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四项基本原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纪念《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五十周年
中共中央党校《党校论坛》编辑部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１９４０年１月，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
《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了我国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４０年一百年的历史发展和革命经验，特别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集中地说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中国社会的历史早已由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新民主主义论》阐述的基本思想，仍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由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论》开宗明义就严肃地尖锐地提出了这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
毛泽东同志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主张，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出发，深刻地阐明，中国革命必然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必然要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革命所作的规律性的论断。
《新民主主义论》回顾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进程，着重指出，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在中国走不通。
基本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相结合，严重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是绝不允许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这是对８０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历史所作的基本总结。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之后，没有按照历史发展的通常顺序，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近代中国，曾经有不少人一再企图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结果是，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很微弱，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问题，首先是要实现独立和民主，然后再继续前进。中国的革命，必须从这样的现实基础和客观要求出发。《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是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的。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国内政治关系上最重要的变化，是工人阶级的觉醒。“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１９２１年７月，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壮大。在毛泽东同志写《新民主主义论》的１９４０年，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重要阶段的斗争，开创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新局面。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广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广泛地发动起来了。这样，在中国就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以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为基本力量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工人阶级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向广大农民具有很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革命知识分子则十分向往社会主义。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以后，他们都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早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国家已经存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因素。政治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经济上，有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按照自己的纲领，适时地引导广大群众从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合乎世界之潮流，顺乎全国之民心的事情，是历史的必然。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但是，中国究竟是坚持走社会主义之路，还是走资本主义之路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却大肆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不惜通过搞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来实现他们的政治图谋，逆历史的必由之路而行。同当年的资产阶级顽固派一样，他们只能“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建国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
联合专政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形式
在我国革命胜利以后，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形式，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并阐述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的思想和主张。
毛泽东同志指出，“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这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研究了世界各国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情况，并总结了中国革命政权建设的经验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毛泽东同志具体分析了中国的特点后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因此，他们必然要成为新中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就是新中国的国体。这样的政权，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没有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后来随着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明了这个问题，并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科学术语。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反映了我国社会阶级构成的特点。这种国家政权包括了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恰当地处理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有着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因而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形式。