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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4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体察民意 认真“扫黄”
——从治理音像出版事业谈起
仲呈祥
李瑞环同志最近在全国整顿清理书刊及音像市场电话会议上指出:“扫黄”是广大群众普遍关心、坚决要求办好的一件大事。淫秽书刊和音像制品的泛滥,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又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务必体察民意,顺乎民心,充分认识黄色书刊、音像制品的危害性和
“扫黄”的必要性,态度坚决、毫不手软地把这件事情抓好。作为文化领域里波及面甚广的音像制品市场,一段时期以来,充斥着为数不少的各种淫秽、色情的和宣扬暴力凶杀、封建迷信等内容的劣品,严重地毒害听众和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灵,起了破坏社会安定、损害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声誉的坏作用,真可以说达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因此,坚决、彻底地整顿和治理音像出版事业和市场,确实是势在必行了。
据统计,目前经国家主管部门正式批准成立的音像出版单位,全国已逾160家。应当说,伴随着我国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现代化的文化传播工具的录音机和录像机,已越来越多地进入寻常百姓家。这就自然产生了一个节目源的需求量问题。偌大一个人口达11亿的国度,由国家批准有计划地创建一定数量的音像出版社,生产高质量的音像制品,以满足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但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和国力,以及出版编辑队伍的素质,是否宜于一下子发展到160余家音像出版单位,却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深思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国家既难于保证对新兴的音像出版事业的必要的文化投资,也难于保证一窝蜂兴起的庞大的音像出版编辑队伍的素质,而由此产生的精神产品——音像制品的思想艺术质量势必就难如人意。事实正是如此。多数音像出版单位都是在缺乏必要的文化投资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尽管他们确实也生产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音像制品,但为数不少的产品却程度不同地有悖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人们已经尖锐指出,一些内容灰暗、情绪消沉、格调低下的录音歌曲盒带,或无病呻吟,或歇斯底里,已经在侵蚀青少年的心灵、涣散人们的革命意志。至于国内出版的900余种录像盒带中,国产版权的约占2/3,海外版权的约占1/3;但发行盒数正好相反,即国产版权的仅占1/3,而海外版权的却占了2/3。更值得注意的是,遍布全国城乡的5万多个营业性的录像放映点,近万个办有闭路电视系统的机关、厂矿、宾馆,以及400万部左右的进入家庭的私用录像机所播放的录像盒带,大都是进口出版的海外产品。这种进口出版的海外录像盒带虽然只有300余种,但发行量却超过了20万盒。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录像盒带,内容上绝大多数都属情杀、武打、侦破、歌舞、警匪之类。加上还有由于管理不严靠走私流入的海外色情录像盒带和国内非法翻制、出版的同类劣品,或暗中流传,或黑市倒卖,其流通盒数并不亚于正式出版量,其对观众的危害和对音像市场的骚扰,都是不可小视的。因此,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从音像出版到音像市场管理,都亟待认真的整顿和治理。
整顿和治理音像出版和音像市场,需要澄清对这一工作的一些错误认识。首先,有人认为:“听听录音,看看录像,消遣娱乐而已,何必看得那么重?”当然,过去以为一首歌曲、一篇小说、一部电影就可以“亡党亡国”,片面夸大文艺的社会作用,那是不实的;但录音、录像作为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精神影响和作用却不可忽视,他们的覆盖面之广、渗透性之强、影响力之深,都是别的传播媒介难以替代的。一盒《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录音带,与一盒《囚歌》的音乐磁带,其对人们精神导向的迥异,确是显而易见的。一盘《红楼梦》录像带,与一盒非法翻制的格调低下的《潘金莲》,其审美效应绝对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实事求是地估价音像制品在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从着意于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的久远大计去整顿、治理音像出版和音像市场,是关键的一环。