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趋同论”造成的混乱必须澄清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刘方域
内容提要 ● 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鼓吹两种制度正在“趋同”，是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泛起的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带有很大的迷惑性。 ● 鼓吹“趋同”神话，用心就是：①掩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企图说明资本主义可以自行调整，无须用革命手段以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取代；②诱导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背离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放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使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和平演变。 ●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存在，一定要认清改革开放中两个方向的斗争，随时批驳形形色色抹煞两种制度根本对立的新腔滥调，把经济理论战线上的意识形态斗争引向新的胜利。
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鼓吹两种制度正在“趋同”，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泛起的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种思潮认为，在调整和改革的世界潮流中，两种制度都在学对方之“长”，克服自己之“短”，从而都在离开各自的极点位置，向双方之间的中点靠拢，最终将融合而成为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后资本主义制度”。于是，两个社会制度的对立消失，人类进入了“世界大同”。显然，这种论调掩盖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否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带有很大的迷惑性。揭露这种论调的自由化实质，分清理论是非，是当前理论界反对自由化的一项战斗任务，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国有化、股份社会化，并没有改变国家的资本主义本性和阶级实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扬弃”哪一种垄断形式，都不会触动垄断资本的利益。事实也证明：所谓资本的国有化，往往是资产阶级国家帮助私人垄断资本解脱亏损困境而常用的补偿手段。它使濒临破产的私人垄断资本借助“国有”而获得一笔巨额偿金，并未改变企业原有的私人资本性质。况且，一旦有利可图，国有垄断还可以复归为私人垄断。西方近１０年的非国有化浪潮和“民营”代替“国营”的新趋向，就是一大明证。再有，股份向社会分散，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能持有的股票只是一个极小的数额，就多数人来说只拥有少量的股份额，股息也极其有限。工人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工资奖金，从而并未改变雇佣劳动者的身份。但是垄断寡头却往往拥有企业资产的７０％到９０％，财富仍然操纵在少数资本家阶级手中。而且正因为股票向社会广大阶层分散，使少数大资本家能够通过对相对较少的股票的控制，即可控制整个公司的股票，从而以较小的资本支配比自己大得多的资本额，进行寡头统治。因此，股份的社会化充其量也只能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种非本质变化。资本家把经营管理权委托给雇佣的经理和专家，仍然是地道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可见，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理阶层的出现，这些都不是对资本家所有制的什么“否定”。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所谓计划化和国家干预经济，并未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熨平资本主义的波动周期和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反，这倒使资本主义跌进“滞涨”的深谷；不仅没有“淡化”资本主义，而且更使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深化”。再者，要不要国家干预（计划化、政策导向），这只属于经济运行的管理体制问题，而不是一种经济制度的选择。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计划化和计划调节充其量也只能通过某种中长计划，从生产运行过程的外部对国民经济的目标作某种诱导，不可能从生产运行过程的内部直接调控。这就证明，这种计划化决不趋向于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所谓“收入均等化”，不仅不能消除贫富的对立，相反，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西方国家搞“福利国家”，用征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的方法赈济失业者和最低生活贫困线下的贫民的措施，决不可能拉平资本家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劳动者捞到的一根“香肠”，同资本家阶级掠夺到的大量“火腿”，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劳动者由“福利国家”得到的，不过是某种待遇上的改良，而不是雇佣奴隶地位的根本改变。再者，西方国家实行的“高福利”，要求劳动者要付出“高税收”、“高劳动效率”，因而这种受惠也是以工人服从苛刻条件为代价的。可见，所谓“收入均等化”不过是两大对立阶级关系上的一种有限的量变而不是质变，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向社会主义“趋同”。何况，作为一种昂贵的收买代价，现在西方国家财政已普遍难以为继，因而指望用它来熨平贫富上的差距，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否正在趋同于资本主义呢？结论同样是否定的。
第一，社会主义在改革中导入了市场机制，这并不是证明社会主义已趋同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它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不但不排斥市场机制，而且还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计划必须依据市场供求变动和价值规律，克服事先规划中的主观性，校正失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样，市场也要遵循计划的指导，充分采用计划调节，以克服单靠市场调节而发生的自发性、盲目性和局限性。只有使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互相补充、协调统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才能持续和不断完善。可见，采用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得以运行的一个前提，把它作为一种“趋同”依据，这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荒谬逻辑。
