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本色永不变
——记淄博矿务局局长肖德长
刘燮阳 王述刚
早就听说山东省有位工人出身的矿务局局长。一见面，他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典型的山东大汉，说话直来直去，办事利落，为人豪爽。
当我说明来意，他哈哈大笑：“我有什么可写的，还是多写写我们的矿工吧！”
他叫肖德长，是山东淄博矿务局局长，多次被评为山东省和全国煤炭系统劳动模范。１９８８年，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是山东省著名的优秀企业家。
他出身矿工家庭，先后当过采掘工、区队长、矿党委书记、矿长、局长……地位变了，但他工人阶级的本色一直没变。
深入实际作风不变
在矿务局，很少见肖德长坐办公室，一年三分之二以上时间都在基层。全局各矿有多少巷道、采煤面，他了如指掌。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
１９８５年，夏庄煤矿井下发生突水事故，肖德长亲任抢险指挥小组组长，吃住都在矿上。他时而在井下勘察水情，时而在井上调兵遣将，最紧张的时刻连饭都顾不上吃。经过２０多个日日夜夜的顽强奋战，终于战胜了水情，恢复了生产。而这时的肖德长因操劳过度病倒了。老伴望着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和长满火泡的嘴唇，偷偷地掉下了眼泪，硬把他拖到医院去检查身体，一量体重，掉了１１斤，老伴心疼，而他却笑着说：干煤矿这一行，下井哪有不掉几斤肉的？说着，他又到矿上去了。
他经常深入基层，参加劳动，因此指挥生产能抓到点子上。１９８８年５月，他在夏庄煤矿，发现井下工人出勤率忽高忽低，主要是分配不合理。于是，就提出实行全员风险抵押大包干，包干者人人有指标，人人承压力，人人担风险，人人得实惠，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办法真灵，很快出勤率就上去了，产量也稳步上升。今年，他又发现安全生产好不好，关键在班组长，有的班组长任务一急，就把安全操作规程丢在了脑后。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班组长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抓安全，并把安全指标和个人收入紧密挂钩。自此，全局的百万吨死亡率很快下降。
艰苦朴素作风不变
１９８４年前后，社会上刮起了一股不正之风。有的单位随意提工资提级，有的用公款发工作服，有的滥发奖金……这股风吹到了矿上，有的人找到肖德长说：“我们是不是也提高一下奖金、补贴，发一身矿服。”肖德长说：这股风不符合中央精神，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保持清醒，不能随波逐流。就在此时，他向全矿职工进行了３个月的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后来，中央纠正了这股歪风，经上级检查，肖德长领导的淄博矿务局没有发生用公款发矿服、突击提职提级，违控购买进口高级小轿车、公款旅游、干部经商等违纪违法行为，成了煤炭系统党风端正的好典型。
肖德长对自己及亲属，要求更是严格。凡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坚决不要。对上级来人或从本局调出的老领导，他们局一直坚持谁请客谁拿钱。他有４个儿子，近几年有３个结婚，都是“秘密”进行的，没收一份礼。大儿子的婚礼是在大年初一举行的，那天他在２０多公里外的夏庄煤矿下了一天井，晚上回来后，与亲家一起吃了一顿便饭。
关心群众疾苦不变
肖德长十分关心群众生活。许多工人一有困难就找他，受了委曲向他倾诉，有了思想疙瘩也愿和他谈心……多年来，他养成一种习惯，每天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拆阅工人来信，亲自提出处理意见，并派专人催办，使每封工人来信都有着落。
千里之外的天津姑娘张秀霞给肖德长写信，反映其父张玉林退休后多病，每月药费都超过规定数额，不好报销。肖德长请卫生处查明这位退休矿工确实生活困难后，决定给予补助。
１９８７年下半年，北大矿井一部分井下工人联名给肖德长写信，反映３２户井下职工家属“农转非”后户粮关系一直落不下，长期吃高价粮。肖德长阅信后，当即派人调查处理，不到一周就把问题解决了。
由于每封信都有结果，给肖德长写信的人越来越多。肖德长说：这些来信反映了工人对我们领导的信任，一定要好好重视啊！
去年３月３日夜间，齐鲁大地下了一场大雪。早晨肖德长一推门，望着没膝厚的大雪，一下子想到了赶班的工人。他立即打电话给值班人员，让调度室马上通知各矿：“赶班的工人今天迟到的不算迟到，路远不能来上班的不算缺勤，一律按事假处理。”事后，许多工人说：我们的局长对工人真是没说的。
