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开发者之歌［报告文学］
孟晓云
三年前的金秋，从北戴河开来的专列驶入天津站。邓小平同志走下火车对前来迎接的李瑞环市长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看看你们的开发区。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
同年夏天，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黎成信实地考察后在为白宫提供的报告中写道：“当现在许多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大发牢骚的时候，我却找到了一个良好的、使人充分放心的投资环境，它就是中国北方大城市——天津的经济开发区。我希望美国的实业界人士在准备对华投资时，先到那里看一看。”
一
也许天津开发区生不逢时，１９８４年上马偏偏赶上紧缩银根，国家既不能给一分钱的投资，银行又不能贷款，要想成功，必须全靠自己。看来当初设想的瞄准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区建设，以为划出一片地来就能生财，未免过于浪漫。开发者们很快得出了结论：办开发区要土洋结合，搞“洋务”也要发扬大庆精神。于是两种优势在这里交汇：既有开发者们尽快引入技术先进、效益良好、创汇系数高、生产率上升快的“洋”的追求，又有中国人引为自豪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勤俭持家的“土”传统。
芳名已载入开发区史册的首批创业者们，正是这样的人。
王述祖，人称“铁军司令”。当年他亲率“铁军”承建过小王庄水库，在天津地震后的建设工程中处处留下他的足迹。他自称天生就是“扛大个”、“耪大地”、“开荒建房”、南征北战的，命中注定他是开发区开荒的首领。当开发区仍是碱滩茫茫、无路无人的时候，他又冲了上去。受聘为天津港顾问的日本鸟居信雄先生，看了这片不毛之地，连连摇头，认为：“这地方，是建不成开发区的。”王述祖咬紧牙关，心里说，咱们走着瞧！他率领各路建设大军拚命干了几百个日日夜夜。一年后，鸟居信雄再临开发区，看到道路纵横，厂房林立，不禁惊讶万分，连称奇迹。
南高电子有限公司被称为“小作坊里有大作为”。创业伊始，缺资金，又缺人手。中方总经理贾友群不得不计算着手里的每一分钱。他亲自跑委托店，跑旧货市场，买下脚料和废旧器材，回来自己率人制作工作台案，开办费只花了３６０元。南高的司机张宝庆半是自豪半是诉苦地告诉记者，贾友群舍不得买车，外商送了一辆１５座旅行车当班车，又兼采购，送货，忙坏了张宝庆。然而，一年下来，这个“小作坊”却当年引进，当年培训，当年投产，当年盈利。
苗沛，是一条“开荒牛”。他是１９８４年秋天最早来到开发区勘察现场的十几个人中的一个。当时他们的目标是１９８５年１月要修通第一条路。谈何容易。穿着大雨靴，披着棉大衣，迎着瑟瑟的海风，排碱，铺路，啃冷馒头，用热水瓶打粥，在小平房里缩成一团过夜，早晨起来被褥全是湿的。经历了酸甜苦辣，苗沛得到了一面“开路先锋”的锦旗，如今他已是开发区总公司襄理兼基建处处长。５０岁的苗沛和开发区不少中年人一样，对这块为之付出血汗和艰辛的土地有一种归宿感。他感慨地说，８０年代开发者的标志是什么？依然是艰苦奉献。没有“开荒牛”精神，就没有什么国际风度，国际气派。
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向我推销开发区，推销“开发精神”：
“我们是全国十几个开发区中唯一没有实行政府给予财政补贴的，用于基础设施的３．７亿元，全部实行自贷。全凭开发精神惨淡经营，促使三资企业尽快投产，从而保证正当税收，用滚动开发的办法，开发一片，投资一片，收获一片。现已有美、日、法、菲、比、澳、西德、新加坡、巴拿马、香港、台湾等１５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来此签订合同或独资项目１４０个。全区人均利税１．８万元，人均产值８万元，已进入良性循环的大门。”
是的，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夜总会，没有霓虹灯，却有过开发建设大军的挑灯夜战；有过全国有口皆碑的“李瑞环速度”——项目引进与工程建设趋于同步的速度和效益；有过令人钦佩的口号“项目是生命线”；有在不寻常的时刻签订的举世注目的不寻常的合同——ＭＧＭ土地出让项目……
