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1989年终专稿
面向未来 面向市场
——欧洲共同体的科技合作
本报记者 江建国
去年是欧洲共同体继续大力推进科研合作的一年。年初欧共体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欧洲科技现状的第一个报告”，提出今后西欧科技联合攻关的重点领域；６月下旬，以欧共体国家为主、欧共体委员会参予和支持的尤里卡计划第７次部长会议制定了中期发展计划，审议批准了一批新项目；７月底欧共体委员会提出了第三个科研总体规划（１９９０——１９９４）。这些步骤表明，欧共体面临世界科技进步的挑战，正在日益加强联合，为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欧洲科技共同体而努力。
美日挑战促使西欧联合
欧洲曾是雷达、广播、电视、核裂变、核聚变、喷气发动机和导弹的发明地，但是在近些年的以微电子为中心的科技进步中西欧明显落后。以西德为例，国内各行业所需半导体芯片对美、日的依赖程度最轻的也达６０％。世界芯片的消耗量４０％在西欧，但西欧的产量仅占１０％。西欧科研人员不足，企业的科研人员仅占５％，而日本是１５％。经合组织国家科研人员的７５％在美国和日本。西欧科研经费支出也不如美国、日本，在先进工业国中形成了美国出科研成果、日本出产品、西欧被挤到一边的局面。西欧工业的竞争力下降。
面对这种形势，１９７４年欧洲共同体开始协调科研政策。１９８３年欧共体通过了为期４年的第一个科研总体规划，主要是确定了联合科研的方针。１９８５年在米兰和卢森堡的两次欧共体首脑会议上科技合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西德、法国的倡议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中增加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一章，强调把科技作为增强西欧经济竞争力的基础。同年尤里卡计划诞生。１９８７年欧共体制定了第二个科研总体规划，突出微电子领域。
各国政府、欧共体委员会和企业界普遍增加科研经费。西德１９７０年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２％，１９８８年已达到３％，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水平，意大利达到２．６％，法国也达到２．４％，像西班牙这样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去年用于科研经费的支出也达到４８０亿比塞塔（约合７．２亿西德马克），是前所未有的。欧共体对第二个总体规划拨款５４亿欧洲货币单位（埃居），而第三个总体规划则提高到７７亿埃居。企业界的科研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欧共体科技合作的方向、任务和方针日益明确。从方针来说，过去欧共体科研集中于基础研究，现在强调基础研究要面向市场，研究新技术。从根本目的来说，欧共体希望通过科技合作，加强欧洲工业竞争力，推动建立欧洲统一经济区。
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全面赶超计划
从去年通过的科研规划看，欧共体把信息技术作为科技合作的第一个重点。
具有代表性的是“埃斯普利特计划”（欧洲信息技术战略计划），这是欧共体科技合作的“旗舰”。１９８３年这一计划诞生时，确定了５个研究领域：微电子、软件技术、先进的数据处理、办公设备和计算机辅助加工，计划在１０年之后追上世界先进水平。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第一阶段总投资１５亿埃居。去年年中，欧共体对第一阶段研究作了总结，认为研究已走上正轨，同时认为这一计划的实施改善了欧洲工业的技术基础，在工业自动化，软件工具方面已经走出了单纯接受别人一套的境地。前年开始的第二阶段（１９８８—１９９３）计划总投资一举提到３２亿埃居，研究的方向是更加接近市场。
欧共体科技合作的第二大领域是着眼于未来能源供应的核聚变研究。第二个总体规划期间拨款２１亿西德马克。１９８３年试验装置“杰特”投入运转，从而把西欧的核聚变研究带入世界先进行列，计划到１９９２年进入核聚变可控的论证阶段。“布赖特——尤拉姆”计划（技术基础研究）为期４年，内容是新型加工工艺和新材料应用，涉及激光，系统设计，粘合材料等多个领域，有１０００多家企业和科研部门参加研究。目的是全面改善加工工业技术基础。在航天技术方面，欧共体的阿丽亚娜运载火箭已经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已决定研制更先进的阿丽亚娜５型火箭、“哥伦布”空间试验站和“赫尔梅斯”航天飞机，积极准备载人飞行。此外，欧共体总体规划中还包括一系列规模稍小的专项计划，涉及环境、健康、生物技术等等。
相辅相成的尤里卡计划
１９８５年诞生的尤里卡计划与欧共体的科技合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实际上是欧共体科技合作的一个补充。尤里卡计划的区别在于：第一，研究项目由企业自主选择，自己寻找研究伙伴；第二，不搞基础研究，专门研究应用产品；第三，不限于欧共体国家。
尤里卡各项目仍以信息技术为主，其次是生产技术，激光技术和材料研究。比较突出的有：
