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空谈清议不如实干一年 亲自动手胜过发号施令
承德四百多干部到贫困村任职
去年八十八个贫困村基本脱贫，一百九十七个贫困村明显好转
本报讯 河北省承德地区从１９８８年冬天开始，选派近千名党政干部到落后乡村工作，其中有４００多名优秀干部到３７５个贫困村任党支书、村长等实职，从组织上确保扶贫。经过一年多实践，已有８８个村基本脱贫，１９７个村有明显好转。
承德是河北省贫困地区之一。截止１９８８年底，全区仍有人均收入不足２００元的贫困村７００多个。地委通过调查认为，除了极少数村自然条件恶劣外，大多数村都能找到致富门路，贫困主要症结是没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领导核心。为了使这些山村尽快脱贫，地委于１９８８年底作出决定，从地县选派千名既有开拓意识、又有创新精神的中青年干部下基层。对那些条件较好，只是无致富之门的村，实行部门包村、干部蹲点的办法进行扶贫；对其中３７５个重点贫困村实行干部进村任实职。这样，全地区所有贫困村都有脱产干部帮助扶贫。
为了把干部下基层制度落到实处，承德地委把它列入各级党委目标管理责任制。地委规定，凡下基层的干部都要履行个人申请、单位推荐、组织审批，杜绝个别单位借机“甩包袱”，确保下乡人员素质标准。地区和各县还分别制定了有关优惠政策，凡下乡干部都浮动一至两级工资，成绩优异者可受到重奖。此外，在家属农转非、住房、子女入托等方面都予以优先解决。
广大干部到贫困村任实职，加强了村级班子建设，使一批后进党支部变为先进。围场县石人梁村党支部长期瘫痪，村里多年来贫困依旧。去年初，县委派脱产干部唐桂庭到该村任党支书。在唐桂庭带领下，新的党支部班子勤奋工作，及时解决了该村路不通、沙化严重、土豆积压等难题。围场县去年选派１０２名干部到１０１个村任实职。这些脱产干部充分发挥思想解放、思路开阔、信息灵通的优势，大胆拓宽致富门路。这１０１个村在去年大灾的情况下，人均年纯收入仍比上年增长１２０．７元，相当于其他村平均增长值的４倍多。
过去一些干部由于长期蹲在机关，缺乏实际的领导经验和工作方法。他们到基层后，直接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和矛盾，积累了经验，提高了实际工作能力。隆化县女干部陈亚媛在西沟村工作期间，扎扎实实抓党支部建设，不到一年时间，使该村党支部由三类上升为一类。陈亚媛工作水平有明显提高，最近被提拔为县妇联副主任。据组织部门考察，全区８０％下乡干部表现较好，其中已有２１名干部被提拔，有８９名干部被列为后备领导干部。
（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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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去年利用外资２０亿美元
外贸出口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本报广州１月３日电 记者梁兆明报道：刚刚过去的八十年代最后一年，广东利用外资、外贸出口均创对外开放史上的最好成绩。据统计，去年１至１２月中旬，全省利用外资近２０亿美元，比１９８８年增长７．５％；外贸出口７２．４９亿美元，超额完成国家年度计划４０．３％，与１９８８年同期比较，增幅达１６％。
去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动乱，曾一度影响了外商的投资热情，外贸出口也大受影响。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省委、省政府利用各种场合，重申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广东局势一直稳定。为了让外商信服，省外经部门多次把外商请进来实地参观考察，并对已签订的项目信守合同，认真履约，确保外资企业的筹建和投产。
同时，省外经部门又在利用外资中配合治理整顿，大力调整投资结构，使这一年来利用外资新签的５９００多宗合同（项目）中，属生产性项目的占９０％以上。
广东利用外资投向，既为工业注入强大活力，也促进外贸出口。去年头１１个月累计出口总值已超过２４亿美元，比１９８８年同期增长９５％，所占全省出口总值的比重，由１９８８年同期的１９％上升到３４％，成为全省出口创汇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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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艘渔船远洋捕捞
年捕鱼量逾十万吨
新华社济南１月４日电 （记者周传方、侯严峰）中国远洋捕捞业自１９８５年起步以来，已有长足发展。目前，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及沿海各远洋渔业企业有近百艘渔船分别在西非、北美、南美、西南太平洋等地区海域从事远洋渔业生产和经营活动，形成年捕鱼１０余万吨的生产经营能力。
据悉，中国远洋捕鱼船队开始国外海域捕捞以来，渔获量逐年增加，已取得可观经济效益。中国西非远洋捕鱼船队３年来共捕鱼３．５万余吨，产值近２０００万美元，总投资已全部收回。
此外，中国远洋捕鱼船队４年来运销国内各类鱼货５．３万余吨，缓解了国内水产品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
目前，中国远洋捕鱼船队已经形成从捕捞加工到冷藏运输的完整的远洋渔业生产体系。生产规模较大的烟台远洋渔业公司现已拥有４艘２４００吨级以上的大型拖网加工船和冷藏运输船，自１９８５年９月首航北美阿拉斯加海域以来，累计自捕、联捕原鱼近５万吨，创汇３８３万美元，一航次最高人均产值达１９万元。这家公司加工的八个成型水产品，销往美国、联邦德国、日本等６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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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受国务院和李鹏总理委托
袁木看望石家庄军训的北大新生
祝愿学生把自己锻炼成为国家的优秀人才
学生表示将把社会主义旗帜一代代扛下去
新华社石家庄一月四日电 （记者李新锐、通讯员陆宣）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受国务院和李鹏总理的委托，二日和三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陆军学院看望了正在这里接受军政训练的北大新生、学院的全体学员和教职员工。
袁木首先代表李鹏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向学生们祝贺新年，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学习好，身体好，祝愿大家在九十年代茁壮成长，并经过自己的刻苦学习，艰苦奋斗，在同社会实践和工农群众结合中，把自己锻炼成为国家的优秀人才。
袁木以学生的朋友的身份，在融洽的气氛中与学生们无拘无束地交流了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他在回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以来的国内形势后说，六个多月来，中国国家稳定，政策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这说明，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拥有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军队是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正以其实际行动博得人民的支持和信赖；只要全面、准确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实实在在解决人民迫切希望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只要保持党的基本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的局势就可以持续稳定，逐步克服目前仍然存在的一些不安定因素，社会主义事业就会不断前进。
