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大学生的误区与社会的误导
——风波过后的回顾、反思与启示
程元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幕：
从4月中下旬到6月上旬，全国有80多个城市，600多所高校、280万人次的青年学生上街游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礼仪之门——新华门被多次冲击；
雄伟壮阔的天安门广场被一些学生占据达20余天之久；
全国几乎所有的重点院校学生长时间罢课；
许多校园里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的大小字报四处张贴，
“学生自治会”的广播大肆鼓噪，散布谣言，发表攻击性的言论；……
由学潮到全国性的动乱，发展到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多少善良的人们感到忧虑、震惊、迷惑。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下，经过血与火的搏斗，粉碎了动乱制造者们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谋，中国避免了一次历史的大倒退。
风波过后，人们在庆幸之余，不免陷入深沉的反思。为什么这么多的青年学生被卷入学潮和动乱？许多大学生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惑：“我们是爱国的，我们是想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的，我们要求惩治‘官倒’、根除腐败，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怎么会闹到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悲剧不能重演！痛定思痛，我们需要正视已发生的现实，需要痛苦而又诚实的反思，需要面向未来的觉醒。热点与轨迹——一条时起时伏的曲线
1978年，开始了我国高等教育又一个新的纪年。“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大学生以自己的才华和学识，经过国家严格的考试，登上了大学的殿堂。他们作为胜利者，内心的喜悦抚慰了以往的失落，同时痛惜时光的流失，青春年华的消逝，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成为大家普遍的要求，“成才”成为大家共同的热点。
1978年的意义不仅在于教育，这一年所开展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大学生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标志着大学生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紧密相融。他们在拥护和欢欣的同时，伴随着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许多重大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着痛苦而又激烈的反思、辩论。他们抚摸着自己在“左”的影响下的伤痕，对个人迷信、“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表示深恶痛绝，同时也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了困惑和疑虑，在一些学生中萌发着“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
此时，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乘虚而入。1980年秋冬在一些高等学校发生的“竞选”风潮，可以说是这些潜在思想问题的反映。
1980年春关于“潘晓”一封信的讨论，时隔不久关于“自我设计、自我成才”观点的流行，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进入中国大学的校园，在大学生中引起层层波澜。“人”和“自我”成为大学生议论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人的本质是不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信条对不对？一连串的问号引起大学生痛苦的思索和激烈争论。他们既有“人生道路越走越窄”的失落，也升起了“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雄心”。这是个人与社会、价值愿望与客观现实的撞击。无可否认“自我”的意识在大学生的思想中被大大强化了，成为人生观的主要支点。可喜的是80年代初清华大学化七（2）班的同学首先提出了实现四化“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1982年和1983年又先后涌现出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这一时期一些有觉悟的大学毕业生志愿到基层、到边疆、到边远山区去工作……
这犹如春天的红杏跃出墙头，表明一部分大学生走出“自我”的误区，把“自我”融入时代与社会之中。然而“自我”的潜流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和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导向，不断侵入越来越多学生的头脑。
改革的兴起，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方案的先后出台，使大学生振奋不已。他们以天然的改革者自居，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振奋。他们对改革寄予无限的希望与热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改革联系在一起。1984年3月20日，当中国男排首捧“亚洲”杯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欢喜若狂，喊出了具有时代性、历史性的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4年国庆节，北京大学的国庆游行队伍在走近天安门检阅台时，突然展开“小平您好”的横幅，在国内外激起认同的反响。与世界范围内的新的技术革命的影响相联系，在“改革热”的推动下，大学生因与改革认同，诸多行为受到社会的肯定，自我评价开始升值。他们试图尽快寻找到与改革同步，在振兴中华的事业中一显身手的方式和途径。由此在大学生中迅速兴起的“党章学习小组热”、“社会实践热”、“追求新知热”、“注重能力热”、“要求自立热”。应该说，这是大学生这10年情绪最为热烈、激昂的时期。
