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反正”与“过正”
谷长春
温度、力度、速度等等的变化，可以改变物质的形态、结构和性能，认识这个“度”，特别是把握“临界度”是科研、生产中的重要一环。这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度”。客观事物的质与量的矛盾统一，是哲学意义上的“度”，这个“度”就更有普遍意义了。凡事都有个“度”，要使事情办得好些，就要“适度”，不可“过度”，过犹不及。
泼洗澡水连同孩子一块泼出的思想方法，没少让我们吃亏。在总结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失误的经验教训的时候，不难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带有“矫枉过正”的征象。
我们的改革，是在否定“文革”的背景下发端的。“十年文革”以“神圣”的名义倒行逆施，亵渎了真理。我们正是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了改革的先河。归根结蒂，改革十年，其伟大成就，恰是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然而，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离开了这条思想路线，就不是“反正”，而是“过正”，势必出现失误。生产力标准理论的提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有的同志曲解了这个理论，以地区或部门的单元生产力的指数为标准则常常混淆了是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其间却也出现了忽视计划性，片面强调市场作用的现象；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人想照搬西方民主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当我们重新强调吸收世界优秀文化之后，则冒出了否定传统文化、宣扬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其他如恢复马列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与鼓吹“一切向钱看”，保护人们正当的个人利益与“为个人主义正名”，鼓励正当的人生追求与主张“自我中心”等等，恰恰是与过去“对着干”、“走极端”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
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理论探讨上诸如此类的失误，一些人之所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错误理论导向的影响，是与“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和情绪有关。
“矫枉过正”，出自《后汉书·仲长统传》的《理乱篇》，又作“矫枉过直”。矫，正也；枉，曲也。是说扭直弯曲的东西扭过了头，又弯到另一边去了，以喻纠正偏向过了头则效果适得其反，原意显然是“矫枉”不应“过正”。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对“枉”与“正”有根本对立的标准。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针对地主阶级对农民运动的诬蔑，辩风犀利地提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其本意是十分清楚的。
如果是以客观真理为标准，那么，“过正”与“不及”则属谬误。“不及”不足以“矫枉”；“过正”则会由一种“枉”转到另一种“枉”。真理向前跨进一步就是谬误，是谓“过犹不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同志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解放思想就是从错误思想束缚下，解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轨道上来。
变革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辩证的“扬弃”的过程。抽象、片面地强调“质变优于量变”，是形而上学的直线思维的表现。清除“左”的影响不能凭感情和情绪，要凭理性思维，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上说，我们要的是“拨乱反正”，而不是“矫枉过正”。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勿忘教训如斯。
第5版(理论)
专栏：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
胡绳
编者按：关于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国外都有许多肤浅的描述和刻意的歪曲，迷蒙了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大作搅浑水文章的题目。为了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若干是非，我们把胡绳同志不久前在“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这篇发言推荐给广大读者。为阅读方便，我们在文中加了几个插题式的提要，仅供参考。
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近代中国与世界”，这是包含宽广内容的主题。与会的学者们将从各个角度讨论有关这个主题的各方面的内容，也可能在同一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我相信，学者们交流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意见，交流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对有关问题的深入探讨是有益的。我在这里想就这个主题说几点看法。
近代中国，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首先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而中国争取解放独立，根本的问题在于要把中国一切反帝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始，是以１８４０年—１８４２年的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即鸦片战争为标志。这时候，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没落的阶段，中国社会内部已经酝酿着新的变化，这就是说，在经济上已经出现了以手工业工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政治上也出现了对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怀疑和抗议。以炮舰政策为前驱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到来，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变化的方向。
近代中国受到世界上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几个强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有的强国还曾试图独占中国。近代中国的历史是被侵略、被掠夺、被压迫的历史。这段历史从１８４０年算起，持续１０９年之久。在近代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几乎是完全隔绝的。世界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也不了解世界。近代中国和世界发生了愈来愈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其根本内容是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中国，在经济上掠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宰割的地位。
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且具有作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的国家，所以资本主义外国的侵略压迫，一开始就遇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新的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后，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助手和代理人的斗争就愈来愈强烈。帝国主义列强曾使中国局部地区殖民地化，并且使中国丧失了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成为一个半独立的即半殖民地国家。但是，近代中国毕竟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其原因主要的就在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这种反抗斗争的发展终于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命运，取得了民族的独立，恢复了全部国家主权。所以，中国近代历史又是一部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历史。
