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无名英雄的业绩
——中南海电信局纪事
中南海电信局是在原延安中央机关通信排的基础上,于1949年3月23日在北京西郊香山成立、同年6月随中央迁至中南海的。几十年来,他们坚持延安作风,为确保中央通信的畅通,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业绩。
中南海局的话务员始终保持着“说个姓名就能接通电话”的好传统。每一个话务员都能熟背1000多个电话号码,首长的秘书是谁、警卫是谁、常和谁联系、常到哪里去,甚至连首长的话机放在什么位置,她们都了如指掌。所以,中央首长打电话,只要说个姓名,马上就可以找到。许多首长和机关同志都亲切地称她们是“电话秘书”。
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常常从黎明到深夜一天要走十几个地方。有时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晚上就可能在上海的虹桥机场迎送外宾;有时候黎明还在办公室里打电话,下午就可能深入导弹基地检查工作,而这些日程安排常常是保密的。但是,只要是有重大事情找总理,中南海的话务员就能千方百计地把电话接到周总理身边。一次,总理刚刚离开办公室,刘少奇主席的电话打来了,要请总理参加一个紧急会议。经过询问,话务员了解到,总理正乘汽车去西郊某地,但是,总理现在在哪里谁也说不清。在这种情况下,话务员根据分析总理出车时间、可能走的路线,把电话直接挂到了动物园门前的交通岗楼里。几分钟后,当总理的汽车来到路口的时候,交通信号灯突然变成红色,一位身穿白色制服的警察,向总理行了一个礼后把电话通知告诉了他。
一次,一位负责同志要找田纪云副总理,田副总理的办公室、宿舍都没有人接,问了国务院值班室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最后,话务员经过周密的思考,千方百计,终于在农副产品展销会上找到了田副总理。当这位负责同志与田副总理通完话后,高兴地说,“中南海的话务员真是了不起!”
今年5、6月份,我们的共和国经历了一次血与火的考验,中南海电信局也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9月3日《人民邮电》仪兆功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五花八门的社会负担
——职工社会负担情况调查
集资、赞助、捐赠……名目繁多,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一大负担。为了弄清职工的社会负担情况,衡阳市城调队在市区抽样调查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职工200人。调查结果表明:1989年上半年职工人均社会负担132.74元(不含国库券),相当于中等收入职工的0.8个月的工资额。如按上半年人均月生活费支出123.73元计,每一职工能负担1.34人(含本人),扣除社会负担金额,则平均每一职工只能负担1.16人(含本人)。
国家困难,名正言顺地要人们认购券款,情在理中。伤脑筋的是各部门、各单位采用各种不同手段,节外生枝地乱收乱要,卡得职工受不了。据调查,职工社会负担项目竟达23种之多,主要有各种集资、教育基金、敬老助残、捐赠灾区、捐赠五保户、捐赠奖学金、卫生费、学生代培费、食堂赞助、入托入学赞助、毕业典礼赞助、学校维修赞助、内部债券、治安费、植树造林费、强制性储蓄、强制性人身保险、品德教育费、灭鼠费……真是五花八门。一些捐赠层层征收,如教育基金市规定职工按月工资1%提缴,而一些学校又私自收8—10元不等,学生家长叫苦不迭。植树造林每年一次,现在只要5元一棵树,就可以抵消造林任务,一些单位按每人5元钱从工资扣除,如此造林,令人费解。职工们叹息说:填不满的大小洞,缴不完的各种费,奈何,莫奈何!
