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四十年光辉的瞬间
——记新中国的造船业本报记者 朱剑红
1980年5月18日上午,南太平洋海域的天空中,一团白光掠空而过,随即溅落于海面,激起巨大的白色水柱,传出雷鸣般的轰响。全世界为之震动,美国人惊呼:此举比预料的时间提早了4年!
这是我国首次远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试验中那支担任海上测量和打捞数据舱的远洋靶场测量船队,是中国海军、中国造船人的骄傲。“远望号”,是这支舰队的核心船只。
人类进入了航天时代,每个国家都变“小”了。地球上的任何一国领土,都满足不了远程导弹与卫星全程试验的需要。因此,除在本国领土建造跟踪测量站外,还得在辽阔的公海上建立流动观测站,这就是航天测量船。这种船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中国就有两只——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
中国是世界上4个拥有航天测量船的国家之一。
“远望号”,人称“海上科学城”,等于把陆上几十里长的测量站缩小到100多米长的船上。它有16000马力的汽轮机组,相当于30万人口城市居民用电的发电设备,相当于一流大饭店的制冷设备,427套房间,还有各种精密的导航设备、测量设备和先进的通信手段,船上天线林立,大小有54套。建造这样多功能综合性的复杂船舶,国外是先用旧船改装成单一功能的测量船,积累经验后,再建造多功能的综合性船。而我们则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从无到有,一举成功。所以,一提起
“远望”,造船人都会说:“那是咱们的骄傲。”就连发达国家的同行们,也常常在我们面前主动提起这船,竖起大拇指。
除了“远望号”,船队中的“向阳红10号”远洋调查船和远洋打捞救生船,也是设备众多、系统复杂、性能先进的船只。1984年,它们曾载我国探险考察队员远征南极,首次在南极大陆建起“长城”考察站。远洋油水补给船,是远洋航行能力的标志。
40年来,造船工业为海军提供了6000余艘舰船,100多万吨,结束了近百年军舰进口历史。中国海军从无到有,拥有各种战斗舰艇,如:炮艇、护卫艇、鱼雷快艇、导弹快艇、登陆舰艇、扫雷舰艇、导弹护卫舰、导弹驱逐舰、常规鱼雷潜艇、常规导弹潜艇、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中国拥有的常规潜艇数量居世界第三位。中国,还是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能自行研制核潜艇的国家。中国海军已具备了远洋航行能力,并向着导弹化、电子化、自动化发展。
40年制造的军舰不仅壮军威壮国威,还向外出口。1984年,一艘出口埃及的导弹护卫舰在海上经历了12级台风的考验。船到埃及,国防部长迎上来的第一句话是:“船怎么样?”舰长连说三声:“好舰!好舰!好舰!”
让我们引用恩格斯的一句名言:“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
1987年4月,上海沪东造船厂与西德哈·劳公司签订了一条2700箱集装箱船的建造合同。这不是一条普通的船,它集中了西德30多家著名大学、研究所的最新船舶设计研究成果,被称为“90年代未来型”。此事在国际造船业中引起一阵轰动,国际海事界的一位权威人士评论说:“如果这条船能造,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什么船沪东造船厂不能造!”
两年后,当这条被命名为“柏林快航号”的船伴随着阵阵欢呼,从船台上轰然作响滑入水中时,这无疑是中国造船业又一个光辉的瞬间。
回首当年,中国造船业是被“逼上梁山”的。
历史上,我国的造船业也曾有过辉煌的时刻。明代,三保太监郑和率两万七千余人的大船队,浩浩荡荡七下西洋,无疑地证明了当时造船业的业绩。
然而到了清朝,我国造船业一天天衰败。到解放前夕,全国只剩20多家钢质船厂,在连年战乱的风雨中飘摇。堂堂中华,沿海内河跑的都是外国船。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造船业也获得了新生。40年来,造船业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取得了辉煌的业绩。造船厂500多家,全国已建起造船总产量达2090万吨。40年前,我国船用设备制造领域绝大部分是空白,研究设计的专门机构则完全空白。今天,全国已有各种研究设计院所80多个,已建设起配套完整的造船工业体系。
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近十年造船业的迅速发展。这十年中,先是主管中国造船工业的六机部(后改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经过国民经济调整,削减军品,30万造船大军的吃饭忽然成了问题。
怎么办?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当时曾两次对六机部领导说:“中国船舶要打进国际市场。”
可是,中国造船业与世隔绝太久,外面的世界也根本不知道中国造船业是什么样。这时候,船王包玉刚的弟弟包玉星表示,愿意把原本打算在日本造的船拿到国内来造。包玉刚也宣布拿出1亿美元在中国订船。这一举动,使中国造船人喜出望外,同时,它也似乎成为一种号召,随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船东又签订了一系列合同。
中国按国际标准建造出口船,是迈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巨大的压力激发出巨大的潜力。从谈判到签约,从设计到制造,每个环节都高度紧张。708研究所的设计师们夜以继日,工作时间突破一日10小时,甚至达到16小时。大连造船厂更是拿出了“窝头加咸菜造船”的拚命精神。整个六机部上上下下都为建造包玉星“长城号”船开绿灯……当“长城号”如期交付时,包玉星用“世界第一流水平”来评价它。
