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悼念傅钟同志
解放军总政治部
我党建党初期入党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傅钟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深为悲痛！
傅钟同志是一位资深望重的政治工作者。在红军时期，他历任师政委、彭（湃）杨（殷）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为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等职。他曾翻译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主持制订军、师、团政治机关工作细则，撰写《连队指导员手册》等教材，并主编过《红军报》、《干部必读》等报刊。他参与了我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多方面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红四方面军中为保证完成建军、作战任务，作出了很大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傅钟同志调到总政治部工作，从那时起到离开总政领导岗位，共计四十余年。在此期间，他兢兢业业地为人民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显著成就，受到总政和全军广大指战员的爱戴与敬重。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追思和怀念。
傅钟同志1937年8月参加了著名的洛川会议之后，到八路军政治部工作。开始任民运部长，随朱德总司令、任弼时主任、邓小平副主任等一起东渡黄河，转战晋东北、晋西南，尔后到太行山，1938年1月接替邓小平同志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后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1940年秋到延安后，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他在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艰苦岁月中，为广泛发动群众，扩展革命统一战线，为壮大我军，团结友军，瓦解敌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对华北前线各部队的政治整军，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指导，取得了良好效果。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兼任总政治部主任，他协助刘少奇同志主持总政日常工作。在夺取全国胜利的紧张斗争中，率领仅有五十多位干部的总政机关，步调一致，艰苦奋斗，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交办的许多重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傅钟同志继续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了大量工作。五十年代，他到全军理论集训班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到部队院校等单位讲政治工作，并把回答学员的问题作为授课的基本形式。六十年代，他深入到驻京、津部队，为基层干部、战士讲解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基本观点，受到热烈欢迎。在“文革”之前和以后，他还多次发表文章论述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问题，充分体现了作为政治工作领导者高度的理论修养和工作热情。
傅钟同志在总政领导工作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科学分析政治工作的形势与任务，保持正确的方向。为此，他强调干部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断提高政治水平和理论修养。他在主管理论教育工作中，对干部理论教育规划的制订，骨干的培养，及有关措施在部队的落实都抓得很紧。在五十年代一次学校理论教育座谈会上，他指出，马列主义理论本身有极其严密的科学性、系统性；教学方针应该是“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他告诫大家，理论学习要循序渐进，不要断章取义，不能像“立竿见影”那样，过分性急的要求是无益的，办不到的。他这个正确主张，在“文革”中却成了反对林彪所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的“罪证”而遭受批判。他经常教育干部要注重领会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掌握其精神实质，决不要以获得片断的、零碎的知识为满足。他提倡通过学习党史学习毛泽东思想。他在六十年代初写的《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胜利》，八十年代初写的《毛泽东军事科学永远是中国人民之瑰宝》，就是他学习的成果。这两篇著作在军内外有广泛影响，尤其是后一篇著作，他坚定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完全是为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有错误，而忽视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军事科学的学习；也不能因为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而怀疑、贬低毛泽东军事科学的作用。傅钟同志的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仍富有现实意义。
傅钟同志极为重视军队中党的建设。抗日战争开始，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时，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独立自主方针，他率领野战政治部有力地抵制了王明旨在取消党的基层支部的右倾主张，维护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正确原则；大力巩固、大胆发展党的组织，为提高党的战斗力，做了许多富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傅钟同志积极参与和主持制订《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支部工作条例（草案）》。这些文件，有效地保证了全军党的组织的健全和领导制度的统一。他多次在讲课、会议中教育广大政工干部，要正确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全军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在军队中进行党的建设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1982年后，他在担任中顾委常委期间，又撰写了题为《坚持并发展毛泽东的建党学说》等重要文章，对于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维护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创造性地进行党的作风建设等重要问题，结合当时的整党和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作了深刻论述。作为老共产党员，傅钟同志语重心长地勉励和希望全体党员同志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努力增强党性，勇敢地和党内某些组织中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他对新的历史时期的党的建设，充满了胜利信心。
