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不忘太行
——北京制药厂发扬革命传统纪实
何秋荣 张明旺 罗同松
一
在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北京制药厂的3680多名职工没有1人参加打砸抢烧，没有1人罢工停产。5月中旬街上最乱的时候，许多职工步行上班，坚持生产。6月4日凌晨，当戒严部队某部官兵被冲散受围攻时，骄傲地自称“北药”人的田少清、杨捷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被暴徒殴打昏死过去的战士郭永泉抢救出来。郭永泉伤愈后，田少清、杨捷夫妇又将其护送归队。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部队许多官兵被暴徒打伤，“北药”人加班加点，为部队赶制了大批药品。
戒严部队某部是1939年在太行山与“北药”同时诞生的。8月1日“北药”举行50周年厂庆时，到会祝贺的这支部队一位军官说：“‘北药’人完完整整地继承了太行传统！”
二
1939年，八路军总部卫生部制药所和129师卫生部制药厂合并，得名“利华药厂”。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药厂职工怀着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无畏气慨，凭着一口铁锅和一具石臼，转战太行，在马背上制出各种药剂，源源不断地送往各个战场，救护了我们的民族精英。
1949年，利华药厂迁入首都，更名北京制药厂。进入首都的第一天，当时的厂领导便在会上响亮地提出：环境变了，厂名变了，管理体制变了。但是，千百万人流血牺牲创造的“坚决跟着共产党，打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太行传统不能变！现任厂长乔俊峰1984年上任时就说：我最相信的是人。受太行传统熏陶的人，是能够无坚不摧，创造无限价值的。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乔俊峰提议将太行传统具体化为4个方面，即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励精图治的拚搏精神，艰苦创业的奉献精神，救死扶伤的服务精神。1986年到1987年，乔俊峰先后组织多批人员跋涉太行，寻根溯源，接受教育。
访问太行的人来到当年利华药厂的遗址，了解到今天跻身于国家二级企业的“北药”厂当年竟是5孔窑洞时，都感动得哭了。他们还访问了40多位“老太行”，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编写了10万字的厂史，发给全厂职工人手一册。“北药”还拍摄了《太行的光辉》录相片，建立了厂史陈列室。凡有新职工进厂，第一件事便是给他们上厂史课，参观厂史陈列室和看录相片。凡有集会，全体职工必定要高唱厂歌：“巍巍太行，闪耀着光芒……”1988年，“北药”被评为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
三
热爱共产党，是太行传统的精髓。这种传统，正在新一代“北药”人身上发挥作用。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许多职工不信谣传也不传谣。有位工人说：“党的声音最可靠！”副总工程师邱庆安是归国华侨。1970年进厂后，一直默默无闻地负责产品选题、定题和情报信息。他父亲在国外有一笔十分可观的遗产，需要他这位唯一的继承人前去继承。他说：几十年来，共产党为全民族的解放流血牺牲，才有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炎黄子孙，我怎么能在祖国的用人之秋跑到国外去建安乐窝呢？我应该继承的是太行传统，扎根祖国，献身“北药”。为了开发新产品，他到29个省、市捕捉信息，阅读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却从未游山玩水一次。他与其他同志一起，仅1987年就选题、定题103个，新产品上报46个，批回生产31个，获产值1072万元。
四
《太行的光辉》录相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日夜拉磨压碾，唯一的毛驴累死了，大家只好轮着推碾。饿了，抱着碾棍啃冷馒头；困了，打着盹儿脚不停。许多同志劳累过度，小腿韧带损伤，抬腿就觉刀割地疼，但没人有一句怨言。他们虽然没有一人参加长征，可是推磨压碾，每个人都不止走了二万五千里。如今虽说有了现代化设备，但是，工人们依然保持了拚搏劲头。6月5日，戒严部队急需葡萄糖注射液，工人们便加班加点，一天生产了2万瓶。
1986年，厂里有个生产车间扩大、搬迁，单是搬迁费就得100万元。职工们吵嚷着：“成天讲奉献，难道我们不能再苦一点累一点，省下这100万吗？”有位工人拍着厂史书说：“这上面写着哩，在太行时，我们的老前辈南征北战，都是人拉肩扛，今天，我们也自己干！”平时只能承担中型维修任务的机修车间工人领命而去。没有大型吊装设备，他们像当年的“北药”人那样手拉肩扛。最后工程中，流量计的转子意外地被卡住了。顿时，50吨立升贮罐中的部分液化气充满现场。难闻的气味，使人涕泪俱下。然而，工人们没有一个后退半步，而是沉着冷静、齐心协力、排除故障，提前保质完成了任务。外单位一位工人说：“‘北药’人黑夜白天挺着干，一点额外奖金都不拿，真不简单！”“北药”人回答：“我们的厂史里面，有光芒四射的太行精神。”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专论
论“三个不可低估”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薛驹
