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学术研究只能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
——论近年来的学风问题
敏泽
近年来，求实的、严谨的学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引起了学术界和文学理论界普遍而深刻的忧虑和不满。八十年代中期，虽然也有人不止一次批评过这类情况，笔者也写过一篇《“百家争鸣”与学风问题》（《红旗》１９８６年第１９期）的文章，引起过一些人的重视，但这一情况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仅不见转机，相反，在前几年却愈演愈烈，颇有不可抵挡之势。因此，现在有必要重新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重视，确立正确的学风。
人们知道：科学研究是一种十分艰难而严肃的事业，谁想要献身于这个事业，并有所贡献，谁就必须准备付出“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艰苦的劳动，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研究不能“从纯粹思维出发”，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１２０页）。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研究是“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还是从先验的抽象思维出发，这在认识论上是两种认识原则的分歧，在学风上是两种学风的对立。
前几年，占有对象的一切有关资料、“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的公认的科学原则和态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慢和嘲笑。不止一个人公然提出：搞研究根本没有必要从资料入手，从资料入手，就是所谓的“爬行主义”；搞某项研究，根本没有必要从浩如烟海的资料入手，只要在现有成果中翻筋斗，就足够了，以及搞研究有两种，一种重资料，琐琐细细，没大出息；一种不重资料，却善于创造体系，等等。这些“理论”、学风的倡导者中，包括被一些人誉之为“青年领袖”的李泽厚先生，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特别是在中青年中造成了广泛而极其有害的影响。
从事学术研究而又如此轻视资料，特别是轻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任何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来说，这真是有些类乎盲人摸象的。但就是这样的理论，在一段时期内，曾经在中华大地上风靡一时，颇受到一些人的推重和青睐，在学术发展史上，这真是十分富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搞学术研究可以不重视赖以立足的顽强的事实，就只能是天马行空式的编造，或凌空蹈虚的臆说；在已有的成果中翻筋斗，最多也只能是新时代的牛浦郎。重视资料，固然历来确有“琐琐细细，没大出息”者，但轻视资料，却与任何严肃的科学精神和态度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严格说，只能是一种“缘木求鱼”，论断、“体系”的创立，就只会是、也不能不是随心所欲的、经不起推敲驳难的。胡适之先生当年提出过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主义学风，曾引起非议。但是，最近几年来，在一些人那里，却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大胆假设”的勇气十足，“小心求证”之心缺如，甚至连一点起码的“实证”态度也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更是相去甚远。
正是在这种时髦“理论”风尚的影响下，前几年的不少文章和学术著作中，出现了一些少有的光怪陆离的现象：或引证系辗转相抄，鲁鱼亥豕，以讹传讹，就妄下判断；或引证资料并未弄懂，就望文生义，甚至张冠李戴加以引申；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三，就以偏概全，视为当然；或基本知识准备十分欠缺，就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学科领域中畅其“宏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美学知之不多，就从总体上概括其特点，居然列出了一、二、三、四（据一篇材料的统计，前几年的所谓“文化热”中，数百篇文章中的８０％就是这样写出的）；于中西文化未作深究，就妄事比较，断定它们各有特点甲、乙、丙、丁，等等，结果是歧义丛生，错误百出（甚至连中学课本中都有的历史知识，在“专家”的论述中都会弄错），蔚为文坛奇观，使人慨然叹为观止。
