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一个振兴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发展战略“三步曲”的论述?
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即经济发展战略“三步曲”）的战略目标是：第一步，到１９９０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这个极其重要的战略理论，是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邓小平同志接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来的。以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对这个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政策、措施、步骤以及国内外的环境条件等作了详尽的论述。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设想，先后被党的十二大、十三大确认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江泽民同志在国庆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个战略目标，指出：“这个战略目标，既不是急于求成，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符合我国实际，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弄清我们前进的奋斗目标，意义十分重大。
经济发展战略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作出的重大抉择
经济发展战略的抉择，最关键的是要符合本国的国情。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对中国的国情作了详尽而又全面的分析。
（一）关于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析。社会制度是国情的根本方面。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如下一些看法：（１）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小平同志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１０３页，以下简称《增订本》）。“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邓小平文选》第２１５页）（２）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显示了巨大的变化。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加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３）社会主义制度有待于进一步自我完善。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状主流是好的，但是我国旧的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有必要进行改革，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４）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此，必须“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是从党性原则的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探索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建立在这样认识基础上所绘制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三步曲”，必然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性质的战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关于对中国国情特点的分析。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的国情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特别是农民多。近年来，他又有一个形象的表述：中国是一个又大又小的特殊国家。“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增订本》第９５页）邓小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对我国复杂的、特殊的国情作了如下具体的分析：从我国的经济实力来看，虽然比过去有了巨大的增长，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从人口方面来看，我国有１１亿之多，其中８亿多在农村，基本上还用手工工具搞饭吃。而人口还在递增，人口与就业形成尖锐矛盾；从自然资源方面来看，虽然总量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工业发展方面来看，我国虽有一部分现代工业，却有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的企业；从科学技术方面来看，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而普遍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从地区发展来看，一部分经济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等等。总之，我国的发展变化很大，但贫穷落后的状况至今仍未根本改变。这既说明了中国的国情有许多有利的方面，这些有利方面对于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是有条件、有保证的，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的国情又有许多不利的方面，进行现代化建设还面临着许多特殊的矛盾、特殊的困难，我们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很快实现。
（三）关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建国以后，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邓小平同志既充分肯定以往的经验，又不掩饰存在的问题，更不把责任推卸给历史。他认为，成功的经验可以鼓舞我们前进，失败的教训也是十分宝贵的财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离不开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他对建国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３０年作了详尽的分析，认为：“我们总结的经验有很多条，那末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增订本》第１０３页）并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的２０年是被耽误的，“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重要谈话》第２６页）由于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能够从深层次上来认识，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对各方面的利弊得失能够予以正视和权衡，所以，他提出的今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比起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来，具有更高的现实起点，是使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三步曲”，由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组成，具有明显的特点。
（一）战略核心意义重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曲”，始终贯串着一条红线——强国利民。小平同志对实现每一步的意义分别作了论述：首先解决温饱问题，使人民群众能够得到实惠，社会得到安宁，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起步；第二步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目标，达到小康水平，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就摆脱了贫困，物质生活就会更加好起来，人的精神面貌就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文化水平也就大大提高了；第三步奋斗目标的意义是：“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增订本》第１５１页）这样的发展战略，是符合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最根本利益的，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的理解、拥护和支持，吸引亿万人民为之努力奋斗。
（二）战略目标得当。“三步曲”目标，总的时间界定为７０年，小平同志把它称为“７０年政策”。由原来一般提出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具体量化为三个阶段性指标，这是对相当长时期内发展结果的预测、选择和确认。这个目标：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值、产量或速度方面的目标，而是一个多目标或目标体系，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综合目标；反映的是既有经济的适当速度的增长，又有好的经济效益，特别是经济增长速度要服从经济效益的提高；反映的是坚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并举。总起来说，这个发展战略目标，是一个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目标，它切实可行又催人奋进。
