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笔谈
学会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持久战
武汉大学教授 何国瑞
每当历史转折关头，意识形态领域里总会出现波诡云谲的局面。于是较量，纷争。最终，迷雾廓清，真理在更广更深的层次上得到发展，历史又稳步地前进……
编者按：这是武汉大学何国瑞教授为他主编的《文坛是非辩》写的代前言，该书即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征得何国瑞教授的同意，现将该文摘要刊出。
每当历史转折关头，意识形态领域里总会出现波诡云谲的局面。于是较量，纷争。最终，迷雾廓清，真理在更广更深的层次上得到发展，历史又稳步地前进……
“文革”动乱结束后，我国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关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理论界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极大地推进了思想、学术的发展。但其间的历史态势，也给出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诱惑。于是西方国家加紧了对我们的思想渗透，国内也就有人，或出于本能积极响应，或接受影响而倒戈，或中毒后而晕头转向。他们在全民揭批“文革”灾难的大潮中，自觉不自觉地企求着另一种思想解放，另一种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实现。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及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泛滥。一时间弄得人们是非不清，正邪莫辨，又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和我们自身工作的失误，终至酿成了去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差一点重陷祖国于长期动乱之中。
新时期，党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缺点在于，在实际过程中，我们没有很好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上有所警惕，有所防备，以至忽视了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
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着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革命导师本来是反复指明了的。恩格斯曾经明确揭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６０２页）。这是从一般情况讲的。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列宁说得很清楚：“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我们同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在军事方面，尤其在思想方面、教育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３８４页）至于我国，毛泽东更是谆谆嘱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７８５—７８６页）可是我们在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之后，却犯了相反的错误。许多人淡忘了国外资本主义与我势不两立的矛盾，把一切都看成绿色，以为西方资本家及其政府也会真的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看不到他们时时刻刻想颠覆我们。
“‘了解你的敌人’，这个忠告永远是有益的”——让我们记住杜勒斯这句话。
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我们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问题是我们要牵着魔鬼的鼻子走，而不能让魔鬼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让我们也永远记住革命导师的这句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西方国家在“遭受到一种用军事力量无法挽救的失败”之后，制订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杜勒斯１９５０年明确宣布要对共产主义“进行一场思想战争”。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１９６０年在为美国政策拟定指导原则的《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报告中说：“我们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将西方的原则、西方的风格和西方的趣味灌输到”他们的人民中去，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使之“最后变质”。里根总统在１９８２年出访英国，在英国议会上发表讲话，号召西方实行一项长远计划：“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他说：“在现在世界上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大制度的斗争——引者），最终的决定性的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
西方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也特别关注我国。美国新闻署指示：“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是比传授科学知识本身更为重要的任务。……对于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不要忽视美国帮助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这较之当年吕不韦的“偷国”伎俩要高明得多。
尼克松在卸职后著书立说，鼓吹从思想领域对我们进行“真正的战争”。他说，“当他们打开门，取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当把尽可能多的真理送过去。……把真理当利剑挥动”，说要“使西方的信息”“逐渐侵蚀”社会主义制度，“就像渗透的水可能侵蚀一个监狱的基础一样”。
