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国内新闻)
专栏：群英谱
公仆心
——记北京市房山区窦店村党总支书记仉振亮
本报记者 张书政
老仉瘦了，也老了，身上穿的还是4年前我采访他时看见的那套藏青色中山装。他年逾花甲，一年又难得歇上一天，除非铁打的人谁不见老。
然而，窦店村却返老还童了。村中央建起两条乌亮亮、宽展展的柏油马路，四端连着京石（石家庄）、京周（周口店）公路。路两旁的老土屋挨着臭水坑的旧宅院几乎不见了，盖起不少崭新、美观的二层小楼。这18幢楼，主要靠自筹资金盖的，村里补助10％。共住26户，有两户是党员干部，他们是户归原址的搬迁户，其余都是非党员群众家。仉振亮家仍住在没厨房、没卫生间的老式农村旧房里，院子狭小。
村舍里炊烟袅袅。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在窦店村经联社的简易灶房前坐下来。这是1986年夏，黄华到窦店考察，转了农场、农机站等处，天已过午。
饭、菜备好了。黄华说：“仉振亮，今天我请客，咱们一块吃！”
老仉心里“嘎蹬”一下。他从1956年担任村党支书到现在，凡是因公来村而招待用餐的人，无论是谁，他从不“陪吃”。他皱了皱眉头，答道：“黄华同志，我从来不陪客吃饭，还是照老规矩办吧！”
黄华对老仉不陪吃已有耳闻，现在听本人亲口一说，由衷地赞佩这位基层干部的优良作风，连忙表示：“好，好，我遵守您的老规矩！”
近几年，来窦店考察或谈生意的，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省、市领导，下至企、事业单位职工，“陪客用餐”的邀请不知有多少回，老仉总是婉言谢绝。
窦店村有汉、回、满、壮4个民族，1131户人家。老仉当干部以来，从未端过哪家的饭碗。
春节前夕，正是农村年终分配的节骨眼上。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找到老仉：“仉书记，听说您这儿的砖积压了？”老仉说：“是，少说也压着1千万块”。来者摸出计算器按了几下，又说：“这么着吧，我认识几个书记、科长，都是北京建筑工地上的‘大拿’。一块砖您给他们一厘好处费，再上鸿宾楼撮一顿，当场签合同，包您半月砖净、钱到手。”老仉笑了，答道：“我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您要请的那几位书记、科长，也不会是别的党的！告诉您，我宁可让砖把窑门堵死，也不能办共产党腐蚀共产党的事！”
仉振亮憎恶打着“改革”旗号往自己兜里搂钱的人。他对唾手可得的“好处费”一点不沾；对能给村里增加收入、但来路不正的钱，也拒之门外。他常说：“该办的事，不用吃请，不用拿‘大团结’，我一定给办。不该办的事，你再拉拉扯扯，我也不办。”
窦店村有两本大帐。一本是10年改革贡献帐，记载着1978至1988年该村向国家交售粮、牛、猪、蛋、奶、菜及工业品等一笔笔可观的数字。另一本是村干部近10年个人收入帐。他们的收入在村里每年都是公开评定，在各业劳动者中居“中等偏上”水平。老仉也一直拿这个“中等偏上”。
眼下，许多地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窦店却没分地，地由村里统一经营，搞专业承包责任制。老仉敢走这步棋，是冒着风险的。
早在60至70年代，老仉用了20年时间，带领全村人锹挖镐刨地填平60多条沟谷，平整了全村5200亩耕地，打出50多眼40米深的电机井，修建几千米和几十座地上、地下灌溉设施，又购进几十部农机具。这种“百亩一井、农机配套”的水利化、机械化局面，是老仉和全村人用血汗换来的呀！他们不同意分地，不是反对“大包干”，只是觉得搞改革应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本地区的责任制形式。
但是，这样一来，风言风语不少。有人说，仉振亮是和中央对着干。也有的说，窦店再捂着不分，先处理老仉头，后分地。
老仉顶着巨大压力干了一年多，直到1983年3月，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到窦店考察后对仉振亮说：“你就这么干吧！”“窦店风波”平息了，仉振亮的“风险”也解除了。
其实，老仉这步棋，保护了该村多年奋斗得来的水利化、机械化成果，为该村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加速改革进程赢得了时间。到目前，该村已装备起具有3000多马力的200多台（套）农机具。全村搞粮食的劳力由原来的1200个减少到120个。机械化贯穿农业生产全过程。该村不断完善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已几次调整产业结构，陆续建起“10万只养鸡场”、“出口肉牛基地”和粮食、肉类、服装加工厂以及制药、制砖瓦等28个村办企业。去年全村经济总收入3100万元，集体固定资产总值3500万元，分别比1977年增长30.8倍和44倍。这一切，离开“统一经营”是很难实现的。
