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反馈短波
《大地》在10月30日刊出的《同志颂》一文，读来发人深省，激人胸怀，令人感动，使人振奋，它不仅表达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心声，也表达了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亿万人民的心愿。
“同志”，这亲切的称呼，不仅是在解放区、军队和地下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和同情革命的同志间的美称，建国后，“同志”又成为我国人民相互间的亲切称呼。“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现在，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四化大业，拥护改革开放，自然都是同心同德的同志，为什么不能或不敢理直气壮地称呼同志呢？ 殷群 言明清
第8版(副刊)
专栏：我们的时代江铃杯抒情诗征文
燃烧的火
南村
用这具古老民族
沉默多年的火把
点燃我们的泪珠
当旗帜和彩球飞舞
请伸出手臂
反省一次次的迷失和悔悟
当国歌响起
那是我们的灵魂和身躯
千千万万英雄和先烈的血液
在歌唱中欢呼
祖辈的骨骼
黄土地上执著的歌
那些自西而东的江河
那是我们一次次地穿越
又一次次地坎坷
当圣火燃着
我们想起什么
想起一只苹果
被人们随意刀割
想起一只鸽子
所饱尝的饥饿
想起一支笛管
曾经流落的酸涩
当编钟从历史中埋没
当史书从焚烧中复活
我们想起什么
想起圆明园的火
想起冬天里的那把火——
一只奔跑的马
所留下的蹄声和寂寞
一群多么完美的孩子
当他们真正懂得了母亲的含义
诗歌就会在他们眼里
灿然壮丽
他们就会回忆
那株梦中蓊郁的树
上面的果子
一个个甜润
他们就会想起
去做一个诗人
一个诗人的定义
所负有的责任
让我们衔起哨音
在这个即将来临的辉煌的早晨
燃亮我们的脉搏和青春
（作者单位：山东淄博广播电视大学）
第8版(副刊)
专栏：
今日“走西口”
马烽
《西口大逃荒——记者徒步“走西口”纪实》一书，纪录了晋西北人逃荒“走西口”的生活。作者是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马小林、张敬民。作者之一马小林是我的小儿子。
五年前，小林和他的同事张敬民提出要沿着当年晋西北人逃荒的路线作一次徒步采访，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非常赞成。当记者的能够深入基层、深入生活采访无疑是件好事。对他们个人来说也是一次学习、锻炼的好机会。此事得到了电台及上级领导的支持，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如今他们又把采访所获整理出书，同样是件可喜之事。
他们想要我为这本书写篇序言，但又有种种顾虑，最主要是怕父亲给儿子的书写序引起别人对我的闲言碎语。我知道这一情况后就主动把这件事承揽过来了。我说：“这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我赞成的是你们这种采访作风，至于书写得如何那是另一回事，各人可能有各人的看法。”我所以主动承揽这事，原因有三：其一，对他们徒步采访这一行动，我认为应当大力提倡；其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晋西北工作过将近十年，全国解放后也数次去那里访问过，对那里的人民有特殊感情；其三，这些文章我看了之后，认为最主要的是真实、可信。既真实地纪录了过去“走西口”的苦难生活，又毫不夸张地展现了这些年来各方面的变化。
“走西口”，是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晋西北人独有的一种逃荒形式。所谓“西口”是指晋、蒙之间古长城的关口。“走西口”就是晋西北人渡黄河、出长城逃荒到内蒙古的流浪生活。晋西北地区土地贫瘠，干旱少雨，旧社会这里的穷苦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流传于这一带的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跑口外（指西口外），女人挖野菜。”就是对昔日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两个年轻记者，也就是沿着前辈人逃荒的路线进行采访的。
1985年8月20日，这两个年轻人身背行囊，从晋西北朔县启程，经平鲁、偏关、河曲、保德等县，然后过黄河、出长城、翻沙梁、入沙漠。一路上遭人误，被狗咬，忍饥渴……历时80余天，行程2000多里。食宿于农民家中，采访于田间炕头。以大量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纪录了晋西北人从17世纪到20世纪逃荒“走西口”的各种悲惨生活。同时，他们以沿途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展现了今日“西口”路上的巨大变化。较为可贵的是，他们运用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对形成“走西口”大逃荒的社会原因及历史沿革作了一定的探索。对晋、陕、蒙这一地域因“走西口”而产生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如语言、民歌、二人台艺术等作了立意独具的阐述。
