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咱不能离群众远了”
——记中共鸡西市委书记刘永范
到村头地边才能摸透农民的心思
黑龙江省鸡西市市委书记刘永范上任第二天就不见了。
这是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７日。阴雨绵绵，路途泥泞，刘永范奔波在鸡东县永河乡、平阳镇乡村。到了村里，他蹲在王老汉的田头上，扳着指头帮他算细帐。看老哥俩那个热乎劲儿，真像一家人似的。
刘永范与农民们有着特殊感情。上任两年多，全市２０多个乡他都去过。市委分工他重点抓的麻山区２２个村３１个自然屯都留下他的足迹，有的村去过１０多次。
初夏的一天，雨下个不停。刘永范从前东新村出发到后东新村。吉普车行不久便“趴窝”了。离后东新村还有四五公里哩！市委秘书小张说：“你的病刚好不久，以后再去吧。”刘永范没吭声，踏着泥泞的路，一歪一滑向村里走去。走了一上午才到村里，泥巴满身，肌肠辘辘。到村里后，他在小卖部买了一袋饼干，吃完就开始调查了解村民们有啥困难、有啥致富的主意。
在农民中间，刘永范一点也没有市委书记的架子。共荣村老村长郑连富说：“老刘来俺家，盘腿往炕上一坐，唠起庄稼的事儿头头是道。赶上吃饭，煎饼卷大葱，炒土豆，烧茄子，苞米渣，炸大酱，啥都行啊。对这样的干部，咱就是愿意掏掏心里话。”
刘永范长期在基层奔波，市里的干部们劝他注意休息。他说：“咱不能老蹲在机关里，不能离群众远了，离官僚近了。”他还说，只有到村头地边，才能摸透农民的心思。１９８９年，他通过在麻山区的多方了解，写出了３篇很有份量的调查报告，提出了使鸡西市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方案。
为群众办实事是党员的职责
麻山区距鸡西市区６９公里，区招待所的房间有高档的，也有低档的。低档房间，既无彩电又无地毯，塞着四张普通的沙发床，洗澡、洗脸要到室外打水，上厕所要走出２００多米。刘永范每到麻山，带着司机和秘书，就住在这样的房间。他说，咱是来为群众办事的，不是来享乐的。
青龙村人均只有３亩地，许多农民穷得没钱买油盐。刘永范山前山后转了十来次，建议村里利用附近山上的柞树养蚕，建个缫丝厂。他同村民们一起搞预算，帮助村里跑资金，跑设备。现在缫丝厂建起来了，一年可以赚５０万元。
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５日，刘永范在麻山区农村奔波了一整天，回到市里的当天夜里，脑血栓发作了，他不得不住进医院。病情稍稍好转，他就把区里的干部们叫到病房，商量怎样帮助群众养鹅，怎样尽快把村办的石墨矿搞起来。区里的干部们见他脸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不忍让他劳神费心。刘永范说：“为群众办实事，是党员的职责。这几件事没落实，我心不安！”
刘永范家在外地，为了让他休息好，市里安排他住在市政府招待所。没两天，他就把全部家当——两只皮箱搬到了办公室。他说：“我占招待所的房子，一天要花去三四十元，住在办公室既省钱，还可以抽出时间处理各种问题，这不很好吗？”
他一心想着群众，群众也信任他。双峰村７名党员赶着牛车走３０多里路，专门找他商议致富门路。农民们有啥难处，总是先同他商量。
因为有困难，才需要我们去解决
刘永范刚到鸡西市时，打开水龙头，淌出的是浑浊的黄水……他想，群众中还有多少困难得不到解决啊！
第二天，他到大街小巷与市民聊天，从居民楼１层走到６层查看水、电情况。他听到群众中流传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早停电，晚停电，早晚停电；下联是：晚点蜡，早点蜡，晚早点蜡。横批：还我蜡钱。
鸡西是３０年代开发的老矿区，虽然煤炭产量居全国第４位，市政基础设施却比较落后，一些电厂设备、水泵还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城市基础设施欠帐３．４亿元。尽管历届政府作了很大努力，水、电、菜、路等诸难始终没有解决。
面对这一大堆难题，刘永范心情沉重。在市委召开的会议上，他说：“正因为群众还有困难，才需要我们共产党员去解决！”不久，在市党代会的报告中，市委提出全市党员要从解决群众最迫切需要的问题着手，多办实事。刘永范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决定，先从水抓起。为解决水源紧张，刘永范和市长王宗璋几乎天天爬青龙山，寻找水源。他们与工程技术人员座谈，听工人发表意见，决定节省其他开支，筹措资金，加快给水工程进度。如今，新的供水设施已投入使用，日供水量４．５万吨，鸡西市区居民生活和生产用水自给有余了，多少年的老大难解决了。 （徐江善 刘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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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持党员本色