进入1985年，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起时伏，再加上大学生自我意识的不断强化，他们思想行为的热点已开始转向“参与热”、“参政热”、“文化热”、“民主热”。一些大学生已经开始对改革中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困难、问题表现出焦虑和不理解，对政治体制改革怀有急切的心理，对官僚主义所造成的在科技引进、外贸工作中引起的失误和问题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和对改革期望值过高的能量积聚，终于酿成了1985年“9·18”学潮。虽然党和政府在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的同时，对学生上街游行、贴大字报的行为方式持批评和否定态度，但这并未被更多的大学生所理解和接受。
1986年，当社会上热烈议论政治体制改革时，大学生们兴奋不已。他们中的不少人把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反映出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政治民主”、“新闻自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在这时，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在大学生的思想上产生了种种混乱。当年底到次年初，从合肥、上海等地首先发生了1986年学潮，随后迅疾波及北京以至不少大中城市。就在此时，邓小平同志再次号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此，社会开始对大学生投来怀疑的眼光，报刊也不约而同地讨论大学生的弱点。
1987年以后，许多大学生遁入了心灵的孤岛。他们觉得政府不理解他们爱国的热情，感到委屈。1987年底，署名“郎郎”的大学生写信给《中国青年》杂志，大声呐喊“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郎郎”一度成为大学生的代称。他们陷入了双重的失落：政治失落，人生价值的失落。前者表现出对社会、对政治的冷漠和孤独，发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不关我事”的艾怨。大学生对待“两个基本点”的冷漠态度，确实到了最低点。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巨大影响下，大学生们的思想异常混乱，对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和改革的模糊认识越来越多，信心逐渐下降。不妨看看有关部门1986年6月和1988年6月对首都大学生思想状况的调查数据：认为“靠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富强没有希望，主张多党制”的，1986年为20.5％，1988年为21.1％；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优劣之分，主张搞资本主义”的，1986年为16.8％，1988年为34.5％。
大学生对人生价值的失落，一方面对“通货膨胀”、“知识贬值”、“脑体倒佳”发出种种议论和不满。另一方面，新的“读书无用论”、“经商热”、“跳舞热”、“麻将热”、“恋爱热”充斥校园。
作为两种失落情绪的折射，1988年发生了两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1988年4月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部分高校贴出大字报，强调“教育危机”，认为“知识分子境遇每况愈下”。北京大学的10多个研究生则跑到天安门广场要为人民代表擦皮鞋，其中用意更是显而易见。1988年6月北京大学一名学生因被流氓殴打致死引发了小规模学潮，因处理及时、果断，才未酿成更大范围的学潮，但学生们的情绪是炙手可热的。
1988年下半年，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明显矫正，反而更加趋于消极和冷漠。首都某重点大学1988年底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对改革的失望情绪已上升到各种不满情绪的首位。厌学情绪仍然在滋长蔓延，不少学生以“托派”（考“托福”出国）、“麻派”（打麻将）自居。
大学生是不甘寂寞的一群，他们决不会把消极、冷漠、失望作为自己思想行为的终结点，他们以往的热情只是暂时的凝固，他们参与的欲望仅仅只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机会，一旦爆发出来，必然会更加强烈。
1988年的“《河殇》热”、“东欧、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热”在大学生中悄悄地滚动，发展到冬天，一些高校政治性讲座、讨论、“民主沙龙”开始活跃起来。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跑到高校发表演讲，鼓吹“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同时，“新权威主义”也在高校成为一个新鲜的话题。随之引起的是学生中盲目的政治情绪在升温。
面对学生的思想状况，人们在焦虑，学生的冷漠与失望情绪的积淀与离心倾向的聚焦，不知触及哪一个断裂点上，将会发生一场难以收拾的学潮。出于不同的目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五·四”。作为党、政、教育部门、共青团组织，力图通过纪念“五·四”70周年，把青年学生的情绪通过正常的途径引导到“爱国、奋进、改革、创业”的主题上。而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则想利用青年学生的情绪和幼稚，借“五·四”发难，掀起大规模的学潮。
这既是历史的巧合，更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是由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决定的。一些人利用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制造了一次建国以来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内容和形式最为激烈的学潮，并演变成全国性的动乱，最后在北京导致反革命暴乱。就连许多学生在一阵狂热之后，也感到愕然。尽管如此，有相当多的学生还在为自己善良的动机辩解，对社会给予的责难表示出委屈和不满。值得思考的是，几次学潮过后，相当多的学生都未能因此觉悟、警醒，相反，学潮愈演愈烈。学潮果真像有的人所鼓吹的那样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吗？是天然合理的吗？难道不应该对其自身有一点深刻而又真实的剖析？！
