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刚正清廉实事求是
——纪念顾大川同志
顾大川同志离开我们已经２０年了。他生前曾任农业部副部长。他的共产主义的觉悟较早。１９３２年当他还是一个２３岁的青年，便冒着生命的危险，在白色恐怖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随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他的一生表现了一个成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高尚品质。在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在品德上，一贯刚直不阿，坚持原则；在学习上，一贯坚持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孜孜不倦，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在工作上，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作风上，一贯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并善于团结干部和耐心教育干部。他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理想，而一贯身体力行的这些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不仅对我们这些前后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或者曾在同一地区和同一单位工作过的人，都有很深的感受，受过很多的教益，令人难以忘怀；就是对于当前进行的党风教育、廉政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也会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在这里，我们着重对他一生刚正清廉的高尚品德和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一个简要的回忆，以表示对他的深切悼念和永久怀念！
（一）
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上看，无论在残酷斗争的战争年代，也无论在现代化建设的和平时期，有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都是一辈子为政清廉，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性命，顾大川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一辈子默默奉献的人。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根据地军民生活都是十分困难的，４０年代初，天遭大旱，饿殍载道，当时大川作为太岳区一地委书记和一军分区政委，时刻关怀的是怎么解救和减轻人民的苦难，并常以此教育家属。１９４２年，他妻子生孩子时，没有布做尿布，要他批点布以便给孩子做尿布。大川为此事严肃地批评说：“如果我这个军分区政委带头拿军用物资自用，大家都来要怎么办？军用布匹本来就少，都是为了解决部队的急需。你怎么会这么想问题？”还有一次，大川妻子喂了几只小鸡，准备鸡下蛋后给他补养补养。他知道后又批评说：“你只惦记着自己，养鸡为了补养自己，为什么不去动员群众喂鸡，使大家都改善生活？！”他公私分明，刚正清廉，越是有困难，越是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家属。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是这样，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身处在可能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的社会环境里，大川先是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后来又作为中央农业部副部长，在长达２２年的时间里，他都是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刚正清廉的优良传统。“以小见大”，这里还是列举两件小事来说吧。１９５０年，大川再婚时，按常情来说，作为市委秘书长这样一位不大也不小的干部，结婚不大操大办，也该在机关食堂宴请一下介绍人，或者买些糖果举办一个结婚仪式。可是，他什么仪式也没举行，他们结婚后，介绍人才知道，连块喜糖也没吃着。难怪熟识他的人闲聊起来，就风趣地开玩笑说：“大川这位同志，又奇又怪，有时怪到不通情理的程度。”
这种怪癖也反映在大川的日常生活中，他在农业部任副部长时，住在一座小四合头院子里，东、西、北三面房间一共约有七、八十平方米，北房的会客室兼书房，约有１８平方米，贴墙摆满了破旧的桌子和书柜，书柜跟前长长地摆着一套紫红色的破沙发，人坐下去就是个坑，茶几前只留下一长条走人的空隙。因此，客人进了部长屋，背靠“层层高山”，面对“峭壁石岩”，加上房间色调暗淡，没点舒朗之感。可是他从没要求更新。他不追求生活上的舒适，而把精力都集中在工作与学习上。他节假日很少外出串门子，不是上书店去看书买书，便是在屋子里埋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４年，他就在这屋子里写了《关于辩证法的几个问题》和《马克思价值学说》的两篇学习笔记。
从这些简单的事例中，不难看出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勤恳学习的作风，不仅贯穿着他的一生，而且充分反映了他的高尚品德和个性。
（二）
大川同志的清正廉洁和勤恳学习的精神，也直接反映在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上。这就是他在工作上勤政务实，善于独立思考，坚持实事求是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尽管有的时候，人们认为他在“钻牛角尖”，但总的说来，还是一辈子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无论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可以列举很多事例。