本报评论员
鸡西市委书记刘永范上任只有两年多，为什么能办成那么多实事，解决那么多难题？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常跟群众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聊在一起，许多事情和群众想到了一起，群众关心的也是他所关心的，群众的力量成了他的创业之本。从刘永范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本色。
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他们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中的先锋战士，当然应该置身于劳动人民之中，同劳动人民平等相处，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在革命战争年代，环境险恶，生活艰苦，从党的领袖到许多普通党员，都与群众同甘共苦。毛泽东同志还亲自过问和解决井冈山地区群众的柴米油盐问题，苏区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都替我们想到了。”密切联系群众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绝大多数党员和党的干部仍然保持了共产党员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本色，因此才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然而，这些年来，由于放松了党的自身建设，极少数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甚至凌驾于群众之上，不愿意同人民群众在一起，好像“泡”在群众中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显不出自己是什么官、什么长。这些人远离了群众，群众自然也疏远他，群众想什么事他们不知道，群众反对什么事他们也不知道。这怎么谈得上正确引导呢？
邓小平同志早在１９５０年中共重庆市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说过：“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
现在，党中央号召过几年紧日子，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把改革开放的大业推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全党４０００多万名党员，如果都像刘永范同志那样，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党的目标就会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样，我们的队伍就会无坚不摧，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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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钱财面前不动心
——记定州市北城区税务所所长韩京录
韩京录是河北省定州市北城区税务所长。在全省税务干部光荣册上，他连续３年名列榜首。在他带领下，北城区税务所制定了完备的规章制度，税法、征管、税额、减免、处罚、纪律等都实行公开，请广大群众监督。因此，最近两年他们都超额完成了税收任务。
该所的会议室里，堆放着一批名烟名酒。韩京录介绍说：“这是一些业主送来的礼，谁送就给谁曝光，以后就没人敢送了。我们这些收税的，若吃了人家的，拿了人家的，那税款还怎么收？国库里的钱还怎么来？”
韩京录连续５年没有休过节假日，他老伴和孩子至今都还是农村户口。有好心人劝他说：“老韩呀，你官虽不大，但交往面广，按说给老伴、孩子办个‘农转非’，还不是说了就有人帮忙的事？”
“我托了人，人家就会转身再托我。为了收税腰板硬，我这辈子就叫家属孩子吃‘带皮粮’了。”
一天傍晚，韩京录回家后见小小的屋里放着一台“威力”牌双缸洗衣机。老伴高兴地说：“不是你托人买的吗？人家给送来了。”
原来一家百货商店造假帐偷税被韩京录查出，该店经理搬来这台洗衣机行贿求情。韩京录没顾上吃饭，立即把洗衣机送归货主，并对那个经理进行了严肃批评。事后该店依法追补了偷税款和罚款。
一个街道工厂的厂长给韩京录送来了２０００元，一个建筑队的队长也给他送来２０００元。这两家企业在韩京录领导的税务所扶持下盈利可观，成了纳税大户，人家给他送来了辛苦费。韩京录将前笔款婉言谢绝，后笔款转作送钱单位的税款，收入国库。
