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藏北游历》讨论会
《西北军事文学》编辑部近日在北京举行马丽华长篇散文《藏北游历》作品讨论会。
西藏青年作家马丽华在这部长达十二万字的《藏北游历》中，透过民俗风物、宗教文化、历史传说等的描绘，生动地表现了生存于神奇土地上的藏北人民的精神世界。作品蕴藉博大、气势恢宏。在《西北军事文学》上刊出后，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的文学评论家在讨论上说，这是一部内容坚实、丰富，用作者以生命体验过的哲理思考凝聚而成的力作。作品开拓了散文艺术思维空间，在文体上也有创新。到会的藏学界人士也认为，作品宏观地把握、真实地表现了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内心世界。总政文化部部长徐怀中等还对作者一年里七进藏北、深入开掘生活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表示赞赏。
（向兵）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心中一团火 浩气壮千秋
——读《苦斗十年》
刘白羽
读有关红二军团这些回忆录时，我实在难以抑制心情的激动，就如同有一簇光明的圣火在照耀着我，这不是一般普通的书，而是一种神圣的书，它写下了中国人民在共产主义洪亮的钟声引导下，从危难中争得胜利，从黑暗中搏取光明，从而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晴空霹雳、石破天惊。
想一想，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关头，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为已经流尽革命者的鲜血、砍尽革命者的头颅，从此中国就将永远沉沦地狱，成为嗜血者的王国了，但就在这危如悬卵，千钧一发的时刻，共产党人倔然而起，其中就有贺龙同志，四顾苍茫大地，处处乌云低垂，他不怕艰难、不顾生死，他迎着暴风雨而上了。这是多么刚果的性情，这是多么明亮的志气，是他凭着两支手枪，深入重重罗网，和周逸群同志一起在湘鄂西地区一举竖起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红旗。
廖汉生同志在《风云变幻见忠心》一文中，深刻地刻画一个英雄伟大、亲切感人的形象，这形象至今还出现在我们眼前：
……贺龙同志迈着稳健的步伐，迎着风雪，行进在部队中间。他身穿青灰色的单薄的军装，扎着绑腿皮带，脚穿草鞋，背着斗笠。就是在这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严格地保持着军人特有的威严的气质和仪容。他一边走，一边爽朗地笑着，在那风尘仆仆饱经风霜的宽阔的脸膛上，流露出刚毅的豪气。他从容不迫地抽着烟斗，自信而又兴奋地和身边的战士们交谈着，他说：
“现在的艰苦困难算得了什么！我们只剩下几个人的时候，还坚决干呢。１９２８年春，我们来了七个人，不几年的时间，湘鄂西根据地不是开辟出来了吗！……”说到这里，他有力地挥动了一下手臂，“同志们，困难是暂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山鸡要有个山头，白鹤要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不行，现在敌人太多，我们可靠的根据地还是在脚板上，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建设中央苏区的经验，去创建更大更可靠的根据地！到黔东，我们一定会很快打出一个新的局面来！……”
贺龙同志的话就像一团团烈火，驱散了红军指战员们心上的寒冷，燃烧起战斗的热情，在大家面前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前景。
请听一听，这是多么生动的语言又多么光辉的真理吧！“我贺龙找真理，找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我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当时，赤手空拳，一无所有，就是凭着这种豪情，凭着这种壮志，凭着这种信念，提出：“我们的根据地就在自己的脚板上！”，这深刻的哲思，卓越的真理，……贺龙同志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在共产党领导下和周逸群同志一起大智大勇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没有武装建立武装，没有党创造党，于是在洪湖南北，长江两岸，武陵山区，千千万万奴隶的手、英雄的手像森林一样举了起来，它们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
杨秀山同志在回忆录中留下许多生动的艰难岁月的生活细节，至今读来历历在目，叩人心弦。他还亲手记录下贺龙同志的一次谈话，成为这本书中一份极其珍贵的文献。贺龙同志说：