“杰西”计划。这一计划的重点是研制高储存量芯片，半导体生产设备以及应用和相关的长期基础研究。目前有西德、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的政府和企业参加，欧共体予以资助，总经费高达７８亿西德马克，历时８年。此外，西德、法国、英国、挪威、瑞典共同建立了“尤里卡软件工厂”，集中了１３个科研单位、大学和企业等，主要研制应用软件。
高清晰度电视是另一重点项目，对半导体和荧屏显示技术有重要作用，总经费达５亿马克，３０个企业和研究机构参予研究，预计１９９２年拿出产品。
欧共体的科技合作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间内已经显示出效果。近年世界信息技术市场增长年率为１５％，而西欧自身年增长率已达到２５％。但其主要弱点是研究成果向市场产品转换过程较慢，商业化程度远不及美国。西欧企业界的科研积极性不平衡。尤里卡计划、欧共体的研究计划和各国自己的项目有重复现象，这是９０年代西欧科技合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附图片）
▲图为二次大战时纳粹德国的“塔纳”军工厂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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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器垃圾的危害
二次大战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它给德国人留下的后遗症至今犹未消除。
当年纳粹德国为实现它的扩张野心，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军工厂。战后，除少数军工厂继续使用外，绝大部分军工厂和尚未动用过的武器则被英、美、法、苏四大战胜国销毁后深埋于地下或弃之于河流、海洋之中，还有一些未来得及使用的化学武器被纳粹秘密埋藏起来，到底埋在何方，至今人们无从知晓。
如今，联邦德国一些生态保护者自发到各大河流、海洋、以及旧的军工厂遗址调查研究后发现，被埋入地下长达５０多年的武器垃圾已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出芥子气（一种糜烂性毒气）、碳酰氯等几十种有害物质，开始危害居民生命和生态环境。如：某些河流中的鱼类开始死亡，地下水源受到严重污染，迫使一些水厂停工，萨克森州受污染尤为严重，个别地区已不能居住。
一些环境专家和深受其害的居民们呼吁：联邦政府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据统计，如要销毁或回收这些武器垃圾将需花费１０亿马克。但联邦德国各州、区以及各大企业互相推卸，谁也不愿意出这笔钱。看来，在短时间内，要消除武器垃圾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是比较困难的。
步青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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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吸毒缉毒在苏联
唐进修
吸毒问题在苏联早已存在，近年来日益严重。据苏联内务部透露，目前登记在册的吸毒者有１２．２万人。专家们认为，每个登记的吸毒者周围有１２至１５个未登记的吸毒者。因此，苏联实际吸毒者远多于这个数字。
观察家认为，目前苏联的吸毒问题有三个明显的趋势：一是低龄化。在已登记的吸毒者中，８０％是３０岁以下的青少年。仅莫斯科登记在案的少年吸毒者就达１４００人，其中多数是中小学或职业技术中学的学生。有的孩子１２岁就开始吸毒。据调查，他们吸毒的主观动机是想寻求新的感受和好奇，客观原因是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二是涉及面越来越广。吸毒者不仅有青年学生，还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界人士。在高尔基市防治所治疗的４００个吸毒者中，有２７３人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在深知吸毒危害的医生中也不乏瘾君子。侵阿战争更使苏联吸毒问题雪上加霜。从阿富汗回来的军人中吸毒者大有人在，而且有的还兼搞毒品走私活动。莫斯科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承认吸毒的大学生中，有２６．９％的人是在军队中染上这种恶习的。三是波及地区日益扩大。吸毒现象在苏联各地蔓延，而最严重的是第涅伯彼得罗夫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阿斯特拉罕、远东沿海地区及土库曼等地。
吸毒是苏犯罪率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苏联平均一年有４０００起刑事案件是由吸毒引起的。面对吸毒贩毒的严重危害，苏联警方加紧了扫毒活动。同吸毒和与使用麻醉剂有关的犯罪现象作斗争已列入各内务机关的首要任务。其主要目标是堵死输入麻醉品的各种渠道和取缔非法种植、收购、加工及运输麻醉品原料的种种活动。为此，苏联还为内务部门增加了人员和技术设备。在中亚某些地区甚至配备专用直升机搜寻私自种植的大麻。各医疗部门严格控制麻醉品的使用。苏联法律规定，毒品制造者和贩毒者的最高刑期为１０年。