毛泽东同志批驳了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主张后指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这种形式的共和国，“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按照这个唯一正确的方向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经过了整整四十年实践的检验，证明它既适合我国的阶级构成状况，又符合我们的革命传统，保障了人民的民主，镇压了敌人的反抗，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竭力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主张在中国推行西方“三权鼎立”的政治体制，实际是要建立把广大人民排斥于民主以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说明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新民主主义论》警告企图搞资产阶级专政的顽固派：离开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谁还敢于去踢他们，谁就要变为粉碎。在人民当家作主四十年后的今天，企图在中国踢开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搞资产阶级共和国，更是倒行逆施，更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新民主主义论》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那么，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为什么和怎样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的呢？
《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从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４０年的一百年中，前八十年，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正规地说，这一阶段的革命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孙中山在１８９４年建立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１９０５年又组建了中国同盟会。经过１７年的奋斗，在１９１１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这个革命很快就失败了。继同盟会之后，孙中山先后组建了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不断奋斗，力图改变局面，但屡遭失败，而又找不到出路。历史证明，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２８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如果说，在民主革命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曾经充当过一个时期的领导者，那么，搞社会主义，共产党就是唯一的领导者了。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制定出相应的路线和方针，并领导人民卓有成效地付诸实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历史的结论。极少数人企图在中国实行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那种多党制，是根本行不通的。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要以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指导
革命运动必须要由某种革命的思想和理论作指导。在近代中国的革命史上，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理论，有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是，这些理论都不能科学地回答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观察国家的命运，研究中国的革命，才得出了全新的正确的结论。正如《新民主主义论》所概括的那样，“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
毛泽东同志强调，“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民主革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搞社会主义，更需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这里，毛泽东同志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理。这个原理告诉我们，任何时候，社会思潮总不会那么单纯，而是复杂的，在社会发生大转折大变动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更是如此。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从而更加自觉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新民主主义论》强调，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今天重温这些论述，对我们很有启发。只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有力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各种错误思潮，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在提出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时指出，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这篇著作本身，就是以科学态度和负责精神论述中华民族解放之路的典范。今天，我们同样要以这样的态度和精神来总结过去，思考未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体现了这种科学态度和负责精神。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鼓吹“精英”政治、多党制，既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也是极不负责的行为，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四项基本原则，更有力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其他错误思潮，更好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原载中央党校《党校论坛》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成果
——祝《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出版
苏双碧
人们创造历史，但历史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谱写而成的。因此，历史地图就成了读史和重现历史原型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从广西历经湖南、湖北、安徽直取金陵，随后又进行北伐、西征、东征，进军路线十分复杂，在逾千百次的战争中，进军路线、作战战场错综复杂，许多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为了弄清一次进军路线或一次战役的准确地位，费去很大精力，还不容易搞清楚。郭毅生教授在多年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编了《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下简称《图集》），现和读者见面。这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和读者是有重要意义的。