其次,还有人认为:音像制品的主要听众层、观众层是广大青少年和遍及城乡的“盲流”人员,而他们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都不高,因此音像制品主要任务是适应他们,用高标准去要求音像制品是不切实际的。这种看法似是而非。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精神产品的适应与提高的关系的严肃课题。我们的音像制品,当然要适应广大听众、观众的要求,完全不适应也就失去了服务对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决不能止于适应,更不能把适应当成目的,适应只是手段,提高广大听众、观众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素质,才是目的。即是说,适应是为了征服、为了提高,才去适应。既然我们承认在长期的文化鉴赏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大众审美习惯和趣味中,确实还存在着有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消极因素,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足够的认识。
整顿和治理音像出版和音像市场,还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相应措施。其一,严格把好音像制品的编辑、出版关。应注意提高编辑队伍的思想、业务素质,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对于音像出版中的“协作”出版尤应注重质量把关。其二,要坚决整顿音像市场,彻底“扫黄”。同时,鉴于进入家庭的私用录像机主要的节目源是靠租借,因此,对城乡的营业性的录像盒带租借点必须进行整顿,加强管理。其三,要加强对遍布城乡的营业性录像放映点和办有闭路电视系统的单位的管理,对于播放节目要坚持思想内容健康、有益于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原则,坚决制止播放反动、淫秽的录像盒带。其四,要发动全社会特别是理论批评界关注音像制品的出版和发行,应通过评奖、评介等方式引导音像出版事业健康发展,并及时地向人民群众推荐佳作,促使优秀的音像制品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及其他
秦志希 饶德江
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使文化思想界八面来风,由偏枯走向开阔。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交流激活人们的创造精神,使文化思想界出现“文化热”和蓬勃发展的势头。但是,另一方面,特别是近几年来,思想的活跃又表现为思想的混乱与迷惘。各种“拿来”的观念未经很好地消化改造,也没有能找到一个赖以立足的基本点,进而使理论自身走向有序性、系统性、完善性。
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给文学理论和创作带来了生机。理论家们凭藉各种新思想新方法广泛探讨文学与人、文学与社会,文学的主体性、时代性、超越性等等课题,冲破了过去封闭、呆板、僵化的格局,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学术发展态势。作家们真诚地面对现实和人生,运用多种艺术方法,奉献出一大批广受人民喜爱的佳作,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从总体上看,文学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不容低估的。但也出现了多元畸变的现象。
文学的多元畸变,相对于整个文化思想界自有其特殊性,它较为集中、较为深沉地体现为非理性(反理性)主义思潮。这股思潮花色繁杂,貌似丰富新奇,但其表面的多元却掩盖不住深层的单一肤浅,那就是以抽象人性淡化或取代人的实践、社会性,以人的动物性排斥否定人的理性。
文学理论的非理性主义多元畸变,一是表现在迷信沉醉于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二是表现在排斥丑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是表现在彻底否定民族的文学传统。
在创作方面,文学非理性的多元畸变一方面表现为强调自我为中心的创作意识,表现自我,自我表现,可以不顾及社会效果,一切跟着自我感觉走。一些作品宣扬人与人、人与社会只有对抗性,宣泄自我的荒谬、苦闷、孤独感,一些作家欣赏、迷恋浑浑噩噩、蒙昧混沌的人性和百无聊赖、别无选择的情绪,追求晦涩朦胧无法理解或极难意会的“意象”。二是表现为以突出本能、庸俗低级、迎合社会不健康或病态心理的拳头加枕头式的“俗文学”,这些作品以险情武打、血肉横飞、两性倒错、多角调情等吸引读者,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刺激而非正常的娱乐需求。这两类文学品种不少,貌似多元,其实都是非理性主义所滋生的怪胎。