主观愿望与自身素质——处于分离或错位的状态十年动乱对知识的践踏，对人才的摧残，造成了人才的青黄不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当代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佼佼者和幸运儿，生而逢时，被誉为“天之骄子”、“时代的宠儿”。改革开放成就的激发，社会对大学生的肯定评价，加上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吹捧，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逐渐成为一种思潮，极大地强化了大学生的优越感和主体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他们与一般青年不同的几种主观意识，如精英意识、超越意识、参与意识，形成了一种大学生特有的文化心态。
精英意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学业竞争与拚搏，进入了大学，自此大学生就为胸前闪光的校徽而骄傲，似乎成了共和国的“高等公民”。在校园里或是公共场合，什么“北大人”、“清华人”、“南开人”，谁都认为自己是人群中的佼佼者。在一个还有近2.5亿文盲、半文盲，一万人中才13个大学生的国度里，大学生无疑是宝贝。特别是人们越来越感到未来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大学生作为人才的预备队，自然会迎来羡慕的眼光。这些都潜移默化地使大学生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滋长着一种自高自大的情绪，似乎改革也好、建设也好、惩治弊端也好，舍我其谁？有的学生直言不讳地说，10年之后我们就是部长、省长了，至于总理的位置，同样可以问津。正是这种精英意识，把自己摆在一种不适当的位置，不是放在社会之中，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其结果只能脱离人民群众，走向与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要求相左的方向。
超越意识。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批判意识较强，求新的欲望强烈，不满足也不愿意接受现成的结论，对传统的东西表现出天然的反感。当打开中国大门，看到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远的时候，当看到党和政府在工作中还存在某些失误的时候，当官僚主义、腐败现象蔓延滋长，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死灰复燃的时候，大学生表现出特有的敏感和不满情绪。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超越意识，由此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极为赞赏；对《河殇》拍手称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示厌恶。他们恨不能一夜之间就把社会上的种种落后和丑恶铲除干净，他们想一夜之间就使中国成为发达的国家。他们不能容忍现实，意欲超越现实。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他们忘记了任何超越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现实为起点的基本道理。所以，他们往往“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设计着中国的改革蓝图”，不能不产生揠苗助长的天方夜谭式的狂想，甚至有时的举动有点如同抓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般的可笑。只是不少大学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已。
参与意识。与精英意识和超越意识相联系，大学生还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他们不满足于对时政的评论，而总想在实际中去表现自己，显示自己。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兴旺，改革的成功，弊端的铲除，非有大学生的参与不可。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呐喊，唤起民众的所谓“麻木”；想通过自己的热情点燃所谓的“民主”、“自由”之火；想通过自己的呼唤，推进他们臆想的中国改革进程。由此，他们对把大学生还看成“孩子”表示厌恶，对告诫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表示反感。他们就像鼓满了风帆的航船，不待启锚就要冲向大海；他们就像拉满了弓的箭，还未校准目标就要发射。由此可见，他们的热情不免包含着浮躁，他们的参与难免夹杂着盲动。
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的是，在大学生中所具有的精英意识、超越意识和参与意识，使他们自以为是，往往在指责社会和他人的过失时，却回避了自己的不足。正是他们主观愿望和自身素质之间的差距，使他们的行为效果与他们的主观动机相去甚远，甚至背离。
客观地对大学生的主观意识与自身素质作一番认真分析和比较，我们或许触及到和把握一些大学生的毛病出在哪里。他们对某些干部中的腐败现象疾恶如仇，但以偏概全，因此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和动摇。他们对改革充满了热情，但不了解国情，对改革的期望值过高，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缺少对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出现的矛盾的承受能力。他们对中外各种思潮表示关注和兴趣，但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所知甚少，表现出对马列主义的偏见和冷漠，甚至认为已经过时了。
他们对民族文化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一种“饥不择食”的兴趣，导致有的学生把资产阶级的哲学奉为经典，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不觉地成为观察问题的方法。他们要求民主，但弄不清民主为何物，往往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参照系，割裂民主与法制的联系，甚至在要求民主的过程中采取了反民主的方式。
他们强调个人的主体意识，但割裂了个人与集体、与社会的关系，以“自我”作为人生的支点。