“我们没有悲观失望，相信革命一定成功，不然，革命活动就开展不了。”
这耿耿之心，铮铮之言，正道出一个真理：是什么让红军能以排除千难万阻、创造大好局面？就凭着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念、它是人世间最可贵的力量，最强大的力量，这部书里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这种信念。
读到这些，我不禁沉思默想，我非常希望生活在今天这样和平幸福之中的人们，能仔仔细细读一读这部书，想想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明亮而辉煌的日子，不正是当年踏遍山河，忍饥耐寒、抛洒热血、捐弃生命才得来的吗？它使我们起码懂得两点真理：第一，不迈过炼狱怎能走向天堂，我承认今天我们还没生活在天堂之中，我们还处在艰苦攀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同过去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中国比，我们已经走上初步富裕的境地，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要记得我们这康庄之途，就是无数千万的鲜血与白骨铺成的，如果谁忘记这一点，只能意味着背叛。第二，国际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军事史学家会记载，朝鲜战场就是美国的滑铁卢之战，但是武装战场的覆败，绝不能改变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战略部署，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战略的搏斗是不会停止的，巴黎公社的人民被抛进血海，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人民被抛进血海。我们从井冈山，从洪湖起一步一步与之战斗的不就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吗？今天，西方反动势力的乏走狗们呼唤什么“民主、自由、人权”，可是，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中国，何曾给中国一点一丝民主、自由、人权！？只有我们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站起来，那一天所争取的就是中国人民不再做奴隶，而作一个自由的人。如果说民主，我们是最大的民主主义者；如果说自由，我们是真正自由的播种者；如果说人权，我们是使中国人在世界上第一次取得独立自主的伟大人权主义者，而这种种是我们先烈以无私奉献精神，用血与生命争取得来的。今天，国际反动势力不甘心战场上的失败，妄图以“和平演变”毁我中华，在这种生死存亡关头，谁甘当奴仆，摇旗呐喊，同样也是对于历史的可耻的背叛。真正为中华民族争独立、争民主、争自由的不正是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正义凛然，不怕牺牲的英雄吗？是他们把中华民族从亚细亚东方黑暗中拯救出来，而取得今天才有的社会主义的博大与光明。难怪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那么疯狂起劲地妄图否定我们全部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说透了，不就是要我们再回到被人当猪仔，当奴隶的无边苦海吗？《苦斗十年》一字一句都是明证，从这一部革命历史教科书中，我们看到洪湖的红旗永远飘扬，湘鄂西的枪声永远震响。只要想起创造红二军团的英雄们的含辛茹苦，我们就绝不能做有愧于他们光辉业绩的事情，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他们的两只脚板上创立起来的，我们必须一代接一代地使我们的江山永保鲜明的红色。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打开了湘鄂川黔苏区的大好局面，成为使敌人胆战心惊的强大力量，连战连捷，所向披靡，如同一把锋利尖刀直插敌人心脏，使得武汉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就直接配合了中央苏区。当中央红军撤离江西时，最初曾想北向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吓得要命，连忙调兵遣将，大军云集、拦击堵截。当中央红军西向黔川，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发动了强大攻势，把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拖在自己身上，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我读这些回忆录，感到特别亲切。