１９４２年上半年，在农村减租减息过程中，在人权保障问题上，一度发生右的偏差，大川同志便无私无畏地提出既要坚定地保护干部群众的利益和积极性，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也要适当照顾地主的利益。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日寇开始长期侵占岳北腹心地区的沁源县后，中共太岳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即从实际出发，作出了长期围困沁源敌人的决策。担任区党委宣传部长的顾大川，这时被委以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重任，他不仅参与了这一正确的决策，而且积极地执行了坚持不维持敌人和长期围困敌人的方针。直至１９４５年４月取得沁源围困斗争的最后胜利，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延安《解放日报》在《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中，即把沁源围困斗争誉为“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大川同志对侵占沁源腹心的敌人，是执行着坚决不维持敌人的方针，可是在同一时期，对于敌占白晋、同蒲铁路沿线地区，他则从不同地区特点出发，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并坚持不同的方针。有一次，中共屯留县委副书记郑海在向大川同志汇报工作时，说白晋线敌人经常出发到附近村庄抢掠杀虏群众，有些群众便提出可否组织假维持会，以减少群众损失？郑海表示坚决不同意，说这是群众落后的一种表现。大川同志当即批评说：敌占交通沿线地区和敌占沁源腹心地区的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要知道“只有落后的领导，而没有落后的群众，认为群众落后者是官僚主义。”并谆谆告诫郑海说：“一定要说服群众搞两面政权，进行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
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少奇同志路经太岳区，他在高干会上，就提出在敌占交通沿线地区，要搞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搞两面政权，广泛地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进行反对敌人的斗争。并论证说：“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是革命的两种形式，都是革命”。因而，“敌占区反对进行合法斗争是不对的，要两种形式都用”。后来在拔除和收复交通沿线的实际斗争中，“两面政权”起了很大作用，证明这是正确的。
少奇同志对于减租减息工作，还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如果不发动广大群众减租减息，抗日根据地是不能巩固的。因而一定要把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作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一环。大川同志忠实地按照少奇同志指示办事。
在岳北地区被敌人蚕食和侵占的形势下，大川同志于１９４３年１月６日，在“岳北形势与群众工作的指示”中，不仅坚决拥护和贯彻少奇同志关于充分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的指示，而且在会后亲自带领春耕检查团深入农村去发动群众，同一切不重视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的错误思想，作了严肃的批评和斗争。
下面是抗战时期，太岳区干部都熟知的大川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几件突出事例。
党中央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后，为加强土改工作的领导，大川同志于１９４６年１月调任太岳区党委民运部部长，直到１９４９年７月，先后担任太岳区党委副书记、书记之职。在这期间，他主要分工抓了对全区土改、整党工作的领导。
１９４６年夏至１９４７年夏，在土改工作中，都曾发生过“走贫雇农路线”的左倾错误，这虽是从外区“引进”来的，但大川同志作为区党委负责人之一，没能顶住这股歪风，也是承担了责任的。而后在１９４７年７月至９月，１０月至１２月，“全国土地会议”和“冶陶会议”后，他在对土改、整党工作的指导上，更注意了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例如：
１９４８年３月９日，在全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他对土改工作的指导，就是根据三类不同的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的。即：“第一类地区是土改彻底，封建半封建制度大体上已消灭，贫雇农已大体翻身，其方针是：整党、抽补与建立农村民主生活相结合。第二类地区是土改尚不彻底，封建势力已经被打垮，但尚有残余。其方针是：继续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割封建尾巴，退果实、补窟窿，再来一次补课。第三类地区是土改很不彻底，封建没有消灭，贫雇农基本未翻身，土地问题基本未解决。其方针是：重新发动，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
１９４８年９月２日至２１日，在全区区分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大川同志在《关于整党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整党分三步走”：初步整党；结合土改整党；结合民主运动整党。在《关于土改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中，他提出今后工作要抓好三点：第一是土改纠偏；第二是了解土地情况，结束土改；第三是方针步骤与方法。他除分类指导外，还着重对纠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说：“土改纠偏是合乎贫雇农利益的，左动摇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私有财产动摇了，另一个是动摇了勤劳致富。土改后的私有财产和农民的勤劳致富，都应当受到政府的保护，这不只是中农的要求也是贫农的要求。‘左’侵犯了中农，造成贫农中农之间的裂痕，增加了贫雇农的困难。”大川同志在土改中，一贯重视团结中农，保护中农利益。
在土改结束时，有的同志认为不应查补，而应主要纠“左”，大川同志则及时提出，在纠“左”时，也要注意防止右的偏向。这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大川同志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的几个重要的事例。
（三）