这本书的问世也可以说是这两个年轻人“自找苦吃”的结果。他们所在的单位没有下达任务，领导也无此要求。他们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找了这份“苦差事”。曾有人建议他们骑自行车或是坐汽车，但他们还是坚持要徒步走，理由是：“过去逃荒‘走西口’的人哪会有交通工具。”书中叙述了他们“走西口”时的这样一段经历：有一天，他俩走到晋西北平鲁县一个叫火烧坡的小山村，正遇上下大雨。村里人瞅着这两个浑身泥水，背着背包的年轻人，说什么也不相信他们会是记者。证件和介绍信都失去了效用。他们从双方交谈中得知前二年我和孙谦曾来这里访问过，于是小张指着小林说：“他就是马烽的儿子！”这才消除了人家的疑虑。村支书兼矿长尹厚极为感动，说“真没想到记者步行来采访。”不仅热情接待了他们，给他们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而且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执意要派村里的汽车送他们一程。并说：“你们坐上汽车没人会知道。”他们说：“我们自己订的规矩不能自己破坏。”坚持徒步走自己的路。这可以证明他们不是沽名钓誉，而是真心实意地锻炼自己。
他们凭着自己的双脚，走过了晋西北、陕北、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山山水水，途经九个市、县（旗），几十个乡、镇，采访了上百人，有不少地方的人从没见过记者和
“省里干部”。当地干部群众尽其所有招待他们，争着向他们介绍情况，反映问题。
走完这一程，他们写出了十几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连续在广播里、刊物上播出和刊登，之后又整理出这部十多万字的书稿。他们说：“要不是自己亲身走了一趟‘西口’路，就体会不出当年穷苦人‘走西口’的艰难。”“没想到一次深入实地采访，竟有这么多可写的东西。坐在办公室里几年也写不了这么多。”
我认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收获还不是写了十余万字的文章，而是磨练了意志，坚定了深入实际采访的信念。这之后，他们又从山西境内最长的一条河流——汾河源头起，到汇入黄河的入口处，进行过又一次长途实地采访，这就是明证。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清风明月 高山流水
——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
吴组缃
俞平伯先生过去了。他享有９０高龄。照中国的旧说法，应该说这是“顺事”，但是俞先生在我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我还是不胜悲戚。
我在少年时候就读他的新诗《冬夜》、《西还》等书，当时许多篇可以背得出来；“养在缸中，栽在盆中，你的辛苦，我的欢欣”。像这样的诗句常常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启发，因此我至今还能记得这些诗句的大意。朱自清、俞平伯是五四运动的两位新作家，新诗人，他们的作品对广大青年有深刻的影响。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３０年代初，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俞先生是中文系的讲师。我要在这里说明，在我们那个时期，讲师和教授在我们脑子里是一样的崇高，没有什么高下。那时俞先生住在南院，他同余冠英兄住处同院，我常到南院去。俞先生往往热情地要我到他屋里坐谈。谈的时候完全把我当成朋友，虽然我比他年小很多。我们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而且他一点也没有把我当成学生看待。他主动地写条幅字给我。那时他同周作人特别亲密，并代我向周作人要了四张屏条。他们的字都写得认真工整，可惜以后多次搬迁都丢掉了。他有个人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昆曲。他请了一位年老的笛师，常常在星期假日全家人都到圆明园废墟去呆一整天。我很喜欢他们唱的曲子。以后清华请了溥侗（红豆馆主）先生，开了教唱昆曲的课。我受俞先生的影响，也选了这门课。可溥先生对学生要求过严，我慢慢地就退下来了。俞先生知道了，也没有责备我。我选过俞先生两门课，一门是“词选”，他讲的内容绝不是考证和诠释词句，而是用他自己的感受引导我们来欣赏这些名作。比如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我们问什么是“伤心碧”，他讲了足足有半堂课，引导我们体会作者的感情加上他自己的联想，使我们能在一个广阔的领域来体会作品丰富的情思。他的这些见解都收在他的《读词偶得》这本书里。他对我的重要的影响，就是叫我拿起一种古代文学作品来总是先从鉴赏方面来探索，而对当时流行的考证或注释不怎么感兴趣。朱自清先生也说，“你不适宜做考证工作”。这不能不说当时是受俞先生的影响。有一次余冠英兄告诉我，他做了一首词，其中有一句“两瓣黄叶走墙荫”，自以为这句词很好。但俞先生说，好是好，可不入格。可见词是有“格”的。而我还没学到这水平。