袁木接着和学生们共同研究分析了我国的经济情况。他说，改革开放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近百分之十，累计增长一点五一倍，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同期的发展情况相比也并不逊色。当然，我们面临的困难也相当严重，对一九八四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所造成的总量失衡、结构失调、通货膨胀等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中央确定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已经初见成效，开始找到克服困难的经验和规律，只要坚持下去，我国经济就可以走出困境，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就有保证。
袁木还就学生们所关心的国际形势和东欧局势与大家交流了看法。他说，虽然东欧局势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总的看，国际形势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战争因素固然存在，和平因素也在增长，维持较长时间的世界和平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中国努力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以便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当然，包括东欧局势在内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东西方的冲击是严重的，对中国也会有一定影响。袁木强调说，中国从来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吸取国内国际的经验教训，中国将会坚定不移地、长期不懈地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团结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袁木还到教室、学生宿舍、俱乐部、食堂与学生广泛交谈，问寒问暖。他摸摸学生的棉被薄厚，看看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用品，时而拿起食堂为学生过生日装食品用的“生日盆”，时而驻足于学生办的题为“学习前辈革命史，写好自己青春史”的墙报专栏前，翻看学生写的《读书心得》、《青春理想》等文章。面对一张张笑脸，听着一阵阵嘹亮歌声，袁木一再问大家“在这里过得好不好？”同时嘱咐大家：在学习科学文化、军事政治的过程中，努力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二十一中队计算机系学生马晓卫深受感动，他说：“我们非常感谢袁木同志代表李鹏总理在百忙中来看望我们。我们懂得，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也是对全国青年一代在政治上的关怀和期望。我们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在今后的学习中，一定把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放在首位，将来接好社会主义的班，把社会主义的旗帜一代一代扛下去。”
二十中队英语系女学生曾洪伟说：“军政训练近三个月来，我随时随地都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爱护和关怀。父母的来信，老师的教诲，国务院的同志来和我们交流思想，使我们从心眼里感到温暖。请领导放心，请老师放心，也请家长放心，我们的思想正在一天天成熟起来，我们是会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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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任建新在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
监督支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本报北京１月４日讯 记者毛磊、张志业报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今天指出，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就是要监督和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保证法律的实施。
为期５天的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任建新院长就进一步加强审判工作、为保障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而奋斗作了报告。他说，人民法院要通过审判活动，直接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为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服务。
据介绍，１９８９年１至１１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案件２６０．１万件，比１９８８年同期上升２８．６％；共审结一审案件２４２．４万件，比１９８８年同期上升３０．２４％。
任建新在今天的会议上强调指出，在国内有敌对分子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存在，在国际上有进行渗透、颠覆、和平演变的敌对势力存在，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坚持，决不能削弱。作为人民民主专政重要工具的人民法院，必须强化对敌专政的职能，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
任建新认为，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但这类犯罪仍很猖獗。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各级法院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１９８９年１月至１１月，全国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３５．５万件，比１９８８年同期上升２５．６％；审结一审刑事案件３３．１万件，比１９８８年同期上升２４．９８％。
据介绍，经济审判、民事审判在１９８９年都取得了明显进展，行政审判工作开展也较快，告诉申诉工作有了很大改观。
任建新指出，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以后，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正在朝着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但是，社会治安形势仍然相当严峻，我们思想上要有足够的认识。刑事审判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稳定，要切实加强领导，务必抓得很紧很紧。同时，民事审判工作仍将面临案件继续上升，新情况、新问题增多的复杂形势，要进一步全面贯彻民法通则，用法律手段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防止矛盾激化，维护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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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潜回大陆插手北京动乱