局长心中有工人，工人生产干劲增。１９８８年，全局超产原煤４７．６２万吨，减少亏损２４００多万元，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１．６１人，均创历史最好水平。１９８９年，全局又超产原煤６８万多吨，减亏２５００多万元，多种经营总收入５３００多万元，各项经济指标再创历史最好水平。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漫笔
国货断想（二）
杨泓
堵住跑、冒、滴、漏
洋货大致可归为：必须进口的，限制进口的，严禁进口的。当前的问题出在后两种。日前看到一份材料，说去年下半年以来进口硼砂、硼酸太多，大大冲击了国内的硼工业。据行家讲，进口硼砂质量并不比国产的好，大部还需再加工才能达到要求，可由于进口货成本低于国产品，就抵挡不住了。这表明，一、国货亟需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以优良的质量和服务赢得顾客；二、政策上必须限入奖出，消除多进口多得利的扭曲现象，该限制的一定要限制住；政策上还要做到既保护民族工业，又不保护落后。
至于像洋酒、洋烟、饮料、化妆品之类的洋货，则应严禁进口，堵住“跑、冒、滴、漏”。在提倡、引导人们多用国货的同时，对不该进口的或走私进来的，要用行政或法律的手段从严治理之。
请勿误会
提倡国货，一般总认为是对着发展中国家来讲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似乎不存在这问题。我曾读过一本风行世界的《雅柯卡自传》。在美国，他的声望不亚于洛克菲勒。他的自传中专有两章谈“日本提出挑战”、“重振美国之道”。原来日本汽车年年推陈出新、价廉物美，而美国汽车变化较小、消费不广，日本汽车大大冲击了美国市场，以至雅柯卡在自传中发出呼吁：“美国人买美国货”，“让我们恢复伟大祖国的荣誉”。
由此可见，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一个强调用国货和抵制舶来品的问题，而且他们还有一系列的法规、措施来限制进口。他们尚且如此，像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外汇并不富裕，而且来之不易，难道不应该精打细算，把外汇用到刀刃上吗？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工作研究
接受监督用好权
承德市丝绸厂厂长 张文荣
实行厂长负责制决不是把“一元化”变个名称，由书记当权转为厂长“执政”。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高效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指挥系统，作为厂长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到掌权不专权。
我们厂是１９８４年承德市首批实行厂长责任制试点企业之一。在实践中，凡是厂制定企业发展规划，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工资调整方案，奖金分配方案，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机构设置，中层以上行政干部变动等大事，我们都事先与党委书记通气交换意见，然后召开厂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应该提交职代会审议的议题，从不违犯程序，擅自做主。只要职代会审议通过的议案，就坚决组织实施。这样党委保证监督敢伸腰，职代会民主管理敢说话，三方面形成合力，避免了厂长工作上许多失误。１９８７年厂里打算提拔一名中层干部。当时我只注重了工作能力，忽视了政治条件，征求党委意见时，党委经过全面考核，提出不同意见。我细致地分析了此人的全部情况，尊重了党委意见，避免了用人上的失误。近几年来，我厂外欠货款较多，有几个“钉子户”长期赖账，我召开了党、政、工、团各方面人士座谈会，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致意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解决，既体现了依法管理经济，也不影响关系。我采纳了大家意见，主动请厂纪检委帮忙，与销售部门一起运用法律手段催款要账。经过一年清理，不仅解决了多年来遗留问题，而且５个“钉子户”清理完４个，挽回经济损失２５万多元。实践证明，厂长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只要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做到千人厂千人办，企业就越办越好。