这就是被称为“北方特区”风格独具的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这里，外表的平静、安详笼罩着内在的繁忙和高频率运转。街上静悄悄的，几乎见不到什么人；而一走进开发区的办公楼，你就会感触到她的脉搏的急促跳动。在接待室、谈判间里，每天都坐满了来自海内外不同肤色的客商，各种语言交织在一起，各种信息汇集在一起，资金、技术、时间不断地在每个人的脑子里换算、权衡，变为一个个决策。
速度和效率是评价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光有水、电、路不一定就能吸引住投资者，还需要有良好的软环境。在世界投资出现世纪性变化，国际资本转向高级投资环境的今天，天津开发区是一片富于魅力的土地。美国有个ＴＳ公司，曾与天津市某公司接触一个高技术项目——多层线路印刷板，拖了一年，几个部门互相推诿不能拍板，外商一气之下回国了，项目搁浅了。开发区的头头叶迪生得知此事，拍案叫道：“好项目！”立即答应：“此项目我们协助解决，欢迎迁入开发区筹建。”仅仅四天，问题全部解决，合同签订了，项目批准了，技术细节无一疏漏。在合同签字仪式上，美方代表手指草图说：这是国际上难得一见的高效率。
开发区有一支精悍的谈判队伍，三四十个项目经理平均不到三十岁，一年能与外商谈成三四十个项目，他们却说：“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本事，而是开发区集约化功能的展现——一体化管理，一条龙服务，办事能力与拍板权力的协调统一，为我们提供了快捷的可能。”在旧体制下，谈成一个项目要请示２８个部门，谈了几年外商竟摸不着中国的大门，甚至不知谈判的决策者是谁。而在天津开发区，问题在这里提出，就在这里当场答复解决，再不需要繁琐的公文旅行了，再也不用四处奔跑了。三资企业面前的所有路口全显示的是绿灯。因为，李瑞环市长有指示：“创造出一个高效率的样板，冲一冲市内某些部门的旧体制。”
办开发区，与外国投资者打交道，一要开明，二要精明，“开明往往是最大的精明”。开发区的管理者追求的是中国第一流的投资环境，他们决心把开发区办成中国工业走向世界的跳板和桥梁。那种像土老财一样恨不得榨干对方的油而后快的经营方式，是最愚蠢的。搞“洋务”，一要互惠，二要互利。你只要看看他们先后提出的口号便可知开发区的管理者与企业的关系了：“让投资者感到方便，让投资者赢得利润”，“我搭台，你唱戏”，“只有企业的繁荣才有开发区的兴旺”。这里的企业没有婆婆，没有上级，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总经理的权力至高无上。开发区的管理者没有丝毫的权力让他们在工厂里干什么或不干什么，他们只起“催产婆”、“助产士”的作用，为企业提供各种热情的服务。中日合资企业万乐毛衫有限公司开业了，中方总经理王文打来电话，激烈地批评管委会：你们干什么吃的？供气不匀！让我们怎么保证毛衫质量？制作毛衫对供气有特殊的要求，管委会马上派人调查，听取意见，然后拨款２０万，专门为“万乐”修了一个供热装置。
二
弹丸之地，浓缩了世界各国工业的模式。开发区为每一个开发者提供了参与国际商战的舞台。
总公司前副总经理赵树华总结得好：“开发区是商战第一线，是衔接内外世界的桥梁。这里可以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甚至舌战，不把开发者推到国际舞台上拚搏一番，出不了人才。”
从这个角度看开发区，它最重要的意义在“嫁接”二字，引进了一批能打开国际市场的设备和技术，同时，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懂得国际市场，善于国际交往的人才。
睁开眼睛看世界，又具有了世界的眼光，这是一个飞跃。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们看到了自身落后而奋起的态势。正是那个赵树华，在考察美国市场以后发出了急切的呼唤：“中国，你在哪里？”他在美国超级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货架寻觅中国的产品，只看到一种天津的醋，售价１．７美元。这个价格只相当于香港产品售价的１／３。这个魁梧高大的北方汉子内心被深深刺痛了：中国的产品远远没有占领世界市场。危机感、拚搏和竞争的冲动，骤然而生。作为开发区中外合资新陆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意识到责任的重大，回国后，立即引进两种技术，一是包装，二是灭菌，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有几十种产品出现在美国超级市场上，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字样。