国民党特务梁强等被惩处
新华社北京１月４日电 （记者黄智敏、实习生王其冰）受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插手北京动乱的特务分子梁强、王长洪、钱荣勉，日前在北京被依法惩处。
国民党特务分子梁强于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在国外参加了台湾国民党“大陆工作会”特务组织，被委派为“中央特派员”，并接受敌特机关派遣，于同年１１月潜回北京。在去年４、５月北京动乱期间，梁强四处搜集情报，密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并撰写数篇反动文章送给非法组织，煽动一些人与政府“抗争到底”。梁强犯有特务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今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判决梁强有期徒刑１５年、剥夺政治权利３年。
国民党特务分子王长洪，去年１月在国外参加了台湾国民党“大陆工作会”特务组织，接受派遣，于去年４月２７日潜回北京，在动乱期间发展钱荣勉参加特务组织，布置钱荣勉搜集、提供情报等任务。王长洪多次向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密报搜集的北京动乱期间的情报。钱荣勉参加特务组织后，也进行了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王长洪、钱荣勉两人均犯有特务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判处王长洪有期徒刑１５年，剥夺政治权利３年；依法判处钱荣勉有期徒刑６年，剥夺政治权利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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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看待中国的“穷”
高狄
有一个问题，使许多人，尤其许多青年同志困惑不解：既然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在这么穷？
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要用全面的和阶级分析的观点看问题
人们说中国穷，是指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说的。中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其说不一，一般认为在３００美元左右，属于世界穷国之列。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如果说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居于世界第８位，单讲经济，也算是一个世界大国。但是按１１亿人口平均，就在世界１００位以后，又算是“小”国了。
人口的因素是很重要的。美国人口２．５亿，不及中国的１／４。如果美国的人口同中国一般多，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至少要减少３／４，人均４０００多美元，只能算作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何况人口多不仅降低了生活水平，而且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美国现在失业率是５．４％，如果再给他增加几亿人口，这些人干什么？记得周总理在世的时候，一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曾经对他说：我们５０００万人口，总理都很难当，你们这么多人口，总理怎么个当法？这和居家过日子一样，“人少好吃饭”，两口之家同１０口之家，完全不同。
用人均国民收入评价一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也科学，也不科学。说它科学，是因为可以大体反映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具有某种可比性。说它不科学，是因为这种计算方法反映不出一个国家之内社会是否公平，是否存在剥削和两极分化。况且，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计算方法，在“人均”水平中，包含一些不可比的因素。
不论是按国民生产总值，还是按人均国民收入，美国都是一个富国。就是在号称世界首富的美国，也有人没有房子住，有人没有饭吃。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美国的一家大报在题为《圣诞节和领取食物的长龙》评论中说道：“目前，全国千千万万人在施汤站、食品救济处和乳酪赠送站门前排队。从临床角度讲，这些人倒不是快要饿死了，但他们确实挨饿。”这是６年之前。今天如何呢？去年１２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寒冬里的流浪汉》中说：“对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来说，今年圣诞节期间的日子更为难过。这既有精神上的抑郁，也有严寒对他们的无情折磨。”“据说，入冬以来仅华盛顿地区就有５人被冻死。”为无家可归者已经奔忙了１６个春秋的施奈德先生说，“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竟有２００万人无家可归，说明美国的贫富悬殊太大了。”
美国确实是穷富差别很大的国家。在私有制度下，有资本家，就有工人；有富翁，就要有人为他们服务。美国学者菲迪南德·伦德伯格著的《富豪和超级富豪》一书说：“在今天这个似乎是富裕的社会中，大多数美国人，……只不过是雇工而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差不多全都是奴仆。”美国占人口１％的人拥有国家３７％的财富。而且穷富差别有加大的趋势。据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报告：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占人口２０％的穷人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下降了６．１％，由５４３９美元降到５１０７美元。人口占２０％的富人家庭的平均年实际收入增加１１．１％，由６１９１７美元增至６８７７５美元。报告指出，“尽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全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在这８年间增长５．６％，从１９７９年的２７９１７美元增至２９４８７美元。”这也表明，平均数字掩盖了穷富差别这个事实。
别的西方国家大体也是这样。去年１０月３１日法国《发展论坛》说：“法国５１％的家庭财产仅为１０％的家庭占有。仅为１％的最富有的家庭却占有着近２０％的财产。”法国《巴黎时报》说：“现在，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数目仍然在增加。”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９年，英国的无家可归者已增加了一倍。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说，在短暂的“圣诞节快乐”（指吃一顿施舍的圣诞饭餐）之后，无家可归者又不得不“飘摇依旧客街头”。