企业党委是党在企业里的基层组织，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必须注意依靠企业党委，并尊重和支持党委的工作。１９８８年，一度蚕茧供应紧张，我厂地处塞北，如不及时下手采购，势必造成停工待料。当时，我厂还处在产品滞销的困难时期，我正亲自组织人员，集中精力抓新产品开发。正当我进退两难之际，厂党委主动召开会议，提出厂长工作的难点，就是党委工作的重点，决定由党委书记带领供应人员直接参与经济工作，抓原材料进货；副书记协助厂长抓厂内思想政治工作，安定人心，鼓舞士气，确保新产品开发畅通无阻。老书记纪海献同志不顾年老体弱，拖着病身子奔波了６省１２县，行程２．５万公里，打通了各种渠道，建立了７个比较牢固的原料供应基地，购进原材料７３０吨，确保了生产用料。新产品开发工作在副书记的积极协助下，取得丰硕成果，仅半年就开发出１２种新产品，其中里子绸产品不仅成为全厂“吃饭”产品，还被评为省优产品。
实行厂长负责制后，厂长在企业中掌握着人、财、物、供、产、销决策权，企业经营好坏很大程度取决于厂长决策。但厂长是人不是神，很难保证决策百分之百正确，一旦出现失误，就会给企业造成损失。为了保证决策准、误差小，我牢记列宁的话“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制约机制，把自己摆在职工群众监督之中，防止“一言堂”。《企业法》明确规定，实行厂长负责制后，企业党、政、工同时存在，这是社会主义企业性质决定的。只有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行使职权，发挥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作用，做到有权不越权，才能体现厂长负责制后既有人负责，也敢于负责。凡是企业重大问题，厂长决策前首先搞好市场和企业内部调查，做到心中有数，决策中要按照决策的组织程序，确保决策符合企业实际。厂长决策后，也要按照落实决策的办事程序严格执行。厂长的工作稍不注意，往往会形成一人专断。我任厂长后，主动要求建立各种对我能起到制约作用的制度。如，定期向职代会报告工作制度，厂长按时参加两级组织生活制度等，制度一经形成，都要自觉执行，在制度面前不能唯上唯尊，不迁就自己，坚持人人平等。
企业这个经济实体，要完成国家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光靠厂长一个人是根本办不到的，厂长手中有了权，不能忘记职工群众。
我厂去年的资金、电力紧张，职工们建议厂长重新安排好生产班次，什么时间来电什么时间干。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经研究合理地调整了生产班次。工人在停电频繁的情况下，停电不离开车间，守候在机台旁，来电马上开车。
由于广大职工劳动生产积极性高昂，全厂的生产节节向上。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巴结”农民高招多
——记临西县白地供销社
左梦奎 郝占敏
“巴结银行不如巴结农民”。这是全国商业系统劳动模范、河北省临西县白地供销社主任修宗文的生意经。１９８４年以来，这个供销社靠“巴结农民”，赢得了信誉，搞活了经营。现在，全乡８０％的农户在该社入股，金额达３９万元；去年１至８月，收取农民３０％的预约定货款７９万元，两项相加达１１８万元，结束了该社靠银行贷款惨淡经营的历史。
这个供销社所在的白地乡不靠交通要道，没有集市。农民为什么要把大把大把的票子塞进他们的钱柜呢？问起这个，白地的老百姓都会扳着指头述说供销社为他们办的一串串称心事：
送货上门。
供销社在全乡１７个村设立了服务站，按农时季节，逐户为大家预购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且货真价低。只要货物一到，立即送到农民手里。去年，他们为农民送各种化肥４２００吨、农药３万公斤，供应计划外柴油１０００吨。连邻近乡镇的农民，也来邀请他们去售货。
传授农业技术。
１９８２年，供销社花６０００元选送一名职工到北京农大学习，回来后建起了土肥化验站。化验站摸准了全乡８８％的农户土壤的“脉情”，根据“脉情”和农作物计划产量确定氮、磷、钾肥的用量。科学施肥促进了农业生产。杨黄村第三生产队原来小麦亩产１００多公斤，后按土肥测验结果施肥，１９８７年亩产达到３４０公斤。１９８８年，供销社的两名技术员承包了两个５００亩的棉花丰产方；去年又承包了１１个村的８２４０亩棉花的丰产技术指导，受到农民普遍欢迎。
选调、培育优种。
有了技术员，农作物的大田技术指导有了保证，但种子混杂、质量低劣的问题还未解决。为此，供销社又为农民提供优种服务，开办了种子门市部，农民需要什么优种就从外地选调什么优种。此外，供销社还建了１０００亩良种繁殖基地，１９８８年培育小麦优种１５０万公斤，棉花优种２０万公斤，除满足本乡需要外，还上调１０多万公斤小麦优种。
成立机耕打轧队，开办农机具租赁服务。
俗话说，有钱不买半年闲。这个供销社看到实行“大包干”后，农民花钱买农机具，用不了几天就闲置起来，造成不应有的浪费。于是，就购买了５台拖拉机，组织了机耕打轧服务队，开展低价有偿服务。为了方便群众，他们又开办了农机具租赁业务。１９８７年以来，他们投资４万元先后购置了电动机、柴油机、水泵以及播种机、脱粒机、割草机、机动和手按喷雾器等，低价租给农民使用。
帮助调整产业结构。
