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浅草寺感怀
章云
在日本逗留时间虽短，但中国和日本两国同文同种，地缘相近，习俗相似的文化关系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那次在东京最古老的观音寺——浅草寺的参观更是加深了这种印象，以致久久不能忘怀。
那是一个阳光和煦的春日，我到离市区不远的浅草寺去参观。在徐徐开往上野的地铁里，我细细琢磨着“浅草”这个诗情画意的词。据说中国的唐诗对日本的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影响最大的诗人首推白居易。相传在嵯峨天皇时代，不仅贵族文士都以精通和谙熟白诗为荣，就连市井百姓也以抄袭和摭拾香山佳句为趣。“浅草寺”之名是否出自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中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之句呢？
出了地铁“浅草”站，七弯八拐，在一个丁字街口看见了浅草寺那座古色古香的山门。山门面街而立，甚是堂皇，正中挂着一盏大红灯笼，上书“雷门”两个大字，笔法古朴苍劲。雷门是中国古代会稽（今浙江绍兴）的城门。《汉书·王尊传》有“毋持布鼓过雷门”之句，故有“布鼓雷门”这个成语，此处“雷门”是否由此而来，不得而知。山门前站着一个头戴斗笠，身披袈裟的和尚，他合十默祷，正在化缘，其状恰如动画片里的一休，也使我想起了儿时在浙江乡下见过的那些云游僧人，几乎是一样的僧鞋斗笠，一样的钵盂袈裟。
进得山门，前面是一条整齐笔直的青砖大道，两旁尽是些依附名胜古迹做生意的小商店，各种旅游商品摆得琳琅满目。大道上人头攒攒，笑语欢声，游客大多是来自日本各地的善男信女，或是来寺庙礼佛，或是到浅草观光，大家摩肩接踵，熙来攘往，一如中国庙会上的那种热闹场面。我也夹杂其间，鱼贯而行，即使与他们交臂而过，也决无被视为外国人之感，这在其他国家旅行时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和日本两民族在人种上的同一性从此可见一斑。
大殿是一座巍峨的古建筑，红柱绿瓦，飞檐翘角，极为壮观。大殿旁边是一座秀丽的五重塔，其构造风格和色调都同大殿和山门一般。大殿前香烟缭绕，游人如织，香客们进殿之前都到配殿买香，在院中的香炉里点燃，然后用双手将烟拢向自己的头部，似乎这烟有洗心驱邪的功能。
进到大殿如同进到中国任何一个大雄宝殿，气氛极其肃静和庄严。香客们络绎不绝，他们入殿之后，见佛便拜，肃穆中只听见一声声合十之前的抚掌声和喃喃的祈祷声，虔诚之状，溢于言表。此时见一可爱的小男孩也随母亲在佛像前顶礼膜拜，表情严肃而又天真，不禁使我想起小时初一或十五随母亲到寺庙里烧香拜佛时的情景。
大殿的神签柜设在神龛的后面，香客们拜佛之后都纷纷前往求签，我也饶有兴趣地求得一签。展开一看，神签居然是用汉字写成，“浅草寺观音签第三十五吉”以下是一首五言律诗，后头的两句“遇道同仙籍，光华映晚辉”犹如佛家偈语，读罢不禁令人莞尔。但是，在日本的寺庙竟然求得汉字的神签，这毕竟是我始料所不及。感慨之余，发现对中日两国文化关系源远流长的特点从感性上有了更为具体的印证。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几内亚少年马马杜
王成梓
我国援建的几内亚廷基索水电站开工之初，要招聘一批临时工人，每天都有很多黑人朋友来工地排长队等候健康检查。
一次，一位十三四岁的男孩也排在队伍中，一连两天都被我们从长队中拉出去，因为他太小了。第三天，他又来了，这次他不再排队，而是待其他人都检查完了之后来到我的面前，半天不语，眼里充满了泪水。他痛苦地讲述了他的不幸。他爸爸原来在省城邮局工作，去年因病去世，留下他和一个尚未入学的妹妹，妈妈到边远的外婆家去几个月了，至今未归，音讯皆无。他不能上学了，连吃饭也成了问题。孩子的眼泪颗颗滴在我的心上。我们把他留下来，让他在仓库里帮助中国同志做些杂活。他的名字叫马马杜。
马马杜很听话，也很勤快，大概他懂得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吧。中国同志都很关心他，你送一件背心，他送一顶草帽，仓库的同志常在午饭后给他带馒头，也有时送他食品罐头，可是他总舍不得吃，说是带回家给小妹妹吃。我们的同志只好给他双份，并让他当着我们面吃下一份才感到放心。