一炮打响,中国造船业在国际市场赢得了信誉。正如英国劳氏船级社主席当时所说:“长城号开辟了中国造船的新纪元。”从1978年到1988年,船舶工业总公司累计承接出口民用船250多万吨,加上其他出口产品,成交总金额22亿多美元。承接出口船的吨位,从万吨级发展到十万吨级;品种从一般运输船发展到集装箱船、三用工作船和滚装船、冷藏船、大型冷风冷藏集装箱船等特种船舶;地区从香港发展到世界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历史证明了中国造船业这种选择的正确:从1973年至1987年,世界造船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萧条时期,1979年到1981年是这个萧条期中的小回升。1980年,中央外贸体制作重大改革,六机部得到了至关重要的外贸权,实现了工贸结合,使得中国造船业恰在此时得以进入国际市场,并靠我们优良的质量、低廉的价格,在国际市场崛起。
通过船舶出口,使我国船舶工业技术水平实现了跳跃性的发展,10年走了20年的路,产品从60年代水平一跃而到80年代水平。我们掌握了国际规范,提高了设计水平。我们引进了48项国外名牌船用设备制造技术,并使出口船的国产化能力达到70%。我们还引进了一批先进设备,改造了一批造船厂,提高了管理水平。
10年,多少艰辛,多少困惑,多少个欢乐的瞬间。
瞬间结束了落后的过去,但能不能开启强大的未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新课题。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快语新言

在“创”字上大作文章
路华
近几年来,谈“创”字的很多。文化艺术界人士谈“创”,经济界人士也谈“创”,什么创新、创举、创牌子、创优、创收,等等,不胜枚举。就是出口收汇,人们也称之谓“创汇”,尽管不少行家对此提出过异议,但至今仍广为用之。
“创汇”一词,不管出自何人何时,但绝大多数人以为用得“贴切”。而且明确提出,我国出口贸易要突出一个“创”字,在“创”字上大作文章。其原因不独因为出口贸易的市场远在海外,消费者是外国人,每收入一笔外汇确实需要创造精神,还在于我国出口贸易任重道远。一方面,我国现代化建设外汇不足,亟待发展出口,另一方面,我国资源和适销出口商品又相当紧缺,出口受到制约,在这两种短缺压力下保持出口持续稳定增长,更需要创造精神。今年,又是我国出口贸易困难的一年,截至8月底,全国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8%,远低于近10年来年平均增长速度,此时此情,经贸部门干部和职工也需要在“创”字上大作文章,闯过难关。
创,就是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艰苦创业,多想办法,多找门路,多创汇。
有位海外工业界人士曾提出,中国出口商品存在“十多十少”问题,如低档商品多,中、高档商品少;传统一贯制商品多,创新商品少;初级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等等。我国自行车、缝纫机、陶瓷、钟表、电风扇和少数加工产品产量名列世界生产大国,出口量却很小。同样是纺织品、陶瓷工艺品、轻工产品,我国商品在海外销售价较低,有些商品甚至仅是其他国家售出价的1/10。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商品档次低,有些商品几十年一个面孔,海外消费者不欢迎。这“十多十少”,既是我们出口的薄弱点,又是我们创汇的潜力所在。挖掘这些潜力,有些是不用费多大劲,有些要花大气力。如果各行各业,上下一致,紧紧抓住深化改革,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产品开发和升级换代工作,在“创”字上作好文章,那么,我们的出口贸易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最近,有位同志告诉我,江苏有个县在“创”字上下了功夫,今年前8个月出口创汇比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一个县能办到的事,条件差不多的省、市和企业同样有可能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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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情实录二则

“特别告示”
王代印
今年八月二十四日,山东邹县尚河乡果品采购站门口贴出一个“特别告示”。告示称:“目前,大批果品即将上市,为满足广大客户需要,敬请来人来函一律与尚河乡果品采购站联系,乡党委、乡政府已声明一律不再接待,特此敬告。尚河乡果品采购站经理孙成文”。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特别告示”呢?原来,地处邹东山区的尚河乡所产的苹果在远近小有名气,因此,每逢苹果成熟季节,不少上级机关和主要业务部门前来采购定货。他们一来,乡里不敢怠慢,不光要用烟酒茶饭热情招待,还要安排专人负责联络购买,价格也要优惠许多。酒足饭饱,他们拉着苹果走了,一切费用都得乡里拿钱来补。光这项每年要花掉一两万元,乡财政负担加重,在群众中也造成不良影响。
今年,进入采摘季节后,尚河乡党委、乡政府决定加强廉政建设,不管哪个单位、机关或部门前来购买苹果,都要与乡果品采购站联系,不再补钱和招待。于是,街头便出现了那个“特别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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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情实录二则

“亏了也高兴”
吴克勤
湖北省广水市宝林乡养鳖专业户、共产党员刘成彦说,今年养鳖收入可能要比去年减少五千元。有人问及原因,老刘笑着回答:“如今廉政建设动真格的,不兴用公款大吃大喝了,甲鱼(鳖)价从去年的二十多元一斤降到十元左右,我家待售的五百多斤甲鱼,不是要少卖五千多元吗?”