近年来，苏联的缉毒活动颇有成效。苏海关人员在经苏境运往汉堡的一货柜葡萄干中，查获价值３０００万美元的印度大麻。另外，他们还与加拿大联合出击，在一船骆驼毛线中，一举缴获价值１．２亿美元的印度大麻。为铲除毒品原料基地，苏内务部门仅在中亚和哈萨克一带就消灭了１４４２块罂粟和大麻种植地及２７００公顷野生大麻，同时没收了非法倒卖的９００公斤麻醉品。仅去年上半年就破获１２００起贩毒活动。
由于苏联警方采取了严密措施，与吸毒贩毒有关的犯罪活动已有所下降。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根除这种丑恶现象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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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交流
不倦探索 一往情深
——访瑞典中学中文教师林西莉
本报记者 顾耀铭
可能是长期接触中国文化，又多次去过中国的缘故，林西莉（赛西莉娅·林奎斯特，见题图）的神态举止，甚至思考问题的方式很像一名长期从事教育的中国教师。
我们的谈话是从她珍藏的一把中国古琴开始的。林西莉调整琴弦，娴熟地弹奏了一曲中国古乐。琴声使本来已摆满了中国书画、古董的小客厅更加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我非常喜爱这把古琴，是它帮我打开了探索中国文化的大门。”林西莉抚摸琴弦，很有感情地说。
她在大学专攻历史和艺术，后来跟随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了二年中文。一九六一年她去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古琴研究学会学习。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王迪老师手把手地教她弹古琴。她离开中国前，古琴研究学会将这把古琴赠送给她。
从中国学习归来后，林西莉决意要为在瑞典传播中国文化作出努力。一九七零年她给现首相、当时的教育部长英瓦尔·卡尔松写信，希望在高中试办中文班。她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从此她就成为瑞典第一个教中文的中学教师。
林西莉向记者介绍了她的中文教学情况：“我培养的学生年龄在十六岁至十九岁。在瑞典，每个中学生可以选学二至三门外语，我的学生都是自愿要求学中文的。很多孩子想学中文，可惜我们的招生名额有限。”“我负责教三个年级，共一百多名学生，每周总共教十节课。刚开始上课时，孩子们感到很吃力。我就从一些中国象形文字的起源讲起，中间穿插一些小故事，包括我在中国的见闻。孩子们很爱听，提了不少问题。每节课我教他们四五个生字，他们都能记住。三个年级下来，学得好的能掌握一千多个单字。
“孩子们学了中文很想去中国练练。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瑞典文教师也希望有机会接触瑞典人，于是我们就建立了联系。从一九八零年起，我每年五月组织二年级学生去北京，每次六个星期，然后去一些城市旅游。孩子们感到很有收获，学习中文的兴趣更浓了。”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中文，林西莉从一九七四年开始编写《汉字源流》。她不满足书本上已有的一些解释，去中国不少地方参观考证，收集了大量资料、照片，从甲骨文一直研究到今天的简化字。这本图文并茂的书去年正式出版，不到半年就售出一万五千册。报纸、电视也纷纷向读者推荐这本书。一些专家认为，这本书“用生动、有感情的语言，丰富、有趣味的内容，将人们引入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字王国”。最近，这本书被评为瑞典一九八九年奥格斯特奖，这是瑞典首次设立的最佳出版奖。林西莉兴奋地对记者说：“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你可以看到瑞典人对中国文化有多么浓厚的兴趣啊！”
二十年来，林西莉总共教了近五百名学生，他们中有的正在大学中文系深造，有的在北京留学，还有一部分早已在公司和政府部门用中文工作。大多数人仍然同她保持联系，遇到疑难打电话同她商量。
她曾把举办中学中文班的情况写成报告。教育部看了这份报告后已批准每个城市都可以在中学办中文班。目前，全国已有五所中学有中文班。除教学外，她还是瑞中友联的理事。她热心于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常给瑞中友联会员作报告，介绍中国文化、风俗等。
林西莉对中国目前的情况非常关注，希望中国的改革不断取得成功。她谈到，最近有一些学生问她，是否还要去北京学习。她肯定地回答：“你们想学中文就应该去中国大陆，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你们要想得远一些，不要只看到中国目前遇到的困难。”
结束采访时，林西莉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文化，我对选择中文教学作为自己的事业感到很有意义，我可以做许多工作。”这就是一位普通瑞典女教师对遥远中国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