总公司总经理易志宽则严峻地指出：“当今世界，贸易大战，乃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国家之兴亡，民族之盛衰，人民之祸福，莫不卷入这场狂飚般的漩涡冲突之中！”
“世界是丰富的，复杂的，变幻万千的，既充满机遇，也充满了竞争。面向世界使开发区的人们共同感到的一点是对人的解放，从束缚中走出来，走向创造，走向变革，敢干‘第一件事’。”３８岁的公关部长田贵明如是说。
不是么，开发区的人们敢于想，敢于追求，他们有一种使命感，有要干“第一件事”舍我其谁的魄力。ＭＧＭ土地出让项目就是敢干第一件事的结果。
想象力往往比经验更可贵，创造才能产生新观念。管委会副主任郑华安一次去美国开一个研讨会，在与美方人士的接触中，一个奇特的想法诞生了：“天津开发区能不能与美国一个地区搞一下开发土地的互换，即美方开发土地，我去办企业，我方开发土地，让美方来办企业，产业结构互通有无。”这等奇想居然在两年后变成现实。一份出让５．３６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出让期为七十年的合同文本，经过长时间的洽谈、磋商，终于达到了周密、扎实、双方满意的程度。１９８９年８月８日正式签字，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偿转让土地最大的一个开发性外商独资项目。
美国ＭＧＭ商业公司总裁马利克波尔这个国际开发老手，在记者招待会上有点激动地说：“我要记住８月８日这个吉祥的日子，它向世界宣称，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取得了成功，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建成目前世界上最好的项目。”雄心勃勃的马利克波尔决心在这里建设一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工业区——马利克工业综合区。马利克工业综合区将是中国通向世界之路，也是世界的工业制造商通向中国之门。
开发区这块土地为充满活力和首创精神的人们提供了舞台，唱主角唱配角由你自己决定。在这里，可以使每一个人的能量得到释放。但是却没有人保住你、管你、护着你。开发区上马之初，李瑞环市长就曾斩钉截铁地说过：市政府就是不管你们，我就是逼你们上梁山，最多给你们个政策。你们解决不了的难题我来帮助协调协调。果然，这一逼，逼得人们只能自力更生，靠自己想办法，逼出了志气，逼出了角色，人也就成才了。
３０岁的公用实业服务公司副总经理梁建三明白：不能炒汇，不能倒卖，只能用自己的汗水挣钱。当时新港压港，他们利用办公室前的空地疏港，两天可挣五万元。不就是接个汽车么，原以为很简单，其实很艰难。船什么时候到要听候通知，有时从清早一直等到夜半，还要在风天野地里看着车。梁建三原来在市府大院坐办公室，层层请示，凡事有人管，可眼下就得梁建三负责，丢一辆不是闹着玩儿的。谁让你选择了开发区呢！
梁建三的本事越来越大，他一个人折腾起一个信托投资公司。开发区最难的是没有资金，每年要付利息２０００多万，能否保息开发决定了开发区的对外形象。能不能办一个金融公司，将开发区的间歇资金采取银行和大企业联合投资的方式保息开发呢？当梁建三把这个大胆的设想提出后，招来的是一片议论：“人才不具备”、“要论证”、“时机不成熟”、“异想天开”。梁建三本可以安坐管委会财务处处长的宝座，不去冒这个风险，但他知道，资金是开发区的血脉，他想为开发区办成这件事。老总们在原则上支持了他，余下的事就靠他一个人去办了。
首先是“攻手续”，天津没有先例，“第一个吃螃蟹”总令人担惊受怕。他不得不施展全身的本事闯过道道难关。接下来是筹措资金，也不是个轻松的活儿，靠了梁建三的两片嘴，苦口婆心地说，诚诚恳恳地说，委屈求全地说，要说得人家信，说得人家服，区内、区外、市里、市外，腿都跑细了，总算是把２０００万这笔钱凑齐了。信托投资公司开了张，它利用时间差，让钱再生钱，六亿资金融通了，像是血液，一旦周转起来，运动起来，增强了造血功能的开发区便充满了生机。
２６岁的刘海红，是“奔着北方特区”来的一批大学生中的一个。有人说她像一张白纸，往上画什么都行。她是学高分子化学的，没想到在开发区工业投资公司干起了项目谈判经理。高分子化学用不上了，需要公关的本事，应变的能力，需要掌握信息，弥合矛盾，并且能善解人意。碰巧，这些她都有，于是，她在那张白纸上画上新的图画——独当一面，斡旋于投资各方，成为中方和外方的“连接点”，为他们提供经济的咨询和服务，提供项目信息，确定投资意向，组织双方进行可行性研究，帮助起草合同章程，打通各种环节，一句话，做好营业前的所有工作。这个新的行当，使她受到磨练，长了本事。要知道，在开发区，项目是生命，有人来投资，开发区才有存在的必要。投资公司有谈判经理３０多人，个个精明强悍，比赛着为开发区拉项目，作贡献。刘海红有幸，她的成功率最高，一年谈成了三个项目。如今已投入生产的奇士美口红、华信地毯、福发皮鞋三家企业就是她的业绩。