刘成彦从一九八七年开始养鳖,今年他投资购买种鳖,修建鳖池,可鳖价大跌,他家今年要拉下三千多元亏空。有人对他说:“你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还亏了这么多,不心疼吗?”他却说:“我是靠党的政策富起来的,如今中央下决心搞廉政建设,真心实意治理国家,国家搞好了,我的小家就会更富裕,暂时的困难怕什么?亏了三千元,心里也高兴!”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稳定市场物价的尝试
自今年5月以来,廊坊市一商系统建立了13家标准价、最低价商店
本报记者 张雅心 江绍高
照片上的这家最低价商店,坐落在河北廊坊市新华路东侧。在这里,同一商品,同一规格,同一时间,同一市场,价格最低。自今年6月17日挂牌以来,对廊坊市市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顾客盈门。今年6—8月,几名职工的小店,营业额达117.8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倍,利税增长43.6%。
这是廊坊市一商系统稳定市场价格的一招。廊坊市可算一个新兴的卫星城,到北京、天津的距离差不多,60公里左右。物价很容易受到大城市的影响。今年春天,市长明确提出,要想办法控制物价指数,市一商系统的领导就琢磨开了,国营商业在平抑物价中如何起模范作用。他们进行市场调查,有一点很清楚,现在的商品进货渠道多,价格很乱;再加上一些人、一些单位乱涨价,迫切需要主渠道对商品有一个公正的价格。于是,他们决定在市、区、县选择经营商品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职工素质好、经营管理有较好基础的11家商店或商场,建立标准价商店,两家货源有保证的商店建立最低价商店。实行标准价的商店,对国家统一定价的工业品严格执行规定的出厂价、进销差价和地区差价;对国家实行指导价格的工业品,严格控制进销差率,只下浮,不上浮;对企业自行定价的商品价格,限于同一市场内的中下水平。
这是一项很不简单的工作,这13家商店在物价管理部门的帮助下,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对所经营的针、百、文、纺等50类、13000种商品进行严格核价、审价、定价。
当然,要办好一件事并不容易。建立13家标准价、最低价商店,反映也不一。消费者很欢迎,有国家这样的商店镇着,买东西心里有个准。也有人说是兔子尾巴——长不了,道理是:东西卖不出去时可以,抢购风一来,你就搞不下去。有的同行也有意见,廊坊就这么大地方,你卖多了,我就得少卖,这不是存心出难题。也有群众半信半疑:你那是不是最低价,莫不是糊弄老百姓。还有的故意拣出一两种商品把价压得低低的,看你最低价商店受不受得了。
一商系统的领导和这13家商店的经理们,仔细地研究过这些问题:第一,建立标准价和最低价商店,目的是平抑物价,国营商业是流通领域的主渠道,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能力,一定要坚持下去;第二,说到做到,不搞花架子,取信于民;第三,公平竞争,不与同行斗气,平抑物价不等于专做赔本买卖。
几个月的实践证明,一商系统的尝试者们的指导思想和作法是正确的,他们赢得了信誉。有位老大爷想买一个落地扇,来到市家用电器公司展销部,看了又看,但他怀疑不是最低价,又到市里其他商店转悠,最后还是转到家电公司展销部,对售货员说,我转了一大圈,还是你们店的价格最低。他请售货员帮助挑了一个,高高兴兴买走了。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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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探矿人的精神
——记湖南省地矿局四零五地质勘探队
本报记者 吴兴华
在武陵山区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山山水水间留下了一支地质勘探队辛勤的足迹和汗水,那就是湖南省地矿局405队。
建队31年来,405队在武陵山区建立了非凡的业绩:发现矿产56种,探明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达200多亿元。1980年,地矿部颁发嘉奖令,授予该队
“为地质找矿做出重大贡献地质队”的光荣称号。1985年,在全国地矿系统第二次评功授奖大会上,该队又荣获一等奖。1988年,国务院授予该队“民族团结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境内层峦叠嶂,山雄峰险,地广人稀。在武陵山区找矿,要翻山越岭,攀悬崖,爬峭壁,时常数天见不到人烟。地质队员经常吃干粮,喝凉水,睡稻草堆、包谷壳,有时就露宿山头、崖檐。钻探地往往在离公路数十、上百公里的大山上,笨重的设备要靠肩扛人抬才能搬上山。405队的地质工作者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矿种,探明了一处又一处矿藏。
