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崛起中的中国科学技术
——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对科技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本报记者 蒋涵箴
当前，几乎所有的国家，不管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国家，都在急切地检讨既往，筹划未来，寻求兴旺发达的新路。尽管各国历史不同，现状和民情各异，结论都是共同的：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去推动社会文明和经济的发展，除此，没有别的出路。
在依靠科技进步方面，40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成就？今后有些什么打算？为此记者访问了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一穷二白地基上建立科技大厦
宋健本人也是一位科学家，从事过国防科技工作。他深有感触地说：40年来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创造了与时代相映益辉的业绩。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组织专家制定了我国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决定把航天技术，原子能技术、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无线电等6大关键技术和工程作为重点目标。这一决策的全面实施为我国尖端技术和高技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并带动了一系列现代工业和新技术产业的崛起，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使一个贫穷落后的民族跃升到能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相伯仲论高低的地位。
60年代，在老一代科学家的带领下，我国发现和建立了大庆等一系列新石油基地，使中国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石油产量从解放前年产30万吨达到1988年的1.37亿吨，增长了450倍。60年代以来，我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大型运载火箭，发射了一系列科研和应用卫星。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研制和发射的通讯卫星已连续5年忠实可靠地为全国人民传送每日电视节目和为广播通讯事业服务。我国的航天技术能与世界先进水平论高底。这是党中央正确决策的结果，是科技界、广大工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心协力、艰苦奋斗的结果。这些历史性的成就对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带动现代工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八亿农民对科学技术的觉醒
宋健异常兴奋地谈到了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他说，现在所有的农作物品种已数代更新。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亿吨提高到1988年的近4亿吨，肉类产量从1949年的220万吨提高到1988年的2200万吨，这保证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稳定的食物供应。这其中蕴涵了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为祖国为人民的伟大奉献。今天，在农业科学的很多领域中，特别在水稻、小麦、油菜、棉花等作物的新品种选育和杂交技术方面我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荣获国家特等发明奖的“籼型杂交水稻”新品种，使每亩增产20％到30％，现已推广12亿亩，每年增产300亿公斤。这项技术已转让到美国，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为此中国和中国的科学家获得了“杂交水稻之父”的尊称。
我国8亿农民对科学技术的觉醒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记者请宋健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绝不能重复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在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上，让农民破产，大规模地涌进城市，在充满失业威胁的雇佣市场上受煎熬。近几年兴起的以科技开发为主流的乡镇企业标志了中国农村的新生。1987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已达4600亿元，第一次超过种植业的产值，有8000多万农民转移到工业领域，做到了
“离土不离乡”。
古老的农村自然经济状态转向以科技为支柱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正确方针指导下再上层楼
当谈到80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宋健特别强调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发展科学技术提到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地位，这是一个民族的伟大觉醒。没有科学思维，我们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不会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一进入80年代，我国政府就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明确了科学技术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振兴国民经济。中国科技工作者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从1982年到1987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04倍（按可比价格），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长了96％。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在工业、交通运输战线上，正在全面改造传统产业，用新技术和新装备武装了大批企业，新建立了许多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工矿企业，使我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加强。现在有100多万科技工作者，在实施旨在发展地方经济的“星火计划”、“丰收计划”。
他说，1987年，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我国开始执行一项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在生物工程、空间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和新材料等几个最主要的高技术领域，组织精干力量，给予较大的投资，旨在跟踪世界发展潮流，争取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经国务院批准，198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火炬计划”，其目的是为建立和发展新技术、高技术产业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支持和鼓励科学家把新技术、高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向国内外提供新的商品。