这个女大学毕业生，究竟魅力何在呢？请听她的自白：“是开发区为我提供了一种机遇。当然，机遇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我不过是在机遇来临时，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其实，每走一步我都战战兢兢，没少碰钉子，冒风险；但是我决心成功，渴望成功，再加上我这个人一向什么也不怕，机遇就抓住了。我靠什么呢？我的资本很少，我主要靠服务好。天津开发区投资环境确实不错，但是得让人知道，得向外商推销。我就抓住这一条，不厌其烦地对你说：你来投资有好处，准能赚钱。当然，谈判也是个本事，需要思维敏捷，有高度判断力，我能快速反应，有点紧急应变能力，又很随和。别看谈判时我总默默地坐在角落里，但我始终保持着愿意而且能够给谈判双方解决难题的形象。这就是信任。我是劝架的最佳角色，我婆婆都说我：有这么个儿媳妇，家里不会有战争。要想谈判成功，协调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刘海红不久前出任了华信地毯公司总经理助理，把当项目经理时训练出来的组织才干、办事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很得心应手。她的感受是，每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就又有新的机会等着我。待时机成熟，她还要谈几个大项目，自己办一个大公司。她在渴求更大的成功。
在开发区这片具有全新意义的土地上，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培养煅造了一批国际交往的人才。创业伊始就有３０多个青年干部自荐担当更富于开拓性的任务，其中有的人研究了全球几百个经济自由区。刘海红只是其中之一。他们学会了用世界的眼光看问题，学会了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产品的国际标准、国际市场占有率成了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难怪越来越多的外商被吸引而来。日本野村证券公司在天津跑了那么多地方，却非要在开发区选址，合资建雅马哈电子琴乐器有限公司，而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要花４亿美元从这块土地上划走０．２平方公里，建一个亚洲的生产基地。外商有共同的评价——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者办事人员有国际感。况且，他们相信，２１世纪的中国将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三
“在开发区工作总使我有一种要时刻更新自己的感觉。”这是开发区万乐毛衫有限公司一个普通工人的感受。
是的，每一个开发区的建设者，无一例外地在改变开发区面貌的同时改变着自己。
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叶迪生。八年前我采访过他，今日相见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八年前，他在天津市一个小厂当技术员，向我诉说的是他个人的坎坷，错划右派以后如何搞发明创造，然后又当上特等劳模的经历。而现在，做为开发区的最高管理者——管委会主任，他所关注的不再是让自己的产品打入上海市场，而是探索怎样将开发区变成一个缩短中国工业与世界工业差距的“实验区”，变成一个中国北方通向世界的“大陆桥”。
在开发区采访，经常会无意中听到人们对叶迪生的评价，说他是：“有大思路的推进型人才”，“一个没有书生气的书生”，“在他身上体现着传统精神和现代意识的结合”，“他是一个时刻想着要到国际舞台上角斗一番的领导人”。
还是八年前那个叶迪生，胖墩墩、朴实、和气，但思想、语言、思维方式全变了，使我感到坐在面前的是一个目光四射，气度恢宏的人。他对我侃侃而谈的是这样一些思想：
“北方的‘工业帝国’，受到新的工业形势的挑战，我们必须建立一支自己的工贸结合的产业新军，像北伐一样，没有新军是打不出来的，这新军就是三资企业！”