锰矿是国家急需的矿种。1966年2月,共产党员、地质工程师吴积贵听到邻省的同行在贵州震旦系地层中找到锰矿的信息,也想在湘西的震旦系地层找到锰矿。这年3月1日,野外工作期未到,他便带领7名地质工作者冒着初春的严寒,到有震旦系地层的凤凰县、花垣县找锰矿。他们挑着寻矿工具和行李,翻山越岭,涉河过溪。每天天不亮出发,天黑时,走到哪里歇到哪里。有时,找不到村庄,就睡在路旁的稻草堆里,睡在山上农民存放包谷壳、包谷秆等物的茅棚里。一次,在花垣县民乐镇响水村,吴积贵不慎从40多米高的悬崖上摔了下去,幸亏中间有棵树拦了一下,落到坡坎上,昏迷过去。一醒过来,他忍着疼痛,拄着树枝朝前走。后来终于在民乐镇境内发现了锰矿石。队部决定立即勘探。汽车运送勘探设备只能运到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城,从松桃到民乐镇还有60多公里,不通汽车,全是崎岖山路。吴积贵等人靠着两只铁肩膀、一双铁脚,翻山越岭,将勘探机具一件一件运进山。很快,他们就探明民乐镇一带的锰矿储量为2900多万吨,是我国少有的大型锰矿。不久,民乐锰矿被中央列为重点开发项目,被开采、利用。
405队的地质工作者们不仅在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工作,还坚持勤俭办地质事业,千方百计为国家节约开支。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来,他们为国家节约资金219万元。
地质队有许多辅助性强体力工作,如设备搬迁等,按规定,可雇请民工承担。405队的地质工作者为了节约开支,把大量的强体力工作主动承担起来。1987年8月,凤凰汞岩芯仓库需搬迁,请民工要花6000多元搬运费。队长张攀华、党委书记刘吉祥带领50多名队部科室人员,冒着盛夏酷署,连续苦战3天,完成了7000多箱岩芯的搬迁工作。
405队的相当一部分地质工作者来自上海、浙江、广东等较发达的省、市,其中不少来自大城市,长年累月战斗在大山沟,把自己的青春、才华和力量献给了地质事业。他们来的时候风华正茂,经过长时期的野外地质生活,如今大都两鬓成霜,但仍然对野外地质工作恋恋不舍。4分队主任工程师、共产党员庄汝礼,生长在青岛市,1956年毕业于南京地质学校,1965年来到405队后,一直从事野外地质勘探工作,先后找到排吾杉木村铅锌矿、大庸镍木钒矿、桑植煤矿等多处矿藏。铅、锌,是国内、国际市场紧缺的金属。花垣县境内的铅锌矿床,面积达100多平方公里,不少国内的地质工作者和苏联专家都先后到该区工作过,评价是:“只有星星,没有月亮”。1979年,庄汝礼和彭国忠、舒见闻来到这里勘察、研究。经过2年的野外观察和室内研究,他们认为北部区可能存在富矿体。经过八九年的奋战,庄汝礼等人终于探明李梅矿区是一个大型铅锌富矿床。
405队的地质工作者历尽千辛万苦找到矿藏,当他们看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矿业发展起来了,很高兴。正如有的工程师讲的:“我为国家、人民造了福,没有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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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土地上的新思维
——记总后嫩江基地农场“双承包责任制”
陈秋中 李德金
初夏,我们踏上广袤的北大荒黑土地,走进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嫩江基地农场。
嫩江基地是全军最大的军办农场,拥有44万亩耕地,机械化程度高达90%以上,人均种地120多亩。
基地主任郑完植(相当于总场场长)和政委贾润新(相当于总场书记)相互之间没有牢骚和埋怨,相处十分和谐。他们下属的8个场的场长和政委之间的关系也相当融洽。他们告诉记者,这主要得益于基地实行了场长、政委双承包责任制。
(一)
1988年元月,在总后召开的全军军办农场场长承包责任制推广会议上,嫩江基地主任郑完植和政委贾润新的心情都很不平静,既兴奋,又有点担忧。
对部队的思想状况,郑完植是清楚的。近几年,每年来的新兵中,几乎有60%的人觉得当庄稼兵丢人。有的甚至说:“如果早知道是种地,叫我父亲来好了。他劲比我大,又懂技术。”还有的说:“在这荒凉的黑土地上,就是扒金子,我也不情愿。”
要转变他们的思想,稳住军心,没有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行。显然,场长的本事再大,也难同时挑起生产经营和政工这两副担子。