西方自19世纪以降,从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超人哲学,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到萨特的存在主义等等,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非理性主义倾向。这股强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就对于忽视情感和本能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反拨而言,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而直觉、灵感、潜意识等在文学审美活动中也占有一定位置,值得认真研究。但近几年来,一些人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盲崇西方非理性主义,片面强调以个体对抗总体,以自我对抗客体,将个人意志、情感、本能、潜意识置于同理性誓不两立的地位,终由非理性主义走向反理性主义。而非理性(反理性)主义,正在一个深层次上违拗着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元导向,或者说,在这种非理性(反理性)主义影响下的文学,是不可能理性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它本能地,必然地表现为对一元导向的对抗。我们认为,非理性主义正是近几年来文学多元畸变的内趋力及要害所在。非理性主义所表现的自我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失落迷茫、色情泛滥等,汇聚为一股精神浊流,污染着人们的心灵世界,扭曲着人们的健康人格。这样的文学,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违背了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艰难曲折而又充满希望。对文学多元畸变的纠偏不应导致否定改革、倒退复旧,而是促使我们在前进中吸取教训,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怎样在开放的基础上排除非理性主义的干扰,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元导向?我们仅就以下三点略陈己见。
一,主体意识与理性意识。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使人们挣脱精神枷锁、复苏主体意识。而近几年来文学理论界高扬主体意识,更加速作家自觉确立主体意识的进程。主体意识的强化,激活了人的创造性,有利于文学多元格局和趋势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就没有创造性的艺术本身。
本来,主体意识是人类理性意识王国中的一个较高级的层面,可是在近年来突出、高扬主体意识的过程中,却反而掺入大量反理性的因素。在一些人的论述中,“主体”完全疏离客观现实、阶级集团、外部冲突,而只是孤零零的自我主观性;再就其自我主观性本身而言,又不是转向主体的认知与理性,也不偏重转向经验与感性,而是转向本能、情欲,也即是转向非理性的层次。以前宣扬的主体意识理论,其谬误不仅在于忽视了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还在于将主体的理性与非理性对立、割裂开来。这种主体意识的谬误直接导致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中片面强调生命本能、直觉灵感、无意识不自觉等非理性的因素而排斥理性的引导地位,于是乎以人的自然动物性取代人的主体实践性,以人的原始情感否定人的社会理智,以人性的自私、黑暗、丑恶抹煞人的高尚道德和美好情感。这类作品的制作者往往标榜“主体觉醒”或“自我实现”,实则陷入主体异化,人格扭曲的反理性怪圈。事实告诉我们,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是辩证统一的,高扬主体意识必须坚持理性的制约、引导地位,否则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自我中心主义与使命感。自我中心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这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而非理性又必然表现以自我为中心,并且是自我为中心的产物。一些作家包括某些颇有才华并曾创作过优秀作品的作家,在非理性主义滋生、蔓延的氛围中沉迷于极端自我的表现主义,文学失却了审视大千世界的广阔眼界,变得十分狭隘偏窄。与此同时,他们自恋自怜,或以创作自娱而玩文学,或以文学宣泄自我对社会的反抗,或以文学表达自我迷茫压抑的情怀,文学的格调由此而降低。这样的作品或许不乏个人的真切感,但它决没有包容大千世界、牵系亿万人心的开阔胸襟,也不可能有震撼和燃烧别人灵魂的力和热。
诚然,文学作为个性化的精神产品,离不开作家自我的个性气质、独到感受、审美选择等,但是,作家自我并不是脱离社会的抽象存在物,“自我”中积淀着社会性的本质。在艰难曲折充满希望的改革实践中,缺乏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任凭非理性主宰自我的人是绝不会成为大作家的。只有将自我投入时代大潮之中,秉领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社会主义文学才可能百花争艳、发达兴盛。