第二，社会主义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改变了公有制单一的结构，在所有制上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并不是向资本主义趋近。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并不决定于它有多少种所有制形式，而只取决于何种所有制形式占据统治地位。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也有多种所有制形式，但是公有制必然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不等于是所谓各种经济成分一律平等的“混合经济”，它决不会导致社会经济制度“趋同”。另外，从主体形式考察，主体内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也不等于主体成分地位和性质改变。两权分离完全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它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也不会直接引导到资本主义。实行两权分离，丝毫不表明两种经济制度本身“趋同”。
第三，西方学者宣扬，两种经济制度在分配上都实行工资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奖罚制度，都在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现在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又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拉开收入的差距，这不是和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趋同”了吗？这种论调，更是一种误解。
众所周知，工资、福利、奖励等尽管形式相似，但实质上则有根本区别。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等，不过是按资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的工资制度等，则是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表现形式。形式中的主体分配关系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不同：前者导致贫富对立、两极分化；而后者按劳动多寡拉开的收入差距，不会引导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说两种制度实行形式类似的工资制度、福利制度就一定导致制度“趋同”，这就抹杀了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对立和两种经济关系的不同的决定性作用。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是鼓励人们劳动致富、依法致富。不劳而获或违法致富者并不在允许和鼓励之列。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分配不公”、非法致富，只是有待于整顿和治理的暂时现象，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综上可见，不论从资本主义制度方面分析，还是从社会主义方面考察，都不足以证明两种制度正在趋同。不仅过去不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将来也不会这样。
这里，应该指出，宣扬两种制度“趋同”的理论家，还津津乐道于工业目标（效益、就业保障、环境保护等）的选择和科技进步对两种制度“趋同”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徒劳的。他们鼓吹用统一的“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中性概念代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概念，企图论证“工业发展”、“科技进步”可以独立地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这就暴露了他们对社会科学规律的无知和形而上学的惰性。他们力图“论证”共同工业目标和科技进步，可以自动调节和决定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而无视生产关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与影响，这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必然服务于和依附于资本对最大利润的追求，其手段也依然是借助于层出不穷的、形形色色的“新泰罗制”，来掠夺和汲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同工业发展和科技服务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实现劳动者的共同富裕目标，在实质上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既然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并没有改变各自的基本特征，那么鼓吹“趋同”神话，其用心又是什么呢？这就是：①掩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企图说明资本主义可以自行调整，无须用革命手段以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取代；②诱导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背离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放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使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和平演变。因此，所谓“趋同”云云不过是历史上第二国际“和平长入”谬论及二战以后的所谓“新阶级合作主义”的翻版而已。
批驳两种制度的“趋同论”，绝不意味着一概否定我们在对外开放和改革中尽可能多地吸收资本主义经济中好的东西的必要性。相反，我们掌握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规律性的本质，就不会在深化改革中混淆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区别，从而免于由于要学习和借鉴其运行机制中的某些好东西而患的“恐资病”。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存在，一定要认清改革开放中两个方向、两条道路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以随时批驳形形色色抹煞两种制度根本对立的新腔和滥调，遏制某些人所患“爱资病”的传染，进而把经济理论战线上的意识形态斗争引向新的胜利。
第5版(理论)
专栏：报刊文摘
