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访华逾百次 情谊俱月增
——访日本友人白土吾夫
本报记者 于 青
看外表，他的两道浓眉下，目光深邃，神情冷峻，但一交谈，却给人一种知无不言、平易近人的印象。在国庆节前夕，记者采访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专务理事白土吾夫先生。
白土先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他认为，新中国最大的积极作用在于推迟和减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这是中国对和平事业和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
“当然，发展中不可能没有困难和曲折。”白土先生接着回忆了一些往事。那是1960年，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日本作家代表团。谈话中，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当中谁是最没有地位、没有名望、没有财产、年龄最小的？”白土先生举起了手。于是毛主席谈到自己年青时代也是一无所有，并勉励在座者趁年青时多做工作。毛主席在谈到中国革命历史时，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有经验，也有教训。不能只谈经验，忘记总结教训。白土先生说：“中国在前进中遇到一些困难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新道路，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并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我确信，中国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
30多年来，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白土先生至今共访华122次。记者问他在中日文化交流的经历中，最难忘的是哪一幕。白土先生说，他曾6次见到过毛泽东主席，40多次见到过周恩来总理，每一次会见和交谈都使他终生难忘。但他印象最深的则是那次“舞剧外交”。
1972年7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以孙平化为团长的中国上海舞剧团访问日本，代表团一行208人，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访问演出37天中，孙平化团长与日本政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为一个月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和中日建立邦交，做了大量工作。代表团访日期间，日本政府官员第一次出席参加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更令人振奋的是，代表团回国时，要乘两架飞机直飞上海，这是战后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时的首次直飞航班。为使中国朋友安心回国，日本友好人士中岛健藏夫妇、宫川寅雄、白石凡、白土吾夫，以及日航公司和全日空公司的社长毅然同机前往上海。以当时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白土吾夫为首的日本友好人士，为使飞机顺利首航中国作了精心安排。随后，田中首相访华，中日恢复邦交。“舞剧外交”并不像“乒乓外交”那样尽人皆知，但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白土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年都要数次访问中国，或接待来访的中国友人。文化交流的成果不同于经济交流的成果，是不能用投资额、成交额来计算的。文化交流是两国之间人与人、心与心的交流，是建立在相互信赖、理解、尊重和友好的基础上的。有了牢固的基础，才能实现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白土先生今年62岁，大学时代学过电气和法律，是50年代左翼学生运动领袖之一。1956年，应中岛健藏先生之邀，进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工作。他说：“当年我对中国一无所知，从事日中文化交流使我受益匪浅。至今我觉得当初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有人问我，如果有第二次生命，选择什么职业。我回答，还干日中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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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决被占领土地位的三种方案
朱梦魁
如何确定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内的被占领土的未来地位，是全面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最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就此提出了10点和平计划，意在缩小巴以之间的分歧，促成双方就此直接对话。
1987年底，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掀起反抗以色列非法占领、争取民族自决的大规模起义浪潮。去年7月，约旦国王侯赛因宣布断绝约旦与西岸的联系。这两项重大的事态发展促使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各自紧急酝酿对被占领土未来地位的政治规划。去年12月中旬，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联大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建议组织中东国际会议筹委会；由联合国在被占领土上部署国际部队，监督以色列撤军和保护巴勒斯坦居民；以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为基础，由有关各方参与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在此前后，巴解组织表示愿与以色列方面直接对话，并就被占领土的未来地位多次提出巴勒斯坦方面的和平倡议，诸如：依据联大1947年通过的181号决议，在被占领土上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与相邻的以色列国和平共存；以色列军队在联合国监督下全部撤出被占领土，由联合国对被占领土实行托管；在半年至一年的托管期内，被占领土实行包括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参加的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代表将与以色列谈判其他有关问题。由此可见，巴勒斯坦方面提出的是一项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国方案。
巴解组织的和平构想和明确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不支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方案，但不断批评以色列的僵硬立场，敦促以色列拿出具体方案。今年5月，以色列内阁通过了沙米尔总理提出的被占领土选举计划，其要点包括：在被占领土实行“自由选举”，以色列与选出的巴勒斯坦代表谈判，并开始为期5年的自治；在自治期的第3年，巴以进行“永久解决”的谈判；邀请埃、约两国参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谈判，以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整个谈判和过渡期内，被占领土要“避免暴力、威胁和恐怖行动”。这项计划明确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坚持不与巴解组织谈判，重申被占领土的地位不发生变动。它的要害在于回避以色列在选举前撤军、东耶路撒冷15万居民的选举权以及由国际监督选举和撤军问题。因此，以色列的选举计划不过是一项被占领土的有限自治方案罢了。
以色列的选举计划，立即遭到巴解组织的批评。巴勒斯坦方面指出，它不会同意举行任何不与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挂钩的选举，强调选举必须导致结束以色列的占领，使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独立自决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得以彻底恢复。美国方面认为，以色列计划应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一部分”。苏联方面对以色列的计划“表示乐观”，认为这是“某种进展”，但尚未表明以色列的最终立场。