他们对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竞争意识、时效观念、效率观念表示欣赏，但又同时萌生着狭隘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思想。
他们要求参与，但参与的热情和要求，与参与的能力和主导思想，表现得极不相称，有时难免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可见，大学生自身素质的严重缺陷，导致了与其主观愿望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必然要乘虚侵袭他们。事实是在去年大学生中已普遍产生了一种跟着感觉走的心态，所以一遇风浪就发生问题。在这次学潮和动乱中，不少同学由跟着感觉走到跟着情绪走，以致发展到听信“美国之音”，跟着谣言走，卷入动乱的泥沼不能自拔。教育与导向——缺乏旗帜鲜明的主旋律
风波之后，痛定思痛，这么多学生卷入学潮和动乱，决非偶然。究其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放松马克思主义教育、放松对学生的政治要求，以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其它错误思想侵染学生。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些年国内的小气候问题和社会上对青年学生的一些错误导向，包括对学生的政治导向、思想文化导向、社会价值导向、新闻舆论导向上的一些突出问题，以图引起我们深刻的反省，吸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政治导向：突出表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问题上，不鲜明，不理直气壮，往往只是被作为一种“标准语言”引用在文件中，甚至被视为“套话”、“空话”。赵紫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竟说什么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这既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壮了胆，也造成了人们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思想理论界，什么社会主义“早产论”、“失败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党的领导“淡化论”等等，十分流行。除此之外，长期以来很少讲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只强调宽容、宽松。当和平和发展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时，对国内和平生产和生活看得多，对国际资本主义对我搞“和平演变”的卑劣用心分析揭露少。这些都淡化了人们的阶级意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因赵紫阳同志的包庇和纵容，大肆宣传政治上的“多元化”、“多党制”，经济上的“私有化”，鼓吹“全盘西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造成了不少人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淡漠、怀疑甚至动摇。
思想文化导向：随着开放，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理论纷纷涌入我国，而我们缺少认真严肃的分析和扬弃，致使这些东西很快在大学生中流行，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相反，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十分薄弱，而且往往采取挑剔的态度，使马克思主义在人们的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光辉。据首都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组的抽样调查，有22.7％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门科学，与其它科学是平权的，不能指导其他科学。在有的学校持这种看法的人达53.1％。某院对研究生一次调查，认为科技人员“不必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人占11.7％，认为“略知一二即可”的占24.9％。相反，在校园内出现了“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河殇》热”。什么《自我论》、《首脑论》、《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弱点》、《丑陋的中国人》成为大学生的流行书目。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个人主义的思想、唯心历史观、民族虚无主义侵入到学生的头脑中。
社会价值导向：价值观是人生观的核心。我们所崇尚的社会价值观是集体主义，是为人民服务，是奉献精神，是把自己的理想、前途、命运和国家、民族、人民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的道德观、价值观与资产阶级的道德观、价值观的对立，最根本的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是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对立。而个人主义和个人本位的基本特征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一切。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很少宣传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为人民服务。相反，有人还攻击“雷锋精神”是“左”的产物。更有甚者，打着“观念更新”的招牌，大肆鼓吹“一切向钱看”的“实惠论”，鼓噪要突出“自我”，进行“人性复归”。这种唯我主义的渲染，使一些大学生把“我就是目的、我就是一切”、“我最崇尚我自己”作为人生的格言。正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必然成为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利益上的利已主义的思想基础，其结果势必在利益要求上只求索取，不讲奉献；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唯利是图；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