傅钟同志认为，我军政治工作在战争年代积累的经验极其丰富而宝贵。要下功夫结合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新问题，使政治工作继续发展提高。1954年，他受总政罗荣桓主任委托，应邀到南京军事学院，向该院政治系学员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政治机关派出的代表讲授政治工作课程。这次讲课，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学说和政治工作的基本问题。他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重申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明确提出只有把政治工作当作科学来看待、来研究，才能克服缺点，使政治工作有新的发展。傅钟同志这次讲课，在全军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加强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政治工作，克服轻视和削弱政治工作的错误观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建国以来，傅钟同志长期主管军队文艺工作，为我军文艺工作和文艺队伍发扬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付出了艰辛劳动。他曾被选为第三届和第四届中国文联副主席。早在1949年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他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了题为《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自红军时期开始，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的重要成就，初步总结了基本经验。明确提出：部队文艺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要的一种工作形式和生活形式，是部队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其特点是：有党的坚强领导；完全从实际需要出发，服务于群众，服务于战争；有广大群众性，是全军上下整体的活动。他对我军开展战斗性群众性文艺活动优良传统的详实论证，有力地指导了部队文艺工作的繁荣和发展，使专业、业余的文艺工作拧成一股劲，为活跃部队生活和思想工作，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鼓舞、教育作用。傅钟同志在领导文艺工作中还一贯强调，必须了解和掌握文艺的特殊规律，积极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要尊重和爱护作家、艺术家以及群众中的艺术人才，引导和鼓励他们深入生活，真正与群众相结合，汲取思想与文艺的营养。八一电影制片厂和总政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解放军文艺社等文艺单位所取得的累累硕果，都有他的心血浇灌其中。他时刻关心连队、基层的文艺生活，大力提倡小型多样、轻便易行的艺术形式及组织形式。在五十年代，他支持山东快书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使之很快在全军专业和业余的文艺队伍中生根开花；在六十年代，他鼓励那些深入海边防的文化工作队，充分肯定他们的成绩和先进经验，等等，都是突出的事例。他多次说过，评论文艺的好坏得失，一要看文艺是否能被群众理解和掌握，二要看它是否反映群众的先进思想和健康的感情。他的许多关于文艺的论述和主张，贯穿着鲜明的党性立场和群众观点，至今仍启迪、鼓舞着文艺工作者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努力奋斗。
多年来，傅钟同志以其崇高品德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爱戴和尊敬。他一贯以革命利益为重，自觉地在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他言行一致，襟怀坦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居功自傲，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同志、对群众总是满腔热情，耐心听取不同意见。他关心干部的提高，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他爱护知识分子，循循善诱地帮助文艺工作者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在傅钟同志身上，生动地体现了我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1945年他出席党的七大，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维护党的团结的发言，诚恳、深刻而且充满激情，受到了毛泽东等到会同志的赞扬，在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他列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他对党的号召身体力行，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他退出领导岗位以后，仍然以最大的精力看书学习，整理、汇集过去论述毛泽东思想和总结政治工作经验的文章，说“这就是传帮带的一部分工作”。他真正做到了周恩来同志倡导的：活到老学习到老，保持革命家的晚节。
傅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全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政治工作者树立了崇高的形象和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和其老一辈革命家未竟的事业，努力加强我军的政治工作，以实际行动夺取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更大胜利！
傅钟同志永垂不朽！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走向光明的前途