三,民族性与人类性。当代世界并行、对流着两大文化思潮。一是“全球意识”,一是“寻根意识”。一方面现代化是世界思潮,现代文化日益显示或趋向于国际性;另一方面每一民族的独立发展又必须寻找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这就构成了当代文化发展在对立两极中必要的张力。文学作为文化大系统中的支系统,是文化的具象显示,必然呈现出当代世界文化的特色。
文学的“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错综复杂和多元丰富性。文学的全球意识,着重于文学的世界影响,着重于文学对人类进步、人类发展有益的种种功能,着重于自由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活动的人类的特性。人类由世界各种民族组成,人只能生活和思考在自己参与的群体创造的历史合力之中,全球意识理应排斥非理性主义所滋生的民族虚无主义。我国近几年的文学事实说明,将西方对人类进步持悲观态度、极度表现绝望颓唐情绪的非理性(反理性)文学思潮视为“全球意识”,且套用、摹仿这种“全球意识”来否定本民族文化、文学优秀传统的作品,无论怎样邯郸学步,都是既受同胞漠视,又遭外人冷遇。文学的寻根意识,寻求本民族文学的生长之“根”,着重于文学的民族内涵、民族风格,民族特征,着重于文学固有的民族性。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影响和决定着人类的发展,寻根的目的是谋求本民族在当代世界中更好地发展,因此,文学的民族性并非反理性作品渲染的愚昧、自私、僵化、阴暗的民族“劣根性”,也不应是食古不化、闭关自守、远离现实、淡化现代意识的非理性。文学的民族性与人类性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颇难分割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充分说明,植根于本民族、表现了顽强的民族生命力、现出“民族魂”或民族特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伟大作品,几乎都与人类发展的健康心态相吻合,能够博得其他民族的认同和欣赏,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鲁迅早就在《文化偏至论》中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在改革开放的世界潮流中,在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化进程中,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元导向下的多元健康发展,必将使我们在当代世界文学殿堂内昂首挺胸、别立新宗。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改革激发下的理想人格设计
——谈《都市风流》
王绯
孙力、余小慧的长篇小说《都市风流》,以某滨海城市的改革建设为背景,在上至市级最高领导人、下至市井细民的两极人生画面中,所着眼的似乎不是同类题材作品对改革进程中这样或那样问题的思索,而是对改革激化下国民理想人格的设计。如果把反崇高反英雄当作时下文学贴近人生本真的一种趋尚,那么《都市风流》所走的显然是一条避开时尚、弘扬理想的路。
为这条路开道的小说人物,完全可以视为改革激发下国民理想人格的诸种形象设计,他们在不同层次上所显示出来的智慧力量、意志力量、道德力量,表现出具有人类意义的人格理想。知识分子出身的市长阎鸿唤,不负全城百姓
“衣食父母官”的使命,把双脚坚实地立在现实的泥土中,体察民情,深知民怨,并以此作为开展工作的动力。他靠背水一战的气魄、灵活的策略和铁的手腕,在市民住宅和城市改造的建设中所创造的奇迹,不仅使人们懂得了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潜力,领教了现代管理的手段和领导艺术,更看到了一种民众渴望的领导者的理想人格。通常,领导的职位犹如放大器,身居此要位的领导人的品格对其团体会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阎鸿唤之所以能面对以高伯年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种种阻挠,铤而走险,大胆采用从改造整个城市的交通道路入手,通过疏理城市“血脉”而使城市“肌体”活起来的建设方案,有赖于他把握全局的智慧力量,也得力于他的果决、顽强、自信和勇气。他以为自己正是为了创造现代化建设宏大的气势而出任市长的,他要使自己选定的一斧子砍下去,让全城发生根本的变化。智慧力量和意志力量是他取得领导资格的关键,同时又使他获得了与之相应的领导艺术。他支持工程指挥部根据道路改造工程任务的突击性和艰巨性所采取的投标和层层承包的方式,以及允许承包单位提成节余费的决策,说明他对改革激发下劳动者目标价值的了解。总工程师徐力里为了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和爱情理想,在身患绝症、生命临危的情况下,完成了光明立交桥的设计,以积极的应战姿态面对生活的挑战,将知识分子的智慧力量,意志力量和道德力量提升到理想人格的一种整合状态。施工队队长杨建华、失足青年陈宝柱,以及“老队长”等人,均在世俗人生的层面上展示出改革激发下普通民众不同程度地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注定的自我萎缩型人格。
