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br/>专栏：<br/><br/> 莫辜负人民的信托 <br/> 黄钢<br/> 近十多年以来的我国报告文学，就整体上来说，的确是有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发展：首先是表现在新时期报告文学题材的选择上，同任何时期的报告文学相比，其所涉及的题材范围是空前的扩大了；从天上到地下，从陆地、边疆到我们商船队所跨越的海洋，从南极的冰雪基地延伸到北国的森林救火队，到处都留下了我们勇敢的报告文学探索者光荣的足迹；题材的广泛多样性空前扩大，这是一个显著的特征，也是一个明显的进展和成绩。<br/> 其次是：在广泛多样性的取材之中，报告文学反映了各个时期群众最关心的课题——那就是一系列的新事物的成长、一系列（包括各个方面）新人物的诞生或经历，以及他们势同潮涌般地生气蓬勃地出现在经济改革生活、社会建设的各条战线上……<br/> 是谁在担任他（她）们生动形象的第一手的塑造者或探索者呢？是报告文学。<br/> 是报告文学，伴同着那些健康的诗歌的歌手们、伴同着那些优秀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者和所有优秀的美术工作者、音乐工作者，在同一阵营里同步前进，而报告文学工作者又甘愿去冒着那第一轮的风险、历尽了采访或者是亲身经历的艰辛！这就是报告文学。<br/> 这就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职责和战斗位置。<br/> 我们时不时的可以听到：报告文学工作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的。无论是赞扬、更不要说是批评，都会遭遇种种意想不到的艰辛和曲折。这种创作历程中希求支援的呼唤，在８０年代初期比较多一些；无论是由于客观环境的原因、还是主观创作思想的不成熟，有些申诉也还是有道理的。但不论怎么说，人民群众，在这十来年的文化生活中，终于是承认了报告文学这一个新生的品种；我们常常在人际交往之间，或是商业柜台上，听见售货员或是旅游局的导游嘴里、很自然地说出：“写篇报告文学吧！”或对某人某事说：“这像报告文学！”这说明：“报告文学”已成为一个广为流传的名词了。报告文学战线面前，曾经是出现过多么好的形势呵。<br/> 人民群众对报告文学这样传诵一时，这是在过去的若干年代中都没有达到过的。这就充分说明了：当报告文学健康正常发展的时候，当它同人民群众、同时代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它是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承认的。这个在漫长文学史上还只是处于青壮年时期的品种，在我们人口众多的国土上得到普及性的承认，不得不指出：这是由于我国许许多多报刊和所有传播媒介的大量支持和努力！因此，我们要感谢所有与此项任务相联系的采、编和播映人员，如果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劳动和无名的功勋，是远远不能够形成我国报告文学战线上今天这样的阵势的。<br/>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邓小平同志曾在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有过这样的评价：“文艺方面，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引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２７１页）——对于报告文学战线这样有分量的、积极的、突出的评价，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来珍视吗？至少，这评价，增强了所有报告文学工作者的战斗信心，如果说，在百倍信心之中，还应该抑制我们的自豪和克服自我满足的话。<br/> 在这里，接着我就要讲到我所看到的问题。为什么有部分报告文学者走上了历史的歧途？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破坏和损害了报告文学在群众中的信用？<br/> 这问题是发生在下列情况之中：当报告文学广泛自由的取材延伸到建国前后的革命斗争史，上延到近、现代史甚至还“评论”到古代中国史的领域，有部分“评论”者的哲学立场，就完全裸露出来了。<br/> 这种延伸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文学发展中不可抗拒的要求。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本来就丰富多采，既饱经曲折、又宏伟壮丽。