——纪念“九·一九”起义暨绥远和平解放40周年
高克林
40年前的9月19日，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下举行的著名的绥远起义，是毛主席首创的“绥远方式”的伟大胜利和具体体现。绥远“九·一九”起义，使四面楚歌的10万国民党军队绝路逢生，使历史悠久的塞北文化名城归绥市（现呼和浩特市）免遭战火之焚。绥远“九·一九”起义，标志着绥远的新生和解放，它是一座历史的丰碑，矗立在绥远大地，铭刻在民众心间。
在纪念绥远和平解放40周年之际，我深切地哀悼今年刚刚去世的李井泉同志和著名爱国将领董其武将军，同时也无限地缅怀为绥远解放立下卓越功勋的傅作义将军和亲密的老战友姚喆同志。
一、革命之势不可阻挡
绥远（现内蒙古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资源、物产丰富，是我国北部的重要战略地区。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在绥远地区开辟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1938年5月14日，毛主席曾向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肖克同志指出：在平绥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他们迅即考虑此事。贺龙、关向应同志很重视毛主席的意见，选调一二零师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同志、参谋长姚喆同志等率部挺进大青山创立革命根据地，与杨植霖、高凤英等同志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汇合，开展了抗日的艰苦卓绝的奋勇斗争。抗战胜利后，经过与蒋介石反动军队三年的多次较量，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到1949年绥远解放前夕，部队已有5个师3万余人，解放了绥东大部，解放区人口达到80余万人。
平津战役取得胜利后，傅作义将军于1949年4月1日发表公开声明，向党中央、毛主席表明了交出北平，参加革命的诚意，他说：“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他号召大家不要再犹豫、徘徊，不要违背人民的愿望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毛主席4月2日即复电傅作义将军“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革命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和平解放绥远也已成大势所趋。
二、毛主席首创“绥远方式”
“绥远方式”是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实际，为推进全国解放，实现和平统一大业而提出的一种解决绥远问题的具体方式，也是“三种方式”（即“北平方式”、“天津方式”、“绥远方式”）之一。
北平和平解放后，面对绥远地区号称10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我党没有贸然采取军事进攻，而是选择了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 1949年2月，毛主席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时，提出了解决绥远问题的设想。毛主席说“有了北平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绥远问题划分一个临时停战分界线，让董将军做好绥远内部工作，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再举行起义”。3月5日，毛主席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述说：“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他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主席高瞻远瞩，从解放全中国的大局和需要出发，果断地提出了“绥远方式”，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做出了又一个重要的战略性创造。
三、绥远和平协议的签订
我方在北平解放后，与傅方进行了多次秘密谈判和协商。傅作义将军认为条件尚不成熟，加之蒋介石频繁地破坏，在一段时间里，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将“绥远方式”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毛主席曾先后七次找傅作义将军谈话，其中一次谈了一天一夜。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出面解决傅将军提出的具体问题。1949年3月25日，中央军委领导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时，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由贺龙同志主持绥远问题谈判的决定。此后，由于原晋绥区划归华北局领导，主持谈判工作的领导改为薄一波、聂荣臻同志。我方代表是：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华北局秘书长张友渔、绥蒙区党委城工部长潘纪文；傅方代表是：华北“剿总”秘书长、原绥远政府厅长周北峰、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
谈判开始后，因停战分界线方案没有很快拿出，我方出现急躁情绪，周副主席针对我们这种思想批评说：“实现‘绥远方式’不要急，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处境。要耐心等待他们觉悟，又要积极工作。否则，就不成其‘绥远方式’了。”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上海的形势下，双方又开始一轮谈判。但由于临时分界线的划分和金圆券兑换问题，双方争执不下。毛主席、周副主席得悉谈判又陷入僵局时，即令我方作出让步，以促进尽快达成协议。1949年5月28日，双方正式达成了《绥远和平协议》。6月8日，在北平华北人民政府二楼会议室，举行了《绥远和平协议》的签字仪式。其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和平协议的签订，使绥远向和平解放道路又迈进了艰难的一步。
四、为起义奠定良好的基础
为适应绥远和平解放的新形势，1949年4月1日，党中央将绥蒙区划归华北局管辖。6月14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将绥蒙区改为绥远省，原绥蒙区党委相应改为绥远省委，原绥蒙区和野战军第八军合编为绥远省军区。我为省委书记，苏谦益为副书记；姚喆为省军区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省委、省政府设在丰镇，省军区移驻集宁。