世界的富国大多在北半球，穷国大多在南半球，南北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就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之一的南北问题。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争夺势力范围、争夺市场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了，但经济上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仅占世界２０％的发达国家，集中了全世界８０％以上的财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经济观察研究所，根据联合国和其他机构的统计数字编写的一份报告说：“对工业国家来说，８０年代是经济复苏和恢复的时期，而对穷国，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穷国来说，８０年代纯粹是一场灾难，是一个收入下降、债务增加、食品供应减少和死亡率上升的时期。”“在这１０年中，又有２亿多人加入了‘赤贫’的行列。‘赤贫’的人数已达到了１２亿，几乎占世界人口的１／４。”１９８８年，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甚至低于１９８０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不发达国家的资源，经过加工，再卖给不发达国家赚钱。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５％，却耗费了世界资源的４０％。世界市场的价格是由少数富国控制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初级产品的价格定得很低，把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定得很高。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６年，世界非燃料初级产品的实际价格下跌３５％，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增长１７．５％。仅１９８６年发展中国家由于原料下跌，就损失１１００亿美元。出口原料的国家，只得到用这些原料加工成制成品零售价的１５％。非洲国家出口的可可价格，甚至低于成本，出口越多，给出口国带来的损失越大。１９８６年世界粮食可供６０亿人吃，比地球人口多１０亿人，但发展中国家有９．５亿人缺粮，成千上万的人饿死。“１９８０年中，因营养不良而使１８００万儿童失去了生命。”（引自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宫崎义一著文《同绝对贫困作斗争》）不发达国家欠外债已达１．３万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将近４０％，每年需付利息１０００亿美元。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发展中国家付给美国的利息，即达１２４０亿美元。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的巨大财富，是建立在剥削本国劳动人民和掠夺不发达国家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1卷第８２９页）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如此，现在情况变了，但垄断资本剥削本国劳动人民和掠夺不发达国家这个实质并没有变，改变的只是它的形式。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并没有过时。
我国工资收入很低，但物价低（比如，日本东京一碗面条最低５００日元，按最新外汇牌价计算，折合人民币１６元），分配也比较公平，人们的生活还是可以过得去的。用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包括收入、营养、卫生保健、环境和国民教育等在内的生活质量指数计算，我国居世界７０位左右。
１９８５年我国人均每日摄取热量２６０２千卡，接近世界平均水平（２６５６千卡），居世界６５位。平均预期寿命６９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６３岁）和中等收入国家（６２岁），居世界４３位。还应当指出，人均国民收入是按外汇牌价，主要是按汇率折算的，并不能反映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有人计算，按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５００—７００美元，也有人说达１０００美元，甚至１０００美元以上。
看问题要全面地看，不要片面地看。讲人均国民收入，我们是穷国；讲国民生产总值，我国居于世界前列。讲工资收入，我国低；讲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算很低。讲经济，我国比较落后；但我国块头大，讲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在内的综合国力，我们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既不要骄傲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恰如其分的估计。
要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
不管怎么说，同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经济还是落后的。
但是，中国落后不是从现在开始，至少已经落后了一二百年。从１７世纪中叶起，西方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跨入资本主义社会，但中国到１９世纪中叶仍处在封建时代。封建社会当然要比资本主义社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英帝国打败，在英国侵略者的炮舰威逼下，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香港就是这时割让给英国的。从此以后，中国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的逻辑，是弱肉强食。不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吗？差不多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列强都侵略过我们。圆明园的断柱残垣，就是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见证。旧中国在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地位，世人贬之为“东亚病夫”。
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是旧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从鸦片贸易开始，１８００—１８３８年中国流失３亿元以上。从鸦片战争到清政府垮台，仅对外赔款一项，累计将近白银１３亿两。
一位同志访问日本后回来说，日本有人问他：既然你们说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为什么现在中国比日本落后？他说这个问题他不好回答。
这有什么不好回答的呢？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说：中国落后，与日本（当然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有关。
