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政治工作新探黄河杯征文
论思想政治工作的动力机制
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富有成效，就必须创建思想领先原则与物质利益原则相统一的科学的动力机制。
物质利益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一项基本的和内在的动因。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２页）。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历来重视物质利益原则，非常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如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等。“文革”十年，这条原则受到了践踏，物质利益被视为离经叛道，甚至把发展生产，创造利润，扣上“经济主义”、“利润挂帅”的帽子，大加鞭笞。结果是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妨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拨乱反正刚开始的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文选》第１３６页）。从而，重新确立了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有地位，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物质利益和思想领先并不矛盾。坚持思想领先，重视精神激励，历来是我们党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一大优势。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同样要注意发挥这一优势。这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尤为重要。八路军留守兵团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早就指出：“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一论断不仅符合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对存在具有巨大反作用的原理，也指出了我军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和经久不衰的动力所在。前一段，我们遇到一个困惑，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得到了不少实惠，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同时却有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除了社会上存在不正之风等原因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于淡化了思想领先原则，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确切说明，“‘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第１０３页）同样，利益一旦离开思想的导向，也会使自己陷入窘境。仅用精神手段或物质手段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都有失偏颇，不能持久。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思想政治工作比较科学的做法。
思想领先与物质利益原则的统一，说到底是在大利益观基础上的统一，因为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两者的统一是辩证的，并不是半斤八两，二者平分秋色。总的是要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即使将来我们国家的经济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也要坚持这一点，因为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为了在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中，较好地坚持思想领先与物质利益原则的统一，必须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群众中的实际困难，关系到其切身利益，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不管，但教育要跟上。我们在照顾人们的个人利益时，不能忘记要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讲眼前利益时，不能忘记长远利益；在讲索取时，不能忘记奉献。同时要把确立共同奋斗目标与尊重个人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结合起来。“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是党在新时期团结和激励全国人民共同奋进的巨大精神支柱。但是这个共同目标，只是在一个极广阔的范围内涵括了群众中不同追求的共同部分，它并不排斥丰富多样的个人追求。特别是现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环境，更是决定了多样的个人追求不能不加以注意。当然，共同目标始终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共同目标，多样的个人追求就失去了方向，也形不成合力。所以，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要把帮助群众确立共同的精神支柱，强化为之奋斗的意识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要积极引导群众把个人的追求与“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共同追求结合起来，进而为实现共同目标在各自的岗位上多作贡献。只有把握好两者的结合点，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称得上是有效的和生动的。
（作者为空军政治学院大队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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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政治工作新探黄河杯征文
沟通两个圆圈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基层企业逐步扭转了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的状况，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两张皮”的现象仍存在，并影响着思想政治工作效能的充分发挥。如何变“两张皮”为“一双桨”，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面临的一个既老又新的课题。
