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激动人心的开国大典
1989年第5期《军史资料》刊登杨成武同志《开国大典阅兵式》一文,其中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壮观图景。在国庆4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谨摘录此文,以飨读者。
1949年10月1日,这个辉煌的划时代的日子来临了。
30万军民集聚于天安门广场。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秀海洋。
下午3时,大地欢声雷动。毛泽东和朱德两位伟人一前一后,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林伯渠宣布开会。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
在国歌的乐曲声中,人民领袖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个声音震动了全世界。
在国歌的乐曲声中,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了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当这面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54门礼炮齐放28响,如报春惊雷回荡天地间。
升旗之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开始。阅兵司令员朱德戎装整肃,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即致军礼并报告:“受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卫胜利果实》等乐曲的连续鸣奏中,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臻总指挥陪同,检阅了三军部队。
接着,朱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检阅完毕便是分列式。
分列式的第一序列,是代表年轻的人民海军的水兵分队,150多人身着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为前导,由东向西行进。
紧接着是多兵种的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师的战士们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奏,雄赳赳地走过来了。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也相继隆隆地开过来。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轻、中型坦克团各1个。
当战车师行进到长安街中段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在天安门前,天上地上,浑然一体,形成雄伟的立体武装阵容,万众仰望。毛泽东等领导人也兴奋地昂首注视祖国领空的保卫者。
机影还未完全消失,激越的《骑兵进行曲》引出了壮观的骑兵师队伍。3个骑兵团过后,紧接着便是一个挽拽野炮的炮兵营。整个骑兵师共
1900多匹战马,以6路纵队前进,各
梯队军马的毛色与装具整齐划一,或全红,或全白,或全黑,骑手们身着草绿色军服,握枪挎刀,威风凛凛。
检阅式和分列式共用两个多小时,受阅部队的人员总计1.6万多名。这两个多小时,浓缩了我军以往的漫长战斗历程,也预示了未来的征途。
阅兵式之后,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开始通过天安门,向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致意,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致意。
入夜,火树银花,载歌载舞,首都北京的军民在尽情地欢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夜晚。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一幅修改了三次的油画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使一位画家的眼睛湿润了,他就是曾执教于国立北平艺专的著名画家董希文。
董希文经过三个年头的准备,于1952年动笔创作《开国大典》,翌年完成后,不仅得到美术界的一致赞赏,也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观赏之后也不住交口称赞。当1959年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之一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落成后,这幅纪录下新中国诞生光辉日子的作品,就收藏在那里。可是这已经不是画家1953年第一次完成的画幅了。
新中国诞生后不久发生的“高岗事件”,使《开国大典》的作者不得不对它作出修改。在这次修改中,原先站在画幅左侧国家领导人群像里的高岗被涂掉了。修改过的这幅《开国大典》,后来被采用为纪念建国十年大庆而出版的一枚邮票图案。
十几年过去了,在董希文年近花甲时,1972年又“受命”对《开国大典》作第二次修改。美术作品也逃不脱“文革”带来的政治厄运。这次修改,从画幅上去掉了刘少奇。
直至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由于历史原因而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开国大典》,受到了公正的对待,第三次作出“修改”。不过这次不再是从画幅上涂掉哪一位新中国的领导人了,而是恢复这幅名画的原貌。但是十分可惜,《开国大典》的作者董希文于1973年去世,没能参与和看到他的作品以他的创作原意重新绘制,重新高悬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明亮宽敞的大厅里。
(9月10日《天津日报》王洪福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波峰浪谷间,好一群测海铁男儿
南沙自古属中华。尽管从汉朝以来,我国就积累了大量有关南沙的各种资料,然而,由于经济和科技落后等种种历史原因,这些资料远远不能满足现代航海和工程建设的需要。直至今天,共和国海军用的有关南沙的资料,一部分竟仍然是外国三四十年代的旧资料!
他们,南海舰队某部的海测兵,肩负沉重的历史责任来到了南沙。
白天,他们在风浪里驾小艇用水泥建造永久性方位标志;夜间,他们在大海中的工作平台上通宵达旦开机测量。说是工作平台,其实只是几根钢钎、几根毛竹、几块木板固定在礁盘上的简易架子,三四平方米见方,还不能盖顶棚遮风雨。
每当落霞满天的时候,这些大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年轻军人,三四人一组,带着武器和仪器,驾着小艇离开测量母船直奔礁盘,然后趟着齐胸深的海水爬上工作平台,全身湿漉漉粘乎乎,干了则一身咸盐。有时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海测兵们便从晚上9点多钟一直淋到翌日天亮!那儿昼夜温差很大,白天烈日灼人,夜来寒气袭人。长年在海里作业,胃病、关节炎成了水兵的职业病……
尽管工作环境是如此恶劣,但海测兵——这些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他们笑踏南沙千重浪,测量计算着成千上万的各种数据,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才智和青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大比例尺海图,即将诞生在他们——南海舰队某部测量兵的手里!(9月15日《羊城晚报》谢坚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中国“迪斯尼”
