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社会主义文艺性质和特征笔谈
弄清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
韩瑞亭
社会主义文艺同它所依存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社会主义制度一道，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历程。社会主义文艺几十年来的实践成果相当可观，然而，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及其规律的理论认识，却与此并不十分相称。从人类的文艺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的特征与本质，似乎远胜于从社会主义的生活与文艺的实践出发，探讨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特征的努力。但若没有这种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文艺特殊规律的探讨，则我们对社会主义文艺基本特征与本质的理论认识，就很难是切实的和完备的。这种探讨，正如马克思在阐述１９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时所说，它不需要像以往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借历史的亡灵来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却“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资本主义的时代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即十分关注文艺领域的变革，倡导和呼唤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他们一方面肯定当时作家中的新流派——乔治·桑、欧仁·苏、查·狄更斯的作品，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彻底的革命，使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代替了先前充当作品主人公的国王和王子，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同时，却又不满于此类仅仅是同情、关注穷人和小人物生存状况的作品，而高度评价《织工之歌》、《西里西亚织工之歌》这类作品，期待出现将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作为主人公的文艺。他们一方面对于那些不是直接面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艺作品，提出如何才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原则要求，即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永世长存的怀疑。同时，却又热烈呼唤直接描写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抗旧世界的压迫、争取做新世界主人的斗争的文艺，主张使它们占据现实主义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到了２０世纪初叶，在无产阶级争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决战前夕，列宁则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主义文艺就是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艺，就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的文艺。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所作的一些阐述和要求，至少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文艺在性质及内容方面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一是它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斗争事业的公开联系，弃绝一切“无党性”、“无倾向”、“超越阶级”、“凌驾时代”和标榜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理想”的空话与伪辞，因为它知道，只有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才是人类进步事业的真正代表。其二是它不仅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而且直接作为首要的表现对象。“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们。”因此可以说，同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而广泛的联系，正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又是区别于以往的任何文艺的主要标志。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疑地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成长和发展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期待的、直接属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艺，已经成为文艺运动的主潮。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践活动，初步呈示出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丰富和充实了它的特征与本质的具体内容。如果稍加回顾，便不难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社会主义文艺是真正站在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的立足点上，满怀热情地反映我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进行的斗争生活，并且通过对这种斗争生活的真实描写，揭示历史运动的正确走向。