《绥远和平协议》签订后，省委根据华北局的指示，决定成立驻归绥联络处，以潘纪文为处长，鲁志浩为主任。其主要任务是：协助董其武将军贯彻执行《协议》，宣传我党和平解放绥远的政策，争取进步人士，团结广大群众，分化孤立顽固势力，揭露和打击蒋介石的特务，尽快实现和平解放。联络处在经过许多周折后，才获准于7月11日进入归绥市。联络处的干部一出现在归绥，人们就奔走相告，传为喜讯。而一小撮反动分子却恼羞成怒，在7月24日制造了杀害我铁路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同志的事件。董其武将军对此深感不安，亲赴联络处慰问，表示要缉拿凶手。党中央也颇为重视这一事件。毛主席一面做傅作义将军的工作，一面又做我们的工作。8月初，毛主席召见了我和杨植霖、潘纪文同志，说：“我们和傅作义打了多年仗。尽管我们处于胜利态势。但采取‘绥远方式’对人民有利。只要我们宽大为怀，与人为善，以诚相待，‘绥远方式’就一定能实现。”“联络处不撤出归绥，继续促使绥远局势好转；给王士鑫烈士开追悼会，但不搞游行，更不准抬尸游行；‘绥远方式’不变，一切来往照旧。”我们回到绥远后，广泛地宣传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以此统一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与行动。
8月底至9月初，绥远省委在集宁召开了县团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进一步传达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和华北局关于解放绥远问题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这些，都为实现“绥远方式”，促成和平起义，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五、光荣起义获新生
蒋介石等一小撮顽固分子，千方百计地阻止和破坏绥远的解放，他派遣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司令王叔铭飞到绥远封官许愿，晋升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委任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企图进行拉拢。还以金钱利诱和收买，送去1900两黄金。对蒋介石明升暗降，架空董其武的拙劣伎俩，董将军早已警觉，他派可靠人员加强了对第九兵团的控制，绝不交出兵权。
为加速起义的进程，我党请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赴绥远，协同董其武将军组织起义。在火车途经丰镇、集宁时，我和姚喆等同志登车会见了他们。9月4日，董其武将军随傅将军到达包头市，傅将军向军、师、旅级干部宣传了革命形势，指明了方向，阐明了共产党“起义有功，既往不咎”的政策，消除了官兵们的思想顾虑。9月15日，徐永昌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再次飞来包头市，企图将傅作义接到广州。傅将军义正词严予以拒绝，使蒋介石破坏和平解放事业的阴谋诡计再度落空。
9月19日，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天，以董其武将军为首的绥远军政要员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在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后，正式通电举行起义。他们在致毛主席、朱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和薄一波政委的电报中说：“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党中央、毛主席高度地评价了“九·一九”起义的重要意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员给起义官兵复电：“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也发了复电，高度赞扬董其武将军等的爱国行动，同时勉励起义官兵：“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六、建立人民民主新政权
绥远“九·一九”起义后的第12天，我们伟大的人民共和国正式诞生了。10月上旬，傅作义将军和我出席了由薄一波、聂荣臻同志主持的华北局会议，商讨绥远的工作方案，并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两个省政府立即进行合并，财政、粮食、铁道等，以及各项政策、法令等，均在共同纲领指导下统一起来；所有董部军队按两个军（骑兵除外）进行编制，我方在三至六个月内只派较高级干部进去帮助工作，成立干部轮训队，由我方负责训练；所有董部之供给，完全由我方负责；初步提议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10月24日晚，我们度过一个难忘之夜，毛主席再次接见了绥远有关负责人。晚十时半，我和姚喆、裴周玉同志乘车来到中南海。周总理首先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半小时后，薄一波、聂荣臻同志也陆续到达。周总理即带领这五位同志步行来到毛主席的住所。毛主席询问了绥远方面的情况，问：“你们干部去绥远有信心吗？”我回答“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大家信心很足。但也有些反映，如认为没有打仗痛快”。毛主席说：“绥远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现在是实现合作，第二步很重要。他们9月19日已发了通电，我们也发了电报。这个电报是党对绥远的基本方针，共产党更要执行。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合作的必要性，意义何在？有什么好处？原因在哪里？一切为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了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一会儿，傅作义将军也来了。毛主席又说：“绥远的团结改造方针已定下来了……工作要有步骤地进行，做出更大成绩来给全国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毛主席循循善诱的谆谆教诲，使绥远同志增强了建设新绥远的信心。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军区司令员，乌兰夫、董其武、姚喆、孙兰峰为副司令员；任命薄一波兼政治委员，高克林、杨叶澎、王克俊为副政治委员。绥远军政委员会管辖的范围为：前绥东解放区十县，原属西北解放区伊克昭盟解放区全部，以及董其武将军所领导的绥西地区，共计2个盟、18个旗、22个县、3个市。绥远省人民政府还决定归绥、包头两市为省辖市，以归绥市为省会。
1950年元旦，是绥远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元旦。归绥市四万多军民集会，热烈庆贺绥远人民民主新政权的建立。各机关、部队、学校、厂矿的秧歌队也涌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绥远的新生。
绥远解放已经40周年了，人民共和国也已经度过了整整40个春秋。历史是不容忘记的。我们期望，革命先烈以宝贵生命赢得的解放事业，英雄儿女挥汗建造的人民共和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