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被打败。打败了就得任人摆布。《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２亿两。沙俄认为辽东半岛是他的势力范围，不同意让日本占去。后来中国给日本３０００万两白银的“赎辽费”，才算了事。自己的领土还要自己拿钱去赎，世上哪有这种道理！
甲午战争中国向日本共赔款２．３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收入（８０００万两）的３倍。清政府没有钱，就向外国借。借钱还不起，就用海关税作抵押，丧失了海关自主权。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的枪声，宣布了日本又一次侵华战争的开始。需要提一下的是，日本军队竟然驻在北京郊区，说明那时中国算不上是一个主权国家（据１９３６年在上海出版的《申报年鉴》记载，旧中国有日、苏、英、法、意诸国驻军２８０００多人。１８个城市或地区有外国“租界地”）。战争打了８年，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死伤２０００多万人，财产损失上千亿美元。
我们重提这一些，不是想和日本算旧帐。而是希望中日两国人民都不要忘记过去。中日两国在长达几千年的友好交往中，也有过短暂的不愉快的事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失，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中日是近邻，和睦相处，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有人说，战后日本遭受战争的破坏，经济水平和当时的中国相差不多，但现在日本把中国远远拉在后面。想借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
这是只看现象，不看实质。
１８６８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国力大大超过封建的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偌大的清帝国为什么被日本打败？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还不是因为敌强我弱？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毛泽东同志说，这就是抗日战争不能速胜的基础。（《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４１５页、４１７页）
二次大战破坏了日本的经济。但日本的人才、技术基础和管理经验还在。这是很重要的因素。战后１９４６年日本工业生产仅及战前的２６％，但到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５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分别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日本的振兴与崛起，还有许多别的因素。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美国的支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尽管日本在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的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丧失了传统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国，但日本仍具有可以进行修复的工业基础，拥有聪明能干、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社会凝聚力的人民，他们要求改善自我的决心可以被引导到从事和平的商业上来。１９４５年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日本沦为一个被占领国，依赖于美国的援助。１９５０年，形势开始逆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庞大开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许多出口型公司的生产。例如，丰田公司当时正面临危机，但美国国防部的首批卡车订单使它得救了。其他一些公司也有类似的经历。”又说：“４０多年来，日本国土一直受到美国核与常规部队的保护，其海上交通线受到美国海军的保护。这就使日本得以从军国主义扩充军备中腾出国家力量，从高水平的防务开支中腾出财力来不断地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不断扩大出口市场。”作者指出：“在过去１／４世纪里，日本才得以享受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巨人的一切条件，而且不负任何政治责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著作《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中说：“在５０年代，日本在美国完全默许下采取了把它的几乎全部资源用于国内经济的政策。”又说：“现在，日本经济在与我们竞争，主要是由于我们帮助它的结果。”
１９３６年《申报年鉴》，可以说明旧中国落后到何种程度。中国向以农立国。但据《申报年鉴》记载，１９３５年全国粮食数量，包括豌豆、蚕豆、甘薯和进口的粮食在内，人均只有４９４斤。工业中轻工业居多，但纺锭（４８６万锭）仅占英国（４３７６万锭）的１１％，日本（９５３万锭）、印度（９６１万锭）的５０％，布机仅及日本的１／６（日本２７．７万台，中国４．５万台）。重工业几乎等于零，以钢为例，《申报年鉴》说，“全国（东三省除外）每年产量，尚不及５万吨”！１９４９年，我国钢年产量只有１５．８万吨，相当于英国１９世纪初的水平。１９３８年日本钢产量７００万吨，美国２８８０万吨。有人说蒋介石如何如何，蒋介石集团统治大陆２２年，国土丧失，经济破败，民不聊生，几乎到了亡国的边缘。
这就是我们继承的历史遗产。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起步的。
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新中国建立４０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已经由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１９８８年与１９４９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４０．２倍，国民收入增长１８倍（均扣除物价因素）。１９８８年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同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相比，原煤为１６倍，原油４２８倍，发电量９１倍，钢６４倍，纱１０．５倍，粮食２．６倍，棉花４．９倍。有些重要产品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钢和发电量分别由１９４９年占世界第２６位和２５位上升到第４位，原煤由第９位上升到第１位，原油由第２７位上升到第５位，粮食、棉花、肉蛋、水泥、布等均居世界首位。
据《申报年鉴》记载，１９３３年（包括东三省）原煤产量占世界产量的２．５％，钢产量占０．２７％，原油占０．０５％，微不足道。现在，据《经济参考》报报道，１９８７年我国原煤产量已占世界的２０．５％，钢占８．１６％，原油占４．６６％，大大提高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据《大国的兴衰》提供的资料，中国在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１９６０年为３．１％，１９８０年为４．５％。