无论五六十年代产生的许多表现革命历史斗争生活的作品，还是新时期以来出现的一批反映改革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作品，它们都作为人民群众改变自己生活命运的历史创造活动的艺术反射，而为广大读者所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文艺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面对着新的世界和新的对象，它的使命自然要从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现实关系的描写，打破对它的幻想，提出对它的永世长存的怀疑，转向对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关系的积极描写和肯定。这种描写和肯定，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要求的，更是为社会主义文艺属于人民这一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前几年，有些文艺作品之所以出现偏差，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侵袭下产生的某些作品之所以发生错误，原因正在于对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特征的曲解和背离。
其次，社会主义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可能失掉同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密切联系，不可能不发挥对这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积极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发挥，有赖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传播和巩固。因之，社会主义文艺必然要通过对社会主义时代生活的深刻反映，表达社会主义的思想及作家的审美理想，并且用这样的思想和理想去启迪、影响、激励人民群众，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显著成就，许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的经验，都表明社会主义文艺对于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采取冷淡漠然、不屑一顾的态度，却应以昂扬激奋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去鼓动人民群众，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能够产生这种思想和精神力量的，决非充满私利贪欲的极端个人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绝望与没落情绪等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而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和谐的高度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以及一切属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东西。社会主义文艺并不隐瞒自己张扬和维护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艺术使命，这样，它就同任何声称“为艺术的艺术”、否决一切功利性的文艺、将意识形态性当成非文学因素加以排斥的“纯文艺”，划出了严格的界限。
社会主义文艺既然确立了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它就注定要面临过去时代的文艺所无可比拟的远为广阔宏大的生活领域与艺术空间，要适应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广泛、多种多样的艺术需求。显然，社会主义文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必须是最为丰富和多样化的，不但应保证有题材和主题、思想和幻想、风格和色彩、手法和样式充分展示的广阔天地，同时还应保证有创作个性、创作流派自由竞争的充足机会。“双百”方针正是为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提供了切实的保障。不过，社会主义文艺的多样化，是在方向一致的前提下的多样化，是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当作出发点和归宿的。失掉了这个前提，丢弃了这种目标，就会变得失魂落魄，纷乱迷离，导致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的泛滥。
社会主义文艺作为人类文艺史上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上的产物，不仅带有文艺的一般规律和特征，而且必然具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和特征。企图把一切旧文艺的规律与特征奉为圭臬，用以融合、消解社会主义文艺特殊规律与本质的虚妄努力，更属谬误。社会主义文艺固然要在遵循人类文艺活动的普遍规律和继承人类文艺历史上的优秀成果的前提下才能发展，但它更要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才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思想体系要求的艺术大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所作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的论断，十分值得回味。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文学期刊的反思
刘润为
文学期刊在文学事业的总体格局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期刊在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失误和曲折。认真总结十年、特别是近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办好文学期刊是至关重要的。