（三）战略重点突出。战略重点，是为实现战略目标的各项战略措施中的关键部分。邓小平同志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战略重点。因为，这几个方面在整个经济发展全局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的全局性、基础性的因素。关于农业问题，小平同志认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农民不逐步摆脱贫困，就是我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摆脱贫困，他深刻地指出：“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邓小平文选》第３６１页）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阶段的主要支柱。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关于交通和能源问题，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必须要加强基础工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１０年到２０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小平同志关于战略重点的论述，在实践中起到了有力的指导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四）战略途径明确、措施配套。小平同志提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搞好改革开放的战略途径。具体来说：其一，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是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二是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其二，我们搞现代化，必须改革经济体制，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增订本》第１１４页）其三，我们搞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开放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
邓小平同志为实现“三步曲”提出的配套措施主要有：坚持把教育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经济发展逐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的轨道上来；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合理化，保证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等等。
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这一宏伟而又艰巨的事业，要弘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三步曲”，为我们展现了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现在，第一个奋斗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而要实现后两个奋斗目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已经具有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但也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力。怎么办？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增订本》第３页）从精神状态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务必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是民族由弱到强的推动力。要使我们的民族振兴和繁荣，必须永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
树立坚定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首先要学会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我国的国情。我国的国情既存在落后的一面，但也不是一切都落后；既存在差距，但也有很大潜力；既有暂时的困难，又有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贫穷落后，对我们是一大威胁，说明实现现代化的全部任务不可能很快完成，同时又要看到，它对我们来说又是一种严峻的挑战，能够唤醒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激发人们去竞争，去拚搏，去奋斗，去开拓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鼓舞和启发人们在困境中奋起，在危机中求发展，一步一步地赶上去。
树立坚定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要求人们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人，都应当以天下为己任，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把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们要用巨大的热情去服务、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一贯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为实现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做出贡献；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要自觉地维护和百倍珍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共同为之奋斗，我们应当增强对祖国利益的关切度，为改革和建设多出主意，多举良策，排忧解难，同心同德，创造祖国美好的明天。
务必长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小平同志提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邓小平文选》第２２１页）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和人民为实现崇高理想而焕发出来的一种伟大精神。它表现为一种不怕艰难困苦和坎坷曲折的革命勇气，奋力拚搏和开拓进取的战斗士气，有所作为和无私奉献的志气。有了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有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的客观条件可以得到改造，优越的客观条件可以得到充分利用，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落后可以变为先进，贫弱可以变为富强。无疑，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进而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必须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其它别无选择。
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要具有愤发图强的建设意识。既不能说大话，唱高调，又不要“窝里斗”，搞内耗。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实现宏伟目标的事业上。要像国庆节前夕表彰和奖励的２７９０多名先进模范人物那样，做改革开放的楷模，当四化建设的先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要切实贯彻勤俭建国、勤俭节约的原则，反对追求豪华、富丽、讲排场、摆阔气，堵塞各种浪费的漏洞，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大家都来为国家精打细算，我们的建设事业才能发展得快一些，才能不断接近我们的奋斗目标。
要提倡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重在加强思想教育。小平同志讲得好：“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６０至７０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个重要指导思想，当前，尤其需要造成强大社会舆论，使艰苦奋斗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发挥模范作用，只要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老百姓，都能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顺利实现宏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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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增进民主意识 强化法制观念
张志诚 高华 王腊生
民主的涵义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一定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就是民主涵义的内容之一。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民主，又是与法律、法制观念密不可分的。