如果不是停留在对于这一现象的愤慨，冷静地做些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一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这首先是以毁灭文化为特点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深刻的后遗症。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文革”中，知识成了罪孽，无知成了无上光荣，白卷先生可以雄踞榜首，遑论什么严谨的学风？学风败坏问题后来并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阴魂不散；又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一代正在学习成长中的青年耽误了学业。“文革”结束后，一部分被耽误了、身在学术岗位的青年人，以废寝忘食的态度从事顽强的学习，弥补自己先天的不足，对学术坚持科学的、求实的态度，逐渐健康成长起来；另一部分人则空自嗟叹，不肯付出这样顽强的劳动，又急于成名成家，不是走实至名归之途，而是千方百计别求“捷径”和“窍门”，不是为科学事业的发展而献出身心，把“科学的入口”视作“地狱的入口”，准备付出艰辛的劳动，而是别有寻求。这种病态的社会心理状况，为不正的学风的滋长和泛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其次是，前几年对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鼓吹，以及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不正，极大地败坏了传统（包括革命传统）的、美好的道德品质，学术道德品质不能不受到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腐蚀，这对不良学风的发展、泛滥无疑成了一种最有力的催化剂。在一个时期中，不分青红皂白地鼓噪“创新”，“新”的就是好的，有时竟像市场上假货充斥那样。一位青年学者在前年的来信中曾经愤然地指斥这种情况说：“这段时间内，文坛上货色齐备，几乎和市场上的假货同步竞争，搞得人有点目迷五色。这哪里是什么时代的要求？分明是有的人故意兴风作浪，沽名钓誉。”“这些年来追求轰动效应而粗制滥造者，大有人在，真是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这一批评是迹近尖刻的，但平心而论，人们又不能不承认他说的合乎事实。伪劣的精神产品一旦披上“创新”的绶带，立时就身价十倍，畅行无阻，这一做法，更进一步加剧了不良学风的发展和蔓延。
其三是舆论导向所起的消极有害的影响。前几年越是信口而道、错误百出的东西，常常越是受到一部分报刊的吹捧。特别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精英”们的任何臆说，在一部分报刊上简直是畅通无阻，而批评他们的文章，即是言之凿凿，不可易移，也会无例外地受到抵制，甚至你越要批评，他就越是要“大树特树”。一些舆论阵地这样的做法，为恶劣学风的泛滥大开了绿灯，敞开了方便之门。这一教训对人们是深刻的、记忆犹新的。
其四是一些所谓“青年领袖”式的人物所起的极其有害的作用。如果说，在社会中的一部分青年中，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学风，急于求成，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的话，那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只要有正确的引导，这是能够逐渐得到改正，恢复到实事求是的学风的轨道上来的。而在一个不算很短的时间内，个别的自誉为、也被部分人推举为“青年导师”的人，不仅毫无社会责任感，起而纠正这种不良的学风，并以自己科学的、求实的学风做出应有的表率，起一些中流砥柱的作用，相反，他们自己就是这一有害学风的始作俑者，投其所好，竞相角逐，惟恐落后，相互吹捧，相济为用，一时形成了一股人数不多，却不可低估的思潮，极大地助长了恶劣学风的泛滥。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在一个时期内的风云人物、《文学评论》原主编刘再复，以及李泽厚先生。他们曾经被一部分舆论推举为“青年领袖”。这里不妨极其概括地将他们的学风剖析一下，看看他们在这一方面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先说刘再复，关于他的不良学风，已有不少同志揭露过，不必重复。但是应该说一句的是，关于他的文章和讲话中的种种知识性错误，是远不曾揭开的。像他不懂犬儒主义的含义而大谈犬儒主义，想象力无比丰富地把《诗经》中《颂》诗的产生风马牛不相及地与文字狱联系起来。把考证视为一种“高度抽象性”的工作，把视野广阔的“通才”看作“小农经济的产物”，并对一些人“感叹学风不正，文风堕落”，他“很感诧异”（《新潮：一个值得尊重和研究的文学存在》，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６日《文艺报》）等等，确是令人“诧异”的。读者中也有不以为然的，说“尽管不少人作文章指出刘再复的一连串知识性错误，但这无损于他的一根毫毛，他不是仍然担任文学所所长……么！”（马菁《为〈河殇〉一辩》，《文艺理论与批评》１９８９年第３期）这对于一个曾经负责全国最高文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学风，又是这样一种对待人们批评“文风堕落”的态度，究竟会把年轻一代学人引向哪里，这是再也明白不过的事情。