《图集》以太平天国战史为主线，全书由１０４幅地图、１３２帧照片和图说１０万字，考释文字４０万言（考释另分册发行）组成。它的内容丰富，制图精确，结构严密，图说也很简练，使读者有较深刻的印象，便于领会记忆，这是《图集》的重要特点。历史地图是兼跨历史和地理两科，既是研究历史的工具书，同时又是学术性较强的学术著作。编制专史《图集》，前此没有蓝本可资借鉴，是一件填补空白的工作。它不但工作量很大，难度也很大，每一幅地图都要考证大量史料。参加编绘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不辞艰辛，孜孜以求，为了弄清一个地名的方位，要查阅档案史料、方志旧闻达数十种，在绘制中又力求准确，每幅地图都是反复斟酌，数易其稿。如《太平军北伐图》，所据材料即达五十余万字；《天朝宫殿》、《天朝诸王府衙馆图》等，是在吸收了三十多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除了在史料钩沉索隐外，作者们还进行了艰辛的实地调查。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有许多还不曾弄清的地名，在《图集》中皆考出而编绘入图。因此，此《图集》准确度相当高。《图集》中所采用的１３２帧图片，是从征集和实地拍摄的八百多幅图片中精选出来的，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图片是第一次和读者见面。有的照片十分珍贵，如胜保、青麐等进呈御览的当时的军事形势图、广东天地会的多种文告、天王金玺的印鉴照片、太平军北伐时据守连镇与高塘图等都是十分珍贵的，而且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又如天朝宫殿今貌，僧格林沁水淹冯官屯的水渠遗迹等，都是多次采拍遴选出来的。现在有了这《图集》的地图、图片和图说，它所据材料准确，容易使研究者对历史的原貌有直观了解，也有助于历史研究者探索历史的真貌。这是很有意义的。
除此之外，《图集》的编者不仅着眼于太平天国本身的历史，而且注意了受太平天国影响而爆发的少数民族起义。如苗族的张秀眉、侗族的姜映芳、滇川的李兰起义等等，这些图幅的编绘都比较艰巨，但为了较全面地反映太平天国时期中国的历史原貌，《图集》还是用了大量篇幅反映少数民族的这些斗争。这就使《图集》更加丰满全面，使太平天国革命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图集》自始至终贯穿了爱国主义的精神。
《图集》的分册《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是一部４０万字的考释文章。因为是考释，又是由许多专家学者分别写作而成的，篇目的安排扣紧了《图集》的内容。因此，尽管篇目各异，但内容却是有机联系的，可以说是一部较完整、充实的太平天国的战争史。该书叙事详明、考释精辟，纠正了不少历史的谬误。如北伐军进入直隶地区时，胜保奏其前锋部队到达保定张登镇，此说为太平天国研究者沿讹袭谬，从未有人怀疑过。本《图集》编者张守常教授经过认真考证，确认北伐军并没有到达张登；三河战役过去都认为吴如孝从庐州出击，参与消灭清军李续宾部。本书编者张一文研究员考证出来吴如孝并未参加三河之战，所谓吴如孝参加三河战役乃是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的误断。凡此等等纠正了历史的谬误，表现出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新水平。
《图集》作为功力深厚的专著和工具书，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空白，它的出版确实是值得庆贺的。
第6版(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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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集团从上海劫走了多少黄金去台湾
王致冰 庄培昌
４０年前，蒋介石集团在逃离大陆的前夕，由蒋介石亲自策划，从上海原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央银行强行将大批黄金、白银劫运去了台湾。对劫运走了的黄金、白银，以及劫运的简要情况，许多人写的回忆文章，说法不一，数字悬殊也很大。如：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从沙场走向十里洋场》一书中说：“老头子（指蒋介石）之所以宁可放弃南京而固守上海，乃是因为上海存有１９４８年用金圆券强迫收兑的巨额金银，约计黄金１１万两，白银３亿多两，银币几百万元”，并说在秘密运往台湾途中，因金银太多，超载装船，致使“一艘满载金银的‘太平号’已触礁沉没在舟山洋面”。二、《大江南北》第１２期登载叶飞写的《解放上海之战》一文中说：“汤恩伯得到蒋介石手令，要他将约值３亿多银元的黄金、白银赶运台湾”，并称：“据郭旭的文章揭露，运去台湾的，有黄金一万一千多大条（每大条十两），白银三亿多两，银元几百万元”。三、在庆祝上海解放４０周年专题节目中，上海电视台播映的《历史在这里飞跃——上海解放纪实》一片说：“１２０万两黄金，３亿多两白银，就这样被秘密抢运出上海。”
蒋介石集团在逃离大陆前夕，究竟从上海抢运走了多少黄金、白银？我们在收集《上海战役》一书的资料过程中，查看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资料，许多历史资料和档案材料比较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谈到了国民党当局失败已成定局的１９４８年冬，蒋介石就派他和俞济时等人，拿了蒋介石的密令，到上海找到原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要“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
二、据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央银行档案记载：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共７７４箱，合纯金２００４４５９市两”。
三、据原中央银行档案记载：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向蒋介石报告：“已妥运台北黄金２００４４５９市两，又运出黄金１５１箱，合纯金５７２８９９市两。银币１０００箱，合４００万元，借用海关巡舰‘海星号’装运，前往厦门。”
四、据原中央银行档案记载：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５日，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亲笔写信给中央银行，称：“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元除暂留黄金５０００两，银元３０万元外，其余即移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陆续提用”。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８日，中央银行复电汤恩伯，称除按汤的规定数量留下的黄金、银元外，“其余黄金１９８０００余两，银元１２０万元，即尅（刻）移送安全地点……”。
五、据原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的回忆：“……劫运黄金，前后分了三批，第一批，也是主要的一批，系（１９４８）１２月１日午夜由上海装运，当时外滩整个戒严，……这批总数为２００万４千余两，由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装载，并由海军总部派‘美盛号’护送，运至基隆登陆。第二批运走５７万２千余两，仍由‘海星号’装载，‘美朋号’护送，在厦门登陆。第三批系俞鸿钧辞职后，刘攻芸继任总裁，由汤恩伯直接亲令派人来央行抢走。这时离上海解放已不到十天了。共抢走黄金１９．８万两，前后三批，总共运走黄金２７７万４千余两（应为２７７万５千余两）……“黄金之外，银元分运广州及厦门，运到广州的为１０００万元，运到厦门的为４００万元，连同汤恩伯抢走的１２０万元，共计银元１５２０万元。黄金银元之外，尚有美钞及港币……其中美钞１５３７．４万元，由上海花旗银行于（１９４８）１１月３日，经美国军舰运存美国联邦准（储）备银行，入国民政府的帐户。等到李宗仁就代总统职后，央行库存黄金银元及外币均所存无几，最后剩余库存中的绝大部分，也被汤恩伯武力提去”。李立侠在回忆录中还提到，当时中央银行租了‘太平号’商轮一只，装运档案卷宗。当‘太平号’开出不久，当晚在宁波海面与台湾开出的国民党军舰相撞，太平号立即沉没，所运卷宗全部损失，随船派有６名押运人员，５人死亡，仅有一人生还……”
从原中央银行的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资料中，可以清楚地证实这样几个问题：
一、蒋介石集团在逃离大陆前，从上海原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央银行里不是劫走了１１万两黄金，或“一万一千条大条”，而是先后三批，共将黄金２７７万５千余市两，银元１５２０万元，劫运去了台湾；１５３７万美钞，劫运去了美国，存入美国银行，入了国民党政府的帐户。二、蒋介石亲自策划劫运库存在上海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不是１９４９年５月汤恩伯要固守上海的主要原因，因为早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以前，蒋介石就派蒋经国等人带了他的密令，赶到上海，开始秘密组织劫运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了。中央银行的历史档案清楚地记载着库存的大批黄金、白银、美钞，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份，就有的已装箱完毕，正待船装运，有的已开始起运了。到１２月底，大批量的黄金、美钞、银元等，已经劫离了上海。在上海即将解放的前１０天，即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７日，汤恩伯用武力从中央银行劫走了只占原库存黄金、银元的一小部分，共黄金１９．８万余两、银元１２０万元。三、装运黄金、银元的船只，没有发生过触礁沉没或被船（舰）撞沉。因此，有关装运黄金的船只触礁沉没，黄金已沉入海底的传说，是不真实的。触礁或被军舰撞沉的“太平号”是装运档案卷宗的。（原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１９８９年，第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