美国的一个外交记者更为坦白地说：中国现在开放改革，美国可以用投资、资助、技术、双边贸易和互派科学家、学者，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计划来帮助中国，尼克松首先推测会出现这种令人极感兴趣的局面：中国“由于主要强调的是务实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可能有朝一日甚至会使中国人不仅放弃毛主义……而且也放弃马列主义”。
当去年北京处于动乱的高潮中，美国是那样欢欣鼓舞。美《华盛顿时报》在１９８９年５月２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得更透底了：“美国应当对中国的情况做些什么呢？从根本上说，它应当像对待苏联、匈牙利或东德那样对待中国，既敦促它走向民主，同样敦促它走向资本主义。”
这是多么鲜明的资产阶级党性和何等精深的用心！西方资产阶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就是这样目标坚定、计划周密、步调一致地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展“水渗墙基”、“软刀子杀人”的硬功夫。这是多么难得的反面教员。在经历了去年那场风波后的今天，请他们给补上这一课，对我们该会有着特别的醒脑和警心的作用吧。
这些年我们思想战线软弱涣散的状况与西方的清醒和进攻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恰恰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条件，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通行无阻，从而形成这样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
——我们一些同志不断反对和厌恶列宁所主张的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灌输，而美国却一再主张并切切实实地对我们、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资产阶级的“思想灌输”；
——我们一些同志极力批判“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用智育来冲击德育，美国官方却指示对我留学人员要把“灌输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看作是“比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的任务”；
——我们一些同志不是在愈益主张文艺要淡化政治、超越政治、脱离政治么？美国政府却在六十年代给好莱坞影片公司的备忘录中，就要求其电影界进一步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布热津斯基在八十年代更强调美应利用现代化传播媒介，“发动更大规模的知识和文化攻势”，以便促使社会主义国家中反现实的“倾向得到更为清晰的政治性”。这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很注意文艺为政治服务的；
——我们一些同志不是年甚一年地提倡和强化文艺的趣味性，而漠视和轻视思想性么？美国却正是要用“西方的趣味”来毒害我们青年的思想。
凡此种种，一些同志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一定要认识这种“水泡”战术的厉害。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遽变和我国去年动乱的爆发，就证明了这一点。它的险毒就在于，人浸泡其中，如拥尤物，浑身舒泰，然其毒素却慢慢透过皮肉，渗入骨髓，使你骨头发酥，再也站不起来，或使你灵魂变味，成为不改变国籍的“西崽”。
但是应该说，真正可怕的并不是西方的什么战略战术，而是我们自身的麻木和腐败。只要我们坚定地毫不放松我们手里掌握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器，经常保持自身肌体健康，对西方发动的“思想战争”打持久战，我们就能不断清除各种有害毒素，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事业就必定胜利。
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在思想战线上动员最广泛的力量，认清“思想战”的严峻形势，并学会打好“没有硝烟的战争”，学会反“水泡”的战术。而且应该及时地对近１０年来已经渗透进来的“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西方的原则、西方的风格和西方的趣味”，作一次系统有效的净化处理。
我们要懂得，思想战不但比军事战，而且比政治战更隐蔽、更复杂。它没有明确的敌我阵线，明明是同志，也可能感染上“异己的病菌”。它也没有公开的阵地和战场，敌方有时甚至暂避开政治问题，引而不发，而是将思想毒素渗透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中，乃至潜伏于生活方式、日常趣味之中。这就要求我们既具有坚定的党性立场和敏锐的洞察力，又要特别注意政策界限，注意方式方法。也要求我们从事思想理论、学术研究的同志要时时提高警惕，经常反省自己：所见所闻，所说所写，直接间接到底是对谁有利。我们在战斗时一定要充分摆事实，细致讲道理，要机警地抓住新情况，辩证地分析新问题。我们绝不能简单地企求“批倒批臭”的表面效果，而要在深层的理论较量中，既解毒化瘀，澄渣去腐，又通经活血，顺气祛痰。
十年教训，一场风波。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种了一次“爱资病”疫苗，被引发出来内毒，发了一次高烧。这是坏事，也是幸事。我们由此也就可望获得免疫力——一定要获得终身的免疫力。这对我们的党和国家，对我们从事理论学术工作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里根曾狂吟，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让我们看最后被抛进历史垃圾堆的究竟是谁？！
莫道云吞日，终是太阳红。
第5版(理论)
专栏：
关于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问题
钟成勋
国民收入连年超额分配，是我国八十年代中后期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从根本上说，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是多年来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国民收入超额分配引发出来的。”对于“国民收入超额分配”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作一些分析和说明。
一、国民收入超额分配是否可能的问题
有的同志否定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的可能性，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好比切馅饼，馅饼就只有那么大，怎么切也切不出多的来，怎么能够“超额分配”呢？