再说李泽厚先生，他的知识功底无论如何比刘再复要深厚。他也曾有过一些学风比较严谨的著作，曾经给人们留下较好的印象。但他轻视对于资料的详尽的掌握，又使他的一些著作学风十分不正，长期以来曾经遭到学术界许多人士的指责。以他的《美的历程》来说，这一著作曾经受到不少报刊不遗余力地吹捧，真可谓名噪一时。但这本书中的似是而非和知识性错误之多，实在令人吃惊。例如，画上题诗自北宋始，遗迹犹大量存在，可是李泽厚先生却说：“从元画开始的另一中国画的独有现象，是画上题字作诗……，这是唐宋和外国都没有和不可能有的。”这让人说什么好呢？“一连串”的这样的论断，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有一篇文章，仅就该书第九节（共２１页）就指出了其中的常识性错误达十几处之多。（陈弃病《违背美的历程的〈美的历程〉》，《美学评林》１９８４年第六辑）。严谨的学术著作有时也难免会有失误的，但像这样知识性错误成堆的状况，人们无论如何是无法理解的。
这就是所谓的“青年领袖”在学风方面所昭示给青年人的“榜样”。加上一个时期内一部分舆论对他们的推崇，在败坏一代学风方面，他们确实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实在是不足为训的。
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是造成前几年文风江河日下的主要因素。
近一年来，经过对前一段舆论导向的纠正，以及对错误的思潮的不断批评，不良学风的传导开始失去了其客观的条件，学风问题也再次受到了人们的注意。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长时期内科学学风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极影响，及其所散布的一套理论，并不会自动消失。要重新树立起严谨的、科学的学风，还需要广大学术研究工作者长期地、共同地努力。对前一个时期的不良学风，要进行多方面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以正视听；报刊要坚持不懈地宣传良好的学风及其楷模，并把对于错误学风的批评工作变成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在对错误学风的批评中，也要采取科学的、求实的态度，要区别两种不同的情况。任何创造，即使再严谨，也难免会有某些失误，特别是牵涉到复杂广阔的领域时，更是如此。这类情况是正常的、人们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对于总体上属于严肃认真而偶有失误的著作，首先要热情的保护和支持，指出其失误是可以的，却绝不要以偏概全，以免影响学术创造的积极性；对极少数缺乏起码严肃态度的著作，则要进行认真的批评，但批评也应有充分的求实精神，对于其中的健康部分和合理因素，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这样，就会为科学学风的发展，逐步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至于在一部分中青年中对科学研究工作所普遍存在的浮躁心理，不甘于寂寞，不肯沉潜于事业，而总是在想法设法追求“轰动效应”上费心机、耗年华的思想，则要做长期而细致的工作，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帮助他们树立起“从顽强的事实出发”、严谨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学风。
学术事业的发展应该也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学风作保证。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这样的学风也一定能够重新树立起来，获得长足的发展。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更深刻更全面地开展美术研究
——近年来美术研究述评
邓福星
美术研究在近十年里呈现了活泼繁荣的景象。在一些领域或方面都有所开拓和进展。评述十年美术批评、史料、史论、理论诸方面的成绩，把握其特点，指出其问题，有利于将来美术研究的蓬勃发展。
一
近十年来的美术研究是从四个方面展开的。
美术批评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美术批评一度为突然涌现出来的油画《父亲》、《西藏组画》等现实主义作品和首都机场壁画等形式探索作品叫好，带有明显的拨乱反正的意义。八十年代围绕对前卫艺术的是非功过，中国画的危机、美术设计与工业美术，“新书法”及“新文人画”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或激烈、或温和的讨论。尽管有些美术批评文章比较肤浅或偏激，但总的说来，美术批评在１０年美术研究中起到了开导思想，启发思维的积极作用。
美术史料方面。据王伯敏先生１９８６年统计，全国在编的从事美术史的专家约３２０人，一些省、地纷纷建立了或正在筹建美术馆及艺术博物馆，如上海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烟台美术馆、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筹）等。一些大部头美术史料画册、著作相继问世。如６０卷《中国美术全集》等已出版或陆继出版。此外，还出版了有关专题的史料、断代的史料、关于书画的古籍校注，文物、考古系统编著的彩陶、青铜器、建筑、岩画等史料。