中国同志上下班都愿绕路到仓库去看看马马杜，同他比比划划说上几句。当孩子开心的时候，大家也都感到高兴。马马杜已成了大家的孩子。每天早晨上班时，马马杜常借机到我的门前问声好，我也常去仓库同他聊天，从他那里知道不少当地的风土人情。他第一次领到用自己的双手挣来的工资时，兴高采烈地跑来找我，说这么多钱没有合适的地方存放，放在家里不放心，让中国同志为他想个办法。从他那无比兴奋又带有忧伤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人的深深感激和信任。仓库的同志为他做了一个小木箱挂在仓库里，作为他的小金库。
不久以后，考虑到马马杜的将来，我们又把他调到汽车修理组当学徒，以便我们撤走后他能靠一技之长谋生。
几个月过去了。一天早晨刚上班，马马杜兴冲冲地跑来找我，身穿新的背心和短裤，脸和手也洗得干干净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一闪一闪地望着我，咧着嘴笑，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他不等我问话就告诉我，妈妈回来了，新衣服是妈妈给买的。他还说，妈妈到外婆家来回都是步行，为的是省下钱给妹妹和他买衣服。多么可爱的孩子！对妈妈出走久久不归没有任何抱怨，而是充满着理解和同情。我为孩子见到了妈妈而高兴，更为他那颗赤子之心所感动。
一晃１８年过去了。我的脑海中至今仍然不时闪现出马马杜那双明亮的眼睛。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纽约笼罩恐怖
纽约市今年的恶性罪案发生率急剧增加，以致市民们时时刻刻担心灾难临头。最近的统计表明，平均每天发生五起凶杀案，而且破案率很低。警察忙于应付大案，已无暇顾及一般性的小偷小抢了。
由于生命和财产得不到警方的保护，许多居民区组成了武装自卫团体，有些小偷在作案时便被居民打死，使法律和秩序更加混乱。
此外，申请枪支执照的人也越来越多，私人防卫技术学校纷纷建立，商店多半在夜间雇用武装警卫，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则雇用私人保镖。
据市治安官员说，纽约尚需增加五千名警察，但因经费不足，市长丁金斯只准备补充一千名。于是，不少警察便在周末和休息时间，去当私人警卫员赚些外快。有些巨商雇用的武装安全人员每夜工资高达三百美元，已退休但仍持有未过期枪支执照的警察，多数都很容易找到这类工作。大旅馆也增添了一项新业务，即提供壮年男女保护客人到公园或郊区进行跑步锻炼，因为曾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跑步时被杀。
陈封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袖珍血压计
图中白色仪器是最近推出的日产袖珍“电子血压计”。它毋须水银柱，也不要鼓气囊。启用时只要将你的任何一个手指头伸进血压计的小圆筒，再按一下电子显示窗下的小红圆点，窗内的数字便会告诉你血压是多少。高压数据显示在左边；低压在右边。它的能源是太阳能电池，使用方便，灵敏准确，小巧玲珑，又便于随身携带。
（王何兴摄 孙国维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墨西哥城的社会检察院
郭伟成
墨西哥城有一千五百万人口，应了一句老话：人多是非多。因此，当局先后设立了各种检察院，各司其职，而社会检察院则专门解决公民与政府部门的纠纷。
坐落在市中心南区的社会检察院是一座普通楼房，门口没有警察。一楼是接待室。沿街透明玻璃墙的一侧，放着一排椅子，等候投诉的人们就在那儿依次坐着。我随意落座同一位小伙子攀谈。他叫胡安，两个月以前因为把汽车停放在不许停车的路段，结果汽车被警察拖到禁闭车场，并罚了款。但是在取车时他发现汽车上油嘴不见了，而车场工作人员又不认账，于是胡安便到社会检察院投诉。经调查，油嘴丢失确系车场工作人员过失。在社会检察院的干预下，有关部门给予赔偿。两周前，胡安家的电话线路无故被卡断，他在找电话局申诉无效之后，又跨进了社会检察院，希望通过社会检察院的干预得到解决。胡安边上一位等候投诉的老人叫马丁内斯，是位小业主。去年，他的杂货铺被当局无故查封，一直被迫停业。最近知道成立了社会检察院，因此，满怀希望前来投诉。
社会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每天都要接待几十起投诉。仅仅今年上半年就接待了将近九千起，经过调查及社会检察院干预，大多数都得到了合理的解决。前来社会检察院投诉的都是一般百姓，不认识政府官员，没什么“后门”可走，只有求助于社会检察院。