总的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世界是快的，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得更快一些。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我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６．１％，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每年平均增长９．６％。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是２．６％，发达国家是２．３％，我国是９．２％。
有人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没有道理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只占人口的１／４，世界人口的３／４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有人只拿我国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前所说，这是不能相比的，有如赛跑，发达国家已经跑出很远了，我们才起步。许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还要落后。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快的，１９６７年—１９８４年，世界发展中国家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４．９％，中国为９．４％。
我们国家能不能发展得更快一些？有可能。如果没有５０年代末的“大跃进”和１０年“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肯定要比现在好。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一个重要的失误，是追求过快的发展速度。１９５８年提出用十几年和几十年的时间超英赶美。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发达国家经济基础雄厚，国民生产总值基数大，即使增长率很低，增长的绝对值也相当大。因此，即使我国的增长率很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赶上他们。这需要时间。事物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中国如此之大、之落后、之复杂，只能稳步前进，不可能跃进，更不能大跃进。违反了客观规律，就会走向反面：欲速则不达。最近几年，经济也是过热，连续几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能源、交通、原材料生产跟不上去，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所以要进行治理整顿。建国４０年来，最大的教训就是急于求成。搞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搞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１９８８年主观地决定加快价格改革，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引发了通货膨胀。这是深刻的教训。这类教训大家都应该汲取。大家都希望我们国家尽快地富裕起来。想快是一回事，能不能快是另一回事。办事情不能单凭主观愿望，要考虑客观的可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今后，我们大家都不要再做那些事与愿违的事情。
有人用台湾发展之快，来说明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不行。这也是缺乏具体的分析。台湾是中国１８９５年割让给日本的，成了日本“领土”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台湾人均收入就比大陆高３倍。１９４８年蒋介石政府从大陆带去大量财富，仅有据可查的，就从上海运去台湾黄金２７３．８万两。台湾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台湾得外援和贷款２００亿美元，人均１１００美元，如果大陆达到台湾的水平，需要外资１．２万亿美元。台湾还得侨资５２亿美元。除此之外，台湾经济的发展，还有其他许多特殊的条件。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对事物不做具体分析，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世界资本主义有３００多年发展的历史，已经比较成熟。现在，资本主义还在不断调整之中。但是，“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邓小平文选》第１５３—１５４页）人剥削人的制度，总是不合理的，人类终究要走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出现在世界，只有７０多年。在中国，只有４０年。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还需要经过不断的改革，加以完善和发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要得到证明。如果我们搞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４０００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人类３／４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１５１页）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过重大的曲折和反复，社会主义的发展更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会有风浪，有漩涡，甚至有逆流。但是，人类社会总是要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的，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世势风云如何变幻，从长远的观点看，当前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还是那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现在我们国家是落后了，但是，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有勤劳勇敢的人民，总有一天我们会接近、赶上和超过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间属于我们，最后胜利属于我们。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
第1版(要闻)
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四川省达县市计划生育指导站的医务人员常年累月活跃在大巴山区，服务上门。这个市建市12年，人口出生率控制在12‰以内，少生5万人，荣获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图为该站医师徐德英在复兴乡为孩子作健康检查。
蒙明国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