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国内新闻)
专栏：
我国畜禽养殖迅速发展
已成为相对独立的产业
本报讯 记者陈健从农业部获悉：今年我国肉类总产量预计可达2500万吨左右，禽蛋年产量可达704万吨左右。这样，我国的禽蛋年产量将跃居世界第一，肉类总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畜禽养殖业是我国解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颇为迅速的一个产业。现在全国已有各种畜禽良种场1370个、牧草种子生产基地12个，拥有较先进的检测设备的饲料监测站110多个，全国生产加工饲料的能力已超过2000万吨。
从7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的现代化养鸡养猪探索，对提高我国禽蛋和肉类产出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全国已建成畜禽商品生产基地419个。从事畜禽生产的专业户超过90万个，各类畜牧经济联合体达4400多个。80年代以来，东北奶牛带、中原肉牛带及南方大片水禽基地建设都取得了明显效果。
据介绍，今年年末我国生猪存栏可达3.38亿头，大牲畜存栏可达1.27亿头，家禽可达22.7亿只。人均畜产品占有水平为：肉类22.5公斤，禽蛋6.3公斤，奶类3.6公斤。畜牧业从整体上讲已不再是农业的“副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农业中富于生机的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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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超导研究连获成果 参与国际竞争保持领先
本报北京9月5日讯 记者杨良化报道：在当今国际科技竞争最激烈的领域里，中国科技人员以自己接二连三的出色成果，继续保持超导研究的领先地位。今天在这里召开的北京高温超导体国际会议提供的情况表明，以不断出现的超导应用为标志，人类正在逼近超导时代的大门。
继两年多前中科院物理所赵忠贤小组与美国、日本科学家几乎同时发现100K的超导材料，从而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超导热”之后，中国的超导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全国4000多个科研、教学单位的近500名科学工作者取得了不少成果。
今年上半年，中国科技大学首先发现了零电阻温度132K的掺锑铋系材料。这是目前国际上已证实的临界温度的最高纪录。我国还对新出现的铋系、铊系材料的晶体结构、特性、效应等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与此同时，我国还发展了有特色的高温超导材料的成材工艺，制备出临界电流密度高于11000安培／厘米2的钇系材料和100万安培／厘米2的钇系超导薄膜。应用高温超导材料，我国还制成了用于地质勘探和生物磁性测量的仪器。在高温超导体的物理特性、微观机理等方面，我国科研人员也做出了较好的成果。
第2版(国内新闻)
专栏：
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
——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
任玉清
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这场动乱，是借胡耀邦同志逝世而提前爆发的。
中央关于召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的公告是4月19日晚才公布的。然而在16日，受控于鲍彤的国家体改所成员、《经济学周报》编辑高瑜便找到北大学生王丹，明确地告诉他：“这次咱们要掀起十里长街……因为中国的老百姓都成了华老栓了，成了阿Q了。”“星期六（22日）我们希望学生都到人民大会堂外。”18日，李淑娴又向王丹授意：“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都有这个心理，这样事情就闹大了。”
在22日之前，无论是18日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还是20日凌晨冲击新华门，都是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们为这一天所作的准备。
一
许多大学生是怀着对胡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来参加一些活动的，但是，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从一开始就要掀起一场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
4月15日下午，耀邦同志去世才几个小时，清华大学就贴出了“李鹏辞职”的标语。晚上，北京大学出现了大字报：“我们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建立民主政治。”16日，中国人民大学的标语提出：“悼胡公骂李公不如倒了邓公；说千条道万条不如砍掉四条。”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字报更加明确地说：“现在的任务是要保护活着的改革派，保护赵紫阳。”至22日前，首都高校的大字报已有上千份。
这些大字报的内容也在天安门广场上散播着。香港《九十年代》月刊登出一位港人的目击日记说，4月18日晚，他在天安门广场听大学生们演讲，一学生说：“中国只有一党专制，就是官僚。打倒共产党一党专制！”众人大笑，有喊“不现实的”，有鼓掌的，还有起哄的。