墨西哥城过去并没有社会检察院一类的机构，许多够不上诉讼的纠纷，尤其是政府部门或公职人员与公民间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去年初，墨西哥联邦区长官（即墨西哥城市长）卡马乔下令设立联邦区社会检察院，给予独立的仲裁权，并直接向联邦区长官与联邦区议会负责。社会检察院的工作主要是接待公民投诉，派出调查人员核实情况，要求有关部门或其上级部门给予处理。有些具有代表性、倾向性的问题，社会检察院也向新闻界披露，通过舆论的压力，促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社会检察院的一位负责官员说，从投诉及调查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都是投诉者有理。有些问题，例如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政府工作人员的有意刁难等不正之风问题，经过社会检察院的干预，一般都能很快得到解决。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怀念您，施拉姆博士
李文云
离开夏威夷好几年了，我一直在心中默默企盼着韦尔伯·施拉姆博士能再访北京。临别之际，他曾自信地告诉我一定还要再到中国来的。但是老人最终未能成行，成了永远的遗憾。
我和老人初次见面，是在刚抵达夏威夷后不几天。在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举行的欢迎聚会上，一位身材高大、慈眉善目的老人向我走来，我们作了自我介绍，当听说我是第一个由中国党报派去进修的记者时，老人特别高兴。他那老祖父般的亲切谈吐一扫陌生的隔阂，使我感到面对的是一位师长、同行和朋友，我们毫不拘束地聊起了家常。看到老人年事已高，我顺口问起他有没有孩子在身边。谁知这句话触到了他的痛处，老人怔了一下，迟疑半晌才忧伤地低声说：“我的儿子，在美国大陆，他死了……”老年丧子乃人生一大悲剧。那个热闹的欢迎会是怎么结束的，我一点也记不得了，心里一直在为自己冒冒失失地触动了老人的隐痛而懊悔不已。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位平易近人的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大众传播学一代宗师韦尔伯·施拉姆。
施拉姆博士一生致力于大众传播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写了近５００万字传播学著作，由于他的卓越贡献，１９７５年美国东西方中心授予他“最高荣誉研究员”称号。同年，他又获得“英国空中大学荣誉博士”称号。１９８２年５月，施拉姆博士访问了我国，此行使他了解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回夏威夷后，他格外重视对中国学生的培训。
开学后，施拉姆博士每周四给我们上大众传播课，他是那么珍惜与年轻人的相聚，上课时，老人总是在教室门口迎接学生，爽朗地笑着与每个人打招呼：“年轻人，我们又见面了，和你们在一起我真愉快。”看着他随着笑容抖动的眉毛，直觉告诉我，这绝非一般美国式的客套。
一次，施拉姆博士请我们到他家去吃晚饭。施拉姆夫人有几分瘦弱，大概由于病后初愈，体重只有８０多磅。我们不忍心让老人下厨房，但施拉姆夫妇坚持不降低宴请“规格”，老两口点燃蜡烛，摆开了传统的美国家宴，那气氛、那亲情，像一朵开在心中的白石竹花，永远散发着淡淡的温馨。
学习结束，要回国了，老人依依不舍地送走了我们。回北京后不久我便接连收到了老人的来信和圣诞卡，在信中他告诉我，希望“在老得不能旅行之前到北京”来再看看我。谁知１９８７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施拉姆博士走完了他非凡的人生之路。
１９８９年圣诞节，我惦念着施拉姆夫人，便精心挑选了一张圣诞卡寄去。谁知不久我竟收到一张讣告卡：“伊丽莎白·唐纳森·施拉姆于１９９０年１月８日在睡梦中辞世。她的骨灰将洒在大海中靠近她丈夫的地方……”读完短短的讣告，我内心感到一阵深切的痛楚，但随即又感到一丝宽慰，两颗相依为命的灵魂终于又在一起了。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新西兰的间歇喷泉 刘正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