作由“零星散乱”状态逐步趋于系统化。
在《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任弼时对发展游击战争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意见。指出游击战争是在群众斗争中“为抵抗反革命武力”，“向反革命武力进攻”时的武装斗争方式，应在党的土地革命政纲及口号之下起来斗争，应纠正“单纯离开群众的杀人放火、沉溺于赤色恐怖方式”，那样行动“必定是造成乡村反动势力的进攻而致吓退群众斗争的勇气”。游击队应是“由群众中产生的武装组织”，必须注意分散的原则和普遍的原则。割据区域“尤须赤卫队普遍的建立”，党组织须经常注意其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改变过去“一组织武装就必须集中，因得不到给养就成为土匪流寇式的队伍”。游击队的作战方式应当机动灵活，“对于比我们过于强大的军队宜避免决存灭胜负的战争，须用分散袭击方式去求战胜敌人军队”。割据区域的红军及赤卫队须向外发展扩大，到邻近乡村去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每次斗争的成败“必须着重于农民协会组织是否有广大群众，对于党的主张与土地革命及政权是否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与要求，党的组织与影响是否发展深入”；“就是斗争失败了，如果仍能扩大群众组织，取得群众对于本党的信仰，仍然是我们的胜利，因为这就可以准备继续的进攻”。
６月４日，任弼时为留守中央起草的给朱德、毛泽东的信中，⑧对已占据永新、宁冈、遂川的红四军提出：须深入当地的土地革命，改造整理军队，同时向四周发展为“工作的总方针”。在改造整理军队方面，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将工农革命军正式改成红军；尽可能地增加工人和贫农成分；设政治部，对士兵实行政治训练，在占领的区域经常开办党的训练班；成立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成立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同时，注意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政策。１６日，毛泽东从宁冈茅坪给湘赣省委转中央的报告中说：“⑴普遍发展六县之党，⑵发动当地农民暴动，⑶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⑷在军队中建立健强的党，⑸办军校及党校”，“⑹四军军委书记今日开始负担”。此时，毛泽东已经中共湘赣省委批准为湘赣特委书记，他谦虚地在报告中写道：“泽东此刻在学习时期，实在不能担任”。⑨１０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写道：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运动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在１９２８年５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由以上事实可见，任弼时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
引文出处：
①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②③④⑤任弼时：《三年来共产青年团务概况》。
⑥任弼时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６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记录。
⑦⑧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卷。
⑨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６日毛泽东《关于红军情况的报告》，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第７页。
（附图片）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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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杨梅叶
华侨史上有一个光辉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千百万华侨心中，受到祖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这个人，便是毛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他“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著名的实业家、企业家
陈嘉庚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２１日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的一个华侨世家。曾祖父陈时赐兄弟五人中有两个出洋定居。父亲缨纪（又名杞柏）远渡新加坡开了一家米店。大伯父缨节和二伯父缨酌也出过洋。
陈嘉庚１７岁（１８９１年）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起初主要在他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服务，共做了１３年，直至１９０４年，他集资７０００多元（叻币，下同），创设菠萝罐头厂，号称“新利川”；时隔不久，又接管了一个也经营菠萝罐头厂的日新公司。在三个月内两个厂获利共４万元。
当时，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他即用２０００元购了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进而大面积种植，到１９２５年，他已拥有橡胶园１．５万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被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橡胶王的四大开拓者之一。之后他开办橡胶制品厂，生产橡胶鞋、轮胎和日用品。先后在国内各城市、南洋和世界各国大埠设立分销店１００多处。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鞋皮厂等，厂房达３０多处。鼎盛时期（１９２５年）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３万余人，资产达１２００万元（叻币，约值黄金百万两）。
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他还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后来因日本胶制品在东南亚削价倾销，加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他的企业如江河日落，终于在１９３４年全部结束。
他身居异邦，心怀乡国，经营实业，不谋私利，立志竞争义务，报效祖国，以尽国民天职，故积资千万，全部用于兴学等公益事业，不遗子孙财产。
名副其实的教育事业家、教育家
陈嘉庚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也是一位毕生热诚办教育的教育事业家、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一生生活俭朴，但兴学育才则竭尽全力，十分热心。他办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
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本着上述办学目的和动机，他不惜倾资办学。