需要说明的是,《都市风流》对国民理想人格的设计,并没有流于虚假的样板式摹写,而是通过血肉的熔铸,在人物命运的波澜中完成的。另外,作品中还有不少人物可以视非理想人格的肉身,他们分别从侧面或反面突出和强化着理想人格的魅力。由于长期处在领导者的位置,对个人权力耿耿于怀又缺乏应有的现代领导意识和专业知识的高伯年;在私欲的恶性膨胀下极尽巧伪之能事,上窜下跳于市级最高领导层寻找通达仕途捷径的张文民;生活堕落,津津乐道于
“官倒”且有恃无恐的徐援朝等,均作为理想人格之美的一种陪衬,使作品在对理想和美人生的弘扬中始终不脱离对社会丑现实的揭露与批判。《都市风流》并不乏丑形态的展露,但这种展露不具有独立意义,是作为美的对立物以衬托,凸现美。
当然,败笔也是有的,特别是作品中人物设置巧合有余的纰漏不能不提出来,比如身为副市长夫人的徐力里恰是市长阎鸿唤早年的恋人,因之引出一系列“斩不断、理还乱”的故事,显得有些故意加佐料“凑戏”,画蛇添足了;杨建华的形象其实已够丰满,在小说结尾处偏偏成了市委书记高伯年前妻的遗腹子,未免有些失真。可以看出作者在创作手法上借鉴了写戏的路子,一条普店街,一座住着市里要人的利华别墅,把众多的人物关系与纠葛集中起来;组合成彼此联系又相互映照的两极人生画面轮番显现,但是小说的妙处恰在于可以利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度,打碎“戏”的时间与空间的客观限定,将自己融入生活流。或许是由于这方面的忽视,导致了作者在人物结构的宏观把握上的某些疏漏。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钟山》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
最近两期的《钟山》以突出的篇幅刊登了一批“新写实小说”,这些小说站在时代的高度直面人生,拥抱现实,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开始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注意。
所谓新写实小说,从总的文学精神来看仍属于现实主义的大范畴,是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深化,是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相异的一股潮流。“新写实”的出现,是一批写实型作家审美意识调整的产物。发表在该刊上的高晓声的《触霉》、赵本夫的《走出蓝水河》、朱苏进的《在绝望中诞生》、范小青的《顾氏传人》等都有了新的风彩新的格局,这些小说以一种平实质朴的叙述态度冷静客观地再现生活的原生形态,在艺术上也融会了一些现实主义之外的手法。
据编者介绍,他们推出“大联展”,旨在倡导更多的作家投入“新写实”,并期望推动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钱钟书论学文选》
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的著作沟通中外,融贯古今,为海内外文化学术界所瞩目。为给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普及性的选本,花城出版社《随笔》编辑部选编出版了这套文选。
该《文选》囊括了《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等除小说、诗词以外的钱钟书所有文论著作和他近七年来学术新作的全部手稿,选编者采取按主题门类分编的方法,分为思辨、人事、创作、赏析和文论五大编,各编内又设许多专题专条,共为六大卷,约一百八十万字。 (于 杨)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长篇小说发展论》
中年评论家孙武臣的《长篇小说发展论》由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对新时期长篇小说集中评述的研究专集,作者勾勒了长篇小说发展的轨迹,既有总体评价,又有年度述评,对长篇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现象的得失成败以及发展趋向等,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书中还汇集了十年来长篇小说的篇目。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中华文学史料学会成立
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于八月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从事中华文学史料学研究者组成的学术团体。学会的宗旨是:宏扬中华文学史料学的优良传统,强调史料学的科学性,应用性和现代化;广泛联系海内外的文学史料工作者,积极开展中国文学史料的征集、考证、整理与研究,以提高中国文学研究的质量,促进中华民族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文学史料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作品与作家的史料研究。会刊《中华文学史料》丛刊亦将于今年创刊。
(祥 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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