在金钱财物面前，韩京录眼不馋，手不痒，心不动。他对己严，对所里的工作人员也严。他们学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文件后，来了一次自查。有的同志主动检查了在一个小吃部吃饭没付钱的事，韩京录会后带着当事人登门赔礼道歉，补交了帐款，使业主深受感动。（成福 治淮 王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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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火焰山下的海尼沙
邱明全 朱莉
在新疆的火焰山下，海尼沙无论出现在哪里，少数民族群众都要恭恭敬敬地向她鞠躬问好。
海尼沙是新疆军区驻吐鲁番某医院妇产科的一名普通医务工作者。
她在吐鲁番从医近二十年中，目睹许多少数民族妇女由于生孩子没节制，产后又得不到休息和营养，患了难医的妇科病，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活生生的大量事实，使她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１９７９年，当自己的女儿美丽古丽才一岁时，她就冲破重重阻力和冷嘲热讽，主动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从这以后，她利用自己在妇产科工作，又懂少数民族语言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动员孩子较多的少数民族妇女采取节育措施。
下发的避孕药具没有维文说明，她便挑灯夜战，译出一张一张的维文说明书；遇到有些妇女家中反对采取节育措施的，她就深入这些人家中去做工作。
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在群众中宣传计划生育的阻力很大。有一次，海尼沙到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维吾尔族妇女古丽罕家中动员她做绝育手术，古丽罕很高兴，因为她太劳累了，实在不愿意再生孩子。可是她的婆婆不同意，冷冷地说：“养母鸡就是让下蛋，娶女人就是要她生孩子。我家的事不用你管。”
海尼沙却不动气，仍然耐心地对她讲道理。古丽罕的婆婆被她的一片诚心感动了，把她请到炕上坐下，沏上奶茶专心听她讲。
海尼沙的话，使古丽罕的婆婆心里开窍了，第二天愉快地送古丽罕去医院做了绝育手术。
海尼沙热心帮助少数民族妇女实行计划生育的事迹在当地传开后，经常有一些少数民族妇女上门求医寻方。一天，面色苍黄、身体瘦弱的阿依夏木找海尼沙看病，她已有三个孩子，现在又怀孕了。她有严重的妇科病，要是再生孩子，对身体会有很大损害。她不想要孩子了。
海尼沙给她做了妇科病手术后，她又要求作绝育手术。海尼沙把她安排在自己家中休养，同时又到阿依夏木家中做通她丈夫和老人的思想工作。
阿依夏木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后，海尼沙才为她做了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
海尼沙的热情和精心换来了阿依夏木的健康快乐，现在阿依夏木一家人常来海尼沙家中看望这位可亲可爱的“阿依拉（维语：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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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捡麻绳
胡立华 张华春
一九八四年，在整顿企业、革新挖潜时，湖北省谷城县粮局直属库的决策者发现：回收麻绳大有可为！帐底上清清楚楚，每年用于买扎麻袋的麻绳钱竟达八千元！这八千元到了加工厂，就被一刀刀、一剪剪地“肢解”了。算算回收帐，一年可节约四五千块钱，按现在“初级阶段”的工资水平，可以养活四个职工哩！
王主任把保管仓库的冯辅成请到办公室。泡茶，上烟，心不在焉地跟他拉家常。冯辅成心里正纳闷儿，老王这才期期艾艾地说：“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哩。库里想安排一个人去回收麻绳，你看谁去合适呢？”
冯辅成心里明白了八成，直截了当地说：“那活儿是够呛，但总得有人干才行。组织上要我去，我没有什么说的，就去。”
五六百根麻绳要一根根从麻袋上解下来，他一双不听使唤的大手怎么也供不上十来个负责搬麻袋的临时工。等不及了，临时工们便毫不客气，操起刀剪，熟练地“喀嚓”一阵儿。一天下来，冯辅成眼睛发胀，手指僵硬，连筷子都拿不稳。
下班了，喧腾了一天的车间静了下来。冯辅成仍在忙碌着，对着一个个麻袋，拆了缝，缝了拆，想找出一点规律来。手指甲抠出了血，也全然不顾。