经过今年春夏之交的学潮、动乱到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党中央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任务，更加突出地提到了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面前。如何学好理论，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这几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值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邓小平同志讲：“要针对新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新的实际是什么？从全局、从大的方面来说，不能不联系当前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问题，也就是江泽民同志讲的“三个不可低估”：不可低估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对我党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对党的建设造成的破坏；不可低估赵紫阳同志的错误在党内造成的混乱和对实际工作的损失。我们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应当紧紧围绕这些实际进行深入的研讨。
在50年代、60年代，我们对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思想上是高度警惕的。但是近几年来，随着对外开放，随着国际交往、经济合作的不断增加，不少同志只看到友好合作，看不到斗争，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放松了警惕，有的人甚至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因此，在对外开放中，如何抵制这种和平演变，需要研究一些有效的对策。
同样，对于这次学潮发展到动乱以至北京的反革命暴乱，我们的思想准备也是不足的。前几年经过几次学潮，虽已看到各种不安定因素，不能说一点精神准备没有。但这次动乱规模之大，问题之严重，是始料所不及的。这场血与火的教训，才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中国究竟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许多人思想上并没有解决，还要下功夫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去解决深层次的思想问题。
我们还应联系这几年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经验教训，联系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深入思考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更好地结合起来。这几年，我们忙于发展经济，总想上得快一点。但是，在赵紫阳同志的错误影响下，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放松了，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手软了，其后果是，不少党员干部受到腐蚀，社会风气受到严重污染，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理解和正确处理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把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的重大课题。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我们也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并且吸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
我们还要联系这几年党的建设受到削弱的状况，深入思考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保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本色。这几年，赵紫阳同志的错误对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和混乱，我们必须看到它的严重性。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受到削弱，党的政治优势和威信也受到影响。虽然过去我们早就对赵紫阳同志的做法有意见，但我们各级党委也是有教训的。这场动乱深刻地教训了我们，这个党不抓不行了。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用政治工作铸军魂
——记戒严部队某“红军团”
新华社记者 曹国强 陈智强
在首都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中，有一个“红军团”。6月3日进城平暴，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粉碎了反革命暴徒的猖狂冲击；戒严期间，他们又靠政治工作整治部队，赢得了群众称赞。最近，集团军检查评比军容军纪和行政管理，这个“红军团”获总评第一名。