如果以文学为武器的报告者，能运用出正确的立场、投之以犀利的眼光，复现出完整的史实，赋予它合乎历史科学的逻辑的但又是形象的深刻的归纳与思维，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例如：《周恩来传》，在上月２９日的《文汇报》杭州专电报道中，不是在“当今读者阅读热点”统计中，竟“以最高票数荣登榜首”吗？同样尽到崇高职责的作品，还有权延赤、李银桥等撰写的有关毛泽东生前记事等多种书籍。引起了国内外注视的还有柴成文、赵勇田合写的《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一长篇报告文学不但记载了中、朝两国的兄弟战友之谊，更主要的，这本书表达了建国还不到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统帅部冒着极大的风险，援助友邻，冲破那骤降到亚洲大陆强劲风暴的钢铁般的决心，及其取胜的全程。<br/> 如果要想了解：极富侵略性的大国，在它使用“甜蜜的胡萝卜”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以前，它们是怎样使用武装侵略的带血的“大棒”，而后又遭到那一场惨败的；如想领略到这“大棒”与“胡萝卜”两手交替战略，它们是如何交换并用的，不妨去看看这《板门店谈判》。<br/> 历史的事实就如同《板门店谈判》所昭示的，那么，我们今天在对付它的和平演变战略，又该如何呢？怎样才能够稳操胜券呢？如果报告文学界的“先锋”作用，经常发挥在这些方面，借以引起有关各方的“反思”，岂不是很好么？<br/> 但可惜，事情的发展有时却完全相反：有些“报告”文学，竟走到了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摇旗呐喊和与之呼应的地步。<br/> 报告文学界“领先”地出现了黑色文学与黄色文学。而且无巧不成书：有的作者恰恰又集黑色与黄色文学于一身，如追逐王实味之死和梁漱溟争论“旧文”新编者，又写出了《性开放女子》这样的“性史”“文学”，这正如３０年代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一样，现今，８０年代的书肆上，传播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政治性进攻的变形文学，正在同黄色腐蚀剂结成孪生的亲姊妹。<br/> 《文艺报》今年９月２９日第六版刊登的苏联著名导演邦达尔丘克谈话中说到：有一位女士在报刊上发表的东西“足以使任何男性脸红”。不幸的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化现象，竟被此语言中。邦达尔丘克对这类现象的概括，只用了两个字：“灾难！”是到了终止和结束这种“灾难”的时候了。<br/> 可以从报告文学以上正反两面发展中，观察到一种带有规律性的运动：就是报告文学走向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方向和道路的时候，那就会被誉为是社会主义的轻骑兵，成为人民欢迎的兵种。如果相反，那它竟会变成为谁家的轻骑兵呢？<br/> 创造报告文学作品更加繁荣的前景，关键是：我们要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才有可能提高表达一个新世界、维护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战斗热情，其中，首先就包括了如何认识国际新变动、国际新格局。<br/> 《她的中国心》（载《中流》）就是在目前国际新变动情况下所诞生的一篇崭新作品——它所展示的一个东方女性的心灵世界，是多么广阔无涯呵！文中的主人公乌云老师，无愧是８０年代走向新世界的领先女性，但她的人生价值观，却不是“一切向钱看”（这是当今社会的癌症——它的恶性增长是“爱资病”）为其标志的！非常值得欣赏的是，作品是用十分简练含蓄的文笔，表露出它主题的丰富内涵。<br/> 在《她的中国心》发表以前，今年７月初旬，我国各大报，都刊发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键、周原所撰写的长篇连续性报道《人民呼唤焦裕禄》，它是这三位记者继１９６６年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之后的延伸：这两篇前后间距２４年的报告文学战线上的名作，都反映出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的迫切期望，都呼唤着加强党性，呼唤着革命传统的回归，呼唤着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扬！<br/> 如果要谈到两篇焦裕禄的报道写作成功的经验，可以看出，如果没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修养，没有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和为人民服务的无限热忱，再加上了娴熟的采访经验和群众的支援帮助，报告文学者是不可能很好地完成这一贯穿了１／４世纪的名篇的。<br/> 报告文学是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的——当它，不负人民的信托的时候。
