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两个强盗”与“绚烂有致”
卜束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１８日，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山光水色交相辉映、珍宝无数的圆明园，把这个名闻海内外的“夏宫”，烧成一片废墟。
对这场浩劫，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作了这样的描述：“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洗劫，另一个放火焚烧。……一个胜利者把腰包塞满，另一个赶紧把箱子全部装得饱鼓鼓；他们手挽着手，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历史。在历史的审判台前，一个强盗叫做法兰西，另一个则叫做英吉利。”这里所用的是直截了当、不加雕琢的语言。用这样的语言写出英、法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在雨果的作品中还不常见。但是，这恰恰反映出一个充满义愤的作家的良知。现在回顾雨果当年的描述，可知作家写的是真实，并非什么昧心之论，因为经历了１３０年风雨而犹存的圆明园断垣残瓦，颇可以为他的描述作证。
圆明园被毁之后，时隔４０年，到了１９００年庚子之役，强盗由２个增加到８个，中国人民遭遇的灾难就更大了。但是，身为法军军官，曾随联军进驻北京，又是法国著名作家的绿蒂（Ｐ·Ｌｏｔｉ），当时是怎样在《庚子外纪》中描写战乱中的北京况貌的呢？
“一处园子里的凉棚上，还正开着牵牛花，棚下横着一个女子的尸体。这时暮寒已来，棚上花朵，却仍映着那女尸绚烂有致。”
“地板上摆了一只木桶，桶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伸长出来，走近它的时候，忽然惊得一跳，原来是一只削去了肉的女人的大腿。尸体呢，谁知道人们把它拿去做了什么呢？不过，呶，她的头颅是在屋里呀！和一个小儿的玩具滚在一起，在桶子下面，已经完全变黑。在长发纷披之间，我们只能看见从她嘴里露出来的白牙齿而已。”
摘录以上两段，已足以显示这位写过《菊子夫人》、《冰岛渔夫》等长篇小说，文笔委婉曲折，饱含异国风情的绿蒂，是善于把“血腥”和“优雅”相联系，而又曲尽其妙地刻画出这种场景来的“高手”。在他的笔下，古老中国的大灾难，变成他的散文诗的绝妙“佐料”了。
自古有“猎人如猎兽”之说。写侵略者的暴行，能冷漠到如此程度，才会把血淋淋的场面化为意趣盎然的绚烂境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比如，同样写庚子之役的林纾小说《京华碧血录》，作者就未能做到那样超脱，我们读起来就觉得作者仿佛与老百姓在一起受难，因此，也没有那些“绚烂有致”的意境。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呢？这诚然是写作态度问题，也不能不归结为作家的良知使然。雨果笔下的“两个强盗”，在绿蒂心目中，已以颇有情趣的“猎人如猎兽”的狩猎者面目出现了。
在近代史上，中华民族曾经受尽屈辱，屡遭欺凌。什么叫半封建半殖民地？我们不是从字面上理解，而是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那血腥气味。也正为此，我们不会忘记过去。万一记性不太好，不妨回头再去翻阅一下《西方列强侵华史》之类的著作，就绝不会被“中国再当三百年殖民地才能现代化”的谬论所迷惑，反而深感说此语者嘴脸之可耻、可憎！
第8版(副刊)
专栏：
鲁迅与傅东华二三事
黄建国
翻译家傅东华，３０年代曾担任《文学》月刊的主编。鲁迅生前与傅东华曾发生过冲突，而且在书信、文章中对傅也有多次批评。
１９３３年７月，美国黑人作家休士，访苏返美途经中国。上海文艺界在中社招待他。事后，傅东华以“伍实”的笔名，在《文学》１卷２期上发表了长篇文章《休士在中国》。文章在称颂休士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伤害了鲁迅。开头有这样一段话：“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于七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士女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边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
《文学》月刊是继《小说月报》之后，由左联支持创办的大型文学刊物，鲁迅是主要奠基人和最重要的撰稿人。这期刊物印出发售之前，按惯例先送到先生手里。鲁迅看了很生气！马上写了公开信送到编辑部，并在第三期上发表了。这就是收在《南腔北调集》中的《给文学社信》。