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剥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没有能正常地发展起来，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中国的政治。固然，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是，从上个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中国民族资本处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可能壮大起来。它不但遭到具有种种特权的外国资本的排挤，而且无力抗拒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居于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近代中国的前７０年是在清皇朝统治下。帝国主义使清皇朝变成它们所利用的驯服工具；在清皇朝覆灭以后，又支持一个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本利益的军阀官僚势力。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维护而得以继续存在，帝国主义利用它们作为统治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样，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中国的工业化、民主化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在成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又处于半封建的境地。
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自强。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的阻力。
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是很艰难的。要在十分落后的社会基础上，战胜已经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就是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
帝国主义列强在侵略中国中的相互矛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之间的相互矛盾，是落后的中国争取解放、独立可以利用的条件。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要把中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宽广道路。
以上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帝国主义造成的。帝国主义一方面打开中国的门户，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位。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争取民族的独立，恢复国家的主权，才能发展自己的经济，并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即平等互利的对外开放。
近代中国是不是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国家？
这也许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即使不在受到外国军事侵略的时候，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依仗不平等条约而拥有的种种特权，中国大门的钥匙是在外国人的荷包里（这就是说，海关为外国人掌握），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开设银行、商行、工厂，列强的兵舰和商船自由地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那时，中国政府在决定对外政策时，甚至在决定重大的内部政策时，都要看帝国主义主人的指挥棒指向哪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不开放呢？
１９００年左右，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但那并不是要中国开放门户，因为中国的大门早已为列强的大炮打开了。那是按“利益均沾”的原则针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而说的，是要求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的地区应当向其他国家开放，而不应当封锁。
虽说近代中国已经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列强所支配，但列强对中国的情况又总是不满意。其不满意大致上有两方面。一方面可以说是政治方面的。列强总是觉得他们利用来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不够强大到足以在中国人民的反抗面前保卫他们的利益，不但不能消除这种反抗，反而被人民的力量冲垮。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这里不多说。很明显的，这是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矛盾。他们所扶植的，既然是违反中国的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势力，这样的势力尽管拥有“合法”的政权，拥有强大的兵力，也不可能在人民中有威望，不可能保持对帝国主义有利的安定的内部秩序。
从经济方面说，帝国主义者不满意的是，近代中国始终不能如他们在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时所指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广阔的商品市场、投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１９３６年（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不过１６亿元（按当时的汇率计，不足５亿美元），比１９１０年左右只增加了不到３０％，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中国的进口在鸦片战争后７０年间，最多的还是鸦片烟。外国能输入近代中国的始终主要是煤油、糖、棉布等，以及其他许多廉价的制成品。中国的出口主要也只是生丝、猪鬃、钨砂、桐油之类的“传统”外销商品。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数字是比较大的，据经济史家估计，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从２０世纪开始时的１５亿美元增加到抗日战争前的４３亿美元。那时，帝国主义的投资主要是商业掠夺性的，依靠帝国主义的特权可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且这种投资可以说是没有资本输出的投资，因为在巨额的投资中的很大部分是来自中国所偿付的“赔款”，其余部分是以欺诈勒索的方法占有的土地（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那时房地产构成外国人的资本的重要部分），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取得的暴利，外国银行所吸收的中国人的存款等等。总之，巨额资本的绝大部分是从中国掠夺和赚取来的，很少从国外输入。那时，中国的资源也都深藏在地下，没有被开发。
为什么近代中国已经被列强打开了的门户，却并不能成为一个广阔的市场呢？原因很明显，因为中国贫穷落后。
贫穷落后的中国没有多少剩余的生产品，也无力购买多少外国的产品。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虽然曾深入到一部分农村，但农村的绝大多数还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几乎没有，或者只有极少量的商品经济。所以，对于占近代中国的最大部分人口的地区来说，其实并没有对外开放。沿海城市固然可以说是开放的，但在３０年代人们给上海以“冒险家的乐园”的称号，那就是说，外国的流氓、骗子、走私贩子可以在那里大发横财。这样，正常的贸易当然只会萎缩。
近代中国曾多次兴起有商人和城市居民参加的抵制美国货、抵制英国货、抵制日本货的运动。这种排斥外国货的运动反映了人民对于侵略者的正当的仇恨，也反映了那时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只是带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以灾难。
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帝国主义造成的，所以可以说，帝国主义一方面打开中国的门户，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位。这又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而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