《学习与研究》杂志发表吴建国长篇“专论”
剖析《世界经济导报》“球籍”讨论的政治导向
中共北京市委机关理论刊物《学习与研究》杂志在新出版的第十一期的“专论”栏目中，发表由吴建国同志撰写的题为《也谈“球籍”问题——兼论忧患意识、危机感》的长篇论文（全文九千字），对《世界经济导报》于一九八八年初起导演的“球籍”问题讨论的导向错误进行了剖析。现将此文摘要如下：
对中华民族来说，有没有“球籍”问题？答案是肯定的。“球籍”问题曾一再严峻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鸦片战争后，泱泱“天朝”沦为半殖民地；抗日战争中，半壁河山落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掌；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曾面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高潮的形势下，即一九五六年八月，毛泽东同志还振聋发聩地提出过“球籍”问题。可见，“球籍”问题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只不过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具有不同的历史含义而已。“居安”尚当“思危”，更何况在当代国际风云迭变、险象丛生的形势下，我们怎能不保持清醒的头脑，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呢？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一切忧患意识、危机感都是可取的，都值得称道？不，我以为不然。不是所有的忧患意识、危机感的作用都是积极的，有的甚至是消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一个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形成，是我们党进入新的成熟期的标志。广大干部群众正是从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前景。可是，也有另外一些人，有的在往日甚至是“左”得出奇的人，转眼之间，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就是如此。
按照我们党的观点，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挫折，不是渊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渊源于其外的异己因素的干扰；不是由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遵循，而是由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背离。因此，我们的任务和使命，是矫正我们观念上、理解上的偏差，赋予社会主义以科学的规定，进一步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在改革中自我完善、健全社会主义制度，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然而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探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同我们党和广大理论工作者南辕北辙，并从此完全同我们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了。他们把由于社会主义体制不完善、不健全造成的失误，归罪于社会主义本身；他们把自己的“幻灭感”视为社会主义的“破产”；他们把同发达国家经济水平比较的差距，看作社会主义的“失败”。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的误会”、“政治切入”的结果，人为意志的产物。中国的自然历史过程，应该是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人性使然，要实现人性的“复归”。完成这种“复归”的障碍、阻力是什么？就是我们党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说到底，这就是他们，即那些摇身一变而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的所谓忧患意识、危机感的根蒂之所在。不过，他们的忧患和危机感不止于此。中华儿女引以自豪的几千年形成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也是他们心头的“隐患”。在“绝望式的沉沦”中，发出阵阵类似的呼号：“怎么办呢？出路可能只有一个，就是忍着痛苦去创造新的生活”。什么是他们要“创造的新生活”？到“蓝色文明”的海洋中去泅游，哪怕当三百年殖民地。这就是他们的愿望和理想。
《世界经济导报》就是在这样一种一片“反思”、“再认识”声中，把“球籍”问题突出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该《导报》（包括其“特选书系”——《“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的导向，可以说同上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们的思路一脉相承。不错，一开头是从经济的角度谈起的，可落脚点却是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传统。就说经济吧！与发达国家相比，从总体而言，我们确实还落后，但是不是就落后到这般田地：“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我想事情还不至于此吧！我手头也有一些反映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数据。仅举一例：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八八年统计资料分析，一九七一—一九八七年间，我国ＧＮＰ（国民生产总值）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在百分之五点五—百分之九点四之间。同期，日本的年均增长率在百分之三点九—百分之五点零之间。美国、苏联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增长率均不超过百分之三点三。应该说，我们的发展速度算是够快的了。从速度上找差距，显然站不住脚，那就诉诸人均：“排位于世界第七位的国民生产总值被十一亿人口一平均，就落到了倒数第二十多位”。是的，这的确很刺激。为什么总是烘托、渲染落后，发出如此这般的“凶险预言”？不是要实事求是嘛，实事求是地估计一下我们已经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鼓舞、振奋一下人心有什么不好？不，据说这会影响忧患意识、危机感的生成。那么究竟其忧何由，其患何在，其危何出呢？《世界经济导报》把人们的视线引向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这才是其真正的“鹄的”之所在，导向之所指。