俞先生还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小说史”，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他的教法很特别，是把所有的有关资料，如鲁迅的“小说史略”，胡适的关于中国明清小说的考证，以及其他的零碎资料指定叫我们自己看，进行思考和研究。甚至同顾颉刚、胡适之一封有关的通信也印发给我们参考。他自己要上课的话，就叫注册课贴一张布告说俞先生那天上课。不贴布告，他就不上课。他上课的时候就说，“我两个星期没来上课了，你们对小说研究有什么收获？我这两个星期对小说研究得有两点想法：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说完了，他就点头下课，往往不过１５分钟或２０分钟。当时我们对俞先生这种教法是最欢迎的了。因为他安排我们和他一块儿来动脑筋，读作品，收集资料，研究作品，而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被动的受教的地位。
俞先生在北京文化界里，人人都知道他和周作人最亲密，而且很尊重周作人。可是在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周作人被拉下水去。在这点上俞先生绝不受影响，他巍然自主，一心帮助北京做地下工作的，和爱国人士，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全力相助，使他们达到目的。这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设身处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解放以后，他衷心拥护共产党，对新中国的建立欢喜得像个小孩一样。
１９５４年忽然来了个《红楼梦》研究批判，正是以他为主展开的，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是大家都没想到的。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他像平常一样，不显出紧张和反感。他说，“我正好趁此机会好好地学习。”第一次批判他，是在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持人是郑振铎先生，他点我第一个发言。我把这次当成一个学术讨论会。因此，我对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提了几点意见，对李希凡、蓝翎两位的文章也提了几点意见，表示参加讨论的意思。当时有几位，都是我的熟人，狠狠地批判了我一顿，说我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激烈战斗的时候，站在中间向两边打枪。休息的时候，我问郑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郑先生笑着说，“你年轻的都不知道，我哪里知道。”可是周扬同志坐在旁边，没有作声。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我的发言很好。可见当时有些领导同志也不认为是政治问题。后来这个批判运动大大发展了，俞先生就说我不应该那样发言，也是思想落后。
回顾俞先生的一生，我在一首悼念他的诗中说他平生略如“清风明月，高山流水。”这是他留在我心中的风仪。我认为我对他这个比拟大致不差。
一九九○年、十月
第8版(副刊)
专栏：
公费游京宜常“卡”
孙焕英
前些日子，北京的大街上，繁华而不臃肿，交通秩序井然。人们说，北京松了口气。亚运会一结束，北京人又说了：大街上又喘不过气来了！
这话既真切，又形象。多少年了，北京的大街上都是处于超饱和状态。骑车的，你的前轮顶他的后轮；坐车的，这个车头接那个车尾。除了有警车开道的小车之外，大概都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都有一种走不动，太误事的烦恼。有人说，北京人一天最紧张、最劳累的时刻，不是在班上，而是在班下的来回路上。
那么，究竟是怎样造成的这种状况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公款来京旅游的人太多了！谁个不信，请到去颐和园的大小巴士上去查一查，那挤得冒汗的人们，有几个是北京人，有几个是掏了自己的腰包买车票的？或者到海鲜楼、烤鸭店去看一看，有几个外地人是自费进京来风味一番的？
公费游京，还助长了社会的腐败风气。贪污受贿是腐败，挥霍公款大吃大喝是腐败，公款游山玩水难道就是廉洁？这也是一种以权谋私——利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出差费报销权来谋游玩之私。不是要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么？公费游京是一种超行业不正之风——几乎哪个行业都有！
诚然，在北京的大饭店的门脸上高悬着“旅游促进社会的繁荣与发展”的霓虹灯，但这不是对中国的公费旅游者说的。公费旅游者恰恰相反，它影响了北京劳动者对国家来作贡献：花国家钱的冲击了为国家挣钱的；来京游玩的冲击了在京干活的；时间无效的影响了时间宝贵的；无事可干的影响了正事缠身的。这种消耗力的消极影响，虽然没有人提出论文数据，但低估不得。公费游京，表面上看来使北京旅游业热火朝天，实质上却是损害了北京的旅游业。中国的人多，已是世界出了名。人家外国人来华旅游，是来轻松、休息、观光、安静的，是来看古都的，不是来看人海的，更不是来排长队和被围观的。
亚运会期间“卡”了一下公费游京，好！但看来宜常“卡”，严“卡”。当然，公费来京的并不都是来游玩的，但公费旅游者绝不在少数。各地的公费如果可以给当地的老百姓办点实事，呼吁“卡”公费游京，呼吁制止一切公费旅游，那就不光是北京人了。
第8版(副刊)
专栏：
墨竹 方增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