解决这一课题的关键，在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精神，各级干部深入下去，深入到基层的职工中，倾听他们的喜、怒、愁、乐，真实地把握职工的思想脉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开职工思想上的扣子，使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出特有的威力。
为什么干部要深入下去？
这里让我们分析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即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环状圈的现象。一个圈是：上级发指示——单位定措施——车间抓落实——层层向上汇报。在这一循环中，往往由于工作忙、头绪多、基层领导忙于日常工作，使得上级的各项要求在文字游戏中损耗掉，更可能出现总结写得冠冕堂皇，但职工一些思想实际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另一个圈是：诱发思想问题产生的因素——导致职工思想波动——工作表现消沉——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导致新的诱发因素的产生。对于这样一个在好些单位客观存在的循环，有的领导干部司空见惯，不注意拿出积极措施，去认真予以解决。
据我个人的看法，要让基层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脚踏实地，产生好的效果，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第一个圈与第二个圈衔接起来。应该认识到，就其本质来说，这两个圈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各自封闭的，它们可以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是两个圈衔接、沟通的客观依据。而要使二者衔接、沟通起来，没有其他捷径，只有让那些发指示、定措施的同志深入第一线，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教育方案落到实处。同时，作为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也只有从深入下去的实践中，才能够汲取到丰富的营养，使自己受到教育，得到充实和提高。
如何深入下去？
方式方法很多。但不管什么方式，首先要端正态度。干部深入基层既不是钦差大臣，也不是教书先生，而是要“身入”加“心入”。那种走马观花，只限于听汇报、看材料的深入方式，仍是水上的浮油，不会有多少收获。
第二是两类人员应该深入下去。一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要下去与基层的同志谈心、交朋友，了解第一手情况。应该把深入基层的情况作为政工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二是各级管理干部要下去，因为职工的思想问题，很大一部分是由奖金分配、工作强度和对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等情况而引发的。管理干部深入下去，便于发现问题，修正各项措施、方案。由于行政干部有生产经营的指挥权，有的问题发现后，马上就可以解决。
第三是深入下去要达到的目的。诸如摸清职工思想动态的主流，找到他们思想上的热点和议论的中心话题；知道职工日常生活中为之困扰，容易引起思想波动的潜在动因；了解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听取职工对各项重大决策的思想反映；掌握职工对企业关心、热爱的程度及其形成原因等等。总而言之，是要如实掌握职工的思想状况，进而找到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经济工作相结合的最佳点，使职工焕发出高昂的热情，心情舒畅地搞好各项工作，推动企业两个文明建设顺利地开展。
所以我认为，只有干部真正深入基层，沟通了两个圆圈，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够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之上。
（作者为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党委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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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政治工作新探黄河杯征文
谈心活动管见
谈心，是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一种双向情感交流。它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也是我党密切干群关系的一种具体形式。谈心的范围很广，形式多种多样，既有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同群众谈心，也有领导之间互相谈心，还有职工之间互相谈心，先进分子找后进同志谈心等等。一个单位，无论大小，只要有关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重视开展谈心活动，就可以从这一个侧面，促进本单位的同志之间，在思想上交心，在生活上关心，在事业上同心，从而就会形成一种团结奋进、创高效率的生动局面。
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有一定的目的和目标的，而这种有目的的行为的产生都是由人的各种需求欲望所决定的。各种需求的满足都是有条件的，除了主观的努力之外，首要的条件则是集体的努力，个人离开了集体，离开了他人，无论什么样的目标也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在一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带有必然性。试想，一个人面对着自己晋级、奖励、入党、提干、批评、处分、调离、退休、婚丧等等情况，自然心理上会产生需要与人交流的欲望。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可以帮助有关同志排除心理障碍，促使其积极进取，奋发向上。通过谈心，也可以找出好的表现和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并在了解大量情况的基础上，把握人们行为发展的趋势，从而把某些可能发生的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中。
为了搞好谈心，作为主动的一方，应该认真做好必要的准备，事先要对谈话对象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气质、性格、能力、兴趣等个性心理特征，作些综合调查和分析，明确谈心对象目前的主要思想问题及其实质是什么，掌握思想问题发生、发展的过程及产生的根本原因。
谈心要有良好的态度，前提是交心。主动者要把心交给对方，推心置腹，平等待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对方感到你是真心实意，感情交流会增加信任。同思想认识和行为上存在这样那样问题的人谈心，只有使你那通情达理的语言像涓涓细流滋润他的心田，才能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现实生活中，由于角色不同，一些领导者往往习惯于支配别人，也习惯于别人对支配的服从，这样就很难把心谈好。正确的作法应该是：领导者要把自己摆在与下属平等的位置上，做到以诚相见，以心交心，真正体贴下属，帮助其解开思想疙瘩，解决实际问题。