宋健同志强调，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同时在三个层次上工作：直接为当前的经济建设服务；跟踪和发展高技术；加强对当代基础科学前沿问题的研究力量。
采访结束时，宋健满怀信心地说，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国。中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已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在许多领域里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与50年代相比，我们有可能集中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中国的科技界充满信心，能够也必须在上述三个方面迎接挑战。
历史将证明，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我们能够在三个层次上取得无愧于时代的新胜利。
（附图片）
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国防科工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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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同共和国一起前进的科技大军
本报记者 王友恭
建国40年来，我国自然科学技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支日益壮大的队伍
建国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既定国策，我国的专业技术队伍得到了很大发展，现在已建立起一支2000多万人的专业技术大军。
解放前，我国高等学校毕业生仅18万，科技人员约5万人。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更少得可怜，科研机构只有30余个，涉及领域很少，现代科技研究几乎是空白。
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开始时，我国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农、卫、科、教）已增加到42万多人。据国家人事部最近的统计，全国已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182.4万人（其中事业单中有1222.3万，企业中有818.8万，机关中有141.3万）。全国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80万人，中级专业职称的500万人。通过推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他们争做贡献、多出成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全国最大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在1949年底建院时仅有科学技术人员300名，其中高级研究人员112人。而最新统计表明，该院100多个单位中已有专业技术人员5.6万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1.2万人，为建院之初的100多倍。全国大陆解放时，国民党政府农林部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寥寥无几。而到1988年，全国独立农业科研机构已发展到1130多个，拥有职工12万多人，其中科学家、工程师3.5万多人。
中国的科技力量，在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就是对发达国家也具备了不可忽视的挑战能力。他们都有强烈的爱国之心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赵忠尧是世界上最早观察到正负电子对产生的科学家之一。当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的时候，他正在大洋彼岸。炽热的共和国之恋催他早日登程返回祖国。他说：“一个人在国外做出成绩只能给自己带来荣誉，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现国家富强，还得回国身体力行。”为了给共和国提供一台可以进行核物理试验用的加速器，他前后花了好几年时间到处奔波，终于购齐了可以安装一台加速器的必需器材。然而，他在返国途中却以“携带
‘原子秘密’回共产党中国”罪，被捕入狱。在死神的威胁面前他不改爱国之志，经过斗争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主持造出了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培养出一批为我国的核事业作贡献的人才。建国初期，像赵忠尧这样义无反顾、返回祖国的科学家为数可观。他们中不少人都成为我国科学园地的开拓者，被人们尊崇的学科泰斗。
继1966年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之后，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一批青年科学工作者开始了猪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的研究。然而，“文化革命”的狂风恶浪使他们的研究再无安宁之地。但为了使中国人在这项研究中不落人后，即便造反派的喇叭声震动着实验仪器，大字报糊严了工作间的窗玻璃，他们照样潜心钻研。不间断的探索终于换来了“奇迹”——在十年动乱中，我国许多学科与世界水平差距拉大的情况下，他们的研究却能一直处于该学科的前沿，与国外同行相匹敌。
中国科学院从1978年以来先后向34个国家和地区派出访问学者、进修人员和研究生6000余人，到1987年初，学成回国的已近4000人。即便在今年6月初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之后，也有相当一批留学生毅然按时返回祖国。这正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献身于人民事业的情怀。
得力的措施促进人才迅速成长
和人民共和国同命运的我国科技队伍，它的发展当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十年动乱造成了我国科技队伍的断层。为了最大限度地弥补这个损失，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及时恢复高考择优录取制度，并提出要把一批重点大学办成教育和科研两个中心。高等院校科研工作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人才培养。
近10年来，国家在科技战线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效地促进了科技队伍的发展壮大。
从1981年正式开始实施的学位制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各行各业的有志青年刻苦攻读、攀登科技高峰。一大批优秀地青年科技人才迅速地成长起来。一批年轻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的涌现，使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断层”现象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到1988年底，我国已授予硕士学位11万多人，授予博士学位2900多人，超过同期在国外学成回国的博士生人数。这标志我国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批开放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是近10年来我国科技人才培养工作中又一项带有战略意义的大事。1984年以来，国家集中投资在中国科学院、产业部门和高等院校建立的数十个高水平的实验室，覆盖了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和农业、能源、交通、通信、机械、电子、新材料、医学、环保等重要领域的相当大一部分前沿和边缘交叉学科。