功夫总算没白花，冯辅成每班回收麻绳的数量直线上升，按协议，一天完成四百根就行了，可冯辅成硬是一根也不放过。遇到特别难解的，临时工们劝他用刀割断算了，可他用手抠、用牙咬、用针挑，说什么也要把它解下来，临时工们说他“把麻绳看得比自己的娃子还金贵。”
难以改变的是那工作条件。一进车间，机声震耳欲聋，狂飞乱舞的灰尘扑面而来。刚开始那阵子，隔一会儿非得出来干咳一阵儿不可，直咳得五脏六腑倒海翻江一般。一个班下来，从头到脚都是灰，他简直成了“灰老汉”。手上总少不了被麻绳勒破的裂口。八九月加工旺季或供应紧张时须双班生产，冯辅成总是跟班上，连轴转，饭也顾不上吃，妻子只好把饭给他送到车间……
刚干这事儿时，有人预言：“他顶多干仨月。”三个月过去了，又有人预言：“他顶多干半年。”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冯辅成还在干，“预言家”们的“预言”不攻自破。一核算，这一年他共为国家节约五千四百多元钱。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钱，它是冯辅成低了十八万次头，弯了十八万次腰一分分积累起来的，是一个普通工人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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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奉献篇
京郊“鸭司令”
尹志海
你知道吗？整个首都烤鸭行业６５％的填鸭由他提供，他手下拥有１８０万只北京填鸭。这位“鸭司令”名叫黄礼（图中左一），京郊顺义县前鲁鸭场场长。
鸭场能有如此之大的规模，与“鸭司令”的无私奉献息息相关。１９８５年鸭场刚起步时，黄礼与村里签的合同规定：鸭场交给村里一定利润后，超额的１０％归黄礼个人所有。三年下来，鸭场赢得２４０万利润，黄礼该得２４万元。他一分不拿，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
为了保证首都的填鸭供应，黄礼尽力扶持各地的养鸭专业户。农民刘风兰养鸭亏了本，打算改行。黄礼知道后，主动上门为她提供雏鸭、饲料，并保证回收成鸭。结果刘风兰很快走出困境。如今前鲁鸭场已与京郊５县９个鸭场及１１００多养鸭专业户组成互助互利的联合体。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受益不少。宋平同志去年１１月２０日来前鲁鸭场考察。他对黄礼说：“你做得对，首先帮助周围的村和农民富起来，这才是好党员。”
北京发生动乱期间，填鸭需求大减。鸭农顿时一筹莫展。为了不使鸭农受重大损失，黄礼大量收购成鸭，忍痛赔进７０多万元。北京７０多家烤鸭店派人来表示同情和慰问。有人对此举不理解，黄礼解释说：“我图的是发展北京养鸭业，图的是全体养鸭业同行携起手来，让北京填鸭在全国、全世界都嘎嘎叫响！”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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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城为何这般好
——驻通化某部开展军民共建散记
赵忠范 彭修玉 王桂新
这几年，长白山腹地的吉林省通化市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一条条臭水沟恢复了清澈，商品琳琅满目的店里服务员彬彬有礼，违法犯罪现象大大减少……人们说，山城变了，山城美了。
山城的变化，倾注了驻通化某部官兵的心血和汗水。
这里有坚强的堡垒
１９８９年暮春的一天，通化市商业学校校长姚永金办公室的门被几个外地学生推开了，一个学生说：“希望贵校能支持北京学生的行动。”姚永金义正辞严地说：“反官倒、反腐败我们是支持的，但我们不同意采取罢课游行的办法！”那段时间，商校没停一天课。
从１９８６年起，驻军后勤部门就与商校挂钩搞共建，由１８名优秀教师和１３名部队思想工作骨干组成政治辅导员队伍，活跃在青年学生中间。
在部队同志的倡导下，学校在学生中间开展了“爱祖国、讲奉献”、“牺牲岂止在战场”、“我和祖国”等生动活泼的演讲会。部队还派出训练骨干，对学生进行军训，帮助学生养成严明的组织纪律性。
有一段时间，校园里兴起了一股“迷恋言情小说热”，不少学生像丢了魂，沉醉于卿卿我我之中，刻苦学习的少了，讲究吃穿和早恋的多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及时请来了老山前线的战斗英雄，讲猫耳洞生活，讲战士的追求。很快，兴起了学习政治理论热，仅去年，学生们就购买了政治理论书籍７００多本。在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有６名学生递交了入党志愿书。
正是这种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才在通化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军民共筑的坚强堡垒。