供销社在服务中看到，传统的、单一的生产结构不能满足农民致富的要求。为此，他们在支持农民种好粮食、棉花的同时，帮助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西瓜、蔬菜。供销社主任修宗文五下永年县，请来西瓜栽培技术员；供销社赊销４．４吨塑料薄膜、２吨竹竿、６吨饼肥，扶持４４０户种植西瓜。怕农民不放心，他们又与农民签订了合同，丰收管销，赔本赊销的物资分文不要。结果，每亩收入９７０元，可把农民乐坏了。
之后，供销社用同样的办法指导农民种植了２０００亩蔬菜。这几年，农民每年种蔬菜收入１４０万元，供销社获利４万多元。现在，全乡每年种植西瓜和蔬菜５０００多亩。
在有些人看来，白地供销社办的这些都是“份外”事。可供销社主任修宗文却说：“农民需要的事都是供销社的份内事，只有把这些事办好了，供销社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
１９８８年与１９８５年相比，全乡粮棉单产分别由１１０公斤、４５公斤，增加到２３０公斤、６５公斤；人均收入由２２６元增加到４５９元。供销社也越来越红火，利润逐年上升，１９８６年７．１万元，１９８７年１１万元，１９８８年２１．９万元，去年可达２６万元。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从赖着欠到争着还
——河南修武县清理个人欠款、贷款纪事
本报记者 李而亮
他们被戴上了铮亮的手铐，因为长期占用公款、逾期贷款，又拒不清还。另外一些有着同类问题的人被“震”醒了。
于是，从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以来好一段时间，河南修武县各个银行、信用社里，出现了奇特的现象：归还欠款、逾期贷款的人排起了队。一叠叠现金递进窗口，把银行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连续几天延长了工作时间。
记者一进入修武县，就受到这股热潮的感染。街上挂的，墙上写的都是醒目的标语：“还贷光荣、赖债可耻”、“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广播里广播着县委、县政府的通告。１１月１５日召开的全县清理资金工作动员大会，向全县干部群众发出清收借支挪用公款、逾期到期银行贷款动员令的同时，立即进行了政策兑现：对４名积极清还逾期贷款的债户免予处罚，而７名有偿还能力、又拒不清还的拖欠者分别受到了行政处分或被收审、拘留、逮捕。
是什么因素，促使修武县委、县政府下这样大的决心清理个人拖欠逾贷呢？县长郭国明说：修武县当前资金短缺矛盾相当突出，全县金融系统共有资金１．６亿元，其中有９０００万元处于不正常状态。在借支挪用公款方面，有的国家干部走一处借一处，只借不还，长期占用；有的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将公款私存，非法挪用。有个国家干部挪用公款竟达２０万元之多。有的采购员、业务员拖欠公款１０多万元；有的村组干部长期挪用集体收入、提留款。在银行贷款方面，全县农民个体户贷款２８４７万元，而属于非正常贷款的就占６８％。在这些非正常贷款中，属于有钱不还，企图赖账的“钉子户”，逾期贷款就有１０００万元。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正常的生产因资金困难越来越困窘，而另一方面某些个人占着国家的资金挥霍浪费，甚至胡作非为。所以，下决心打好这场清理资金的攻坚战，不仅能够缓解县财政、金融的严峻形势，而且也是惩治腐败、打击经济犯罪，搞好治理整顿、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
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在一份受处理者的名单上，记者看到有局长、经理、书记等。其中县协作办、协作公司和县建筑公司党委书记、经理，都因擅自挪用公款借他人，受到停职停薪的处理。正是这种先从领导干部、党员身上开刀、不徇私情的作法产生了号召力，形成了全县踊跃归还欠贷的强大声势。
从１１月１５日到２２日仅７天时间，全县就收回干部职工借欠公款１８０万元，占应收总额的８０．７％；收回死滞呆账资金和到逾期贷款６００万元，搞活资金２７０５万元。副县长乔东方表示：清理欠借款也不是一刀切。对那些遵纪守法、正当经营，又确有困难的，将会得到继续扶持。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走向成熟
——广东涉外保险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施明慎
听人说，在我国对外开放最早、经济最为活跃的广东省，保险业已和银行业、运输业一样，成为对外贸易、国际交往的一大支柱。不久前，记者去那里采访，深切感到该省涉外保险业确实渐渐走向成熟。
对外贸易往来的“通行证”
１０年前，广州市某单位引进外资合同已谈妥，但由于港商对我国政策尚有疑虑，迟迟未签字。他们要求提供政治风险保险，保证我国政府不会将其投入资金没收或收归国有，外汇盈利能汇出境外等等。根据外商的这种需要，广东省保险公司在全国首次开办了“政治风险”保险。他们上午将保单送到投保人手中，下午中港双方就正式签定了合作协议。去年６月，为了稳定外商投资信心，广东省分公司又发出通知，要求所属各级公司进一步开展外商投资政治风险保险。此消息在国内、港澳报纸刊登之后，许多外商、外国驻穗领事馆以及商社代表都表示关注，一些暂时离去的外商很快又返回广东。看来，有人把保险单喻作对外贸易往来的“通行证”，是颇有道理的。