一些文化“精英”们也积极地做着舆论准备。15日，《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以及苏绍智等人联系，准备召开座谈会。在19日的座谈会上，严家其、戴晴等人提出要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暗示要“倒邓保赵”。《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将刊有这个座谈会内容的报纸提前印刷，赶在22日之前发往北京，以“影响学运”。
21日这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给中央、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书不失时机地出现在各重点大学的校园，其内容与王丹等人18日所呈请愿书如出一辙。在请愿书的旁边，已贴上了所谓“澄清4·20血案真相”的大小字报及“到天安门去参加追悼会”的通知。
一股狂躁的情绪就这样在大学生中点燃起来了。21日下午，北大清华甚至传出了“耀邦是被最高统帅警卫打死的”谣言，有的学生竟商议要“截灵车”。晚上，北师大则一片混乱，外校学生撞开了校门，上万人出出进进要开什么“誓师会”。吾尔开希拿着电喇叭在操场上煽动大家“讨还4·20血债”。还有人用自行车驮着一大袋白灰进到人群中分发，被一些高年级学生制止了。
山雨未来风满楼。借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大闹一场的风波似弦上之箭，一触即发。海外的一些新闻媒介也已按捺不住地发出了信息。21日这天，台湾《中央日报》印出了大标题：“大陆势将爆发更大动乱”；香港《东方日报》刊出醒目标题：“明天悼胡纪念会，学生可能冲会场。”美国《华盛顿邮报》则干脆引用北京某大学生的话：“悼念胡耀邦只是示威者的借口”。
二
22日凌晨，数万大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后便席地而坐或倒头大睡，还有的在纪念碑附近的草坪上嬉戏谈笑着。大多数学校推出的学生代表也都不清楚天亮之后干什么好。
午夜两点多钟，在临时召开的20多所高校代表会议上，郭海峰提出，首先要搞和平请愿。在追悼会前，要求政治局常委甚至邓小平接见，进行谈判。如果不行，就冲入大会堂。各校学生代表一听，马上都表示不同意。在人家办丧事时去闯灵堂闹事，太不得人心；再说，学生们谁也没有思想准备搞什么“谈判”，大家是来开追悼会的。经过这样一番争议，大约6时左右，代表们才决定向治丧办提出3条要求：绝对保证学生安全，瞻仰胡耀邦遗容，灵车绕广场一周。
7时15分，治丧办的同志转告熊焱、熊炜等5名学生代表：只要学生队伍不乱，将保证学生安全；临时安排那么多人进大会堂瞻仰遗容不可能；灵车能否从广场过正在商议中。对此，熊炜等人表示理解。但他们很快又提出3条新要求：澄清“新华门血案”，增加教育经费，新闻要说真话。治丧办的同志又很快答复他们：第一条现在无法答复详细情节，第二条与今天治丧活动无关，第三条已向有关部门反映。几名学生代表听后便不再提什么。
但是，自称“有后台”的吾尔开希等人却打定主意要大闹一场。吾尔开希进广场后对记者说：“我们是来斗争的，有权选择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如在开追悼会的时候高喊口号。如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有可能这么做。其次，我们也许会使政府官员难堪。”吾尔开希一再说：“我们现在不动，但不是永远不动。”“如果条件不被落实，我们回去就要行动。”
实际上，一些人一进广场就行动起来了。他们有意识地在大会堂前的马路上鼓噪着。凌晨3时30分，当一队执勤的警卫来到这里时，这些人立即上前围挤、推搡、谩骂。“打倒暴政”、“当兵的滚蛋”等口号也响了起来。为了不发生冲突，这队警卫战士撤了回去。4时30分，身着警服的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人大会堂东侧路，准备疏导交通时，马上又被围攻踢打。
天亮前，大学生的队伍已拥到人大会堂前的马路上，广场上聚满了人，根本无法清场。8时整，执行警戒任务的警卫人员只能准备在大会堂前的停车场边站岗警戒。一些学生即刻站起来，有组织地一排排地向尚未列出警戒线的警卫们冲击。在现场的香港《百姓》月刊记者写道：“社科院新闻系标语‘新闻要说真话’往前涌进。传闻风起，背景是嗬嗬的叫声，人们的精神快要疯了。”
为了避免冲突，警卫战士们克制地站在了大会堂东门外，学生们的队伍离他们只有数米远。极少数人期望的、眼看就要发生的流血事件被控制住了。
追悼会期间，广场播放现场实况。放哀乐瞻仰遗容后，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和群众便向北跑去，准备看灵车。已经出来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学生们大都觉得该结束了，部分学生已经准备要走了。
三
广场上的大学生们并不知道，极少数人在搅乱追悼会不成后，还有着第二手计划。在21日这天，王丹、郭海峰、封从德、熊焱等“北大团结学生筹委会”的核心成员秘密召开了会议，决定由封从德把18日已递交过的请愿书重抄一遍，“利用这个许多学生都在场的机会，在追悼会后进行请愿。”
这个一直只有几个人知道的阴谋是在李鹏总理等领导同志的车队已离开大会堂的西门后才突然公开的。大约10时50分，广场西部猛然响起了“对话！对话！”的叫声，继而又喊起了：“李鹏出来”、“李鹏对话”等口号。吾尔开希、郭海峰等人则站到了离大会堂最近的学生队伍前面。
随着喊声越来越大，封从德从北大队伍里将一大卷纸传给郭海峰，示意他：“交给李鹏”。11点20分左右，郭海峰双手举起请愿书，向人群示意，吾尔开希拿着电喇叭在他身边喊叫着与另外两名大学生一起向人大会堂走去。
在大会堂台阶下，郭海峰对闻讯赶来的治丧办的同志说：
“我们要交请愿书。”吾尔开希接着说：“我们要交给李鹏，非面交不可。”治丧办的同志提出让他们派代表进入大会堂，吾尔开希拒不同意，他坚持道：“李鹏出来是第一要求，除此之外，放弃一切要求。”并下了通牒：“12点45分是最后期限。”
12点整，一位负责同志匆匆从大会堂出来，问治丧办的同志：“能不能让学生让开通道，灵车绕广场一周？”治丧办的同志又反复劝说吾尔开希等4人：“你们既然是来开追悼会的，就应先送耀邦英灵。”但他们就是一句话：“让李鹏出来。”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和周围的道路上已挤满了人，学生队伍还在不断往大会堂涌。赵紫阳同志曾登上大会堂顶，用望远镜看了看这一情景，但没做任何指示，便驱车离去，准备打高尔夫球去了。