新闻舆论导向：现代社会，信息传播媒介趋向大众化、社会化。新闻舆论的导向直接影响着群众的情绪和思想走向，它既是群众情绪的指示剂，也是群众情绪的催化剂。良好的新闻舆论能形成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产生凝聚向上的力量，错误的新闻舆论则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回顾这些年来新闻舆论导向，青年学生中形成的诸多“热点”，与新闻舆论导向有着重要的关系。如：“潘晓讨论”的结果，无疑使一些个人主义的观点理论化、系统化。报刊关于“T”型人才、开拓型人才、尖子人才的宣传，使人们对人才的理解产生了片面性，产生了重智轻德的倾向。学生中形成的“西方哲学思潮热”、“政治体制改革热”、“中西文化比较热”、“《河殇》热”等等，都与新闻舆论的渲染不无关系。至于人们当时疑惑不解的“蛇口风波”，则被某些报刊极力渲染，有人借机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导致了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和群众思想的极度混乱。回想这次风波的骤然升级，无疑与新闻舆论的错误导向以及推波助澜有关，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出路与途径——四项基本原则是育人之本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反思这次风波所暴露出的我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放松了对青年学生的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忽视了学生的政治方向的培养和引导，导致许多学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在政治方向上发生了偏离。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青年学生是跨世纪的一代，历史将要把他们推到接班者的位置。
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为社会主义前途计，从学校到社会到家庭，从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到教育、新闻、出版，都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教育之本，渗透到学生成长的各个环节，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几个方面的教育。即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坚持爱国主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教育；加强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社会实践的教育。有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的青年一代是完全有希望有作为的。
今天的大学生一定会从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中清醒起来，成熟起来，同我们伟大的共和国一起成长，肩负起建设21世纪的伟大历史使命。
（附图片）
南开大学数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叶剑平（右一）、吴喜之（左一）及进修教师侯自新（左二）近日由国外学成归国。叶剑平年仅24岁，是南开大学最年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图为系主任定光桂教授在同他们进行座谈。 李星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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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地图上的红圈圈
——一位县委收记抓教育的故事
杨甫 进纲 炳炎
山西省应县县委书记樊茂枝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县地图，上面用红铅笔画着许多小圆圈。我们不知其中的奥秘，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每画一个小圆圈，就意味着他又去了一所学校，全县300余所学校、他已经跑了245所，怪不得地图上的圈圈画得密密麻麻。
早在1984年秋天，樊茂枝到小王庄下乡，首先来到学校，发现学校的土围墙快倒塌了，只用几个木桩顶着，教室又矮又小，墙上仅抹了一层粗泥，两块石头上放一块木板当课桌，窗子上糊着黑乎乎的牛皮纸……而农民的房子一家比一家盖得好。他严厉地批评了村干部，让村里限期给窗子装上玻璃，给墙壁上抹上细泥、涂上白粉，把围墙推倒重建。
从这之后，他和县教育局的同志跑遍了全县所有有危房的学校，检查落实维修校舍的情况。全县迅速掀起了集资办学的热潮，几个月时间，集资300余万元，新建学校120所、80％的学校实现了“一无两有”（即学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桌椅）。
每到一校，樊茂枝都要查看教师的教案及作业批改情况，有时还要听课，要学校领导汇报工作，甚至拿起粉笔给学生上一两节革命传统课。
他要求乡（镇）分管教育的领导和校长要坚持听课、查教案。他说：“管教育就必须懂教育，你到学校连课都不听，不了解教学情况，怎么能把教育管好？”席家堡村建起一座占地50余亩的新学校，群众办学积极性很高，但教学质量提高得不快，樊书记三次来到这所学校，和教师们一起探讨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方法的改革及怎样把思想教育渗透到各科教学中去。
现在，这所学校在县乡统考中已名列前茅。
“做教师的知心人”，樊茂枝常这样说。
应县县城住房十分紧张，县委领导多次商议，为县城125户教师优先解决了住房地基。他听到白马石乡中学一些年轻教师不安心在山区工作，便专程去这个学校呆了一夜，逐个谈心，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
近年来，应县教育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
1984年，该县成为基本扫除文盲县。
1985年，该县成为山西省普及初等教育合格县，并被命名为全省成人教育“十面红旗”之一。
1988年，在全国受表彰的100个扫除文盲县中，应县是山西省受表彰的4个县之一。
这一张张奖状、一面面奖旗和一本本鲜红烫金的证书，与樊茂枝地图上的那些圈圈有着什么内在的联系呢？这种联系对各地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又有什么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