这种观点把国民收入的分配仅仅理解为实物量的直接分配，实际上国民收入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经济范畴。国民收入一方面具有使用价值属性，具体表现为实物形态，即各种各样的产品和劳务工作量；另一方面具有价值属性，具体表现为货币形态。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直接进行的，并不是实物形态的分配，而恰恰是货币形态的分配。事实上，要把庞大的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到亿万居民和千千万万企事业单位手中，进行实物量的直接分配是不可能的。
既然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是按货币量进行的，那么，客观上就存在着一个问题：货币量是否真实而准确地反映了实物量。我们知道：国民收入虽然有两种形态，但是，货币形态乃是实物形态的反映。归根结底，实物形态是第一性的，货币形态是第二性的，第二性要服从第一性。可是，货币形态又可以脱离实物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己独立运动发展的规律，能够反过来对实物形态发生强有力的作用和影响。当国民收入分配使用的货币量真实而准确地反映实物量时，二者就呈现出平衡一致的状态，促进和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当国民收入分配使用的货币量小于相应的实物量时，宏观经济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严重的，甚至还可能造成经济发展的某种萎缩；当国民收入分配使用的货币量大于相应的实物量时，宏观经济发展就必然不稳定不协调，甚至会出现波折。我国１９８８年出现的、由前几年存在的问题积累而成的经济困难，特别是社会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的尖锐问题，就是国民收入分配使用的货币量连年大于（即超过）相应的实物量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所谓国民收入超分配，在理论上，无非是指国民收入通过分配和再分配过程而发生的最终使用额（货币量），超过了实际的生产额（实物量）。简言之，即国民收入分配使用的货币总额超过了相应的实物总量。
正确理解“国民收入超额分配”问题的另一关键点，是国民收入的生产过程与分配过程并不是一前一后相继进行的，而差不多是同时并进的和互相平行地进行的两个过程。这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又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明显地区别了国民收入分配和所谓“切馅饼”分配方式的不同性质。“切馅饼”分配方式的特点，是先有完整的馅饼，然后再进行切割（分配），亦即先生产出馅饼来，后分配。生产过程与分配过程是先后继起关系；二者是分开的，不是平行的和同时进行的。国民收入分配则不同。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把第一年生产的国民收入，拿到第二年来分配。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不可能停止消费（包括人的消费和生产的消费）一年，否则就会灭亡。所以，国民收入的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绝对不是先后继起关系，而是当年随生产随分配随使用的关系，从总体看几乎是同时、平行地进行的。
由于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是与生产过程同时平行地进行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国家里，在年初制定国民收入分配计划时，一般不可能确知年末国民收入的生产总额，而只能大致地测算和预估它，因而估算偏高或偏低是常有的事，估算得恰如其分只是偶然的例外。同样，在年初制定社会生产计划时，也只能大略地估算当年迄至年末为止的国民收入分配使用的实际需要量。因此，国民收入的生产与分配在数量上不一致，是完全可能的。这种情况，就给国民收入“超分配”提供了又一种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当然，造成连年“超分配”，还有体制上的原因，这里从略。
二、国民收入超额分配如何实现的问题
有些人对“国民收入超额分配”感到不太好理解，疑问主要在于：既然国民收入发生了超额分配问题，那么，“超额分配”又如何能够实现呢？
前已指出：国民收入超分配，就是指国民收入分配结果的使用额（货币量），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实际生产额（实物量）。例如，生产额的价值本来是１００亿元，却按１２０亿元分配，结果发生超额分配２０亿元。现在的问题是，这２０亿元的差额究竟如何实现？能不能够实现？也就是说，能不能够买到以及如何买到东西（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劳务）？
从理论上看，这２０亿元超分配的差额要实现（要买到东西），只有三种可能的途径：１、依靠吃老本，即动用过去积累的商品和物资储备；动用外汇结余和储备，以扩大进口；增加２０亿元的实物供给，来弥补和平衡“超分配”的差额。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导致物价上涨和经济波动。２、靠借内债和外债来暂时填补差额。但借债是要偿还的，借债实质上是用未来的国民收入解燃眉之急，也是把当前的差额和困难转移到今后的年月。３、当上述两项办法已经不能够再采用时，只有安排财政赤字和扩大货币发行这一条出路了。这可以使流通中的货币供给增加２０亿元，从而平衡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差额。其结果，必然引起通货膨胀，使国民收入的生产额（实物量）价格相应上涨２０亿元，以抵消需求（货币量）的扩大。
这里，有一点必须引起注意：即国民收入一年超分配与连续若干年超分配，采用的弥补办法及所造成的后果是很不相同的。一般而论，偶尔一年或两年发生国民收入超分配，动用物资和外汇后备，或借一点外债内债，均可渡过难关，问题不大。而连续几年发生国民收入超额分配，那问题就严重了。老本吃光了，还债日期又逼近，那就只有“多发钞票”一条出路了。因此，完全可以得出两条理论上的判断：１、通货膨胀是连续若干年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必然伴侣和必然结果。２、国民收入超分配是可以实现的，它能够通过货币超经济发行等等途径来实现。
由此可见，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避免和防止较大的通货膨胀和社会总需求较大地超过总供给的问题发生，正确的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应当是生产最终决定分配、国民收入生产额（实物量）最终制约使用额（货币量）的理论，而不是“利用通货膨胀和赤字财政以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正确的国民收入分配原则，应当是分配服从生产又服务生产的原则，而不是要生产服从分配，要国民收入实物量服从货币量（分配使用额）；正确的做法和思路，应当是：在制定分配政策、安排分配计划和制定分配制度改革措施的时候，充分尊重生产最终决定和制约分配的客观经济规律，尽力保持国民收入分配使用额与生产额的平衡，货币量与实物量的平衡，宁可使分配使用额（货币量）略微低于生产额（实物量），也不要使它过分大于生产额（实物量）。因为，使用额低于生产额，增加一些使用额就行了，这在我们国家比较好办。但若使用额过大地超过生产额，就不大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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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日报》发表一系列文章