第5版(文艺评论)<br/>专栏：<br/><br/> 民族文化的魅力 <br/> ——电视片《存在》的启示<br/> 宁志荣<br/> 当我们赞美黄河的养育之恩，又为它的咆哮肆虐所忧虑的时候，当我们被黄土地上粗犷慓悍洋溢着民族气息的鼓点所击响，又为它的古老沉重深思的时候，时间以不可逆转的力量和事实，造成了这一切——存在。电视片《存在》已经成为一种存在。但是，那奔腾不息的河流，飞越重重山峦的长城作为伸入现代生活的触角，穿越了厚重的历史与现实的帷幕，引起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br/> 存在是一个哲学意义的概念。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所谓“存在”，就是从自身出发向着自身的集聚，犹如一团日新月异、永恒燃烧着的大火。电视片《存在》展示出一幅幅真实的画面，引起人们的深思。文明史，实际上是文化史。中国文化除了通过大量典籍流传下来之外，同时保留在文物、古迹、民俗、人们的行为和道德规范之中，成为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芮城永乐宫的壁画，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平和宁静，追求幸福的美好愿望。晋南东岳庙的群体塑像对地狱的描述，又表示着恶和对恶的惩罚，劝谕世人多行善事。而颇有名气的晋南威风锣鼓，则以振奋人心、团结和谐、蓬勃向上的群体力量，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精神风貌。走西口的歌曲悠扬苍凉，唱出了生活的苦难，同时又表示着一种昂扬和忠贞不渝的爱情。所以说，当我们伫立黄河古渡，或者在飞行器上鸟瞰大地的时候，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人们生生不息，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能不震撼着我们，不能不使我们思考，使我们无法逃避这些现实和文化。<br/> 电视片《存在》的特点，就是正视历史和现实，采取辩证的历史的观点，而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对民族文化和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现实，进行了真实的记录和剖析。在时间的河流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外在于自己的历史，更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历史而走向未来。一个民族要振兴和强盛，只有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正视存在，才可能起步。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观念处于急剧的颠簸之中。现实的冲突，新思潮与旧观念的交锋，新思想的产生，等等，形成了巨大的漩流。黄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勤劳朴实吃苦，同时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忧患。当他们采用简陋的工具在田边耕作的时候，当他们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沐浴下操纵现代化机器生产的时候，这一切都向人们展现着生活的沉重和观念上的巨大变化。思想是存在的产物。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存在，存在都以自身的生命力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显示着自身的存在。当西方思潮引入时，一些人迷恋于新名词和新概念，似乎新名词即改革，采取断然的态度，否定传统文化，漠视中国的现状，有的人甚至把民族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把传统文化看作沉重的包袱，以至于在泼洗澡水时，连婴儿也抛掉；另一些人则采取民族自大主义，抵制外来文化，阻碍着现代文明和改革的进程。这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传统文化和黄土地文明首先是一种存在。存在本身是既定的，是无法重新选择又是不可逃避的。