巴以对被占领土未来地位的争议，是中东和平进程难有突破性进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埃及在巴勒斯坦倡议和以色列计划的基础上提出了10点和平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分两阶段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第一阶段实现西岸和加沙的真正自治，第二阶段将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根据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由巴以直接对话来解决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有关问题；同意在被占领土上举行选举，要求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参加选举，在选举期间以色列从选举地区暂行撤军，并停止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然而，埃及的和平计划没有强调巴解组织参与选举前的筹备活动及此后巴以间的谈判。另外，埃及计划重申了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前提应是全面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但并未提及建立巴勒斯坦国这一敏感问题。
埃及计划提出后，以色列内阁和巴解组织都表示拒绝，沙米尔重申将坚决执行以色列的选举计划。巴解方面强调，以色列不应对巴以对话提出先决条件，巴解将不放弃巴勒斯坦和平倡议，并准备参与与中东和平进程有关的一切活动。但巴以双方似乎对埃及计划又都未全盘否定，且留有余地。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宾飞赴开罗与穆巴拉克总统就有关问题展开磋商，双方同意，巴勒斯坦代表团与以色列政府直接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巴解主席阿拉法特也突访埃及。据认为，被占领土问题是巴埃元首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
今后一段时间，如何确定被占领土地位以及有关的解决办法，将成为中东和平有关各方争议的焦点。被占领土问题恰似一把钥匙，它直接关系到中东和平大门开启的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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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阳出现巨大黑子 日光浴有危险
据西德《图片报》报道，西德著名的太空研究专家卡明斯基说，由于太阳上形成了长34万公里、宽4万公里的黑子，黑子向宇宙释放巨大能量、并向地面辐射出大量爱克斯射线、无线电波和致癌危险的紫外线光，喜欢日光浴的人们要特别小心。
设在西柏林的天文台的专家齐默尔说：“危险的紫外线会增加10倍。”哥丁根大学医学专家绍德尔女士说：“紫外线可以改变人体皮肤的细胞核，从而使其变成癌细胞”。汉诺威的赞德尔博士说：“强电磁辐射也会侵害人的神经系统，使人变得神经过敏、易激动、焦躁和产生睡眠障碍。”
（戴履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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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英葡谈判解决港澳问题
1983年7月，中英两国代表团就香港问题开始会谈，翌年9月18日就香港问题圆满地达成了协议，于26日在北京草签。同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总理在北京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并于1985年5月27日互换了批准书。《联合声明》规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并在50年内不予改变。
按照“一国两制”政策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为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范例。中葡两国代表团自1986年7月开始会谈，1987年3月26日在北京草签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并由两国总理于4月13日正式签署，1988年1月15日互换批准书。中葡《联合声明》规定，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对澳门执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并在50年内不变。
中国政府解决港澳问题的政策，考虑了港澳的历史和现状，照顾到有关各方的正当利益，是实事求是和合情合理的。它不仅有利于港澳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四化建设，而且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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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东欧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
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至二十一日，中国领导人访问了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五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此之前，这五国的领导人先后访问了中国。通过一系列的高级互访，中国与东欧五国实现了国家关系的全面正常化，中国共产党与五国党的关系也已恢复。
自六十年代初开始，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曾降到低水平。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逐步改善，发展比较顺利。贸易额大幅度增长，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也有发展。自一九八五年起，彼此政治交往增加，级别逐年提高。中国和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互访，使中国同东欧五国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我国与东欧五国共签署了关于经济和科技合作基本方向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文化科学和教育合作协定、互免签证协定等十个双边合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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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世界裁军作出新努力
从1983年起，中国在联合国裁军谈判中，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公平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新建议。
1983年，中国代表团在联大提出建议，要求美苏率先停止试验、改进和生产核武器，并就削减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50％达成协议，此后召开包括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1985年，中国代表团在联大就裁军问题提出四点建议：一、所有核国家，特别是美苏两个核大国应承担义务，做到在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无条件地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二、北约和华约两个军事集团应就大幅度裁减常规军备问题早日达成协议。三、美苏两国应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外空军备竞赛，任何拥有空间能力的国家都不发展，不试验和不部署外空武器，并尽快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和销毁外空武器的国际协议。四、要求日内瓦40国裁军谈判会议早日完成谈判任务，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公约。在此之前，所有具有制造化学武器能力的国家应停止试验、生产、转让和部署化学武器，并确保绝不使用这种武器。
与此同时，中国采取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对裁军的真诚态度。中国表示，当核裁军的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中国愿意履行自己所应当承担的核裁军义务；中国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1985年6月，中国作出了在两年内裁减军队总额100万人的决定，军费开支也大为压缩，以利于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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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澳门总督文礼治一行。
新华社记者 胥志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