新时期的文学期刊要不要把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不要公开自己的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立场？要不要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要不要承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使命？一句话，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统一的价值目标？这些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实践所早已明确解决了的问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下，又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一时间，羞于和耻于正面谈论上述问题，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
沉痛的教训警示我们：必须坚持文学期刊的统一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但是，我们在今天强调这一问题，必须建立在辩证理解的正确基础上，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左”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价值目标的统一性，否认价值选择的多样性，要求所有的花朵都放射出同一芳香，所有的笛子都吹奏出同一曲调，所有的期刊都办出同一副面孔，从而陷入机械目的论，最终势必导致整个文学园地的单调和萧条；右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否认价值目标的统一性，追求多元化、多中心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导致文学园地的混乱和破败。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价值目标的统一性与价值选择的多样性的统一。因此，每一个文学期刊在确定了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以后，都应当根据所在地域的文化特点、读者对象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趣味以及刊物自身的特点，确立自己具体的价值目标，追求自己的独特风格。
一个文学期刊在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价值选择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刊物与作家、作品的关系。按照正常的理解，作家、作品是文学期刊的生命，如若没有作家、作品，文学期刊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文学期刊又是作家、作品赖以生存的土壤，如若没有文学期刊，作家、作品将无所附丽。因此，作家、作品与文学期刊的关系应当是在价值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互为依存、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关系。文学期刊应当有文学期刊的主动性，应当根据自己的办刊宗旨和风格来选择作品，发现和培养作家；作家也应当有作家的主动性，应当根据自己的创作个性来选择、支持和提高某一或某一类刊物。令人遗憾的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
其一是在一些主办文学期刊的同志那里，期刊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不是新老作家公共耕耘的园地，而是一班作家、评论家、编辑为了某种个人私利而圈定的一块领地。他们选择作家、作品的唯一尺度就是是否属于这个“圈子”。不管你是久负盛名的老作家，还是富有潜力的文坛新秀，只要不属于这个“圈子”，便被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在“圈子”内部，则是无原则、无限度地互相吹捧和抬高。这种宗派主义倾向，自然脱离了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在文艺界和广大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其二是一些文学期刊不顾自己的办刊宗旨和风格，对于一时走红的作家趋之若鹜。为了拉到这些走红作家的稿子，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接待于高级宾馆，报销其巨额开支，甚至迎合某些作家的低级趣味等等。近年来发生的几家期刊以不正当手段争抢作品的怪现象，就是这种倾向的恶性发展。
其三是有的文学期刊对于一些故作惊人之语和惊人之举的作品，明知其思想内容错误，依然挖空心思地促成发表，并以此扩大期刊的所谓“影响”。这种变态心理的出现，说明我们的某些期刊在价值取向上陷入了怎样的一种思想混乱！
其四是对于一些故弄玄虚的甚至是反艺术的所谓“作品”，我们编辑的真实心理本来是“摸不到头脑”，但是为了赶时髦，同时又害怕落得“水平低”的讥笑，于是不懂装懂，在发稿签上堂而皇之地批道：很好，有新意。一些欺世盗名之作，就是这样通过和发表的。
上述事实提醒我们：在现实的特定情境中，必须强调树立编辑自身的尊严，从而与作家建立起一种彼此尊重、彼此平等、互助合作的新型关系。这不仅是对文学期刊负责，也是对作家负责。
文学期刊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学期刊与作家的关系，终究要归结到与读者的关系上来。
近年来，我们的文学期刊在处理与读者的关系的时候，失误恰恰发生在“媚俗”与“欺世”这两种偏颇上。有的期刊一味地去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以凶杀、恐怖、色情、怪诞等等去满足读者的感官刺激，这只能导致读者心理中的消极因素的进一步膨胀。在这方面，某些标榜“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的期刊走得更远。另一些文学期刊，则在人民群众面前摆出一副贵族老爷的架式，极力渲染文学的高妙和玄虚。他们专以轰炸约定俗成的语词环境、破坏读者的阅读习惯为能事，用一些完全模仿西方现代派中消极成分的或随意胡编乱造的所谓“先锋”作品，欺骗世人耳目。这些期刊尽管在某一特定社会心理环境中能够博得某些好赶时髦的人的掌声，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其灰飞烟灭的结局则是注定了的。