当代中国的改革，应当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了建设现代文明，首先要正确对待西方文明，为了正确对待西方文明，首先要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具体国情。作为整体的存在，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条件和必要性。只有采取历史的辩证的态度，才能使中国的改革走向胜利，历史虚无主义和任何轻率都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文明。<br/>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存在抑或不存在，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面对浩瀚的历史，古老灿烂的文化，无可置疑的是我们站在它的面前，与之对视。昨天属于历史，未来不是现实，只有今天才是真实的，是联系历史与未来的纽带。面对这样一种庞大的存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正视它，改革只能从现实的存在开始。
第5版(文艺评论)<br/>专栏：<br/><br/> 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结束<br/> 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选近日结束，发奖大会将于明日举行。<br/> 这次评奖的范围是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发表的民族文学作品。获长篇小说奖的是《穆斯林的葬礼》（霍达）、《苏图克·布格拉汗》（赛福鼎·艾则孜）、《嘎达梅林传奇》（扎拉嘎胡）、《英雄博克》（夏莫斯·库玛尔）、《迷茫的大地》（益希单增）、《金牧场》（张承志）；获中、短篇小说奖的有《女人无泪》（钟铁夫）等１４本集子；获诗歌奖的有《勒·敖德斯尔诗选》（敖德斯尔）等１０本集子；获散文奖的有《童心集》（韦其麟）等３本集子；获报告文学奖的有《罗瑞卿大将》（穆静、冰如）等２本集子；获儿童文学奖的有《美丽的丑小丫》（贺晓彤）等３本集子；获评论奖的是《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获翻译奖的有哈达奇·刚等４人。为了发现并推出各民族的新人新作，为了鼓励人口稀少民族的文学创作，这次评奖特评出新人新作奖１８篇、特别奖２２篇。<br/> 据了解，共有５０个民族的作者在这次评奖中获奖。<br/> （文一）
第5版(文艺评论)<br/>专栏：<br/><br/> 戏曲化的《原野》 <br/> ——看荆州花鼓《原野》<br/> 吴乾浩<br/> 以荆州花鼓演出曹禺的名剧《原野》难度是极大的。首先《原野》的话剧就不易演好，曹禺自己说过，演《雷雨》会成功，演《日出》会轰动，演《原野》会失败。要把找不到光明前途的自发复仇斗争演得深刻而感人，需付出加倍的艺术劳动。其次用另一种艺术样式，改编有定评的名著，调动有差别的艺术手段刻画人物，尚需要摸索。<br/> 荆州花鼓《原野》的戏剧矛盾是集中的，四个主要人物分为两组。复仇者仇虎返乡的目的性非常明确，他的旧情人花金子虽被娶为仇人的儿媳，仍备受欺虐，倾向明显在仇虎这一边。另一方的代表人物焦阎王虽已死去，但瞎妻焦母仍在，横蛮阴毒，坏入骨髓。焦子大星比较软弱，动摇于二者之间。荆州花鼓善于用强化的戏曲动作去渲染营垒分明又微妙传神的人物关系，花金子送大星去城里，大星对妻子依依不舍；瞎母亲不满儿子的“没出息”，横蛮地用拐杖推儿子，高嚷“我再送你一程”。把一家三人间的微妙关系传达得十分清楚。花金子与仇虎重逢后的复杂感情也用熔铸在整体舞台节奏中的非一般性动作去表现，不管是仇虎打花金子一巴掌，还是花金子含情地捶打对方，都紧扣爱中有怨，怨中含爱，爱怨交加的特殊心绪。焦家堂前改设焦阎王像为一支皮鞭，有随时往下挥舞之势。这样的象征性处理，使剧中最主要的未出场的反面人物焦阎王的阴影，更深深笼罩在剧中对立双方身上。<br/> 当相同的题材、人物转用戏曲形式来表现之后，怎样用唱、做、念、舞多种艺术手段，形神兼备、虚实相生地去进行新的创造，是个很现实的课题。由于戏曲的表现手段很丰富，传统的积淀很厚实，完全可以有灵活施展的余地。像仇虎来到花金子房前，花金子欲开窗又闭，闭而又想复开，仇虎进而欲出，出而复进，都紧紧围绕二人的旧情和今日的处境，有极佳妙的表演。窗的开闭、人的进出，不单纯是虚拟化的生活动作程式，被赋予了心理外化激化内心冲突的含义，欣赏起来就别有一种感觉。当人物的感情言之不足时，《原野》就发挥吟诵和歌唱的特长，利用乡土气息浓郁的打锣腔，加以性格化的发挥，别具情调。此戏剧中人物舞蹈身段不是很多，但用得很有特色。如当仇虎与花金子回忆当年两情依依的甜蜜生活时，随着叙述来到荒原上、湖水中、瓜架下、水塘边的诗意环境，舞台上在另一表演区时隐时现出翩翩起舞的青年男女的美好倩影。