高水平的研究工作提高了研究人员的素质和人才培养的质量。近5年来，仅在高等院校中建立的37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就已推出学术论文2000多篇，每年都为科研和生产部门输送近千名硕士、博士。
为加强科学发展的纵深配置，保证基础研究的稳定发展而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为全国学有专长的人才成长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和广阔的活动空间。3年来发放基金近4亿元，先后择优资助约一万个项目、近10万人次。青年科学基金的设立和有选择地资助全国性青年学术交流、青少年科学教育活动，为我国科技后备力量的成长和优秀青年科学工作者脱颖而出创造了方便条件。
1984年以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国务院同意的“优先提高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待遇”的做法，更是从物质到精神上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有突出贡献的专门人才的爱护与尊重。几年来，已先后三批评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2200多人。他们中有重大发明的获得者，有在基础科学研究中摘取皇冠上明珠的人，也有在大工程的管理工作中成绩卓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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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国科技发展40年
科研机构从30个发展到5000多
解放前我国的科研机构只有30余个。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同时，各产业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组建科研机构。1955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达850个。到1987年，全国县以上部门属的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5568个。年度经费支出108.47亿元。另外，省以上全国性自然科学学会138个，他们所属分科学会1571个，参加国际学术组织261个。同时，通过中国科协和中国科普协会，在全国形成了科普组织网络：全国性科普团体5个，省级团体79个，县级学会2.95万个。厂矿和乡镇科协各为4278个和47557个。
40年来，我国已形成一支庞大的、有相当学术水平和攻坚能力的研究队伍。这支科研力量，在发展中国家里具有一定优势，某些领域已可同发达国家相抗衡。
（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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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国科技发展40年
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国际科技交流
解放前，旧中国的科技国际交流很少，只有一些零星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科技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官方、民间、双边、多边各种渠道开展广泛的合作交流，从而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国际科技合作新局面。
目前，与我国进行科技交流的国家和地区已达一百零八个，与我国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或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协定的国家或地区有五十七个。各部门、各地方属科研机构，各高校和工矿企业等与国外对口单位的合作与交流更为广泛。
仅一九八八年，我国与各国的科技交流项目达一万三千三百余项，比一九七八年增长十一点六倍，交往人数三万八千三百余人，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五点八倍，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人员四千五百余人次，比一九七八年增八倍。 （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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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获奖成果创经济效益1800多亿元
我国科学技术发展40年来获得了累累成果。从1963年到1988年，全国共登记重要成果3万余项。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励的成果7000余项。1978年到1988年获国家级奖励的5118项，其中获国家发明奖的1858项，国家自然科学奖377项，国家科技进步奖3000余项，这一阶段获省、部级奖励的优秀成果80851项。据不完全统计，获国家奖励的5118项成果可增收节支达1800多亿元。在“六五”和“七五”计划头三年，农业总产值增长量中，科技进步的因素占30—40％。 （柯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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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大宁学校德育衔接起来
——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袁采一席谈
本报记者 萧关根
大学和中学的德育工作应该衔接起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解决，两者一旦脱节就有可能对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这是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袁采调查研究大中学生思想状况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中学：政治教育薄弱影响大学生素质
袁采首先介绍了重点中学高中学生的心态。现在的重点高中学生多数是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孩子，家庭很重视智力投资。家长的思想倾向对子女毫不保留，对他们影响很大。很多学生追求成名成家，然而光有职业理想，缺乏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有的学生把人生归结为“三级跳”：一跳，进重点中学；二跳，进重点大学；三跳，出国留学。至于为什么要三跳，并没有仔细想过。
他们很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有忧国忧民的意识，希望将来做一番事业，但往往崇尚自我，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脱离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有位女学生说：“我最崇拜自己，我就是心中的上帝。”他们要求别人尊重、关心自己，却很少关心别人。高中学生在心理和思维方式上，善于独立思考，要求平等探讨，然而思想片面、偏激，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他们性格开朗活泼，思想解放，喜欢丰富多采的精神生活，不过往往感情冲动，幼稚脆弱，经不起批评和生活中的小挫折。