窦店村走出了“土里刨食”的传统农业的死胡同，实现种植业与养殖业互补互促和农、牧业与工、商业互补互促的“两个良性循环”，创出农村改革的“窦店模式”。去年6月，彭真同志到该村视察时说：“窦店改革非常好，这种模式我赞成。”国家科委授予窦店村和仉振亮个人“国家星火科技奖”。
窦店村已成为国际友人了解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窗口。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及农业专家到该村考察后表示称赞。去年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人到窦店村录像，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15分钟的《窦店的变革》的电视节目。
仉振亮这个普通中国农民的事迹，被操着各种口音、译成各种语言的人，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传播着。
老仉说：“我从入党宣誓那天起到现在，头脑里一直记着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仉振亮，这个回族农民的儿子，在旧社会饱尝皮鞭之苦。他1955年（27岁）入党，28岁担任村党支书后，立志把村里破、烂、穷的面貌翻个个儿；同时，立下“四不守则”：不吃请陪客、不收礼受贿、不向歪风邪气让步、不多要一分报酬。30多年来，他按此矢志不移。
在老仉的带领下，窦店村党组织近年来多次荣获市、区、乡授予的“模范党支部”、“先进党支部”称号。
第4版(国内新闻)
专栏：
希望在校园
——记北京八中校长、特级教师陶祖伟
本报记者 魏亚南
这里有他的情，有他的爱，有他的青春和历史的责任。37年的教学生涯，陶祖伟依旧陶醉在中学的校园里。
一封来信
1984年，51岁的陶祖伟被任命为北京市第八中学校长。正当他冥思苦索中等学校教育改革从何入手时，接到了一名刚刚考入清华大学的本校毕业生的来信。信中说：当我回忆中学时代的时候，充满了对母校和老师的爱，甚至一想到老师的辛勤和清苦就流泪。但我也充满了恨，恨中学时代失去得太多太多：青春、友谊、爱好和生机勃勃……
捧着这封信，陶祖伟思绪翻腾。八中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每年升学率都很高，岂料受益的学生竟会有恨。这恨使他领悟到，学生需求的不仅是一所理想的大学，还需要美好的青春及个性自由、充分、全面的发展。
陶校长在教代会上宣布了他的教改思路和方案。除了规定的教学内容外，八中又开了5门课：电子计算机、英文打字、科技摄影、电器维修和缝纫，成立了合唱队、田径队和管乐队，还定期在校内过科技节、艺术节和体育节。
开始，有人对此摇头晃脑。一次，合唱队到了练习时间，一位担任总指挥的学生干等不来。他干什么去了？老陶亲自去找，原来“总指挥”被关在教室里补数学课呢。在一旁的老师说：“上大学若是考唱歌，我就让他去。”陶校长批评道：“上大学不考吃饭，难道也不让孩子吃饭！”在陶校长的坚持下，八中的课外课搞起来了。
陶祖伟主张改变习以为常的教育方法，以往专挑学生毛病，现在要发展学生特长，以长补短，扬长避短。这样一来，升学率不但没下降，学生还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
超前意识
那年，去日本考察，陶祖伟向东京一位同行问道：“你们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什么？”
回答：“适应未来时代的国际型人才。”
闻此，陶祖伟怦然心动，意识到我国在教育必须超前的认识上是落后的。回到学校，他对老师们说：“教育的座标也应当是四维的，光有长宽高不行，还要有时间指标。今天的教学要想到学生十几年后的需要。”
为了找准这个提前量，学校订了200多种报刊，供大家阅读，了解和预测将来。他还和老师们共同探讨21世纪会是什么样子，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他特别强调提高学生素质，不止给学生知识，还要教会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动手能力。学校不惜重金修建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实验室，并通过国际交往，开拓师生视野，力求与当代教育水平同步发展。八中同日本东京的东亚学园和美国纽约的麦哈顿技术中心保持着友好关系。
“双 向 成 才”
名师出高徒。陶祖伟适时地制订了“双向成才”的方针，即学生出人才，教师也出人才。