(8月26日《工人日报》董国芳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中国第一部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译著
——《泰西民法志》
关于马克思的学说何时传入中国,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
据我们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在中国最先介绍马克思生平和马克思学说的中文读物,应该是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
《泰西民法志》原书名为
《社会主义史》,著者是柯卡普,1892年该书由英国布莱克书局第一次出版发行,1898年传入中国。当时正值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要求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维新思潮激荡于中国大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正主持基督教设在中国的最大的出版机构“上海广学会”。为了迎合变法维新的思潮,出版了不少宣传西方基督教和介绍欧美各国史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书刊,并且附带着介绍了当时广泛流行于欧美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学说。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便是受李提摩太委托,由胡贻谷首次译成中文,在1898年夏由上海广学会出版,书名译为《泰西民法志》。该书出版后,由于发行数量有限,传播范围也极其狭隘。
1912年柯卡普去世后,英国人皮司对《社会主义史》作了增删重订,新增了1892至1913年间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皮司的增订本由李季翻译。1920年由上海新青年社出版,蔡元培先生为之作序。
关于马克思学说,该书详尽地介绍和评述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以及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理论,也作了较为客观的介绍。
(1989年第4期《历史知识》)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东北虎自然种群濒临灭绝
近代工业的发展,盲目的利用自然资源,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使许多珍贵动物遭到灭顶之灾。据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管理办公室调查,黑龙江的东北虎、丹顶鹤、梅花鹿、白鹤、驯鹿、金钱豹等近十几种珍贵野生动物资源濒临灭绝,其中东北虎数量变化最明显。
黑龙江省是东北虎的故乡,现在却连东北虎的踪迹也很难发现了。去年科技人员在黑龙江皖达山地东方红林业局发现了东北虎的粪便和踪迹,据调查仅有三只。高级工程师路秉信指出,东北虎野外种群数量极少,加上东北虎极难繁衍的特点,东北虎自然种群濒临灭绝,为此他紧急呼吁国家投放一定资金和力量,建立东北虎人工种群,开展对东北虎的生态习性、繁殖规律、人工饲养技术、野化实验等工作。
(9月1日《中国科学报》李树本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世界都市化趋势
城市在吸收世界大部分人口中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愈来愈多的国家将成为以城市为主而不是以农村为主的国家。
世界广大地区城市人口的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本世纪初,世界人口超过十万的城市只出现在欧洲,而到五十年代,欧洲已落后于亚洲与美洲。到2000年,亚洲将主导世界都市化的画面,45%的世界城市人口将出现在这里。都市化水平提高最快的将是非洲国家。
大城市(人口超过100万)、特大城市(人口超过200万)、超大城市(人口超过500万),将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1950年,世界城市人口为3.9亿,其中45.1%居住在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到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预计为22亿,其中将有63%居住在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
虽然都市化发展迅速,许多国家仍有巨大的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也有很大一部分仍居住在不到10万人口的城镇中。
(8月28日《理论信息报》王大卫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外国的教师节
苏联政府于1965年决定,每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为教师节。1984年政府又宣布每年的9月1日为知识节。在节日里,全国各地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社会各界给教师赠送各种礼品。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1955年把每年3月28日定为教师节。在这前后一周内,全国各地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国家向优秀教师颁发勋章或授予荣誉称号;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要选送最好的礼品给教师。他们特别尊敬小学教师,凡是取得学位或有某项成就的学者,都要去看望自己的启蒙老师——小学教师。