做人民最关心的事
新站街是闹市区。街道有３００多人在新站市场从事个体经营。哄抬物价、短斤缺两的事情时有发生。
某部帮助街道办事处成立了普法小组，对个体户进行了《集市贸易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食品卫生法》的宣传，听得那些个体户直伸舌头：“短斤缺两不但缺德，还犯法呢！”没过几个月，文明经商在这里蔚然成风，群众拍手称快。
东岭居民李玉芝的儿子因打架造成下肢瘫痪，普法小组召集青年们开会，请李玉芝为青年们讲述儿子因打架给个人和家庭造成的后果。会场静极了。报告会一结束，就有３名青年交出了匕首和弹簧刀。
普法活动，打动了居民的心。新站街道办事处连续两年被评为普法先进单位，有７９１０户被评为守法文明户，占居民总数的８０％。
共建要坚持原则
这个部队所属炮团与通化市火车站结成了共建对子，联谊会、演讲会、报告会，把青年战士和服务员的心连到一起。在官兵们帮助下，服务质量提高了，候车室干净了。
有个服务员拾到日本客人丢下的巨款，几经周折还给了失主，日本客人感动得直竖大拇指。
有人以为军队同火车站搞共建，大概是为了寻便利。一次，一位老熟人找到团政治处周主任，让他到车站帮助说情要一节车皮，并言明事后有重谢，当即遭到周主任拒绝：“我们搞共建，不是拉关系、走后门！”
把政治优势送到地方
通化市纺织厂，在通化纺织系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全市十几家企业的棉纱、棉布都是由他们供应的。１９８４年时，纺织厂由于亏损，人心浮动。有些人看到社会上兴起了“涨价风”，于是也想随波而上。说实在的，他们涨价的理由比起商业系统来要堂皇得多，涨起来也不愁产品销路。党委成员虽感到物价涨不得，但群众工作还真不好做。
这情景，纺织厂的近邻炮团注意到了。两家党委成员坐到了一起，成立了“政治工作协作中心”，共同探讨把企业搞活，把部队建设搞好的方法。炮团同志坦诚地说：“资金并非万能，搞好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也许能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于是，工厂在职工中开展了“文明生产”、“守法经营”等活动，并请英模和优秀职工作报告，帮助职工树立主人翁责任感。厂风果然一新，生产效益有了明显增长。
去年下半年以来，为了消化原材料涨价的因素，他们在全厂大力倡导艰苦创业精神，棉纱和棉布未掺一分假，未涨一分钱，对于保证通化地区纺织品市场价格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帮助建成“富裕村”
某团三连驻地附近的长山堡是远近闻名的穷村。三连指战员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们找来致富信息，帮助村民建起了油漆厂，无偿地参加各种劳动。
有一天，战士沈国明沉不住气了：“指导员，连队穷得叮当响，我们挣点钱补贴一下吧。”
是啊，不要说吃的、住的和学习、娱乐场所的条件了，就是部队取暖，煤都不够烧，战士只好到山上去砍柴。
“我们这样一个有着爱民传统的连队，不能一味地向钱看，如果群众都不富裕，我们的服装和伙食费从哪来！”指导员夏永宽的一席话，说得小沈低下了头。
村民李奉村老伴去世后，由于生活困难，３０多岁的儿子连对象也没有着落，战士们决定帮他办个综合养殖场。
没有资金，战士们筹集了５００多元借给他；没有场房，连队抽人调物帮他建起了简易鸡舍；没有技术，战士们利用出差的机会给他买了２０多本书籍，并帮他买种禽、订合同。一年多的时间，他还清借贷之外，盈利６０００多元，盖了瓦房，儿子娶了媳妇。
６年来，三连为长山堡扶持各类专业户７０户，企业人均收入由１９８４年的８７元猛增到５４０多元，村民们愁苦的脸庞舒展开了。
冬去春来，６个年头一晃而过。
通化市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给通化人民带来了缤纷的色彩，带来了浓郁的香气。在７０个共建点中，有５４个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吉林省评为先进单位。１９８４年以来，在吉林省爱国卫生竞赛中，通化市连续４年获赛区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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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优秀教师，山西省长治市离休老教师张汉，痛感黄色书刊毒害青少年。他不顾七十高龄，疾病缠身，坚持对青少年进行教育。1985年以来，他自费二千多元，订阅了近二十种报刊，办起466块流动宣传板。他还办起“青少年之家”长年开放。图为张汉在给小学生讲解四项基本原则。 常明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