久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委贾润新,赞同结束党委包揽行政事务的现状,但又感到,如果对各场政委在具体责任上没有一种特殊约束,仅靠自觉,政委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心就会慢慢淡化,或者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经营会成为两张皮。
回到基地后,他们组织党委成员围绕如何贯彻推广场长承包责任制开展讨论,统一了认识:场长承包责任制没有模式,不能简单地照搬执行,要根据实际,有所创造。
如何创造呢?上上下下开了16次座谈会,办法终于被“逼”出来了。
基地下属的8个场全部实行场长、政委双承包责任制,场长、政委同时在承包合同上签字画押。基地主任和政委共同向总后负责,8个场的场长、政委共同向基地负责。经济效益达到或超过预定目标,场长、政委同时受奖,否则,一起受罚。
(二)
场长、政委双承包责任制这个改革新生儿在嫩江基地呱呱坠地后,使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经营找到了最佳结合点,黑土地上主人们的整体效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
政委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感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因为摆脱了大量行政性事务,更能静下心来思考,把工作抓到点子上。
基地共有近2000名党员,接近总人数的一半。可是过去,党委却没把主要精力放在党的建设上。党的工作是想起什么抓什么,使党员队伍的作用没得到应有的发挥。
从1988年起,这种状况开始发生转变,党委把工作重点放在党建上。支部每月、党委每半年上一次党课,每年进行两次党员轮训,加强了党员教育;党员每月向支部汇报一次思想情况,党小组每月、支部每两个月、党委每季开一次生活会,健全了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在党风建设上,实行逐级负责制,一级抓一级。很快,党的队伍先变样了。
党员能发挥作用,人心又很稳定,场长指挥起生产来,可顺手啦。
去年,“老天爷”不作美,风不调,雨不顺,出现了“春难种、夏难管、秋难收”的局面。邻近一些农场的不少地种、管、收都出了问题,但嫩江基地的地不仅全部种上,而且管、收都搞得不错。
尽管气候一直极其恶劣,可战士们没有装孬的,常常是一日三餐在地头上吃,从早干到黑。场长们始终可以一呼百应。有人感叹:如果没有思想工作做保证,在这种时候,有人说自己头疼干不了重活,你只能干瞪眼。
春秋两个忙季里,战士平均每人每天从汽车上扛上、扛下的种子、化肥、粮食就有1万公斤。
(三)
有政委分忧,场长可以一心一意抓生产经营。对此,基地主任郑完植的感受很深。
1988年前后,周围农场兴起了办厂“热”。一些好心的人也劝老郑办十几个工厂,提高基地经济效益。
办厂应该,但怎么个办法?老郑有足够的精力考虑。他发现附近的农场虽然办了10多个厂,看起来热闹,但由于受能源、原材料、运输等方面的限制,效益很差。厂没办好,地却荒了不少。
他算了另一笔账:基地有44万亩地,1亩地多收入1元钱,就是44万元。花500万元办一个厂,效益好,年利润也不过如此。
最后,基地作出决策:先把地种好,挖掘土地的潜力,在此基础上再办厂,不贪多,办一个成一个。当年,基地拿出400多万,建起了四座粮食烘干中心,每小时可烘干粮食90多吨,为避免粮食损失、增加经济效益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同时,基地还精心办起了一个浸油厂,去年9个月获利200多万元,比附近的有农场的10多个工厂的总收入还多。
场长、政委双承包责任制,使嫩江基地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精神和物质丰收。
去年,嫩江基地被中央军委政治部评为培养两用人才先进单位,被黑龙江省评为抗灾先进单位,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大灾之年,粮豆总产达7300万公斤,亩产高出邻近农场40公斤左右。全基地总收入首次突破4000万元,比1984年至1987年4年收入的总和还多210万元,战士人均创利超过1万元。
今年,庄稼长势比去年更加喜人。他们正用智慧和汗水迎接更大的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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