在他眼里，教师不是工具，不能光使用不培养，教师也是具有上进心的人，个性也要得到充分发展。教育学生成才，自己也要成才。他用这一套人才观进行教师培养的改革，制订了一套全新的人事、工资、劳动制度，还在校内实行工作自由选择，由校长聘任，尽量满足每个人的要求，做自己胜任并愿意做的工作。教学上允许有不同风格，提倡教风、教法自成一格。不论启发式还是灌输式，哪套方法能出好学生就用哪一套。特别是一些老年教师，多年“唱马派”，要他改“裘派”，越改越不像，不如来个百花齐放，互相切磋。
他自己再忙也要教课，同大家一起钻研业务。陶祖伟讲的哲学课本，就是他自己编的教材。他鼓励大家带着研究课题教学，出人才，出成果。今年，八中教师的学术论文，得奖的就有17篇，还出版了十几部专著。
对于教学和科研突出的教师，陶校长不拘一格重聘，30多岁也一样被聘任为高级教师。全校破格聘任的教师有20多位。
改革坚定了他对中国教育的信心。陶祖伟的心愿就是办好学校，让后代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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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英谱
共同致富的带头人
——记新疆鄯善县亚喀坎村村长阿不都日木·玉山
邬 明
每当人们看到鄯善县七克台乡亚喀坎村这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就会想起该村的好带头人——阿不都日木·玉山。是他带领全村几十户农民将这个地处绿洲边缘、条件极差的村子，变成了一个粮食由5万公斤剧增到30万公斤，人均收入由150元剧增到1350元，根本改变每个劳动日4、5角钱和人均口粮不足150公斤的面貌。
说起阿不都日木·玉山带领亚喀坎村致富的那几招，乡亲们没有不佩服的。
他的第一招是走科学致富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的春风吹进了亚喀坎村，阿不都日木·玉山看到了前途和希望。他经过反复的实践和研究，摸索出在秋耕冬灌和复播高粱前各施一次底肥，在小麦和高粱浇水前再追一次肥的耕作方法，在全村进行了推广，使全村的粮食生产年年丰收，产量不断提高。良种是粮食增产的根本，在注意养地的同时，他又把目光转向了科学选种。在农业技术部门的指导下，村民精选良种、精耕细作，使全村小麦单产平均达250公斤以上，棉花亩收入达500元以上，甜瓜亩收入800元以上，收到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亚喀坎村也成了鄯善县小麦、棉花良种繁育基地。
他的第二招是治理水源，改善条件。亚喀坎村之所以穷，其原因之一就是缺水。阿不都日木·玉山带领25名年轻小伙子，向村里年久失修、已经干涸的几条坎儿井进军。每年从10月干到第二年2月，从早干到黑，十几年如一日，终于使干涸的坎儿井恢复了水量，日灌量由过去的40亩增加到100亩，基本解决了水源问题，改善了生产条件。
他的第三招是不让一个村民掉队，带领全村各族村民共同致富。亚喀坎村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自然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玉山同大部分村民都富裕起来了，但是，还有少部分村民很贫困，他便主动帮助他们致富。村民乌买尔·卡衣提一家五口人，缺少劳力，为帮助他还清村里欠款，玉山把村里的一条水渠包给他，帮他精心安排管理，使他一年内还清了欠款，改善了生活。回族村民马卫林生病，家里又困难，玉山主动拿出200元让他去医院看病。卫林拿着钱感激地说：“我们的村长比亲兄弟还亲”。在玉山的带动下，现在，亚喀坎村已成为各民族团结富裕的大家庭，各民族相互帮助，互相尊重已蔚然成风。
他的第四招是时刻牢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处处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给农田浇水是一件棘手的事，稍有不公就会引起纠纷，他总是让群众先浇，从不以权谋私。在他的精心安排和管理下，村里从未发生过争水现象。他丰收不忘国家，3年向国家交售公粮、余粮12000余公斤，是应交任务的6.7倍。他苦活、累活、险活冲在前，1981年村里坎儿井严重塌方，他被土方压在下面，救出来时全身到处是伤，但他没有一天不想着坎儿井，病情稍有好转，又去和大家一道掏挖坎儿井。
阿不都日木·玉山的辛勤劳动，得到了社会的公认与赞扬。1988年自治区举行农牧业连续10年丰收庆功表彰会，授予他劳动模范光荣称号。他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他说：“荣誉是人民给的，我要将这作为一种动力，为咱村的群众，为国家做更多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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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英谱