美术史论方面。１０年间，一大批中老年学者的史论著作相继问世，美术院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大都属于美术史论研究，其中一批已作为专著出版。国家“六五”跨“七五”重点科研项目、由王朝闻主持编写的十五卷本《中国美术史》也是史论结合的著作。全国８０余位美术史论家参加了撰写。现在首卷（《原始卷》）已出版，其他各卷多已完稿。
美术理论方面。十年中，美术理论研究，从研究范围区分，有四类：一、对中国美术及其理论的宏观研究，如《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宗白华）、《神与形》（张安治）；二、对一般艺术规律、特征的研究，如《艺术形式的演变初探》（王琦）；三、部类美术研究，如《雕塑美学》（王朝闻）；四、关于理论的理论，如美术史方法论、美术批评原理等方面的专论。
二
近十年的美术研究，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基本的特点。
第一，与美术创作并行的开放性。
所谓开放性，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围的拓展和研究的深化。美术家和观众厌弃“文革”期间由“文艺工具论”造成的艺术的干瘪、苍白和单调，要求不拘一格的多样性艺术出现。理论上清算了艺术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后，美术研究逐步走向广泛和深入。美术研究不仅讨论了政治性及社会性题材的作品，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及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而且拓展到自然的、古代的、神话的，以及其他各种非情节性题材，表现主义、抽象主义、象征主义甚至超现实主义也被引入研究的范围。前卫美术的出现，环境艺术、实用美术的勃兴、民间美术热，以及回归意识的流行，都成了美术研究的内容，美术市场、管理及美术教改等也成为新的研究课题。与此同时，美术史家则潜心于诸如中国史前艺术，古代绘画、青铜器、汉画、石窟造像、陵墓、工艺、建筑、岩画以及国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门类、不同风格流派的方向或专题的研究。从而使美术研究领域和范围达到空前的宽泛。
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使研究必然走向深入。美术研究已不再停留于作为对现实生活的具体写照上；逐渐理解并接受了那些非情节性题材、非完全具象的手法以及非传统的表现样式，例如，带有表现主义意味的半抽象作品，人体艺术以及某些现代感较强的作品；也引进了相关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吸收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中结构主义、接受美学，以及心理学、风格学和比较的方法等。美术研究上升到文化的以及人的层次上，把握住审美的角度，比原来只是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分析深入了许多。由此，有力地加强了研究的力度，使一些史、论、评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向各自方向纵深前进；另一方面，也相互融合，使批评更充分，理论更切实，历史研究更深刻。美术研究在同诸如美学、心理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的交叉及综合，使自身增强了理论性，并更加系统化，从而也使它在人文学科中占有了一定地位。
第二，美术理论自觉意识的加强。
在美术研究与美术创作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中，理论的自觉意识也得到了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美术研究者越来越明确美术研究与美术创作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精神生产方式，理论和作品各自具有特定的形态。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应该是在深层上的内部联系和相互作用。１９８７年在北京香山召开的全国美术理论会议上，这成为一个中心议题。美术研究者意识到需要建立具有自身特定任务、目的、方法、功能的美术理论体系。一些中青年学者已开始在这方面努力。
其次，一部分史论研究者开始把美术理论作为研究的对象，探讨美术史论研究的方法，探讨美术批评原理，探讨美术学的建构等。它们作为理论的理论，加强了美术研究的自觉意识。
再次，新时期美术活跃的一种表现，是创作家对理论的重视。报刊上一些有见地的美术评论文章也出自画家之手。如１９７９年关于抽象美的讨论就是由画家吴冠中在《美术》上撰文引起的。在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前后，一些年轻的美术家，往往凭了他们文章中鲜明的艺术主张而引起注意。这反映了在相当一部分创作者那里，业已形成了自觉的理论意识。
三
１０年美术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应该引起今后的注意。这些问题，大致概括为三点：