显然，他们突出、强化、夸张经济上的忧患、危机，是为转换制度制造舆论开辟道路的。那位理论界的“精英”李洪林，一语道破天机：“人们不能不痛苦地承认，这几十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赛，我们比分落后了”。“前几局是清朝和民国输的，这一局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输的，而且它还不单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这就在全世界面前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生命力？能不能在地球上站住脚？”另一位论者则说：“这落后，那落后，都不过是结果……根本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层次上的体制的落后，实质上是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化的经济体制。”出路何在呢？从经济体制来说，有一位近几年出了名的经济学教授主张要明确财产关系。眼下，“在所有制结构上，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私营经济和混合经济所占的比例太小……名副其实的集体经济的比例也偏低，相形之下，国家所有和国营经济的经济所占的比例过大了”。“……如果经济改革尚未通过明确财产关系等一系列措施……那么效率问题的低下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而“球籍问题就是效率问题，没有效率就没有球籍”。在他看来效率即“球籍”，效率又取决于财产关系——所有制关系。那么，显然“球籍”问题在于所有制。到底所有制关系要改变成什么样子？在这里没摊底牌，但“潜台词”是清楚的，——作者只在为之抱怨“比例太小”的私营经济和混合经济上加了“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定语。难道这不可以看作是明确的提示吗？至于说到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另一位理论界的“精英”苏绍智宣称：“‘五四’运动的任务没有彻底完成，以致今天会发生‘球籍’问题。当前的问题是封建残余加斯大林主义的后果，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彻底高举‘五四’民主科学的大旗”。
说到这里，我想，由《世界经济导报》发起的，曾经持续了近一年半之久的“球籍”讨论之谜，应该可以解开了。《世界经济导报》是发了不少经济文章，但大多渗透着政治意向，或从经济中引伸出、归结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由此可见，名为经济“导报”，实为政治、意识形态“导报”。请看，如上种种，哪一支箭的靶子，不是对准社会主义制度？不错，《世界经济导报》也曾频频呼唤改革，戈扬也口口声声不离改革。她说：“大家谈忧患意识，我的忧患意识在哪儿？我就怕不改革。”这不是对改革十分热衷吗？但是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改革”？这在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方案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打破现行的“僵死体制”——而这已经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代名词。这一点，恐怕是大多数关心“球籍”问题讨论的同志，甚至参加讨论的同志都没有意识到的。其中我想也应该包括我在本文中提及的“精英”分子之外的同志。
我们知道，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始终贯穿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这种对立，也同时表现在改革开放的两种主张上。那么，“球籍”和忧患意识、危机感问题的提出，究竟如何看待？我以为，从这一讨论的主线索看，其来龙去脉都是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走向息息相通的。它的出现同《河殇》的问世，也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是以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民族、国家、历史虚无主义为基调，以宣扬“西方文明”、鼓吹资本主义化为主旨的。说它们都是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的诱发因素，恐不为过。今天，在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时候，重提“球籍”和忧患、危机意识问题，可以发人深思，可以使我们看到，要是把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命题引入歧途，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关系
最近，四川省委宣传部、省体改委、企业家俱乐部和《改革时报》等单位联合召开了“国家与企业经济关系”研讨会。
与会者一致认为，我国前１０年改革把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确定企业的法人地位及其责权利，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作为理顺国企关系的基本线索是对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应该坚持下去。否则，无论是体制模式转换，还是治理整顿目标任务都难以实现。
一些同志认为，前些年的改革既存在国家放权失当、让利过度的问题，也存在企业不活，尤其是大中型企业不活、效益低下的问题。因此，目前不能简单通过收权让利来解决宏观失控的问题。国家任何时候必须保持必要的适度的集中，但近期内集中什么、集中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和办法去实现集中，都必须进行缜密的研究。过去我们在放权中的某些失误不在于放权本身，而在于没有放权的规划，放、管之间缺乏衔接，没有花大力气去建立市场组织和市场规则。
与会同志认为，企业承包制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近期应坚持和完善企业承包制，加强企业管理，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为下一步改革打好基础。一些同志认为，税利分流、税后承包、税后还贷是按照国家的行政职能和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对现行承包制的一种改进，是改革发展的方向，但应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行。
（张大明、吴兆华）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综合地有效地运用经济杠杆
在成都市召开的中国经济杠杆研究会第三次理论讨论会上，一些代表认为，当前在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运行机制完善方面，还存在各经济部门互不协调的现象。如何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为建立和完善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服务？一种意见认为，研究经济杠杆问题，要从生产力角度，依据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如何运用经济杠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另一种意见认为，研究经济杠杆，要从分析现实问题入手，进行综合判断、综合运用、综合治理。第三种意见认为，运用经济杠杆要综合配套，并有所侧重。在治理整顿期间，要把运用财政杠杆放到重要位置上来，充分发挥财政杠杆在保持和实现社会、政治与经济基本稳定、资源合理配置、结构优化方面的积极调节作用，同时要注意充分发挥其他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黄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