（一）
6月4日清晨，北京的主要街道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被暴徒们点燃的军车随处可见，然而由某部“红军团”守卫的建国门立交桥却是另一番景象：40多辆军车整齐列阵，哨兵们持枪伫立桥头，人群被干部战士拦在警戒线以外。
6月3日晚，红军团进入建国门立交桥后，立即被数万人围住。政治处主任吕连生手持话筒高声喊道：“我们奉命进城是来维持首都秩序的，有问题大家可以提，谁伤害战士，谁就是暴徒，我们将严惩不贷！”与此同时，每个军车上都出现了一位手持话筒的军官或士兵，向人群宣传、解释。
人群中的问题像连珠炮一般飞来。有不明真相的善意求释，也有别有用心的恶意攻击，但官兵们有问必答，平心静气。人群中响起阵阵掌声。
一群暴徒见软的不行，便丧心病狂地一拥而上，妄图推倒军车放火焚烧。许多群众见状齐声高喊：“放下，滚开！”在官兵们奋力阻拦和广大群众的声援下，暴徒们只得将已抬起的军车放下。这一夜，暴徒们共发起了6次大的冲击，都被官兵们在群众的帮助下一一粉碎了。天亮前，暴徒们只得丢下“这个部队真他妈难对付”的叫骂，作了鸟兽散。
为了让群众信服，官兵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啊！5月22日，他们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后，团政治处立即在全团开展了“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他们还将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结合戒严中可能发生的情况，编写出“与群众对话要点”、“复杂情况处置办法”、“文明执勤注意事项”等120个怎么办教材，展开了火热的战前练兵。总政转发了他们的经验。
（二）
靠着坚强的政治工作，“红军团”不仅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还经受住了艰苦环境的考验。
九连是全团的先锋连，出发时全连官兵没来得及吃晚饭，到4日晚上，已30多小时汤水未进，11位战士饿昏在哨位上。连长杨会成眼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急得不行，跑到营里找来两袋半斤装的饼干。一斤饼干，全连几十号人，每人只能分得一小块。第一个分到饼干的是共产党员四班长郭卫东。他见饼干太少，硬说不饿，没有要。再往下分，战士们都不要。两袋饼干又退回到连长手里，连长急了，大声喊道：“吃饼干是为了完成任务，我命令大家吃！”
平息暴乱后最初的6天6夜，全团官兵全部露宿在建国门立交桥下。没有帐篷，没有蚊帐，白天烈日烘烤，夜晚蚊虫叮咬。每逢下雨，不少官兵只得到汽车底下躲避。长富宫饭店领导几次劝他们到饭店里居住都被谢绝。由于喝不上开水，许多同志患了肠炎，有的每天腹泄七、八次，但没有一人离开哨位。三营的37名官兵在由防线警戒改为固定哨的第一天，连续上哨近5小时，8名同志将尿撒到裤子里，谁也没动一动。总部首长到桥上视察时，对他们这种自觉遵守纪律的行动给予了表扬。
（三）
“红军团”的官兵以出色的政治工作赢得了上级的表彰、社会各界的赞许。在一片赞扬声中，干部战士又自觉为自己敲响了防骄破满的警钟。
7月的一天，司机小王驾车执行任务，在天安门广场闯了红灯。有人责备他不该这样，小王却大大咧咧地说：“戒严部队的车嘛，警察不管。”通过这件小事，团党委敏锐地发现，部队中滋生了骄气。他们立即对部队执行纪律、履行职责、自身形象、内外团结等方面进行全面整顿。
7月，酷热，政委巩柱兴、主任吕连生带领机关干部和各营教导员分成两个小组走访了116中学、长富宫饭店和建国门派出所等30多个单位、征求群众的意见。7月中旬的一天深夜，北京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干部樊松山从机场乘车回家，途中路过“红军团”的警戒哨，哨兵查验证件时，双方发生了争执，哨兵将人和车扣留了两小时。整顿中，干部战士严于律己。于是他们驱车几十里专程找到樊松山，当面向他道歉，并作了自我批评。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东方经验
——介绍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
本报记者 晓渡
在街道、农村，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况：当两位几乎要动刀的“仇人”握手言和时，当一对几乎破裂离异的夫妻重归于好时，担任调解工作的人民调解员如释重负，舒心地笑了。这就是被国外人士赞誉为“东方经验”的我国人民调解工作所显示的作用。
建国四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调解工作在不断发展、完善和成熟，成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日益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八年，调解委员会由八十六万多个发展到一百多万个，增加了百分之十六；调解人员由近五十多万人，发展到六百多万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共调解各类民间纠纷近五千万件，相当于基层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收案数的五至十倍；防止可能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六十八万人次。