毛泽东同志早在４８年前就明确指出：“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至今天，它仍然是作家和期刊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唯一正确的原则。要贯彻这一原则，必须注意期刊信息量的构成；要贯彻这一原则，必须正确处理传统与新变的结合，绝不能完全抛弃已在读者心理中深深扎根的民族文化传统，借鉴外来的文化艺术成果时又要充分注意人民群众的接受水平，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切不可操之过急、一步跨得太远；要贯彻这一原则，必须明确意识到：人民群众既是期刊的接受者，又是期刊的真正主人，应当时刻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反馈意见，不断调整期刊的编辑工作。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近期报告文学创作鸟瞰
李运抟
倘若是在评估一种创作事实，应该说，近一段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虽未有以往一度出现的那种如潮似海的景观，但它并未沉寂。相反，它仍是一方浪涌不息的创作海域，它依然在寻觅生活海洋的鸣响与节奏，并不断地向读者推来或雪白的浪花或沉浑的海啸。可以证明这种存在的，便是诸如《无极之路》、《魂系青山》、《希望之海》、《中国公安的脊梁》、《冬日苍茫》、《她的中国心》、《蓝色太平洋》、《子午线上的大鸟》和《跑道伸向东方》等一批佳作的出现。认真去读，人们会觉出它们的价值。
仅靠抢题材，未必能出好作品。然而对于必须真实亦必须富有时代感的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写什么”却实在是很重要的。近期报告文学的选择题材，我所以较笼统地概括为“为时代前进而歌”，是因为它们确确实实地在各个生活领域中寻觅着能鼓动时代前进风帆的典范原型。相当程度上，也正是这种用心良苦的寻觅使近期报告文学富有风采，并从而构成了自己的重要特色之一。
为时代前进而歌，首先体现在为中国的创业者和改革者而歌。孟可描叙中美合作勘探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油田的《希望之海》，是一曲创业者、改革者之歌。读者从参加塔克拉玛干探秘的中国石油勘探工作者那种坚韧不拔、默默奉献的行动中，不能不感到这些中华儿女的难能可贵，同时能强烈地意识到创业与改革的艰难和必须。此外，江宛柳描写中国“远望号”远征南太平洋而为中国国防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蓝色太平洋》，胡平纵横捭阖展示了中美合作生产麦道８２飞机之艰难历程的《子午线上的大鸟》，也都是为创业者和改革者抒写的慷慨悲歌。这几部可谓全景观照的作品在刻画着群体性的创业者和改革者形象的同时，还着意展示了几位全副身心为国为民辛苦忙碌的平凡而崇高的科学工作者形象，读来令人感动不已。
为时代的进步而歌，由于生活与进步无疑关联方方面面，这种讴歌也使题材多样。宏甲洋洒而厚实地展述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众多动人事迹的《无极之路》，吕永岩反映中国公安人员中优秀人物艰辛工作无私奉献的《脊梁》，方方描叙杨大兰、潘星兰两位年轻姑娘以生命与歹徒搏斗而保卫国家财产而张扬浩然正气的《冬日苍茫》，徐福铎写乌云这位“乌巴克西”（蒙语，指老师）之纯净的“中国心”的《中国心》等等。这些作品，便是从不同生活领域出发而颂扬了推动与卫护时代进步的人物事迹。民族的屹立，时代的前行，必须依赖物质世界与精神领域众多因素的齐头并进，从这种事实上讲，刘日的“天下为公”，张明昌、李慧和钟雨们的秉公执法，日夜辛劳（《脊梁》），“两兰”的舍身为公，乌云对教育事业的情深意笃，不都是时代进步的不可或缺的推动因素？他们和《希望》、《太平洋》、《大鸟》中的创业者改革者一样，为中华民族当今的时代航船的前进，尽其所能地在鼓动着生命的风帆。
题材选择对报告文学创作是相当重要，但“怎么写”即以怎样的写作手段和表现艺术来“报告”既定对象，同样十分重要。
近期报告文学创作的表达手段，当然不能说篇篇作品都尽如人意无可挑剔。就我所读，感到总的状态是好的。其间有个重要原因，这即是大多作者的“报告”方式不拘一格，较充分地释放了自家所长而手随心至。这就既使作品情韵流畅，且又呈现了多种色彩的景观。
以往盛行的“全景图”报告文学，其写法固然易于流向冗繁累赘，但驾驭得好，却也是有长处的。大体说，像《无极》、《希望》、《脊梁》、《太平洋》和《大鸟》等作品，基本上还是采取了“全景观照”。这也许因为它们写的内容确实适应这种角度综合篇幅洋洒的处理方式，且是将描写、叙述、议论、抒情和说明等诸多手段融为一体。不过，这些全景报告又同中有异、色彩纷呈。比如《希望》与《脊梁》，采用的是“蒙太奇”手法，将典型的生活片段组合起来；而《大鸟》，则是过程性地逐步展示事件的发展脉络，每一章开始还写有一段作者溢满诗意、融注哲理的论说，确实自成一家。在上述及其他“长大时空”的作品中，具体的叙述风格又各有千秋。如《脊梁》写得平实细腻，《太平洋》诗意盎然，《希望》慷慨悲歌，尹卫星的《跑道》则色彩纷呈，徐福铎的《中国心》写法颇有特色。
特别值得提及的还有《冬日苍茫》。这篇被冠之“纪实小说”而实质仍为报告文学的作品，文学色彩相当浓郁，人物形象如浮雕跃然纸上，诗的抒情与历史的陈述相得益彰，写得非同一般。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既非有闻必录有实则记，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报告对象的内在关系与构成本质的方方面面，否则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真实。由此而论，我觉得像《无极》、《苍茫》、《脊梁》、《希望》和《大鸟》等这些作品，都在相当程度上注重了事物的复杂性与变化性。比如写中国公安人员的《脊梁》，就从各个方面展示了公安人员的工作与生活，并不回避尴尬与矛盾，写得既丰满又可信，使读者受到极大感染。又如《大鸟》，在对事物的解剖与展示上，亦是很注重了它们的因果联系互为影响，使“报告”既有广度又见深度。这样写，当然就使生活原型有了真实的展示。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大森林的回声》［报告文学］
一九九○年第九期《人民文学》
作者：贾宏图
一九八八年伊春市新任市委书记杨光洪“下车伊始”抓纠正不正之风、倡廉反腐的工作。他提出的“施政报告”是求真务实。风雪山林夜，他来到条件艰苦的伐木场，了解和解决工人们生活中的困难；他造访鹿鸣酒楼，对那里大摆宴席公款吃喝风认真追查；他察访送学生的公车，并在伊春日报上署名发表文章，披露车号，由此，取消了一些干部上下班接送的特权；他又在全国高考期间处理伊春市一百多名弄虚作假的“体优”照顾分数，举一反三，对假职称、假文凭也进行整肃……杨光洪在市委工作的千头万绪中抓主要矛盾，即从解决干群关系入手，狠抓廉政建设、党风建设，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让老百姓看到希望。
作品以质朴冷静的笔调，描绘了杨光洪上任之初的几件政绩。在“小楼夜话”一节中，作者同主人公的交谈生发了作品的题旨：老百姓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这些年来我们和群众距离远了，关系淡了，现在我们所做的大量工作是“缩距离，填鸿沟”，抚慰人民的工作。杨光洪的思想作风是当今孜孜不倦为人民办实事的共产党人的一个代表。只要有这样一批党的干部，历史将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