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
新中国外交的思想丰碑——《周恩来外交文选》
裴坚章 樊赤
由外交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集、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的《周恩来外交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出版了。这是我国党史界、学术界，特别是外交界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喜事。
作为新中国对外事务的第一代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战后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作过深入的、开创性的研究和论说。见诸文字者，仅外交部所存即达５０００余件。《文选》收入的８０篇则是其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它系统记录了这位无产阶级外交大师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外交的实际问题和逐步打开我国对外关系的历史进程，集中反映了周恩来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重要的理论贡献和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是社会主义新型外交的思想丰碑。我们深深感到，《文选》中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基本思想、基本观点，其真知和远见历久弥新，不仅对当前我国的外交工作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新中国外交的本质和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
新中国的外交是从零开始的。外交究竟是干什么的？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开宗明义地指出，在阶级还存在的世界上，国家机器就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外交作为国家机器的一种职能，同军队等一样都是保卫国家利益的工具。但外交是在没有发生战争和破坏的时候，在对外方面保卫国家利益的第一线工作。（《文选》第２页。下文引语凡只注页码者，均出自《文选》）他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高度概括了外交的本质及其特有的使命。这一论述不仅在新中国外交初创期起了启蒙、定向的作用，而且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建国前周恩来就说过：“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３２１页）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他在建国初期成功地领导了外交战线破旧立新的斗争，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关系，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从而为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拉开了序幕。
也是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新中国对美国的反华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长期斗争。
在同苏联的关系中，新中国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
关于战争与和平是战后世界主要矛盾，世界大战可以制止、局部战争难以避免，和平政策是新中国外交基本政策的思想
战后以来国际矛盾尖锐复杂，众说纷纭。弄清哪个是主要矛盾，对新中国外交的正确决策至关重要。周恩来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在１９５３年的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第５８—５９、６２页）基于上述论断，他提出应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作为外交上区别敌我友的“主要关键”。
在找出主要矛盾之后，紧跟着就是世界大战“究竟打得起来打不起来”的问题。对此，周恩来坚持了只要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性的经典论点，但更强调世界大战是“能够被推迟”，因而也是“可能被制止”的。同时，他又清醒地指出：“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避免。”（第３２１页）
面对这样的世界形势，社会主义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周恩来的回答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以和平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战争政策，为制止大战、维护和平而努力奋斗。在外交上，他主张建立最广泛的和平统一战线，把战争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关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思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精髓。阐释和推广五项原则，努力使中国同世界各国以及各国之间都能在此原则的基础上共处，进而保障世界和平，这是他外交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周恩来在阐述五项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指出：“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把国家主权原则、民族平等原则同和平共处的目标统一起来，并且规定了相应的约束条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正是五项原则的力量所在。
周恩来还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上相互监督的制度，以保证世界各国都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设想。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蓝图和途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关于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大力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并把这些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主要内容的思想
新中国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外交重点。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努力解决同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三度大规模出访亚非２７国（次），为促进我国同亚非国家以及亚非国家之间在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斗争中的团结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第三次出访中亲自宣布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实际上是中国对整个第三世界的政策。
在政治上团结合作、相互支持的同时，新中国还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并为此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周恩来所提出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就是这方面的行动纲领。这些原则同某些国家的所谓“援助”形成鲜明对照，为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合作提供了范例，为第三世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关于以自力更生为主，积极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思想
周恩来一贯重视对外经济合作（包括科技合作），认为这是整个对外关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利于促进对外政治关系，而且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条件。他反对闭关自守，认为任何国家在世界上都不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互相需求，互通有无的，在国际经济、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尤其如此。根据战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他明确提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是，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第４１２页）
周恩来在积极主张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同时，始终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坚决反对依赖思想。
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这是周恩来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始终坚持的又一条基本原则。他认为：既然是合作，就要双方有利、共同发展才行，决不能只利一方而损害另一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那么，发展前途是无限的”。（第４２１页）