因为１９４８年，我在解放武汉后，急转荆襄，随军南下，曾驾一叶轻舟，穿过洪湖湖荡，从沙市渡长江，遍走公安、石首、澧县、临澧各地直达常德。这是红二军团当年鏖战之地。抚今忆昔，更增加了我对红二军团、贺龙同志的油然敬佩，衷心爱戴。在武陵山区还遇到一位当年跟贺龙闹革命的红军老战士，他目光炯炯、精神闪烁，又亲来为解放大军带路，一见面就拉着我们的手急迫地问：“我总算等到了这一日，红军又回来了！”说着激动万分，泪如雨下。一路之上，群众纷纷探问贺龙同志。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撒下的火种，无论经过多少狂风暴雨，沉雾阴霾，还是闪闪发光，永不熄灭。
在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壮举中，红二、六军团紧随其后，在百万敌军追拦堵截、猛烈袭击之下，宛如游龙、矫健纵横。蒋介石唯恐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飞抵昆明，亲自指挥。上有飞机轰炸，下有大军追击，但红二军团佯攻昆明，置敌慌乱，然后突地甩开，飘然远逸，大踏步向金沙江急进。当时抢渡金沙江的先头团队指挥员黄新廷同志四十年后重临旧战场，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回忆录：“……滔滔的金沙江水沿着哈巴雪山和云岭山脉之间的峡谷由北向南直泻而下，到了石鼓镇被迎面屹立的玉龙雪山所阻，江水就像一条被激怒的蛟龙昂首摆尾来了个一百多度的大转弯，由西向东奔腾咆哮而去，在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的夹峙下逶迤东流，形成了有名的长江第一湾。大自然所创造的宏伟奇景，使人叹为观止。这却是当年我红二、六军团夜渡金沙，巧妙突破天险之地。巍峨的雪山，陡峭的峡谷，奔腾的急流，绝无仅有的石鼓山口，加上神秘高寒的康藏高原，这里历来是兵家禁地。历史上虽有诸葛亮‘五月渡泸’、忽必烈‘草革囊渡江’的成功先例，但都是政权在手、强兵对弱敌的情况下取得的。而一支转战万里被强敌围追堵截独立作战的红军队伍，一无政权可依，二无援军可盼，要在此地突破天险，它需要领导者多么大的胆略和广大指战员何等艰苦卓越的革命精神啊！”可是蒋介石调动千军万马，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企图把红二、六军团聚歼在金沙江畔的幻想终于破灭了。第一回，中央红军神机妙算地撕破他们的天罗地网，突破金沙江；时隔不久，红二、六军团又一次出奇制胜冲出敌人的陷阱，再渡金沙江。黄新廷同志的回忆是生动的、微妙的、胜利的：“……三位船工掌舵摇橹，我在船头观察对岸四处动静，思索着过江后的行动。从船工们紧张严肃的表情上，看得出经过战士们的宣传，他们也感到了手中舵橹的份量不比往常。他们熟练地驾驶着这不寻常的一叶小舟，忽而奋劲疾驶，忽而轻力击水，很快就穿过激流到达彼岸。当我跳下渡船一脚踩到铺满卵石的江东岸时，马上想起关向应副政委‘过江就是活路’的话语，现在这里就要变成一条北上的坦途，心里感到一阵激奋。当第一支部队渡过金沙江时，晚霞早已消失，天空由蓝变灰，夜色随着第一颗星星的出现很快笼罩了大地。我在沿岸几个要点派出了警戒，并派侦察人员迅速沿江北上，继续侦察敌情、地形，寻找船只渡口。由于敌情威胁不大，为加快渡江速度，两岸渡口都堆起篝火，部队也点起松明火把。……”这是人类生活中多么庄严而又瑰丽的历史场景啊！无产阶级革命者，正是不断粉碎钢铁牢门、创造历史而前进的。
１９３９年，朱德同志在太行山跟我谈到他同张国焘斗争的这段艰险经历时，深情地盛赞了贺龙、任弼时同志对党的无限忠诚，他高度评价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形成了打破张国焘南下西逃的险局而成为促成北上抗日的转折点。在《苦斗十年》中，每一篇都具有感人的力量，它们忠实而又翔实地记录了红二军团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拖着敌人兵力支援红军长征，单独作战，完成长征，踏过雪山草地，最终会师陕北高原，为抗日战争这场决定民族命运的大血战奠定基础，都立下了彪炳青史，永不磨灭的功勋。我永远不能忘记贺龙同志的豪情壮志，笑貌音容，但令人痛心的是他竟被一些肖小之辈折磨至死，这是不能不令人喟然长叹，热泪沾襟的，但他与红二方面军的英雄们，都将在中华民族飞扬神魄中，永远发出金石铿锵的钟声，千秋万代，永葆青春。
现在出版的这一本书，是一部用血肉与生命写的书，用忠贞与信念写的书，是对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书。它告诉我们，无论在武装斗争战场上还是在和平演变的战场上，我们能够所向披靡，无往不胜，正像书中所说的一句话：
“心中有一团烈火”。
这是革命的烈火、神圣的烈火、共产主义的烈火，这是永远迸发着火、热、生命、光明的烈火，千秋万代引导我们奋勇前进的烈火。