首先，一些研究者由于过分地看重西方现代哲学及文艺理论，而忽视或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和应用。在研究中，因忽视了文化承传中古今艺术和文化的联系，忽视或背离了艺术的基本规律，忽视或曲解了艺术应有的功能，所以，对于艺术的创新、艺术与生活、艺术的社会效果等问题，不能够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粗率甚至荒唐的所谓现代派艺术。在有些人看来，新奇就是创新，性感等同美感。甚至以为，只有打倒权威，艺术才能发展。从而，造成在理论和创作中的一些混乱。所有这些，是与近年来国际、国内的“大气候”分不开的。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现象是由于在美术研究中忽视和违背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造成的。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美术研究已经表明，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研究中才能做出比较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在运用中得到发展，应该也需要从西方现代思想中汲取先进的有益的成份，但忌不加分析的搬用，对于理论研究者来说，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思想武器。
与此相关的是学风问题。一些文章作者试图吸收、运用某些西方理论和观点，但因缺乏真正的理解，而生吞活剥。文中频频出现令人费解的外来术语，诘屈生涩，文意似是而非，不知所云。另有一些文章毫无新意，或对旧材料胪列，或将他人观点转述，为文而文。这些问题虽然表现在文风上，其实，还是在美术研究中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造成的。
其次，与美术史和美术批评相比，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还显得相当薄弱。１９８９年送交全国美协的参加美术理论评奖的著述１１０本（篇）中，其中关于基础理论方面的不足十本（篇）。至今国内还没有出版一本系统地阐述美术性质、特征、功能等的《美术概论》。美术院系教师在讲授美术概论时，只得自编自讲。《美术概论》或《艺术概论》一类的基础理论，一度搬用着自身也有待更新和完善的文学概论，须知艺术和文学各有自己的特殊性，其基础理论并不是相互适用的。当前，一些美术史的著述流于史料的陈罗，而较少理论上的发掘，一些美术批评也嫌肤浅，穿透力不强，同研究者在基础理论方面的薄弱是有关系的。近年来一些国外关于造型艺术美学著述在国内翻译出版，对美术研究者提供了可取的资料和积极的启发，但它们并不能代替我国美术理论自身的建设。基础理论建设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急需一些有志于此的中青年学者投身于这项工作。
再次，近、现、当代美术还没有得到美术史家的足够重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近、现、当代美术，继承了传统的古代美术，开启当代和未来的美术，使中国美术从传统的古代形态转向当代形态。它不仅包含并体现了艺术在转折时期的重要艺术规律，而且还涉及到许多为人熟知的美术家及其作品，对他们及其作品的正确评价，在中国美术发展史及中外美术交流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因种种缘故，这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展开。１９８４年，笔者曾接待过一位西方汉学家，他的讲题便是中国当代美术，对他所讲虽不敢恭维，而其时，国内尚无人公然于此题的系统研究。近、现、当代美术中的一些较重要的问题，问津者少，或偶有涉及，也还零碎肤浅。现当代美术研讨会，则开得更少。对于中国近百年美术应作如何评价？对于“左翼”美术、国统区美术及解放区美术怎样认识？对建国后十七年及“文革”美术如何看待？对于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李可染等人的艺术成就和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也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和评价。当然，由于时空距离还没有拉开，对许多问题的判断确有困难。这就需要在学术范围内，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在讨论中提高认识。
一如前述，美术研究者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辩证法，从实际材料出发，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述，避免主观臆想，或追随某些时髦的理论观点，套用到美术史来，妄下判断。另外，趁美术界的一些元老还健在，要及早向他们采访和求教。他们是过来人或当事人，能够提供第一手材料和中肯的意见。从而，使美术研究得到更加全面、深入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