积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河北日报》从７月以来，配合干部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７月２５日发表赵义文、陈广生、王兆信的文章《正确认识社会主义遇到的曲折》。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过程：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不是笔直发展，而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曲折性是新生事物发展形式的一个根本特点；坚持社会主义事业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论，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
８月１５日发表冯锡普、盖兰骏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认识问题》，这些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社会主义是否遇到了“大失败”，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论断还对不对。文章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存在“过时”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是科学的世界观，它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不存在“过时”问题；它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具体答案，作为“行动指南”是不会过时的；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学说，不是僵死的教条，也不存在“过时”问题。文章指出，当代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不是社会主义的“大失败”，而是暂时的挫折，挫折并非来源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面临严重挑战，而不是面临“总危机”，严重挑战主要指的是国际敌对势力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来“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全方位地同社会主义制度较量，甚至企图引起内部或外部冲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是个过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８月２２日发表的长篇文章《社会主义道路并非涅瓦大街的人行道》，针对“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有被西方资本主义演变过去的可能”等疑问，着重谈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问题。文章首先提出从历史的大趋势中认识和平演变，接着分析了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和长期性，指出挫败和平演变是长期战略任务。
９月１２日，发表逢兰的文章《谈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文章就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提出了以下看法：当代资本主义国有化，没有改变企业的私有制性质，它仍然是“总资本家”的私人所有制；当代资本主义的改良措施，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地位，它是强化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手段；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白领工人”阶层，意味着为最终埋葬资本主义准备了力量；资本主义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具有两重性，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又给资本主义带来灾难。
１０月１０日，发表吕传赞的文章《解决深层次认识问题坚定社会主义信念》。１０月３１日，发表沧州地市县委书记在学习社会主义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内容包括“社会主义说得清”、“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三个方面。
为配合县以上干部学习社会主义理论，从１１月７日起，该报又开辟了“学习信箱”专栏，有针对性地解答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当日的文章为《经济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 （曹孔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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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培新两本新著出版
杨培新著《通货膨胀——人民的灾难》和《承包制——企业发达必由之路》已经由经济出版社出版。
杨培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马寅初等一起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通货膨胀，建国以来，他参与几次制止通货膨胀的斗争，他始终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同时他又力主货币稳定以后要迅速搞活市场、企业和投资。这一观点受到企业界和社会各界的注意。
杨培新经过对企业的反复调查，建议推广企业承包制，并坚持以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和重点。此书是他系统阐述承包制出台背景、历史功绩和理论基础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