在谈心过程中，要遵循人的思想活动规律，主动者要循循善诱，进退得体，刚柔适度。同时，还要注意自己的言语不要引起对方的“戒备”，产生反感；也不要对对方的错误言行随意附和，牺牲原则去建立“关系户”。对于谈心，还要注意选择恰当的时机。谈早了，达不到目的；谈晚了，成为“马后炮”。
（作者为山东新华制药厂一分厂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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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英勇无畏的救亡实践
李文海 程歗
内容提要●９０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义和团运动，既不是如近年来某些研究者所说，是“落后的中国封建文化反对进步的西方文化而造成的”；也不是如另一些研究者所说，是由于封建顽固派为了“拯救濒于败亡的专制制度”，对农民群众进行煽动的结果。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自发而又英勇无畏的救亡实践。 ● 如果说鸦片战争促使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那末，义和团运动则迫使外国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国”。
● 义和团的爱国主义，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和阶级的双重局限，但其长处和局限，都是值得借鉴的历史遗产。
九十年前，也就是上世纪和本世纪刚刚交替的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千百万久受欺压和凌辱的下层群众，违反封建统治者的意愿，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斗争。这就是在当时不仅震动了中国而且震撼了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从本质上说来，既不是如近年来某些研究者所说，“是落后的中国封建文化反对进步的西方文化而造成的”；也不是如另一些研究者所说，是由于封建顽固派为了“拯救濒于败亡的专制制度”，对农民群众进行煽动并把他们“引入了政治纷争的中心”的结果。事实上，这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特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根据自己所构思的救亡方案进行的一次自发而又英勇无畏的救亡实践。
自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步步加紧和加深，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势力，曾经先后提出过各式各样的救亡方案，力求抵御侵略，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形势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已经进入帝国主义的列强更加疯狂地掠夺中国，造成了瓜分中国的态势，如康有为当时所描写的：“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论议，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讳。”另一方面，北洋海军的覆灭，马关条约的屈辱，也刺激了人们的觉醒，促进了爱国主义的昂扬，如梁启超所形容的：“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赔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紧要关头，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上，基本同时而略有先后地出现了三个救亡方案。这就是：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改革的方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反清革命的方案；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武装反帝的方案。三个方案，无不带有自己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印痕，也各有其长处和不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三个方案的主张甚至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但无论如何，这些方案的出发点都在于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则是一致的；这些方案实践的结果，都曾在不同的侧面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进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它们都是中国人民走向新的更高形式斗争的一个必经的阶梯。
有人批评说，一味地指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爱国正义性质，是“停留在”“感情宣泄上”而“淡化了”“研究的理性色彩”。我们倒以为恰恰相反，只有把义和团的活动实事求是地看作是救亡方案与救亡实践之一种，才能摆脱那种视群众为“愚氓”的“感情”偏见，比较“理性”地即比较客观地去分析研究这个运动的主流和支流，优点与弱点，从而得出较为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
义和团运动的发动者和参加者，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缺乏先进的武器。指导他们行动的是掺杂着浓厚迷信色彩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而手中执持着用来对抗洋枪大炮的不过是原始的大刀长矛。这样的运动无法避免悲惨失败的命运。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敢于拿起原始武器去对抗帝国主义的无孔不入的野蛮侵略，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中外历史上一切被压迫和被损害的群众，从来不是在已经完全具备了压倒反动势力的实力和必胜的把握后才开始抗争的，他们只能在经历不断的失败中提高自己的觉悟，扩大自己的队伍，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最终战胜反动势力。
当义和团运动正在进行的过程中，社会舆论就相当普遍地肯定了它的起因正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一个上谕谈到，鸦片战争以来，列强“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这正是义和团兴起的由来。有的封建官僚也说，“外洋欺侮中国，据我土地，夺我利权，干预我政事，且或借传教为名，纵教民以欺压平民。民间积怒既深，日思报复而无术，于是山东起有义和团，畿辅一带应之。”即使像袁世凯这样始终主张对义和团必须坚决剿灭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是由于“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积怨成仇，有由然也”。总之，是侵略引起了激愤，压迫引起了反抗，这一点，不论对义和团的行动赞同与否，却是一致承认的事实。这是义和团兴起的时代大背景。