１９１３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十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７０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１９２３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校”，全国还找不到第二个。
１９２１年陈嘉庚认捐开办费１００万元，常年费共３００元，创办了厦门大学，设有文、理、法、商、教育，五院１７个系，这是一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于１９２１年４月６日开学，陈嘉庚独力维持了１６年。后来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态度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
陈嘉庚在解放后，不余己力，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亲自指挥工程进展，检查工程质量，群众称他为“超级总工程师”。
陈嘉庚倾资兴学，他希望有志之士，闻风继起，振我中华，故虽企业收盘，仍多方筹措校费，艰苦支撑，百折不挠，估计他一生用于办学的款项，约达美金一亿元以上。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极为深远。
陈嘉庚不仅是一个教育事业家，而且不愧为一个教育家。在长期办学的实践中，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第一、他提倡女子教育，反对重男轻女。大力倡办女子学校，让女子能上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了风气之先，是难能可贵的；第二、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他反对办学分贫富，尽力帮助贫寒子弟上学。同时，他非常注意师范生的培养，严格选择和物色师资人才，对于好的加以奖励；第三、讲究教学质量，注意全面发展。陈嘉庚从办学开始，就一直注意“德、智、体三育并重”，强调全面发展；第四、主张“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强调要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他认为要办好学校，关键在于领导和教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提高教学质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选教师”，因此，他十分重视选择校长和教师；第五、为了振兴实业，培养生产技术人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第六、要求普及教育，并订下同安“十年普及教育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他为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
陈嘉庚为集美和厦门大学兴建数十座雄伟的高楼大厦，自己的住宅却是一所简朴的二层楼，既小且暗，办事不便，但他十分怡然。他的生活艰苦朴素，自奉菲薄。床、写字台、沙发、蚊帐等都是古老的，外衣、裤子、鞋子、袜子全都打补丁。他家有数百万财产，晚年却为自己规定低的伙食标准即每天五角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种鱼。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陈嘉庚早在１９１０年就参加同盟会，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他一再反对日寇侵略，筹款救灾抵制日货，导致工厂被焚，亦在所不惜。“七七”抗日军兴，他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首先把南洋各属１０００余万华侨组织起来，他被选为总会主席，华侨领袖地位从此确立。陈嘉庚的最大贡献是募集巨款援助祖国的抗战。就１９３９年来看，他募集的抗战军费为国币１８亿元，华侨汇祖国之款１１亿元中捐款约占１０％。南侨总会抗战义捐约国币５亿元，主要是依靠群众用各种方式劝募。１９４０年他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视察各战区。访问延安时，所见所闻，综合观感，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希望，表示衷心拥护。１９４２年，日寇攻占新加坡，他被迫避难印尼，在这期间，陈嘉庚作了自称“俚句”以明志的述志诗，有四句这样写道：“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谄事故”。他搞到一小包“氰化钾”藏在怀里，随时准备以身殉国。表现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１９４５年日寇投降，他安全回到新加坡，受到５００个社团的联合欢迎。同年１１月８日，重庆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给他高度评价，称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成为历史性的评价；周恩来及王若飞的祝词：“为民族解放尽了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尽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传诵于海外。
陈嘉庚先生忠公谋国，无私无畏，当国民党当政之时，他反对汪精卫对日言和，斥汪为汉奸卖国贼，后又反对蒋政权贪污独裁，致电美国总统，抗议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并公开声明不承认伪总统和美蒋条约。
１９４９年，他应毛主席电邀，回国出席全国政协，参加开国大典。他看到伟大祖国站立起来了，决心定居祖国，为祖国建设服务。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耄耋高年，驰驱祖国南北大地，舟车劳顿，席不暇暖，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对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鼓励华侨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他生前叮嘱“把集美学校办下去，把３００万元存款捐献给国家”，并一再呼吁祖国统一，弥留之际还对台湾的回归深表关切，体现了一个爱国者的赤诚之心。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２日陈嘉庚先生在京病逝。“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担任主任委员，丧仪极为隆重。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绋，廖承志在追悼会上致词。陈毅在吊唁的时候激动地说：“陈嘉庚先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作为华侨领袖来说，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追随革命，善始善终，值得后人学习。”８月１５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公祭结束后，灵柩南运，专车经过的许多城市，当地党政部门和归国华侨都到车站献花圈致祭，最后在集美鳌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陈嘉庚先生永息在鳌园中。
陈嘉庚先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不仅中国内地人尊敬他，而且华侨和海外华裔也尊敬他。他的精神在海内外都将永远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