与吾尔开希、郭海峰等人接触的治丧办和人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谁也没说过李鹏同志要来广场，但吾尔开希却用电喇叭向广场的学生们宣布：“（人民大会堂）里边传出话来，李鹏12点出来与我们见面对话，请大家耐心等待。”这个弥天大谎迅速传遍广场，有些感到意外的大学生们议论起来：“李鹏来了我们鼓不鼓掌？”有的挺纳闷：“为什么要李鹏出来？除了增加教育经费外，请愿的内容都不归国务院管呀。”有的还不明白：“请愿书不是已经递给人大常委会了吗？办丧事时提条件搞请愿，合适吗？”
12时45分，吾尔开希一下子冲上大会堂台阶，举着电喇叭高声叫道：“我抗议！”郭海峰等三人也走上台阶，忽然跪了下来。郭海峰高高举着请愿书，放声大哭，边哭边喊：“李鹏，你为什么不出来！”吾尔开希则鼓动道：李鹏欺骗了我们！
尽管有些头脑清醒的大学生、研究生已感到事先无任何招呼，即要求李鹏在不能出来的时候，不可能交谈对话的地点，接受本不属于他职责范畴，并已经递交过的请愿书是很荒谬的，更不赞成其下跪的方式，但是，他们已无法表达自己的疑问了。整个广场哭声一片，群情激愤的大学生向大会堂冲过来。一个女学生喊着“打死我吧”，拚命向警察撞去。
郭海峰等人跪了十几分钟后方坐了下来，学生们的对立情绪已达到顶点。回到广场的吾尔开希即和一些学校的代表开了个小会，不到两点，学生队伍开始撤离广场，向新华门方向游行，并喊出了统一的口号：“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
四
22日这天，令人奇怪的事还发生了一些。下午，参加追悼会的大学生刚刚回校，北师大的传单就撒到了他们手中。传单写道：“12∶30，师大的代表告诉同学，李鹏将于12∶45接见学生。下午2∶00，李鹏还未出来。同学们愤怒地向前涌去，武警冲上去用皮带等殴打学生……”
这天上午11时，严家其、苏晓康等人“要求政府对话”、“绝不许对学生施暴”的请愿书贴在了北师大等高校的墙上。
方励之在当天对外国记者发表了谈话，他得意地说道：“中共若不与学生坦诚对话，那么形势发展就不乐观。”王丹也高兴地告诉外国记者：“相信行动已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这一天，由台湾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求“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
《新观察》杂志则明目张胆地歪曲事实，先是造谣北京市公安局“戒严”，然后称赞学生强占天安门广场，使“追悼会的主会场在大会堂外。中午，3名大学生‘扑通’跪倒在大会堂台阶上，要求向国家领导人面交请愿书。国家领导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接见十数万大学生代表。”并煽动道：“他们往地下一跪，就把官僚主义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这样一个政治气氛下，北京6万大学生罢课了。一些人开始南下北上，东来西走，串联募捐。外地许多大学生也相继效仿。
同一天，西安和长沙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
王丹早在4月16日就说，大字报的“锋芒所指开始转向”，
“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与‘五四’相联。”“不少人寄希望于我引导方向。”从4月16日至4月22日这一个星期，他和他的同伙以及背后的极少数人紧锣密鼓，到4月22日这一天又精心策划了这样一个大骗局，目的就在于把更多不明真相的大学生进一步“引导”向动乱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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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扬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周扬同志，长期卧病，久治无效，于1989年7月3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周扬同志原名周起应，1908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他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战斗生涯。周扬同志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到上海后，参加领导中国左翼革命文艺运动。1932年重新入党，担任中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在此期间，他在鲁迅、瞿秋白、张闻天等同志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向我国文艺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在1933年，将苏联文艺界正在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他和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对资产阶级错误的文化思想进行了必要的批判，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其他同志一起倡导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作了积极的努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同志于1937年离上海赴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中央文委委员、延安大学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率领延安大学部分人员到晋察冀，出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他倡导新秧歌运动，热情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推动了一批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创作问世。