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
西欧两大经济组织加快合作步伐
本报记者 顾耀铭
随着欧洲共同体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及欧洲局势的变化，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欧洲共同体正在加快合作步伐，朝着建立“统一的、有活力的欧洲经济区”的目标努力。
西欧的这两大经济组织自１９８４年在卢森堡联合发表宣言提出建立包括两个组织１８个成员国在内的完全消除贸易障碍的“欧洲经济区”的合作构想以来，双方在工业品的自由流通、取消工业品和部分农产品的关税、简化规定和关税程序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正在形成一个占世界贸易总额４０％以上的自由贸易区。但是，这种关系也带来一些新的矛盾，首先，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六个成员国利益各异，对发展联盟内部合作积极性不大，在如何与欧共体一体化进程中加强合作方面也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各国纷纷与欧共体单独联系，曾一度面临各奔前程的危险。其次，欧共体成员国对发展与联盟的关系分歧也不少，一些国家强调非欧共体成员国不能享受统一市场的所有权利，更不能影响共同体的决策。因此，两个组织的合作存在着不少障碍。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欧洲经济区”的建立缺乏信心。
去年１月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表示，为了密切两大组织间的合作，欧共体愿与联盟建立“能共同作出决定和管理的联合机构”，以形成一种“新型的组织关系”，但他同时要求联盟应在机构上予以加强，“能用一个声音而不是六个声音说话”。欧共体的这一态度在联盟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瑞典、挪威、奥地利等国的政府对此马上作出了积极的响应，联盟国家的企业和工会也纷纷催促政府加速同欧共体的合作进程。
去年３月，联盟国家的首脑在奥斯陆举行会议，专题讨论加强与欧共体合作问题。与会六国首脑都强调要加强联盟内部的合作，增强联盟的权威性和行动力，并且希望同欧共体就扩大合作范围、建立“共同决策和管理机构”等问题进行商讨。欧共体对此表示欢迎。随后举行的两组织部长级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五个委员会全面研究加强合作的措施。去年１１月欧共体执行主席、法国总统密特朗与联盟执行主席、冰岛总理赫尔曼松举行了会谈，双方都强调鉴于东欧局势的急剧变化，欧共体与联盟的合作需要加快。最近举行的欧共体首脑会议又明确表示希望同联盟建立尽可能密切的合作关系，联盟国家除不能参与决策外，将可以享受共同体统一市场的所有利益和权利，对此，一些联盟国家感到振奋。
联盟与欧共体的关系去年出现这样大的转机，主要是以下原因促成的：
首先，欧共体内部具有活力的发展加大了两大组织的距离，使联盟国家产生了当统一市场的“门外汉”的危机感，增强了参与一体化进程的紧迫感。
欧共体已明确表示在１９９２年实现统一市场前，不接纳新成员。奥地利虽然已提出加入欧共体，但是在三四年内很难得到批准。因此，联盟成员国除了加强合作别无选择。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只有以一个整体与欧共体谈判才能达成较有利的协议，因此需要在内部协调立场，增强联盟的谈判地位。
对欧共体来说，由于同联盟在经济上有很多联系，加强与联盟的合作对欧共体统一市场的建立有利。此外，鉴于东欧局势的变化，欧共体需要通过同联盟关系的加强，扩大它在整个欧洲地区的影响。
上述因素促使两组织在加强合作方面都表现出比以往更为强烈的愿望。然而，在实现“欧洲经济区”的谈判中，双方仍将面临一系列的困难。联盟国家要求参与共同体一体化的所有决策过程，但是欧共体只同意联盟可以参与欧共体统一大市场政策的协商形成过程，不能参与决策，并要求联盟接受欧共体在开放市场和竞争等方面的规定。在联盟国家加强内部合作这个关键问题上也还存在很大分歧。如瑞士、冰岛等不赞成联盟建立类似欧共体委员会那样的“超国家权力机构”。欧共体对如何发展与联盟的关系仍态度不一，这对两个组织间的合作发展也是个制约因素。
因此，“统一的欧洲经济区”仍然只是一种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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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色的“星期五”
本报记者 徐宝康
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在大力提倡全民参加义务劳动的同时，特别重视干部参加义务劳动的制度。１９７６年劳动党中央决定把每星期五定为全国各党政机关、科研机构等脑力劳动者的法定义务劳动日，并制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干部参加义务劳动由各级职业同盟（工会）统一管理，职业同盟根据各地的需求，具体下达给每个机关劳动任务，并按时进行检查和总结。