董应烈的内在魅力
本报记者 王 谨
一个人的魅力是多方面的，而董应烈却是一个有着内在魅力的人。
董应烈是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翻译。1985年，他去日本做临时性工作，尽管没有告诉任何一个日本朋友，但消息还是在众多来华旅游过的日本人中传开了，成群的日本人来拜访他。日本参议员滕井恒男先生没有及时得知消息而很生气，向中国的一个日语翻译抱怨说：“董先生在日本四五个月没有告诉我，太遗憾了！”
一个普通的翻译，为什么在众多的日本人心目中占有这样的位置呢？
从外在形象看，54岁的董应烈确实很平常：黑而瘦的中等身材，眼角和额头已开始爬上皱纹。然而他有内在的魅力，在他的胸膛里奔涌着一个中国人对外国客人的友好感情。
董应烈原在东北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60年代初调到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担任日语和朝语翻译。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翻译，老董平时很注意收集报刊资料，收听广播，学习掌握祖国各地的风俗民情、山川河流、名胜古迹等各方面的知识。他的业务愈来愈纯熟了，日本、朝鲜游客遇上董应烈为他们当翻译导游，就像打开了一本中国的百科全书。
每天早晨旅行团出发时，董应烈在汽车上首先向客人道早安，客人风趣地说：“国际广播电台又开始广播了”。接着老董就开始向客人报道国内外新闻。他这种口头“报道”生动活泼，别有特色。比如陪日本团，他就“报道”日本近日新闻：中日围棋赛；中国将派芭蕾舞演员去日本学习；如此等等。每报道一件新闻，车里就响起一片掌声。
如果说，董应烈广博的导游知识，使他对外国游客产生一种吸引力的话，那么他的勤奋和热情，则是他产生内在魅力的主要动因。
去年6月，董应烈陪日本茨城县友好访华团从沈阳到吉林参观。不料旅行团临行那天，他们60人中有20人闹腹泻，医生劝告患者在沈阳治好病再动身，但他们执意要走。无奈，团里只得将不多的软座全腾出来让患者躺着，其他健康者则只好坐在过道里。而作为陪团翻译的董应烈则更苦，他连过道的位置都没有。就这样，他患了感冒。而按预定的日程，旅行团在吉林只有一天的参观时间。为不影响旅行团的兴致，董应烈硬是带病有说有笑地一陪到底。
董应烈是一名老党员。严于律己，是他内在魅力的又一表现。近些年来，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蔓延到了旅游界，私收“回扣”和“小费”的事常常发生，但董应烈从不为金钱所动。他认为，共产党员一定要经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经得住金钱的考验。一次，董应烈陪一个日本旅行团，一路上帮他们解决不少困难。特别是团中有几个客人每天晚上都要针灸，董应烈不顾白天的疲劳，陪客人针灸到十一二点。出境时，团长拿出一叠钱对董应烈说：“这是全团的心意”。可董应烈笑着谢绝道：“最好的纪念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
这就是一位中国翻译的情操。有人说：“老董太傻了，你这样干下去，一辈子也得不到什么。”可董应烈却说：“我所求的是民族的声誉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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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英谱
戈壁种稻“女状元”
——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女农工刘焕奎
欣兵
刘焕奎，48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一团十九连一个普通的女农工。从1979年至1988年10年里，她在重盐碱土地上，在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下，平均每年承包86.1亩水稻，产粮5万公斤。10年来为国家生产了水稻50万公斤，平均亩产584公斤，累计上交利润8万多元，成为茫茫大漠中唯一的产粮50万公斤的“种稻状元”。
起 跑
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一团场，耕地土壤瘠薄，含盐量高。1966年，刘焕奎从湖南来到新疆塔里木垦区。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年代里，她看到大片的盐碱土地水稻低产，心里急哟，但有劲使不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农场开始实行了，刘焕奎被推向了改革的广阔天地，她站到了向盐碱地夺高产的起跑线上。