袁采说，由于近几年来忽视思想政治和理论教育，没有明确提出应当培养学生具有哪些基本政治观点，造成高中学生思想政治观点和立场方面的5个不足：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认识不足，对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认识不足，以及对我国的国情和历史认识不足。
具有这些思想状况的高中生，一旦进入大学，摆脱了升学竞争的束缚，加上大学比中学更加开放的环境，如果再不加强德育工作，就有可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学潮中迷失方向。
大学：偏爱高分考生误导中学教育
大、中学校培养目标的一致性是由社会主义教育所决定的，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大、中学校共同的责任。
上海每年有近一半的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在高考指挥棒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大学挑选什么样的学生，对中学的德育工作以至整个教育起着政策导向的作用。
袁采主张，在中学保送学生和大学挑选学生时，应首先考虑思想政治素质。近几年有些大学指名道姓要某中学的某个学生免试直升，各项竞赛中的佼佼者成了一些重点大学争夺对象。他们设的奖学金少则一百多元，多则三四百元，大大超过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奖金额，可是享受这种奖学金者不少是只有一门之长的学生。
结果是，一些不问政治的学生因为学习成绩好得到直升，而学生党员、市三好学生反而被冷落。怪不得有的学生说：“还是只钻一门合算，要什么全面发展。”
袁采建议，凡在校期间被评为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高中生，有优先免试保送的资格；同时，对于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及格者不予毕业，不能报考高校。
大中学校：亟待形成德育系列
1986年以来，“上海市中小学德育大纲”和“上海市中小学学生行为规范”开始试行，1988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全国中学德育大纲”和“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这是我们进行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重要依据。他建议在大学低年级学生中仍然应该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如果能颁布“高校德育大纲”和“大学生行为准则”，那就更好，可以形成系列。
上海市已形成了高中阶段社会实践的系列要求：高一军训，高二参加农村生产劳动，高三进行社会考察。他设想，高校在社会实践方面能否衔接起来，新生入学进行军训，二、三年级参加农村科技普及和扶贫劳动，三、四年级进行社会考察并尝试提出改革建议。让青年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在向工农兵学习的过程中真正解决走革命化道路的问题。
在政治理论课方面，现在该市高中阶段开设了“科学人生观”、“经济常识”、“政治常识”等课程，作为启蒙性的教育内容。大学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加深教育。大学和中学要共同研究，对学生应给予哪些政治理论方面的教育，哪些在中学讲，讲到什么程度，哪些在大学讲，要形成科学的系列，以帮助学生形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高中阶段学生每周的活动都是由学校安排，日程较满，班主任指导得比较多；而大学强调学生要自立、自律。
所以，中学生一进大学感到无所适从，不知学习上怎么安排，有了想法也找不到老师和辅导员反映。他们说，老师上完课就走了，辅导员有时只来打个招呼，一个星期见不到一次面。
看来，一方面，中学阶段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自理能力，另一方面，对一、二年级大学生，大学要管得多一点，辅导员要多花点精力。
加强学生干部的培养是做好管理衔接的重要一环，进入大学的学生中，在中学担任学生干部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袁采说，对这些学生有必要继续进行培养、考察、使用，充分发挥他们在管理班级、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团组织活动以及建立党章学习小组方面的作用。
配备好辅导员是大学新生的迫切要求。上海在调查应届高中毕业生时，提出过这样一个题目：“你希望大学的辅导员是什么形象？”回答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平易近人，是朋友、老师、家长三结合的人，能体贴学生，作风民主，理解尊重学生；其次是要有高深的专业知识，有口才、善于引导、敢于指出缺点、不偏心；第三是性格开朗，富有正义感。
袁采最后说，大中学校德育衔接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提一些建议或者领导部门作个决定就能解决的，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建议成立一个大中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联系制度，共同研究衔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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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美玉和人工晶体植入术
本报记者 艾笑
卢嘉锡先生认为今年的春天特别明媚，是有原因的。这些年，白内障在毫无顾忌地吞噬着这位公务和学术活动十分繁忙的老化学家的视力，最后竟使他的右眼完全失明了。3月，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李美玉教授为卢老做了“白内障囊外摘除伴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术后刚揭开纱布，视力就达到了0.9。随后，每次测视力，都愈来愈好。
精干而又十分平和的李美玉告诉记者，从1983年9月至1989年6月，她和同事们完成“白内障囊外摘除及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242例、260只眼。其中对172只眼做了1至4年以上的随访。效果是：矫正视力在0.5以上者达95.15％，其中1.0至1.5者达79.39％，并发症很少，疗效稳定。
记者请教别的眼科专家：李美玉的手术属什么水平？回答是：国际先进，国内领先。
老年性白内障是当前主要致盲的眼病。调查发现，我国的盲人中33.09％是由白内障所致。全国现有双眼盲人450万，单眼盲为双眼盲的一倍。因老年性白内障致双眼盲的，全国现有100多万人。
1954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的李美玉，经过30多年眼科临床，深知目前还没找到治疗白内障的有效药物。传统的治疗方法是待其自然成熟后摘除。但是，术后的眼睛如同照像机失去了镜头，视物不清，必须配戴1200度的远视眼镜；可从眼镜中获得的矫正视力，周边总有一圈环形暗区，还使物象失真变大；如果是单眼手术，由于两眼视力不平衡，痛苦也不少。
近几年，国外治疗白内障，最先进的是采用囊外摘除及后房型植入人工晶体术，可以达到迅速恢复视力、周边视野正常、也宜单眼治疗的目的。李美玉想：中国经济条件有限，不能照搬外国的做法。这些年，她在一台旧的低倍显微镜下飞针走线，想许多穷办法完成的一例例“白内障囊外摘除伴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不断引起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其手术费用远低于国外同行。许多国际会议邀请她去介绍经验。
如今，北医大一院眼科能娴熟地做这种手术的医师已有6人，为此，58岁的李美玉尤其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