僻处在荒村野寨、劳作于田间山林的贫苦大众，以及接近于他们的一些下层知识分子，用缺乏文采的质直粗俗的语言，通过大量的揭帖传单、歌谣口诀，表达了他们对于近代社会一个最为严肃、最为重大的政治课题的认识：列强的侵略是中华民族苦难的根源，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他们公开宣称，“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外国侵略者“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祸乱中华”，“横施强暴，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从自己切身体察感受到的直觉出发，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的种种侵华政策和手段。他们反对教会的渗透和干涉政治，反对瓜分割据，抨击不平等条约，要求禁止鸦片贸易等等。在京津地区，流传着“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的著名揭帖。在湖南和浙江，老百姓自己拟制和刊印了各种对外“条约”，要求列强归还租借地，废除势力范围，取消战争赔款，交还海关管理权。在厦门，有人以义和团的名义张贴收复台湾的传单：“台湾割据，神人所怒，恢复把握，在此刹那。”义和团这类反映民族危机和要求抗击侵略的爱国主张，较之康有为在保国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的宣言，可以说毫不逊色。
不仅如此，义和团还进一步把抨击的矛头，无情地指向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投降卖国势力，指斥他们“割地赔款”，“羽翼洋人”；“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趋炎附势，肆虐同群”。并且指名道姓地责骂奕劻、李鸿章、袁世凯等一批“吃了中国俸禄，反与外洋助力”的朝廷重臣。有的揭帖甚至“抨击懿亲，指为庇洋”，直接揭露慈禧太后在甲午战争时大搞“六十万寿”，“朝廷骄纵至甚”，弄得“文嬉于内，武弛于外”，因而应该对甲午战争的“一败涂地”负责。
帝国主义当然不能容许他们心目中的“奴隶”和“贱民”们如此肆无忌惮的“悖逆”行为。为了捍卫他们的殖民利益，是不惜再一次把中国人民推到血与火中来维护神圣的统治秩序的。于是从强占天津的大沽炮台开始，进而发动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在这危急关头，义和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爱国传统，同封建营垒中的一部分抵抗力量联合起来，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使八国联军遇到了六十年来殖民主义侵华战争中最顽强的抵抗。中国军民在著名的廊坊阻击战、天津和北京的保卫战以及东北的抗俄战斗中，都曾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儿女付出了几十万、也许是上百万（具体数字将永远无法查清）宝贵生命的代价。但这些鲜血并没有白流。如果说鸦片战争促使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那末，义和团运动则迫使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国”，使他们懂得，一个拥有几亿民众的“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尚有无穷希望”的中国，是不能轻易被征服的。他们终于无可奈何地作出了“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的结论。一百多年的近代历史，中国一直处于帝国主义虎视鹰瞵、蚕食鲸吞之下而终于避免了灭亡的命运，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坚持了包括义和团运动在内的反侵略斗争的结果。
义和团的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和阶级的双重局限。历史的局限，是指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总体上说还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还不能认清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及其本质。阶级的局限，是指作为义和团主体的农民，是与自然经济和小生产相联系的阶级，它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在意识上的狭隘性和保守性。由于这些原因，义和团围绕着爱国和救亡的问题，不能不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谬误。
义和团把抵抗侵略同学习外国先进事物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既然帝国主义列强用尽了各种手段欺侮我们，那末，就应该摒弃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他们笼统地提出“芟除洋人，歼灭洋教”的排外主义口号，号召人们“仇洋灭教”，甚至只要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电报等在内，都要毁之而后快。这样一种认识，其实是背离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一个好的传统，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人逐步认识到，要抵抗外国的侵略，必须要学习外国的长处。愈是把外国的长处学到手，就愈能抵御外国侵略者的欺侮。
义和团虽然对封建统治阶级中某些投降卖国势力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是并不能分清国家和朝廷的区别，皇权主义思想仍然紧紧地束缚着他们的头脑，以致到后来竟把封建朝廷作为祖国的象征来加以保卫。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其中的“清”，有时是指大清国，即“中国”、“中华”，有时又是指清王朝、清政府。这种政治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导致了斗争方向上反帝与反封建两重任务的割裂，也种下了这场运动被封建统治阶级欺骗、利用的祸根。
义和团的爱国主义，从本质上讲，还是传统文化和生活经验的直观反映。他们的爱国激情是高昂的，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但农民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却无法将这种爱国激情进行理性的升华。由于缺乏科学的信仰，农民斗争势必向宗教式的信仰滑动，走向神秘主义。我们说义和团的爱国主义是与浓厚的迷信思想掺杂在一起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肯定义和团爱国主义的同时，也指出它的局限，这并非苛求于前人，不过是坚持如实地描绘这段已经逝去的历史而已。对于今天来说，不论是它的长处和局限，都足以成为我们值得借鉴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