仅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到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人民调解工作具有组织人民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作用，也常常起到基层党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助手作用。人民调解员是一些普通公民，为人公正，能联系群众，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他们虽然“官”无品，职无权，但因为了解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受到群众的尊重与信任，常常被群众看作可说知心话的亲人，显得有职有权。他们信息灵通，能把群众的意见要求、社会上出现的问题和纠纷苗头及时反映到基层领导部门；还能通过调解工作，将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知识，传达群众。吉林省长春市二道河子区东站十委的老调解主任谭竹清，在二十七八年的调解工作中，踏遍了全委五百多户居民的门槛，调解了上百起邻里纠纷，把一腔爱和情洒在那条小巷里，也使那条小巷的居民养成了关心邻里、关心社会、关心国事的当家作主思想。在许多基层单位，都可听到称颂“我们的老调解”的故事，“老调解”们也已成为联系、组织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力量。
人民调解工作被看作政法工作的第一道防线。调解员们通过耐心疏导，说服调解，防止社会矛盾激化，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家庭、邻里的和睦团结。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振兴街的调解主任张东华，担负了二十六年调解工作，使三十六个曾反目为仇的家庭重归于好，使三十四对濒临破裂的夫妻恩爱如初，使四十二个吵闹不休的家庭老少咸和，还防止了十六起可能引发的凶杀悲剧。如果翻阅一下有关调解员的事迹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人民调解员不畏凶险、临危不惧，在纠纷趋于激化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动人故事。由于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把民间纠纷的激化减少到最低限度，防范和制止了某些人因一时的激怒造成刑事犯罪，减少了许多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畜伤亡，增强了人民团结，促进了社会安定。
人民调解工作，也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据统计，这些年来调解纠纷的种类有婚姻、家庭、房产宅基地、邻里关系、生产经营、继承、赡养抚养、债务、赔偿等十余类，其中婚姻、家庭等纠纷数量最大。通过调解工作，把群众从婚姻、家庭及邻里纠纷中解脱出来，把精力用到生产上去。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调解人员素质不断提高。过去，一些“老调解”往往凭自己的威望、经验和社会道德习俗进行调解，有的法律知识较少。随着普及法律常识教育在各地推开，许多调解人员积极学法用法，调解时能运用法律与政策来评判是非，有些调解员还被当地法律顾问处聘为兼职律师。可以肯定，今后“东方经验”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民族团结进步征文
彝乡，不是记忆中那样了
杜中语
1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它支白寨的那次尴尬的经历，还清晰地留在记忆之中；今年我再次来到这里，所见所闻，却使我惊诧了！
1979年，我作为医务工作者被分配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三台乡工作。第一次下乡出诊，就是到它支白寨去抢救十多个患急性肠胃炎的彝胞。去的路上，我心里想：山寨风景一定很美，郁郁葱葱的树木，山顶云雾缭绕，彝胞的生活也是如田园牧歌般的美好。然而，一走进山乡，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却是一片刀耕火种的景象，彝族同胞引以为自豪的核桃、板栗，多年来没有发展不说，反而因管理不善，几乎被砍伐光了。一条条山泉，不是书中所描写的那种清清的小溪，而是被牲畜粪便糟塌得混浊不堪。我带着迷惑走进了寨子。
忙了几个小时之后，大小便急得我心慌。我问同来的公社党委书记杞典亮厕所在哪儿，他告诉我在村头。我找遍了寨子内外也没有见到厕所。又问了几个放羊的少年，他们摇着头只是笑。我实在耐不住了，只好跑在一棵树后，谁知刚蹲下就有五六条狗虎视眈眈地伸长了舌头。我吓得连忙往村里跑，请来老杞做保镖。这对于在县城里长大的我来说，是再难为情不过的了。
蹲在火塘边吃完晚饭后，睡在那破烂陈旧的木房中，丝毫没有“古朴典雅”之感，相反使我的感情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以后的几天，都是为大小便和饮水而发愁。
半个月的山寨生活，使我感触颇多；彝族人民许多生活方式，真叫人不能明白，他们是那样真诚、热情、好客，可又是如此贫困、落后、愚昧，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呢？
核桃、板栗花开了一春又一春，布谷鸟叫了一年又一年。树多了，山绿了，在同彝胞们的接触中，随着月琴、口弦悠悠地声音，10年前那个令人难堪的场面，已在我心中淡忘。