今年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号召全民“要以共产主义态度进行建设和生活”。每逢星期五广大干部便主动走出机关，参加各项义务劳动。平壤市每星期五就有一万多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绫罗岛游园地、五·一体育场以及新开辟的建设工地，挥锹抡镐，清除污物，修建道路，美化环境。不久前，他们还到郊区农场，同农民一道秋收。干部参加义务劳动制度化，受到普遍好评。人们称赞道：“这是用金子也换不来的金色星期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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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辞旧迎新访中国
本报记者 于青
岁末年初的日本，人们忙于采购，并且为忘年会联欢、回乡团聚或海外旅行做准备，沉浸在紧张繁忙的气氛中。就在这个时候，有一行七人，１２月２７日乘机飞往北京。他们是受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邀请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他们在辞旧迎新之际前往北京、上海等地访问。代表团团长是日本艺术院会员、著名作曲家团伊玖磨。为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他曾３０多次访华，可新年前后去中国访问还是首次。
团伊玖磨先生第一次访华时，是随日本前进座剧团，辗转香港，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才抵达北京。当时正值１９６６年８月，“文革”刚开始，预定的演出未能如期进行，多亏周总理精心安排，演出才得以实现。
团伊玖磨在青年时代就显露出作曲家的天资。１９５２年为戏剧《夕鹤》谱曲，获三项大奖，确立了他作为歌剧作曲家不可动摇的地位。团伊玖磨先生还多次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题材从事创作，如歌剧《杨贵妃》、管弦乐曲《丝绸之路》、《飞天》、交响乐曲《万里长城》等，与中国作曲家吕骥、贺禄汀、李焕之等结下了友谊。他还是出色的指挥家，多次同中国的乐团合作演出，与中国老一辈指挥家李德伦、黄贻钧、郑小瑛等早有交往。谈起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交替之际的访华之行，团伊玖磨先生告诉记者，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中国文化界的新朋老友们共同商讨使日中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和扩大的问题。
代表团顾问杉村春子，是日本著名演员，日本话剧艺术的创始人之一。她早年就立志促进中日文化交流。１９５６年，她顶着各种压力，克服重重困难，绕道欧洲，从苏联取得签证来到中国。她热心于中日戏剧交流，多次带领剧团访华演出，还积极介绍中国的各种剧目来日演出。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宴会上，周总理向来宾中的两个人赠送了鲜花，其中一位就是杉村春子。杉村春子至今仍珍藏着周总理赠送的那朵黄色菊花。
中日话剧的互访演出，较之音乐舞蹈，有更多的难处。但由于中日戏剧界人士的亲密合作，默契配合，每次演出都能如愿以偿。杉村春子回想起日本话剧《女人的一生》访华演出时，她主演的角色是由中国著名话剧女演员朱琳配音的。口型对应准确，感情表达贴切，使她钦佩不已。她期待与朱琳、夏淳、于是之、蓝天野等中国戏剧界的朋友再次聚会。
杉村春子的戏剧生涯已有６０多年，现在仍活跃在日本舞台上。１月６日，她将在中国度过８１岁生日。回忆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革命家与他们亲切交谈戏剧艺术的情景，缅怀郭沫若、廖承志、田汉等中日文化交流事业开拓者的遗愿，她认为培养日中文化交流事业的接班人是当务之急。言语不多，意味深长。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在辞旧迎新之际访华，预示着中日文化交流事业将会继往开来，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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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年终专稿1989
国际关系中的新课题
“环境外交”
明非
八十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课题。