鲁迅在信中说：“我见了一回萧，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骂到现在……，然而那时是招待者邀我去的。这回的招待休士，我并未接到通知，时间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现在并未相告，就责我不到，因这不到，就断定我看不起黑种。作者是相信的罢，读者不明事实，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后来，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这件事时说：“我之退出文学社，曾有一信公开于《文学》，可以参考。要之，是在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也。”
鲁迅虽然对傅东华有意见，有看法，然而他对自己阵营的同志的批评，只对事不对人。他最顾全大局，决不会因自己受到伤害而停止对敌斗争。时过不久，为了支持《文学》的反检查斗争，到《文学》３卷４号，鲁迅就又发表文章、投入战斗了。而一旦傅东华有了困难，鲁迅便抛弃旧怨，马上伸手相助。１９３５年秋，傅东华正在上学的儿子，忽然得了伤寒，高烧４０多度，病情危急，请几个医生治疗不见效果。求鲁迅介绍，到上海北四川路底的福民医院抢救。鲁迅“亲自步行到医院接洽一切”，并亲自陪同医院的医生远道到傅家先行诊视。进院后，鲁迅又“亲自到院中去探问过多次，且时时给以医药上和护理上的指导。”后来，傅东华的儿子病愈出院后，傅东华写信给鲁迅，要求指定日期，自己带儿子去向鲁迅道谢，鲁迅没有同意。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鲁迅突然逝世。消息传开，万众悲悼。傅东华在悼文中说：“鲁迅先生是世界的人，他的一死，使国际的精神阵容起了动摇。显然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事件。”他还激动地说：“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拚命！谁要把鲁迅先生的哲学解释成唯恨哲学，我就永远痛恨那个人！”并“立即写信”给他在学校的儿子：“你总已经得讯，去年那么出力将你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鲁迅先生，现在他自己突然被死神劫去了。我不晓得你的思想感情上会激起怎样的反应。总之，你即使不曾享用过鲁迅先生所供养的精神食粮”，“也应该记得你的生命的再造，是鲁迅先生出过大力的，而天底下哪有比生命更可宝贵的东西呢？你竭诚地哀悼罢！你竭诚地追念罢！”
第8版(副刊)
专栏：
隆情可贵，感怀难抒
——函谢巴金兼向诸多友好致意
卞之琳
老巴：
近年来听说你体力日衰，不断受病痛折磨，时在念中；声誉日隆，一再得国际颁奖，时为雀跃。只因腿软手抖，既懒于远出登门探望，又疏于伏案修书祝贺，知我如你，当然不会介意。
这次昆明西南联大旧人，袁可嘉、杜运燮、巫宇坤三位，为了我碌碌不足称道的从事著译活动６０周年，也为了我更怕提说的８０初度，起意编纪念论文集，建议开学术讨论会，我是谢绝这番好意的，但终因盛情难却，未能坚持到底。又难得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出书困难的今日，不惜破费，既慨允出版这本冷门书，又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此举行讨论会，我虽还是坚持了不惊扰像你、像冯至、像臧克家这样比我还年长好几岁的老朋友的，想不到人家还饶不了你们。害得有的（像君培—冯至）带病亲切写诗送到会场相赠，有的（像克家）热情写了诗连夜失眠亲自赶来登台朗诵，特别害得你老远从上海托朱雯同志来这里给我送花篮，叫我感激到不知所措，也令我愧煞，直感到无地自容。我从不习惯于承受这种隆情厚谊的洋溢表现和像你这样给我不敢当的光彩。我感到非常不安，在济济一堂的友好当中，晕头转向，连许多熟人都认不清面孔，叫不出名字，更顾不得一一招呼了，而实际上对其中不常见的知交以至不相识的友好，都本有千言万语好谈，现在喜悦和铭感也就尽置诸不言中了。作为当事人，兴师动众而成为众矢之的，说来好笑，倒不如本亦可从简而枉蒙以告别仪式相加的死者省心，因为丢下臭皮囊的长眠者倒可以安然（不知不觉）躺在那里，不用担心这种场合有什么失礼处了，不是吗？
我已下定决心，事先要立下遗嘱，声明自己死后千万把遗体就送给所在医院作解剖用，如发现并无病毒会污染什么，就把骨灰作肥料用，决不留存，白占一点宝贵的空间，也不要费神去撒给什么江湖河海，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通知亲友，这样不致身后还惊扰大家。
当然，活着逢这种热闹，也自有长处：当事人总是和到场或知道而因故不克到场的友好保持了情感交流，不像死者不可能有任何反应。只是，也有短处，人还活着，总有责任自己来一一答谢，例如我乱了几天，直到现在还没有顾得来向各方面答谢一声，连给你写信，也拖到此刻才动笔。