关于把“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分歧的基本态度和方法的思想
“求同存异”由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提出和成功运用而闻名于世，以至成了新中国在处理国际矛盾时所表现的合作态度的象征。什么是“求同存异”？周恩来在《文选》中作了透彻的阐述。
１９５４年，他在谈到中英关系时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不同的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相同的是都要和平，都要做买卖。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并不要求英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目的是为了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第８１—８２页）在万隆会议发言中，他指出：亚非国家中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第１２２、１２６页）
周恩来关于“求同存异”的思想，就是求和平合作之同，存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异，目的是保证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共处。
关于新中国外交的策略思想
１９６３年４月，周恩来在同埃及部长执委会主席阿里·萨布里谈话时向他介绍了“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一）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二）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先对我不好，我们决不会先对人家不好。（三）“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四）“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
周恩来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策略思想，“后发制人”，“有理、有利、有节”的思想。他还善于从我国传统哲学中吸取精华，恰到好处地运用于外交理论的创造和实践中，从而使其外交思想和风格富有中华民族的特色，大大增强了感染力和吸引力。
关于树立新中国外交风格的思想
周恩来常说，社会主义的新型外交要同旧的外交传统彻底决裂，除思想、政策外，还要“在新的外交风格上树立一面旗帜”。对新的外交风格，他在《文选》中多处论及并得到生动的体现。
（一）原则坚定，策略灵活。周恩来强调，原则性与灵活性必须很好地结合，才能取得预料的成功。原则是前提，是不能让的。在对外关系的重大问题上，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态度必须十分鲜明，不能模棱两可，致生误解。但原则性要通过灵活性来实现，没有灵活性也就没有原则性了。所以他说：“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灵活，以求达到成功。”
（二）不亢不卑，平等待人。他在一次外交部会议上指出：旧中国外交不是排外就是媚外，不是狂妄便是自卑。新中国要打破这个传统，不亢不卑才是我们的态度，在这方面必须掌握得体。（第１６页）不亢不卑不是简单的形式问题，而是中华民族既自尊自信又谦逊自处的表现，本质上是平等待人的问题。在同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则尤应力戒自大。这是周恩来一贯的思想。
（三）说话算数，信诺守约。周恩来在论及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说：国家同国家办事，说了就得算数。因此，对外表态，做不到的就不说，说了的就一定要做到。这样做大大增强了我们在国际上发言的份量，使对手不敢掉以轻心，使朋友感到可以信赖。
（四）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周恩来在同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谈话时对此讲得十分透彻。他说，在介绍我国情况时，应该有什么说什么，根据实际情况讲。一方面，不要把进步说得过分；另一方面，讲缺点要实事求是。这样我们才能取得主动。
周恩来从不以势压人，而是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力求使人口服心服。《文选》中许多同外宾的谈话都体现了这样的风格。
周恩来所倡导的新中国的外交风格当然远不止此，而在所有这些方面，周恩来本人都是一面举世瞩目的光辉旗帜。
关于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正确结合，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的思想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正确结合，贯穿周恩来的全部外交思想。他在１９５２年使节会议上全面、辩证地阐明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应有的相互关系，指出了与之相对立的各种错误倾向。由此出发，周恩来提出新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强调主权平等原则，反对以“国际主义”之名干涉他国内政；把支援被压迫人民争取与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作为新中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主张世界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享有独立自主的平等权利，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等。可以说，周恩来所提倡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正确结合，就是在对外工作中既从中国人民也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体现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必须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和对于各民族利益相互依存的深刻认识。
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反对和防止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
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如实而不是主观地、全面而不是片面地分析形势、进行决策、解决问题，这是周恩来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的显著特点，而在外交工作中表现尤为突出。《文选》各篇无不贯串着这一思想和精神。
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周恩来总是强调外交工作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策、办事，不能“大概”、“可能”、“想当然”；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国力及对外影响能力，据此提出外交工作的目标和任务，而不能单凭主观愿望；不应囿于现成的结论，而要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念，用以指导工作；不应机械照搬原则，而要善于把基本原则落实为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和行动方案；在处理具体涉外事件中要讲求实际，善于在一定条件下作出必要的妥协，以推动问题的解决，等等。
按照辩证法的要求，周恩来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处理外交问题时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法，既讲两点论，又有重点论，善于抓住具体形势下的主要矛盾；坚持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注意整体分析，反对和防止孤立化；坚持全面发展的观点，注意从变化中认识世界，反对和防止凝固化；坚持矛盾同一性的观点，注意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反对和防止绝对化；坚持矛盾特殊性的观点，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和防止简单化；坚持反对认识上和工作中“左”右两方面的倾向，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等等。他关于战争与和平、斗争与联合、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自力更生与经济合作等等矛盾关系的分析与处理，都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令人心悦诚服。
完全可以说，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之所以正确，他的外交实践之所以成功，这是同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因而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分不开的。他关于外交工作的一些具体论点可以因形势的变化而“过时”，但这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则是可以传之久远的。
从周恩来去世到现在，世界形势变化巨大，我国的对外工作经过调整更加主动、活跃。当前，国际战略格局又处于新旧交替、动荡不定之秋，我国外交正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在此时，通过深入学习和研究《文选》，认真领会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掌握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自觉、纯熟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开外交战线的新局面，争取外交工作的新胜利。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