今年3月，为去抢救一个患肺心病的彝族老阿妈，我同三台乡乡长杨正经一起，再次踏上它支白寨的路。小道旁核桃、板栗枝叶相交，刀耕火种的景象不见了，昔日那东一棵，西一棵的林果，已经成园成片。
进入寨子，干干净净的小道、一幢幢新盖的瓦房呈现在我的面前，破旧的木房不见了。待我诊治完病人后，又想去解大小便，便不好意思地请杨乡长做保镖。杨乡长笑着说：“上厕所要什么保镖，房后就是。”我带着疑惑问：“有厕所吗？”杨乡长说道：“有、有！”当他得知我曾因解大小便闹得狼狈不堪时，大笑着对我说道：那是过去的事了，近些年来，这里落实了党的富民政策，整个彝乡大力发展经济林果，群众收入多了，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们都向往着文明、卫生、健康的新生活。现在全乡几乎家家都有厕所，还建起了各类大小水池数百个，70％以上的人饮上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据防疫部门报告，各种传染病已经下降90％。
这时，在一旁的它支白寨的村长郑红亮激动地说：“我们寨子的人，已改变了过去的旧习惯，大家修厕所，把人畜粪便用于农业生产，又节约了开支，还增加了地力；也建造了蓄水池，户户把水管接进了家门。”
晚上我躺在新瓦房里，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治理三角地
本报记者 袁建达
三角地，全名北京崇文门东顺城街西口三角地，面积80平方米。今年4月至7月，这块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每天都聚集500多名外地求职者，演出了一幕幕悲剧和丑剧。但在很短时间内，由于首都军、政、警联合行动，三角地很快得到了治理。
警 报
今年3月以前，三角地还是一块不为人知的城市空地。那时，成百上千的外地求职者从北京站出来，便直奔建国门立交桥下，等待雇主选用。
今年3月，北京东城区政府组织公安、工商、劳动、市容、执法队等部门人员，取缔了建国门非法劳务市场，并日夜派人看守、宣传。
谁知，不到一个月，源源而来的外地民工便选中了北京三八家庭服务总公司所在地的胡同口三角地，人数由最初的几十人迅速增加到五六百人。但是，他们的求职属于“私招乱雇”，不仅不应得到法律保护，而且还要受罚。最危险的是，一些犯罪分子始终盯着三角地，他们把面容较好的女孩子当作自己的猎物，瞅准机会，骗其上当。
三角地出现过流氓团伙的鬼影。几个五六十岁的老头，以帮助介绍工作为名，把外地女青年骗至僻静处，实施犯罪。
卖假药、卖假银元的江湖骗子也频频光临三角地。他们坑骗他人，赚取昧心钱。这当中也有一些不听劝阻、无视政府公告的个体业主开着车到三角地雇人。居住在附近的市民和耳闻目睹三角地内情的人们愤怒了，他们纷纷写信给政府和警方，要求尽快取缔。
行动
7月，酷热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接到上级指令后，迅速组织公安干警对三角地开始清理。在首都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某部听到消息，主动派出以政委武跃庭、参谋长王廷选为首的几百名官兵协助清场。他们军容严整、纪律严明、行动迅速、准确，给地方执法人员树立了榜样。
执法人员包围三角地后，将滞留在那里的几百名外地求职者带到三八服务总公司大院内，逐一审查，耐心教育。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很快被放出去，有的当即表示回老家去。混杂在人群中的少数不法分子却露出了马脚。一个姓白的女人在威严的法律威慑下，供出自己与多人乱搞，非法获利的罪行；一名自称是某报记者的五十来岁男人在此做见不得人的勾当，也落入法网；一个名叫克里木的新疆人在此兜售的伪劣商品，被依法收审。
从7月23日到8月24日，首都军、政、警三方8次联合清理三角地，审查了2000多人，依法收审了其中的16名，清查出一批凶器、反动传单、淫秽物品、假银元、假戒指等。一个长期在非法劳务市场拐骗妇女、进行无耻活动的流氓团伙也被破获。
三角地非法劳务市场被取缔后，执法人员并没有偃旗息鼓。他们吸取几年来非法劳务市场屡禁不止、散而复聚的教训，在三角地树起了醒目的标语牌，把严禁私招乱雇的法规公之于世。
执 法 队
建国门地区社会治安执法队便是在这场硬仗中冲锋陷阵的尖兵。
执法队的十一名成员来自北京市、区公安部门和政府的保卫部门，他们都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在整治三角地前后，他们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娴熟的侦破手段，掌握了犯罪分子的大量作案证据，为准确、有力地打击犯罪活动提供了保证。
4月初，当三角地非法劳务市场刚刚形成时，担任外勤任务的执法队员宿京平、阎玉成就发现了犯罪分子孙某的行动。宿京平和阎玉成掌握了孙老头与一女青年勾搭的证据。经过多次侦察，证实那老头是一流氓团伙的成员。8月中旬，孙某在三角地落入法网。
在执法队，年轻、干练的队长张林、何海石身先士卒。他们和队员们一起啃冷饼子、喝凉水，连续作战，没日没夜地研究情况，制定方案，审查嫌疑分子。何海石的妻子是电车售票员，越是节假日越忙，夫妻难得见面。
执法队的指挥官是建国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郑子春。这位干了40年公安工作，曾任北京东城公安分局副局长的“老公安”，他深沉地说：“为了首都人民的安宁、幸福，我们干公安的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敬老院的歌
湖南省沅陵县军大坪乡政府自1982年建立敬老院以来，不仅关心孤寡老人的吃、穿、住，还组织他们开展文娱活动。瞧，《社会主义好》的唢呐声正飞出老人的心房。
王怀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