常听说你现在写字困难，我如今在这方面正在赶超你，连写一封信都不容易，拖沓噜苏，不写则已，一写就不可收拾，又总是错漏字百出，改不胜改。我经常心烦意乱，思路难集中，自知年老昏聩不在话下，如今急切向你略表寸心，幸恕写得潦草凌乱。上海今年奇热，请多保养身体，不是仅为个人自己和亲友，而更是为祖国和人民，得以多发一分光。
之琳 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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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间更觉重西湖
楼达人
在中国人的审美心态中，自然景观往往与人文景观合而为一。例如断桥，人们在欣赏它良辰美景的时候，总是伴着白蛇娘娘和许仙的赏心乐事，因而断桥便具有憧憬自由幸福的内涵，而不再是单纯的小桥流水。中国人这种爱将山水和传统与人物（包括诗词、轶事）连在一起的审美心态，实质上是一种在长期内忧外患中养成的追求幸福生活的特殊情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自然流露。清末才子袁枚《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中对杭州西湖的赞美，就是这一民族审美传统的体现。
但是，正如袁枚所说，西湖因为青山有幸埋忠骨，留下了岳飞、于谦、张苍水等民族英雄的遗骸而开始被世人所重视，那末现在，由于增添了徐锡麟、秋瑾等辛亥志士的英骸，特别是这两年又开辟了章太炎、马一浮等纪念馆而更将受到世人的垂青。
今年是辛亥革命７９年。辛亥革命，特别是武昌起义后的江、浙、沪相继光复，借助于光复会的力量最多。光复会源于以绍兴人为主的旅日浙江同乡会，其中坚分子多是绍兴人。鲁迅说过：“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或许是造化钟神秀吧，绍兴确实人杰地灵，在近代中国出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人物。一代儒宗马一浮（１８８３—１９６７）亦是绍兴人。本世纪初，为了摸索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他游学美、德、日本诸国，努力介绍西方先进思想。他是第一个引进德文原版《资本论》的爱国学者（见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只是因为他淡于名利、不求闻达，从不插足仕途经济，又不肯轻易出版撰述，所以尽管著作等身，也鲜为人知。
马一浮是一些国民党元老敬重的学者，也是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仰事的儒家。陈立夫曾经亲自登门拜马一浮为师。现在党和政府在弘扬我国民族文化传统时候不忘马一浮这位为中国文化事业做了杰出贡献的爱国学人，在他生前居住多年的西湖蒋庄建起了马一浮纪念馆，使与南面的章太炎纪念馆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这不能不说既是为西湖增添了景观，而且也必然使那些渴望民族统一的台湾爱国元老们得到更多的慰藉，更感到西湖的可爱了。
第8版(副刊)
专栏：
李冰奇的指画
孙瑛
古云：“善书不择笔”，同样善画者自然也不择笔。一个功夫达到炉火纯青的书画家，是不受工具材料所局限的，什么工具都可以信手挥来而成佳作。
运用手指作书作画，在我国古亦有之，如清代的高其佩就是指画名手。今天我们看了李冰奇同志的指画，观其指法、墨法，确已发挥了传统的精神，较之古人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其指法技巧生动灵活，无论题材、造形、章法、意境等都颇具新意而富有韵味。
我认为：“思想指导行动”，只要对我国绘画的哲学思想和精神实质有了深入的理解，再加以现代的思想观念，而不为外来浮面的皮毛影响，站稳自己的立场，坚定民族自信，不拘泥旧有形式，发扬传统精神，自会创作出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作品。
李冰奇正值盛年，又经历了多年的苦练，对绘画的学养与功力，已有了相当的水平。我深信，只要他不懈地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必会创出更好的作品，为我国绘画事业做出贡献。
（附图片）
野趣［指画］李冰奇
第8版(副刊)
专栏：
烈士塑像
赵启顺
你从战火中走上
民族骨骼凝固的底座
站起硝烟中的形象
人们没有把你
安放在金碧辉煌的殿宇
让你伟大在天穹下
相伴你的
有垂柳、雪松、鲜花
它们在为你短暂的死
换取永恒的生而礼拜
在为你擎起红星擎起真理
擎起民族的尊严而致敬
你选定的绿色事业
在我心中是山峰
是历史，是昨天的教训
是今天，是魄力和未来
你的脚印写出的道路
在我眼睛里
是太阳金丝织出的光带
传送着金色齿轮和麦穗
护卫五颗灿烂星座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