1979年，她第一次在盐碱地上承包水稻74亩，当年，总产3.6万公斤，平均亩产487公斤，上交利润5046元，创造了在盐碱地上种水稻的最好成绩。以后，她连年大步登高。
1984年，她承包的水稻亩产已达676公斤；同时还承包了16.6亩棉花。6年中，她超出定额管理面积的两倍以上，水稻单产直线上升，成为全垦区承包面积最大、单产最高、总产最多的种稻冠军。分别荣立三等功2次，二等功4次，1983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同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被农一师和兵团授予“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奋 斗
刘焕奎入党以后，没有躺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和荣誉上，她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奋斗10年，产粮50万公斤”。
1985年，连队领导考虑到刘焕奎的身体状况，准备把她从承包第一线调整到其他岗位，她说：“那不行，我的岗位在大田。”
1987年，有人劝她提前退休，她又好言谢绝：“让我再干几年吧，实现产粮50万公斤的心愿再说。”
盐碱土地亩产量已经接近极限，再大幅度提高单产太不容易，要实现奋斗目标，她选择了扩大承包面积，精细田间管理，保证稳产高产这条路。这将意味着她要付出更大的艰辛。她凭着娴熟的种稻技艺和顽强不屈的意志，把承包面积提高到130亩，并且还承包10亩棉花，工作量相当于农场3个人承包定额的总和。在同等条件下，她一人要干3个人的活。
刘焕奎从实干中总结出了一整套科学种田的经验，如水稻的前期测土施肥、灌前封闭灭草、早期水层管理、中期均匀施肥、晚期增温催熟等。棉花定苗打顶的最佳时间，病虫害的综合防治等，她都能运用自如，在大面积的承包地上连续高产稳产，她在一步一步地向着奋斗目标接近。
冲 刺
1988年是她向“50万公斤”大关冲刺的一年，而大自然“恩赐”给她的却是特大干旱。承包的133亩水稻缺水长达一个多月，稻苗干死了许多。她从阿克苏市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回连后，心疼得掉泪。但她没有灰心，动员全家上阵补种插秧，一干就是半个月，直到缺苗的地方都冒出了新绿。以后她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田间管理上，脚踩露水，头顶星星，每天工作长达12个小时以上。全团多次田管检查评比中她管理的条田都名列前茅。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刘焕奎133亩水稻产粮7.7万公斤，至此，她10年累计承包水稻861亩，总产水稻50.29万公斤，实现了她奋斗多年的夙愿。另外从1984年到1988年的5年里，她还累计承包棉花83亩。总产皮棉6710公斤，如果按农场定额工计算，她10年干了22年的工作量，已经提前跨入了21世纪。
奉 献
刘焕奎为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由于她长期在刺骨的水田中辛勤劳动，她患了胃病、关节炎、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但她强忍着巨大的病痛折磨，连续10年出满勤、无病假，坚持奋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10年来她累计上交利润8.19万元，而她所得奖金只有上交利润的1／10。1986年她还从奖金中拿出200元，支援连队的贫困户。
1986、1987年团工会先后两次安排她赴庐山和太湖疗养，她舍不得离开精心管理的稻田，把理应享有的机会让给了他人。
十几年来，她很少安稳地过星期天，多数是在田间劳动。尤其在田间管理100多天中，每天一个馍馍一壶水，整天苦战在地头，几乎没时间给儿女和丈夫做过一顿像样的饭菜，没有陪孩子们买一件像样的衣服。她一人在田间，全家都为她辛劳。她生活上的简朴同她在事业上的追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在荣誉面前，刘焕奎戒骄戒躁，1989年她又一次向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承包了111亩水稻和20亩棉花，立志在盐碱滩上再夺高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