大川同志１９４９年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工作，１９５２年又调任国家计委委员兼农林水利局局长，１９５６年９月又调任农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他专门从事农业工作，长达１８年之久，直到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６日逝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大川同志在他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从国情出发，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提出不少政策性的建议与做法。
１９５２年，大川调到国家计委后，正值讨论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他阅读了大量国内外有关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资料和文章，又虚心听取了干部的汇报后，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我们搞的国民经济计划、方法，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太繁琐，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国家计委领导听取了他的这些意见，压缩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如耕地利用分季节计划指标等。
１９５６年９月，大川调到农业部任副部长后，于１９６１年７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关于计划体系问题》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他除肯定了制订农业计划的必要性外，还具体地分析了照搬苏联模式的计划、方法，使我国农业计划产生了这样一些矛盾，即：计划对象的分散性与计划的集中性的矛盾；集体所有制经营的独立性与计划指标的强制性的矛盾；农业生产的变动性和计划要求的不变性的矛盾；计划的基础工作和计划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等诸多矛盾。他根据这些矛盾的存在，并进而指明会发生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计划的性质是指令性的，还是参考性的；什么叫国家计划，是国家对生产单位计划的指导，还是对生产单位计划的决定；依靠谁来编制计划，是国家统一来包揽，还是分级负责；计划指导包括哪些内容；计划的目的是什么；什么叫指导，其主要责任是什么；哪些项目用数字标明，哪些项目只提方向性要求等等。在层层地具体分析下，最后他提出自己的看法：农业生产计划是指导性计划，不应是指令性计划；在体制上，应是在国家指导性计划下，对计划实行分级管理；在制订计划的程序、计划的指标、计划的调整等等方面，他还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建议：属于中央统一安排的农产品，由中央根据需要和可能安排；属于地方的由地方安排，不应由中央统一包揽；中央统一控制农产品的指标，只下达粮食、油料、棉花、烟、糖的收购数字。其他如开荒，主要下达扩大耕地开荒的方针政策。在程序上，在编制计划之前，国家为了领导和组织计划的实现，可下达编制计划指示（代替过去控制数字）。总之，他在６０年代，能够提出制订农业计划，不要照搬苏联经验，而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建议，这说明他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责任心。
１９５９年，大川同志兼任“农村人民公社建设规划专题组”组长，这时正值全国反右倾运动高涨之际，各部门大都又提出“大干快上”的口号。可是他冒着政治的风险，对专题组的同志说“干工作，头脑要冷静，要实事求是，……”。
大川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更具体地表现在１９６２年他对四川郫县红星公社的调查。郫县红星公社是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因毛主席参观过，地方上便把它树为“高举红旗的典型”。可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随后又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便充分暴露出来。这种浮夸的情况，在三年困难时期，不光是郫县红星公社，许多县、社也都出现了由“吃不了”到吃不饱的现象。１９６２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国务院为了摸清农村真实情况，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指派大川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深入到四川郫县等５个县，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为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大川同志一到四川，就对工作组作了这样的部署：要选择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县、社，解剖麻雀，掌握第一手材料，用事实和数字来说明问题。他对工作组是这样要求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亲自调查了粮食征购的问题，并根据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改革粮食收购制度，实行征购任务“大包干”。他亲自调查了田坎种植豆类问题，作为对农民口粮的补充。他在调查现行耕作制度时，也提出改革的具体意见。这些改革意见现在看来，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当时实行“一大二公”、“越大越公”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大川敢于逆风而上，提出“三改”、“两包”的意见，完全说明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是一时一事的偶然现象，而是贯穿在他的一生中。
大川同志带领工作组，深入郫县等５县调查，历时４个月，写了１２个专题调查报告，并向国务院农口领导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得到他们一致赞扬。尚昆同志还说“有些地方比这还严重”。对于他这样如实反映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且不说历经艰辛，仅从他实事求是地提出一些改进工作的意见来说，也是党和国家需要博采众议，以此作为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佐证材料。