作品还有一项创造，就是用穿着中性服装的舞男舞女，在场与场之间以人代景，配合音乐、灯光及舞台调度，进行剪影式的独特处理。有时它们暗示荆棘丛生的树林，有时又象征鬼火幽幽的坟场，有时还幻化为心灵中的恐怖图象，有多方面的作用。舞队动中有静，小动之后立即来一个影象造型，情景交融，共同为形象化揭示戏剧主题而努力。<br/> 荆州花鼓《原野》有一个很巧妙的艺术构思，为塑造人物性格设计了出奇之笔：缺乏勇气的大星拿着木头刀去威胁花金子和仇虎，仇虎发现凶器增加心理平衡下狠心杀死持刀者。当最后被证实是一把木头刀时，大星的软弱和善良似乎就藏在无生命的道具中。而仇虎心理震颤外化为“转身僵尸”这一个强烈动作倒于台口。仇、焦两家的仇恨、仇虎的复仇行为最后竟以这样的方式结局，出乎剧中人意料，也出乎观众意料。在这基础上，仇虎最后的恐怖心理与短暂的忏悔，陷在心理幻觉中无法自拔，才会水到渠成地得到展现。
第5版(文艺评论)<br/>专栏：新作一瞥<br/><br/> 《雄魂》［电影］<br/> 潇湘电影制片厂摄制<br/> 导演：张金标<br/> 主要演员：曹培昌 吕毅<br/>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３０５团全体官兵激于民族义愤，不甘国土沦丧，决心抗战到底，在团长郭威的带领下，与大鹏为首的绿林好汉捐弃前嫌，联合抗击日寇，最后喋血沙场。<br/> 影片根据史实，展现了东北地区各种势力在民族存亡危急关头的不同作为。影片以粗犷、凝重的基调，讴歌了大鹏与郭威国恨大于家仇的拳拳爱国之心，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br/> 影片的画面语言反差大、调子重，别具匠心：拍关东片避开深山老林、爬犁、雪原，而突出贫瘠的荒原，在粗犷中包含着“土气”；服装以灰黑为主，不追求色彩变化；道具上强调粗、大、笨。影片在历史陈旧感中，显出一种朴素真实的雄壮之美。<br/> （杨燕民）
第5版(文艺评论)<br/>专栏：新作一瞥<br/><br/> 《精卫填海》［舞剧］<br/> 天津歌舞剧院演出<br/> 编导：王堃、王宝林、周大营、郭锡鹤<br/> 作曲：鲍元凯<br/> 这是根据我国上古时期神话传说中，溺死于东海的炎帝之女化作了精卫鸟，为了造福人类誓将大海填平的故事创作的。<br/> 在茫茫的大海上精卫口衔木石，鼓动双翅，穿行于山海之间，以锲而不舍、坚毅不拔的精神实现着自己的誓言。她终因劳累过度而晕厥，但其思绪却仍然振翅翱翔（舞剧中以若干替身演员表现）。<br/> 海燕王用西山之水驱散了精卫的疲劳，共同的美好心愿使他们结为良缘。在他们的精神感召下，百鸟齐集，小精卫、小海燕也鼓动起双翅，共同向大海宣战。他们的目的终于实现了，这时，部落民众手执牛尾，身着草裙，足踏八阙，摇曳多姿，欢庆着“精卫精神”给人类带来的美好幸福。<br/> 舞剧富于浪漫和遐想，群舞场面尤显浩大和壮观，强烈展现出人类与大自然的斗争和美好理想，动人肺腑。（犁土）
第5版(文艺评论)<br/>专栏：<br/><br/> 简讯<br/> △姚雪垠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最近在武汉召开。七十多位代表以探讨《李自成》的成败得失为中心，全面分析了姚雪垠创作《差半车麦秸》、《长夜》到《李自成》的艺术发展过程，肯定了《李自成》对历史题材小说所作的突出贡献。年届八旬的姚雪垠赴会回答专家学者的问题。北京文艺界及湖北省有关人士来信来函或到会祝贺。<br/> （张首映） <br/> △中国工人出版社最近隆重推出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战线的新成就、新风貌的两套系列丛书：《江河大地纪实文学丛书》、《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丛书》。前者报道现代化、典型工程的改革进程和发展面貌，反映建设者的业绩，包括铁路、煤炭、高速公路、油田、化工、核电站等方面；后者则以表现我国产业工人的生活工作、精神情操为主，反映他们为四化建设的默默奉献，注重群体形象，并力求刻画典型人物的形象。这两套丛书写作力求纪实性和文学性相结合。<br/> （龚任）<br/> 十月下旬北京市《新剧本》杂志社与福建省文化厅在福州联合举办郑怀兴剧作研讨会。首都及各地五十多名学者、专家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围绕着郑怀兴的《新亭泪》、《晋宫寒月》等十部新编历史剧及《鸭子丑小传》等现代剧，就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道路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剖析。与会者认为，郑怀兴剧作中那种力求将历史精神与现代精神融为一体的努力，是继承了福建的老一辈剧作家的优秀传统，同时也有所发展与突破。会议还讨论了郑怀兴剧作的不足。<br/> （江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