（《苦斗十年》一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讴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人阶级的业绩
——电视连续剧《上海的早晨》观后
顾晓鸣
上海的早晨，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比喻！
上海，这个在１９４９年堪称东方最大的工业、商业和文化中心的大都市，她迎来的解放的早晨牵连到多少行当多少阶层，黎明的曙光在此折射出何等斑斓复杂的色彩。一部１８集的中型电视剧，它有限的故事空间和电视剧艺术本身有限的表现手段，如何能承担这一蕴含着巨大深沉的历史内涵的比喻？而且，这一历史内涵在今天，更添上了一重现实的浓烈意义。要让在这跨度四十年的不同历史阶段和空间生活过的观众，都能在艺术地再现的“上海的早晨”中，获得对自己生活和未来的历史感，这对于尺许屏幕的电视剧又是何等严肃的挑战呵！
由张戈导演的电视连续集《上海的早晨》（周而复原著，赵孝思、陈刚改编）正是冲着这挑战而来。剧作以深沉的历史意识，讴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人阶级伟大业绩。同时又成功地将这种历史激情艺术地转换为当代千千万万普通观众眼前的图象和声音，做到使观众可看、爱看，渴望一集不漏地看下去。
编导强化了原著中徐义德的主线，使这个总经理，同时以企业的总经理和他那个有三房太太的大家庭的“总经理”的身份，成为凝聚戏中各种人物和事件的焦点，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展示，对工人阶级觉悟和情操的歌颂，对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和腐朽生活方式的抨击，都在徐义德这一焦点中反映出来。剧作形象地展示了这位在解放前夕还可以摆布工人命运和家庭成员命运的总经理，在解放之初还可以主动安排贿赂税务干部、决定以次料充好料加班生产以逃避新税率，然而随着太阳在上海更高地升起，他越来越被动。他试图支配和控制别人生活和行为（在戏中表现为故事）的“调度手段”，先是在工厂里被揭露，越来越不灵了，后是在家庭中遇到了具有新思想的外甥女吴兰珍和稍有觉悟的林宛芝的反抗，他不能调度别人，反而一步步地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所调度。故事中新的事件的产生和走向，就产生于这位千方百计想主宰自己和别人的人物，抵御那更强大的真正主宰人们历史命运的力量的过程之中。
这样，被赋予故事中心地位的这位总经理，就在艺术结构中，成为烘托党的领导、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乃至马慕韩那样的进步工商业者的支架。而作为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集中体现的上海，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必定最强烈地聚焦于民族资本家身上。徐义德从不服改造到接受改造的过程，就在思想意蕴和艺术结构两方面，反衬出作为新生的上海主体力量日益强大的过程。而作为这一力量的代表的角色余静也在这过程中成熟起来。徐义德这一滴变着的水确实映照出冉冉上升的朝阳。
要表现徐义德在实际生活中和剧情结构中的这一变化过程，就势必要集中力量揭示这个角色私下的侧面。家庭生活及其种种关系往往更彻底地表现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和实际思想，更何况徐义德这样见过世面巧于心计的人物。于是，电视剧进一步聚焦于徐义德这一家子身上，奸商朱延年这条主要的旁线、与汤阿英的身世有关的朱暮堂的暗线，都与这家子有关。而编导用大量笔墨精心设计的三个太太之间的反差及其龃龉矛盾，就成为层层剥掉徐义德的表象，使他的自私本性赤裸裸地面对观众的客观情境和戏剧场面。编导在后半部戏中还设置了徐义德勾引马丽琳并帮她去香港的戏，在全剧结束时维持了徐义德与三个太太的现存关系，就不但是宣告了某种政策界线，而且有着一种艺术的意蕴。
电视剧保留和强化了徐义德一夫三妻这一侧面，显然有创作上的考虑。其中一点就是，编导试图通过三位不同年龄和不同社会经历及家庭背景的“太太”对于新社会有差异的态度和表现，来更丰富地营造徐义德接受改造过程中的生活氛围，并通过三位太太对徐义德行动走向的不同干预，引发出多重而立体的戏剧事件。而这种效果并不是那种借题炫耀资产阶级生活场景或设置几个漫画式的漂亮“花瓶”（绅士美女）的拙劣手法所能达到的。
《上海的早晨》的编导力求在上述的深层结构和表层情节的基础上，艺术地复现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编导着力要做的，是尽量减少其漫画式的讽刺色彩，而通过语言、气质、人物之间的动作联系和场景，使之成为上海人可以回味、非上海人可以体味的上海生活画卷。从最先进的角色到最可恶的坏人，各种角色只有在这一生活画卷中有一个不令人感觉唐突的位置时，编导寄托在角色身上的意蕴才能最充分地得到表现。因此，剧中工人角色，从余静到管秀芬，都没有简单地成为抽象的“阶级的代表”。但就整个工人戏而言，这次改编未能超越原著在这方面的欠缺，人物还嫌不够丰满。像梅佐贤等人物也如扮演者奇梦石所追求的，与以往影视中同类人物不同，有自己的特色。人们普遍感到，导演这个意图不但表现于摄制过程，而且在选演员的当口就严加注意了。