他在解放区的文艺建设和培育革命文艺人才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7月，平津解放后，他与郭沫若、茅盾等负责筹备和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作了介绍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同年9月他作为文艺界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扬同志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周扬同志一直处于文化艺术和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岗位，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和思想理论工作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60年代初，江青对文艺界粗暴干预和肆意摧残，周扬同志进行了抵制，受到江青的忌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扬同志即遭诬陷并被公开点名批判，随即被投入监狱，长达9年之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他进行长时间的迫害，使他身心倍受摧残。然而，周扬同志仍然坚贞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经受了严酷的考验。
粉碎“四人帮”后，周扬同志的错案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他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名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以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周扬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参加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批判，热情倡导思想解放，积极参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注意对“左”的思潮的检查和批判，在文化艺术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党中央领导下，他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他在会上所作的主旨报告，总结了几十年来文艺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任务。在这次继往开来的文代会上，他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同志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他坚决拥护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拥护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决策，拥护改革开放的各项事业。
周扬同志对党、对人民是忠诚的，他胸怀广阔，顾全大局，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总结历史经验中，严于律己，经常对自己从30年代以至后来在工作上的某些失误进行自我批评。对于同他的工作有关而遭受不公正批评和对待的同志，一再诚恳地表示歉意。他的这种襟怀和气度，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周扬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革命文化事业。他努力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努力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积极倡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周扬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他的贡献，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光辉业绩，永远镌刻在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国文化事业的史册。
让我们继承他的未竟事业，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各种错误思潮，努力加强宣传、思想工作，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新华社发）
（附图片）
毛泽东、刘少奇与周扬（左）在延安飞机场交谈。 新华社发
一九八一年九月，邓大姐同周扬同志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
一九八四年五月，巴金、周扬同机赴日本访问前在上海机场合影。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