可是，哪里想到，“文革”狂风袭来，大川同志的这些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不仅都一一打入“黑宫”，而且连他本人也被打倒在地，还踏上一只脚。罪名是“反三面红旗”，“为刘少奇搞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准备的“黑材料”。在这股狂风骤雨的袭击和摧残下，大川同志的气喘病虽日益加重，甚至后来仅靠输氧维持生命，但他依然是无私无畏，坚持实事求是，坚决不承认是“反三面红旗”的“黑材料”。他不是默默无声地表示“抗议”，便是报以怒目斜视。当时“造反派”曾几次派人到四川调查核实，也没能把他的调查报告否定掉。
大川同志在“文革”期间，这种刚正不阿、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现得更为突出感人。这里只举两例。一次是外调人员向他调查某干部的历史材料，嫌他说的不对“口径”，便瞪眼睛拍桌子，粗声怒气地说他不老实，他也毫不示弱，直言相对：你是向我作调查，还是要我对口径？！我只能根据历史事实说话，不能随意给别人编造事实。还有一次，也是外调人员向他调查谭震林同志的问题，逼他揭发“谭震林的三反言行”。尽管他这时也是“拥谭派”要打倒的主要对象之一，但他并没因群众之间造成的对立，而随意揭发谭的什么问题；相反的，他却坚定地答复说：谭震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人。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生死关头，大川同志能够毅然决然做到面不改色，坚持党性原则，都是因为他一辈子对党忠心耿耿，执著执行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曾严肃地说：“不要轻率地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一定要有材料作为依据，切不可人云亦云，看风使舵，更不可主观臆断，也不可以点概面。”
（四）
大川同志对待工作以及待人处世坚持实事求是，严以要求，尽管有些被责问或被批评的干部，一时急得脑袋冒汗，可是事后冷静一想，感到他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便从内心里对他产生了一种敬重感、信任感。例如，１９６４年，他带领工作队到中弁县邵岗公社马庄桥大队搞四清，尽管他对村干部没有采取“一律靠边站”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可是他对村干部抓生产和交待自己的问题，还是严以要求，最终做到了“四清”和生产两不误。因而在工作队撤离时，不仅干部群众集在村外夹道欢送，而且在“文革”初期，正在揪斗“走资派”的时候，邵岗公社还派代表带着广大干群的深厚情谊，来中央农业部特地看望这位默默挨批的“走资派”顾大川。此情此景，使他不胜感慨，也给人们留下了对他的无限敬重和怀念！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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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泪忆洪涛
今春露茜去广州，听说左洪涛进了医院，特地去探望。见他红光满面，还是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但据说是癌，不过他本人不知道。当时我一方面为他担忧，一方面还抱了一线希望。８月，终于传来噩耗，老左被病魔吞噬了，我不禁凄然泪下。
我和老左是１９４０年在桂林相识的，迄今整整５０年了。当时他在柳州张发奎总部任上校秘书，经常来桂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１９４３年我因叛徒告密，为了逃避追捕，装成苏联塔斯社驻华总社副社长罗米诺斯基的翻译来到柳州，在他妥善的安排下，避开了敌特的监视。他当时交给我一份书面报告，要我到重庆后亲自交给周恩来同志。翌年秋我到驻华美军陆空辅助总部工作。当时因日军湘桂大扫荡，桂林沦陷，张发奎总部移驻南宁。美军陆空辅助总部有一项业务就是救护被迫跳伞下来的美国空军。基于这一原因我特地去南宁与他商量，因美空军被迫跳伞多半降落在敌后，这都是我们的根据地或游击区。我可以向美方提出为他们负责救护在华南一带跳伞下来的飞行人员和搜集日军动态情报，要美军给我们提供通讯器材医药设备为交换条件。他认为这一计划，对我们极为有利，在和李嘉人同志商量之后就同我一道飞回昆明，我们一同制定了一个计划。即东江纵队，琼崖纵队、雷州半岛及昭平（桂林陷落后，李济深为首的大批民主人士均撤住在昭平）成立四个组，每组一副电台，人员由我配备。这样一来华南一带革命力量的联络网就建成了。我介绍了美军陆空辅助总部的负责人与他见面，美方为了答谢老左对他们工作的大力协助，还举行了一次宴会。我们正在计划组织人员来参加这一工作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们一道听着昆明人民放着震天价响的爆竹声，庆祝伟大抗日战争的胜利。
不久我奉命去香港，他随张发奎总部移驻广州。１９４５年冬天，露茜从昆明到广州，我从香港去广州接她，住在老左家中；买了海珠轮船票准备回香港，但露茜由于沿途劳顿发高热，我们坚持还是乘海珠轮回港，但老左坚决反对，并把我们船票强行要去。因此我们不得不再在他家住下。次日海珠轮开出不久，因遭遇到海面飘浮的水雷爆炸，全船只数人生还。此次我们幸免于难，真该永远感谢老左的关怀。
１９４６年蒋介石积极调兵遣将，一场全面内战迫在眉睫。张发奎礼送老左出境来到香港，住在英皇道马宝道口，与我是近邻，那时我们几乎每天见面。老左不惯于过闲散生活，经他一再要求，分局领导同意他去东江纵队。接着我也去了东北解放区。全国解放后他在广州，我在上海，天南地北，见面机会很少，只断续知道点他的情况。十年浩劫中，他受到残酷迫害。１９７８年夏天我去广州，一下飞机就去找他，劫后重逢，浑如梦中，但我们一点也没有谈到彼此受到迫害的情况。他只是要多夫去弄菜搞酒。忙着张罗。当我们举杯祝贺时，均思绪万千，但都避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酒后我写了一首诗：
真理终分是与非，
斗争从不计安危。
每因梦醒天遍晓，
重晤君时鬓已摧。
１９８５年夏桂林市委邀请战争年代在桂林工作过的老同志去桂聚会。我们均被邀请，到桂后，我们同住在榕城宾馆，朝夕相处。我们还同乘游艇，共赏一江的碧水和两岸青峰。这时我们愉快极了，大家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互相开着玩笑。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了。
我们相交五十载，聚少离多；别后亦少通信，似乎相忘于江湖，但关切之情，则未尝稍间。现在他却和我们永别了，再也没有相见的日子了，能不痛乎？！
他襟怀坦白，对革命无限忠诚，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临危不惧，履险如夷。他虽然经历坎坷，但对党从无怨言，是我们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