导演并没有用自然主义的手法来“复原”生活，不仅在气质和表演等大的方面，而且在诸如发型、服装小的方面，适合今日观众对视觉美的要求而作了变通。整个戏给人以一种素雅而“好看”的直感。而无论是趋近于写实，还是适当地进行美的加工，编导着眼的是电视剧的特殊艺术本性——在普通观众日常生活情境中播放的电视剧既要逼近日常生活，又要比日常生活来得漂亮好看——何况这又是一出写大都市上海的戏！编导正是以这一创作基点，把戏基本上集中于为数不多室内场景中，使不同场景的对白交替衔接，产生意外之意，使剧情起伏跌宕，而整体上又干净利落。
《上海的早晨》就通过从深层意蕴、到戏剧结构，再到具体手法的精心编导，走出了一条以通俗形式表现重大题材的路子。同时，又以新的思想高度，克服了原著由于写于特定历史时期而带有的创作偏向，艺术地展示了一位有缺点但又爱国的工商业者走上新生活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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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国文学现状研讨会”举行
最近，由《外国文学评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译林》等刊物以及杭州大学、衢州化学工业公司联合举办的“外国文学现状研讨会”在浙江衢州举行。与会６０余位外国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就世界文学的现状、前景以及如何加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交换了意见。
在梳理纷纭变幻的世界文学现状时，与会者认为：深刻地反映现实，与民族和人民共忧患，仍然是各国文学的主流。无论是拉美的文学爆炸、苏联的回归文学，抑或是美国的女权文学、黑人文学、社会现实主义文学等等，都是社会现状的反映，都渗透着作家对本民族命运的思考和探索。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因为流淌着本民族的乳汁和血液，浸淫着人类共通的痛苦和欢乐，才感染和打动了众多的读者。
与会者还注意到了世界文学的多元化趋势。一些人指出，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以至在本世纪的头几个十年，还能用一种文学思潮、文学倾向概括世界性的或一个地区的文学趋势，那么现在则很难作这种概括了。这不仅表现在更多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或地域风格的文学并起，汇入世界先进文学的行列，如拉美文学、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还表现在多种创作风格和技巧的融汇、杂糅，新流派层出不穷。
关于世界文学现状的另一个特点，大家认为是文学更注重探索人的精神世界。随着战后世界的开放、经济的发展，各种新问题的出现，文学更注重沟通人类的心理、打破精神屏障，开掘人的精神世界。面对人类共同关心的诸如种族、环境、人口、资源等问题，文学家正在探索人对自我、人对生存环境、精神对物质的超越。人们在心灵与心灵的对话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
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就如何加强今后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交换了意见。有人回顾说，我们在引进和介绍外国文学时，为了打破过去的封闭状态，一度又走向了另一极端：饥不择食。当前要同时克服以上两种倾向，尤其要注重对引进的东西进行选择和消化。
还有人指出，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消极的引进和介绍上，应建立有民族特色的批评学派，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分析和评价世界文学。
对于当前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经院式倾向，与会者也作了批评。大家认为，外国文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文学，还应包括本国的读者和本国的创作现状。要根据他们的阅读兴趣和接受能力作有的放矢的介绍和引进。我们应肩起指导阅读的责任，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作出贡献。
（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