民主意识通过法制观念的强化，能促使全民族形成一种健康的心态和舆论环境，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奠定思想基础。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民主观念的增进，可以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社会主义法制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之上的，许多法律原则也是由民主观念中产生出来的。如“法不阿贵”、“刑无等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等法律原则，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观念。另一方面，强化人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民主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法制观念是指人们对法律制度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其中包括对法律的社会价值观念和对人们行为的合理性的评价，以及法律的知识和修养。没有正确的法制观念，就不可能自觉地守法、用法、护法。因此，强化全民的法制观念，是保证法律的实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社会主义法律体现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制定的，它能够按照客观规律来协调人们的社会活动，调整各种社会关系，通过民主的渠道和法定的程序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康发展。
不能不看到，在当今中国，增强全民的民主和法制观念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十年动乱”乃至去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风波，并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人不懂民主，缺乏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学潮中，常常可见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些学生高喊着“要民主”的口号走向街头，但当人们问其什么是民主时，他们却又讷讷说不出所以然。还有的青年学生说，“我本来是不想去闹的，但那么多同学要我去，不去觉得不好意思。”据了解，这种盲目追随、“情大于法”的心态并不在少数。实践证明，法盲在政治上也必然是盲目的、不清醒的，公民的法制观念淡薄是社会动乱和不安定因素的重要根源。中国是一个经历过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国家，存在着广大的小生产者和无政府主义生长的土壤。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出发，往往喜欢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这种特点在历史上已多次得到了印证。极少数搞政治阴谋分子，大肆宣传西方的“纯粹民主”和“自由天堂”，利用我们制度上的一些不完善和工作中的一些失误，攻击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蓄意煽动无政府主义，践踏法制，破坏民主，企图建立起一个仿效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我们的公民，法制观念淡薄，对民主的科学含义不清楚，对法律的遵守不自觉，看到违法的事不制止，有的还随波逐流，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违法行为，甚至干出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悲剧的一个重要根源。古人云：“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汉·王符《潜夫论·述赦》）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局势是经常变化的，国家的法令能得到畅行国家就能安定，如果法制松懈国家就要出现动乱。
因此，只有提高全民的法律素养，强化公民的法律意识，搞清楚民主与法制、权利和义务、自由和纪律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有可靠的保障和正确的方向。当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目前还不够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还不够健全，人民的民主权利在许多方面还程度不同地受到经济、文化以及制度的完善程度的制约，这只能通过不断改革完善制度，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和途径来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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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干部进行政策教育的好教材
——《政策学》评介
张海潮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减少和避免政策指导上的失误，保证每一项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做到程序化、科学化、最优化，这是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的迫切而深远的课题。
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门严整的政策科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在这一科学体系指导下建立起科学的政策制定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及反馈系统。有不少干部由于缺乏必要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与理论修养，而继续沿用着一己之得的“经验决策”、盲目制订政策的传统方法；有很多干部划不清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另立“土政策”的界限。凡此种种，严重妨碍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贯彻，甚至使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遭到破坏，这不能不引起严重警觉！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郑欣淼撰写的《政策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出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书是作者在改革开放十年政策研究工作中，根据大量的调查研究材料，结合我们党长期政策工作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分析、概括、撰著而成的一本《政策学》理论著作，为广大干部学习和提高政策理论水平提供了一本好的教材。该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１）把坚持政策的党性原则作为社会主义政策学的灵魂和基石。作者首先从考察政策的起源入手，揭示出政策作为国家和政党的行动准则，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指出任何国家和政党的任何政策，都是这个国家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表现。并由此得出结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这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一把钥匙。
（２）把保证政策的科学性作为社会主义政策学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政策学是高度的革命性、阶级性和严格的科学性、客观实践性的有机统一。当今要制定一项较大的政策，往往面对的是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涉及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如果缺乏实事求是的思想、丰富全面的科学知识和严密系统的程序方法，是难以保证政策的科学性的。《政策学》紧紧抓住这个核心，在认真总结我们党在实践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决定工作的方针，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典型试验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及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原则的基础上，注重吸收现代科学提供的先进手段和方法，而且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国外政策研究的有价值的成果，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方法系统。
（３）把突出政策的应用性、可操作性作为社会主义政策学的最终目标。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和部门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变为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自觉活动，从而实现其领导职能。如果这种政策是空泛的、模糊的、捉摸不定的，缺乏应有的明晰度和可操作性，势必无法正确贯彻到底。
考虑到我国目前政策理论研究普及和广大干部普遍的政策修养状况，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应成为政策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书中关于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科学程序，政策实施的步骤，如何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信息反馈在政策决策中的应用，以及政策研究的方法等内容，既是对政策科学一般原理的论证，又是关于政策产生、实现过程的步骤与方法的具体描述。这些正是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建立社会主义政策学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