三十、四十年代，中国言论界中有人说，列强应该考虑如何帮助中国富强起来，因为一个富强的中国才会和世界各国大大地增加贸易和经济联系。这种说法的后一半是对的，而前一半即指望帝国主义列强帮助中国富强，则是梦想。
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争取民族的独立，恢复国家的主权，才能发展自己的经济，并且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即平等互利的对外开放，这是已经有事实证明了的。
以上是我说的第二点。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并把中国这样一个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大国变成了一个贫穷衰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就在远东造成了一个国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内部安定的、经济逐步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定是一个重大贡献。
现在我还要说的第三点是：中国被侵略，被压迫，贫穷、落后，固然使中国人民遭受严重的灾难，而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又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帝国主义列强间发生无穷的矛盾和冲突。直到２０世纪初年，在中国角逐的主要是英、德、俄、法四国，而英、俄是最主要的对手。它们间虽未直接兵戎相见，但到了１９０４年，发生了俄国和新起的日本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争霸东北地区的战争。这以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了主要是英、美、日三强在中国争夺的形势。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反映为中国内部军阀的混战，这种混战更使中国动荡不安。日本在３０年代认为可以利用中国内部局势来独霸中国。１９３１年后形成的日美间的对立，终于导致日本对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大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酿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东部的策源地。
历史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把中国这样一个占全世界人口１／５至１／４的大国变成了一个贫穷衰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就在远东造成了一个国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
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固然对于企图侵略中国、独霸中国的势力来说，是一个失败，而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定是一个贡献。中国不再是列强侵略和争夺的对象，这才能够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才成为促进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安定、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定的一个因素。把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历史和在这以前一百年的历史相对照，我以为人们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新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评介
赵斌
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一部好的哲学教科书是不可缺少的。韩树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９月第一版，１９９０年修订再版，下文简称《纲要》），是一本比较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因此，对一部哲学教科书来说，科学性的要求是第一位的。《纲要》吸取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年研究的成果，对国外同类著作作了反复的比较与借鉴。在体系安排上，《纲要》吸取了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优点，同时又适应时代的要求，作了许多重要的改进。在对哲学原理进行阐述、分析与论证时特别讲究层次性，使得全书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纲要》表述准确、简练，使读者在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同时，也受到准确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进行思维的训练。
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高认识能力，改进工作方法，是广大干部学习哲学的直接目的，也是培养干部在复杂环境中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打开工作局面的根本途径。为了适应这种学习要求，《纲要》在内容的取舍、侧重上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教科书的安排。它在辩证唯物主义部分贯串了这样一条线索：辩证唯物主义是正确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对于认识论和辩证法这两个内容，《纲要》从原理上作了详尽的发挥，并尽量选择了有关中国革命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种工作方法的实例，作为阐释基本原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纲要》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每一章中，都用专门的篇幅，根据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方面作出的新探索，对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作了分析。在新版《纲要》中，这一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为了反映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情况、新经验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这一部分作了比较多的修订和增补，包括章节也作了适当的变动。因此，它可以帮助干部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更好地认识当代社会主义。
《纲要》特别注重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个特点不仅仅表现在对一些实际问题的提法上，而且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纲要》对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哲学内涵作了比较深刻的阐释，整本教材能在许多章节里都对建国以来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教训，努力作出哲学的概括；另一方面，《纲要》又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一些新的重大问题，作出哲学上的反映。
《纲要》比较注意分析、综合自然科学和边缘科学中的一些新进展。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它把“系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范畴写入了教材。这就比只是揭示一下“系统”这个概念和“普遍联系”的原理之间关系，要更加深刻。同时，它还注意了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分析与批判。这对于广大干部了解、研究和把握当代世界的各种理论和思潮是有益的。
《纲要》修订再版时，还注意吸取了读者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根据当前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有重点地作了修改，因而更适合当前学习的需要。当然，《纲要》仍有不足之处。在使哲学教材尽可能有时代感这一点上，《纲要》虽然已经作出很大努力，但和客观世界的发展进程以及干部学习哲学的需要相比，仍然有一些差距。这与其说是《纲要》的缺点，毋宁说是当前我国哲学理论研究亟待加强的环节。我们期待着在这次干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广大干部哲学水平的提高，促进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当代世界新特点等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