世界各国环境专家多年的研究表明，人类正面临着十大环境问题：大气污染造成“温室效应”加剧，水资源紧缺和水质恶化，土壤流失和土地沙漠化，森林资源锐减，海洋污染严重，危险废料和有毒垃圾成灾，噪音污染、臭氧层遭受破坏，人口增长过快和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等。据称，到九十年代初，环境问题将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为了寻求对策，迫切需要举行各种会议，进行双边或多边的磋商、协调，于是“环境外交”应运而生，且日渐活跃。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环保组织纷纷建立。一九七二年二十七届联大会议决定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组织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的环保活动，总部设在东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它将每年六月五日定为“世界环境日”。之后，各国政府纷纷设立环境保护部或环境保护局，承担环保使命。一些西方国家的环保主义者则成立了“绿党”或“绿色和平运动”，其宗旨是保护环境和恢复生态平衡。至于环保协会之类的组织，更像雨后春笋，遍布全球。
其次，环保会议接连不断。自一九七二年召开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以来，各类环保会议接连不断。仅一九八九年而言，重要的环保会议就有：三月，一百二十三国家环境问题专家在伦敦举行了“拯救臭氧层”会议，二十四国官员在海牙通过了《保护地球大气的海牙宣言》，一百一十七国代表制定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九月，保护地球环境国际会议在日本举行；十一月，拉美八国环保官员在巴西利亚开会，协调拯救亚马孙河雨林的对策。事实表明，环保国际会议日趋频繁，规模也在扩大。
还有，各国争相擎举环保旗帜。在环保舞台上，发达国家领导人捷足先登。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曾任环境保护部部长，当了首相后言必谈环保，故有“环境首相”的美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处呼吁保护环境，改善生态；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也不甘落后。近年来，环保问题也被列入了许多首脑会议的议程。去年七月，西方七国首脑在巴黎会议上讨论了环保问题，九月，不结盟国家首脑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呼吁制定一项《世界环境保护公约》。
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环保会议开了上千次，签署各类环保公约、协议一百多项，但真正付诸实施的很少，成效不大。这说明“环境外交”面临许多难题。
环保问题引起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和纷争。美国工业污染形成的酸雨降落在加拿大的土地上，给人畜和农作物造成严重的危害。欧洲国家的有毒废料运到非洲存放，遭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环境污染无国界，它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引起的利益冲突错综复杂，有时甚至形成尖锐的国际纠纷，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环保问题立法难。“环境外交”的使命是制定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的、为各国所接受的国际性公约。所以，这种公约不仅要有科学性，而且要与有关的国际法和各国国内的法律不矛盾，故制定起来颇费周折。例如，以促进海洋资源开发、养护和海洋环境保护为主旨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从一九五八年起开始讨论，历时二十四载，到一九八二年方在蒙特哥贝签订。
环保需要巨额资金和先进技术。第三世界国家的资金、技术两缺，有的连温饱问题还远没有解决，环境保护仅是一种奢望。以撒哈拉大沙漠为例，它每年以十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大，约有二百万公顷土地沙化，二千一百万公顷土地半沙化，如果仅仅依靠非洲有关国家的力量来治理，只能是望“沙”兴叹。即就发达国家而论，治理遭到如此破坏的世界自然环境，也是力不从心的。更何况发达国家一些领导人大谈“环境外交”，有时是出于政治考虑的。结果，雷声大，雨点小，环境恶化依然一年甚于一年。
总之，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现代人类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环境外交”的兴起和活跃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如果世界各国尤其是在环保问题上负有更大责任的发达国家能增强责任感，并协调行动，那么，“环境外交”是可以逐步取得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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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曼谷附近的挽浦古城一角。它把全国各地古迹加以缩小，集中在一起，惟妙惟肖，供国内外游客观赏。
海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