“中国工业的出路就是要打出去，到国际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在强手如林的国际市场上去一竞雌雄！”
“抓住国际调整机遇，利用京津工业基础、科技人才、信息优势，加速建立一个外向型经济区。要四进四出：资金进来，产品出去；人才进来，成果出去；管理进来，质量出来；信息进来，贸易出去。”
从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到开发区的管理者，这种角色的转换或许还意味着新与旧的更替。
叶迪生的同事和下属们曾经这样描述他：“他是干工业出身的，最早认识到了中国工业的落后”，“改革开放大气候给了他极大的解脱，思维模式、思想观念都有较大的改变”，“老叶转变很快，适应很快，我看他基本变型了”，“可否这样概述他，叶迪生身上既保留着原来的劳动模范的传统，又有着探寻新模式的带头人的精神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否定了自我又前进了”。
我问叶迪生：“你自我否定了些什么？”
“否定了那些不适应新世界的旧观念、旧方法和种种局限性。要进入新角色总要弃旧扬新的。”
叶迪生很有些哲学的眼光：“我要适应世界，也让世界适应我。要适应了世界，你就自由了，世界也会适应你。适应世界须先认识世界，理解世界。”
我以为，叶迪生在深刻认识世界的同时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这是一种升华。
这种升华使叶迪生更加成熟起来。从中国国内这个小战场转向国际贸易的大战场时，他运筹帷幄，在新的领域里驰骋，指挥若定。他有一个高见：“我们把企业扔入国际竞争的汪洋大海里，自己去游泳，有的企业难免要喝几口水，但只要他们能游过去，爬上岸，就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万乐毛衫有限公司被扔到大海里，如鱼得水。中方总经理王文说：“谁游过去，谁就胜利，谁游不过去谁就失败。”王文是个胜利者，不到三年就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从办事员到企业家，取得了事业的成功。１９８７年５月５日签好合同，１２月开工，转年投产，一年获纯利润２０３万，收回了股本。如今，２００人的小厂产值突破２０００万，人均税利３万元。
有人给３８岁的王文总结了几条：下过乡插过队，从苦斗中颠簸出来，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在外贸当过十年办事员，对国际市场相当了解；善于将手中的权力运用得淋漓尽致。而王文认为最根本的是享有自主权，没有这一条，十个王文也不灵。命运把他摆在了新的舞台上，他要唱好这个戏，必须练出一些新功夫来才行。首先，对外要把国际市场研究透，知己知彼才能随机应变。其次对内还需要有足够的魄力，一手抓管理，一手抓分配，目的都是为了使产品质量和花色品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为此，在“万乐”，每个人都尽力工作，“我爱‘万乐’，‘万乐’爱我”的口号已深入人心。
也有在大海里喝了几口水，又挣扎着爬上岸来的。如今生产名牌自行车“普佳奇”的丹华公司，是开发区第一个合资企业，命运多艰，先是因资金枯竭而陷入困境，之后又遇到合伙人外方的破产，人们都认为，这下丹华完了。３２岁的总经理韩冰奋力挣扎，终于冒出水面，死里逃生。丹华的创业史这里无法细说，单说这位大学毕业不过四年、当过两年副厂长的韩冰，在丹华生死存亡之际，经历了曲曲折折，无数的讥讽和争吵，一个接一个的失眠之夜，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哭大笑，几乎蜕了一层皮。在恶风浊浪中，至关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两个关键：第一，要生存要发展，必须拿出以自产件为基础的产品来；第二，不怕风浪大，就怕船上的人不听指挥，要想不翻船，船上的人必须同舟共济。他做到了这两条，于是，一种崭新的普佳奇自行车挤进了广交会的自行车馆。
韩冰出了一口气，深深地感叹着他正“全方位的长大，全方位的成熟”。虽然这成熟中带有一些辛酸和苦涩。
一切在大海中游泳的人，耳边总要响着惊涛骇浪之声，而眼前闪现的却是无限绚烂壮丽的风光。需要的是气魄、力量和坚韧，置死地而后生，劈波斩浪而前行，这才是开发者的本色。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