其实，吸引人家“进门”需要保险，推动产品出口同样离不开这张特殊的通行证。烟花是广东省出口拳头产品之一，年出口额达一二千万美元。前几年，出口到美国的烟花炮竹发生了几起伤人事件，一度使美国经销商不敢再进口这种产品。保险公司得知此讯，及时开办了产品责任保险，万一发生事故，由他们承担赔偿责任。目前，广东省出口美国的玩具、一次性注射器等多种产品均办理了产品责任保险。一纸“通行证”在身，我国产品通往国际市场的大门渐渐打开。
我们任何险种都能办！
１９７９年，广东省大量兴办“三来一补”企业时，刚刚恢复业务不久的省保险公司，仅能办理进出口货物运输、远洋船舶保险等少量涉外业务。为了向港澳、国外客商提供原材料运进、成品运出，在华加工期间的财产、加工机器设备的保险保障，他们广泛收集国外同业开展此类业务的经验及做法，很快开办了“三来一补”企业保险业务。此后，广东省各级涉外保险部门十分注意研究国际保险市场通行的各项业务，凡是客户需要的，他们就积极办理。近年来，由于国内资金短缺，不少合资企业转向香港或国外银行贷款，使这些银行属下的保险公司乘虚而入，以高回扣、低费率等手段把不少大项目的进口保险、安装工程保险拉到境外，对此，深圳、佛山、顺德等地的保险公司采取了灵活的应变措施，积极地在优质服务上下功夫。通过艰辛的努力，终于将一笔笔外汇保费又拉回国内。
一些从事涉外保险业务的同志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不仅国际通行的业务我们可以办，就是国外稀有的业务我们也敢于涉足。１９８６年香港佳豪有限公司投资６５００万美元兴建珠海九洲港综合性深水码头、航道和特区东部生活区。开始该公司想在英国投保。珠海保险公司的同志前去展业，对方则提出，三项工程要么全保，要么全不保。航道保险，国内无先例，国外也少有，把握不大。但为了把这三项保险争取过来，珠海保险公司一方面请总公司协助从伦敦了解国际市场的有关情况，一方面与珠海气象台、广州航道局、珠海港务局等有关单位联系，取得有关风、水、潮汐等资料，掌握了准确数据，在此基础上，从风险管理、损失补偿、合同规定等方面拟出航道保险方案。由于这个方案切合实际，客户欣然同意这三个项目全在中国投保，当年仅航道一项就收入保费１２万美元。
在中国保险好！
在广东投资的香港商人，与港澳或外国的保险公司有着传统的业务联系。他们对国外的条款、费率、做法较为熟悉，而对国内的保险业务比较生疏，即使是在中国投保，也往往抱试试看的态度。香港恒达公司在东莞市长安镇办了一家来料加工藤厂，分别向香港和东莞市保险公司投保财产险。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４日，这个厂发生火灾，烧毁电器设备及原辅材料。东莞市保险公司接案当天即赴现场查勘，并在其提供损失报告的第二天，先于香港的保险公司将１１２万港元赔款送到厂家。在事实面前，该厂外商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赔偿能力和办事效率信服了，分别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及《东莞市报》上刊登鸣谢启事。
几年来，通过和港澳、外国保险业同行的竞争，以及向他人学习好的经验，广东省各级保险公司的涉外业务逐渐由不成熟走向成熟，使外商对我国的保险事业由不了解到有所了解，渐渐产生了信任感。
广州中央酒店是中港合作企业。这家四星级酒店的港方老板表示：“在中国保险好！”为什么呢？该酒店的成本控制总监何焯生将中外保险业的做法比较了一番：在香港，保险展业、定损、理赔是三批人；而在中国，从承保到理赔都是一批人，熟悉情况，且人情味更浓一些。另外，香港保险公司没有预赔款程序。在中国有预付款，可以使受灾的保户较快恢复营业。
也许，这番话道出了许多来华投资厂商的心愿。如今，约有２／３在广东省投资办企业的外商将他们的命运与中国人民保险事业结合在一起，著名的大亚湾核电站、广深珠高速公路、南海石油开发、中国大酒店等引进外资的重点项目都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庇护”之下。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地处黄土高原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昔日被称为“中国贫困之冠”。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这里连续9年免征公购粮，得到休养生息。如今，全地区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粮食总产量从过去的1亿多公斤增加到2亿多公斤，去年是西海固地区恢复征收公购粮任务的头一年，图为广大回、汉族农民踊跃交售公购粮，冷清多年的粮库又繁忙起来了。
新华社记者 吴文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