匈牙利政府规定每年6月5日为教师节。在这天到来之前,国家要召开教师代表大会,表彰和命名一大批“优秀教育工作者”,给予崇高的荣誉和奖励。社会上也非常尊敬教师,每当鲜花开放的季节,学生都要把最美的鲜花献给老师。
民主德国政府规定每年6月12日为教师节。在这一天,各地都要举行有意义的纪念活动,部长会议要嘉奖一批教师,各地还要向本地教师赠送礼品,表示对教师的崇敬和慰问。
泰国从1957年起,政府规定每年1月16日为教师节。每年这一天,举国上下都集会隆重庆祝,开展各种纪念活动,教师们都放假。在庆祝仪式上,各地都要向当年退休和新参加工作的教师颁发奖状。
另外,印度政府规定每年9月5日为教师节。
(9月2日《中国教育报》 新 华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安全第一”的由来
安全第一”这个词最早是美国钢铁公司B·H·凯里董事长提出来的。1906年,凯里从长期接连不断的事故中得出教训,下决心摆脱焦头烂额的困境。他别出心裁地把公司的经营方针加以变动,将原来的“质量第一”、“产量第二”,改为“安全第一”、“质量第二”、“产量第三”。这项方针的改动,既保障了雇员的安全,又使质量、产量得到保证。凯里“安全第一”的口号和他的安全措施取得成功,震动了美国的实业界。1912年,芝加哥创立了“全美安全协会”,研究制定有关安全的法律草案。1917年英国的伦敦也成立了安全协会。从此以后,
“安全第一”的口号为许多企业和管理部门所接受。 (8月16日《中国劳动报》 姜欣范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青山处处埋忠骨
1950年秋。
中南海,毛泽东卧室。
写字台上,放着一封从朝鲜前线志愿军司令部发来的、由司令员彭德怀亲自拟定的电报。主席勋鉴:
今晨,我“志司”指挥部遭敌机狂轰滥炸,洪学智、毛岸英将我送入安全地域。尔后,岸英又返回指挥所取作战地图。慌中未能劝住他,致使被敌机的汽油弹击中。主席的爱子,我们“志司”的好参谋,岸英同志为了人民的事业光荣殉职……
从收到这封电报起,毛泽东整整一天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烟。桌子上的饭菜已经热了几遍,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岸英是他最心爱的长子,是他和结发妻子杨开慧爱情的结晶。当年地下党的同志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找到了岸英,把孩子送到他身边。后来他安排岸英去苏联留学。在国外的大学毕业后,他又亲自把爱子送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那一次次的分离,小岸英不都是活蹦欢跳地回到自己的身边来了吗!这次怎么会……
“岸英!岸英!”主席用食指夹着紧锁的眉宇,情不自禁地喃喃着。
“主席,”秘书进来,小声说:“彭老总来电,说岸英是主席的长子,要求破格将遗体运回国。”
秘书又凑近主席,轻声说:“朝鲜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安慰,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要求把岸英葬在朝鲜。”
主席仰起头望着天花板,强忍着心中悲痛,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眷恋深情。岸英赴朝鲜时,他因工作忙,未能见上一面,谁知竟成了永别!“儿子活着不能相见,就让我见见遗体吧!”主席想到。然而这种想法很快消失了。他像是自慰地说道:“我的儿子死了,我当然很悲痛,可是,战争嘛,总要死人的。朝鲜战场上我们有多少优秀儿女献出了生命,他们的父母难道就不悲痛吗?他们就不想再见上一面儿子的遗容吗……岸英是我的儿子,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就尊重朝鲜人民的意见吧。”
秘书将记录稿交主席签名的一瞬间,主席下意识地踌躇了一阵,那神情分明在说,岸英难道真的不在了?父子真的不得相见了?主席暗然的目光转向窗外,右手指指写字台,示意秘书将电稿放在上面。
第二天早上,秘书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已经出去了,放在枕头上的电文稿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电文稿下是一片被泪水打湿的枕巾。
(1989年第8期《名人传记》 刘振有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台湾竞选议员需花多少钱?
今年台北市市议员选举,需要耗费多少财力?据台北《自立晚报》根据一些经验老到的选举战将评估,最低一千五百万元(新台币)是跑不掉的。
该报说,这一千五百万元包括三百万元的一般经费及一千二百万元的
“买票”开销。三百万元的一般经费,多花在人事、请客和宣传上。一千二百万元的“买票”开销,则着重在“钱花在刀口上”,除了要找对“卖主”,也要将成效打折扣计算。
按照惯例,与候选人买卖选票的人士有“桩仔脚”、乡里长及“蟑螂”等。这几种人都是由候选人亲自部署或主动交涉;被称为“蟑螂”的非正式团体小头头,握有部分选民的名单,主动找候选人兜售,靠卖选票发财。至于选票的行情,一般在二百至三百元,但有新老之分,部分老议员由于根基稳,每张选票一百元意思意思就可以打发了;新人则有可能被哄抬到五百元左右。
(八月十五日《团结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无题 (八月二十八日《农民日报》陆功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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