——娱乐、科普、惊险一体的九龙游乐园
到了这样一个去处,你可能恍如降临仙境,又会以为置身梦中:幽暗中你飘然潜入海底,五彩珊瑚密如丛林,一对美人鱼笑盈盈迎候来宾,六名蚌壳仙女手拿箫、笙、琵琶,仙乐悠扬。珍宝璀璨的龙宫大殿,老龙王刚刚还在谈笑风声,突然就变了脸——王位之争使龙颜大怒。在龙王喷水的瞬间,龙宫被水火吞没,仙女们纷纷变成了妖怪……
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所——北京九龙游乐园,现在即将竣工。它座落在北京十三陵水库风景旅游区,是亚洲第一家既具有迪斯尼特色、又体现中国“龙的传说”的大型水下游乐场所。
九龙宫,是游乐园的主要游览项目。这座海底龙宫的表演工艺,造型逼真,运用了中、日、美三国的高技术手段。位于中央控制室的电脑发出各项指令,按照编好的程序,包括美人鱼、蚌壳仙女、龙王等37个栩栩如生的机器人便进入“角色”,自动各显身手。龙宫配以声、光、电、景、画等艺术效果,给人一种置身神秘世界的特殊感觉。
九龙宫建在十三陵水库中的孤岛上。通过建在水下长150米的通道,你便可进入
“龙宫”,领略一幕幕使你乍奇乍喜乍险的场景。
这座融娱乐、科普、惊险为一体“中西合璧”的新颖游乐园,预计年内即可正式迎接探奇者。
(9月7日《中国青年报》景星文 汪慧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国防科技重大成果一览
试验或试制成功项目名称 时间
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
第一颗氢弹   1967年6月17日
第一枚导弹核武器 1966年10月27日
第一枚导弹 1960年11月5日
第一枚近程弹道式导弹 1964年6月29日
第一枚地地中程导弹  1966年1月6日
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1969年9月23日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0年4月24日
第一枚洲际导弹 1980年5月18日
第一颗一箭三星 1981年9月20日
第一枚潜艇水下发射导弹 1982年10月16日
第一艘导弹驱逐舰 1971年12月31日
第一台亿次计算机 1983年12月6日
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 1984年4月8日 (9月18日《经济日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我欣慰,有这样的母亲
1987年12月初,我的孩子董恒,突然患了世上罕见、在我国只发现了两例的威勃尔氏病。无情的病魔折磨得他全身高度浮肿,五官变形难认,消化道充血,大小便失禁……
在绝望中,我们把董恒从内蒙古送到了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破格地收下了他。可敬的医务人员牺牲了春节和亲人团聚的宝贵时间,实行特级护理,经过200多天的全力抢救,先后有13600毫升鲜血和大量人血白蛋白等高级营养药品输入董恒体内,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并转到了康复病床继续治疗。当他在1989年春节病情再度复发时,又转到了南京军区总医院抢救。经过80多天的精心治疗,孩子才安全地回到了内蒙古。现在,他正在接受恢复性治疗,生活已能自理,准备明年继续上学。
使董恒再生的不仅仅是医生那高超的医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当我因救治孩子几乎把全部家产变卖殆尽,住院拿不出必要的押金时,解放军总医院院长梁国章对我说:“我们按共产党的老规矩办,先救人要紧!”毅然收下了我生命垂危的孩子。他们先后三次请来了国内外著名的专家、教授。其中有协和医院消化系统陈圆芳教授、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张百川教授、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黎磊石教授以及本院的牟善初、蔡醒华教授,进行缜密的会诊。当董恒转院到南京后,黎磊石教授又三次组织专家会诊。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孩子呵!
使董恒再生的也不只是医务工作者。呼和浩特铁路局工会和团委向全局职工、团员、青年发起了抢救董恒的募捐活动。短短的几天内,从沙漠深处的包兰线,到国际铁路干线集二线,人们把一批批捐款和一封封慰问信送到了我们的手中。更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当《为了一个15岁的学生》的通讯在《工人日报》发表后,一颗颗心,一张张汇款单,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飞到了董恒身边。有些来信和汇款单上,没有写自己的名字,只写着:“一名共产党员”、“我厂全体共产党员”、“团支部”……我和病中的孩子手捧着这一封封深情的信,一笔笔滚烫的钱,不由得热泪滚滚……
人间自有真情在。我深深地懂得,所以有这一切,全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得好。我和孩子永远牢记祖国母亲的恩情。我真欣慰,有这样的母亲。
(9月16日《工人日报》董耀华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歌德喜爱中国文学
德国大文豪歌德在七十八岁时,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晚上自修,续读《花笺记》。”歌德曾读过《花笺记》、《好逑传》和《玉娇梨》等中国文学作品。有一次饭后聊天,歌德对同时代诗人爱克曼说:“中国小说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奇怪。一是人的思想、行为和感情在中国小说中,被体现得更明朗些、纯洁些,也更合乎道德标准;二是人物与客观环境结合紧密,小说里描写的活像一幅美丽的中国画;三是故事优美,并富有格言意味”。爱克曼听后很感兴趣地问道:“您读的也许是中国小说中最好的吧?”歌德回答说:“不。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小说,而且远在我们的祖先还住在森林内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优秀的作品了。”
(九月十三日《中国人才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首都两度确定十大建筑 其中差异反映今昔巨变
建国四十年来北京曾两次评选“十大建筑”。
第一次是一九五九年。被评上的“十大建筑”是: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和钓鱼台迎宾馆。
第二次是一九八八年,被评上的“八十年代十大建筑”是:北京图书馆新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中央彩电中心、首都机场候机楼、国际饭店、大观园、长城饭店、中国剧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东四十条地铁站。
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次评选“十大建筑”,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说来很有点意思——
五十年代著名的十大建筑严格地说,不是评选出来的。因为当时迎接建国十周年建成的只有这十大工程。而八十年代的“十大建筑”是
“评”了又“评”的。这些年,北京一年就竣工各类房屋建筑一千万平方米,造型新颖、各异其彩的精美建筑比比皆是,从这么多的新建筑中评选出十大建筑,还真不好评呢。最后只好来个“少数服从多数”,由几十万北京人投票选举定夺。
五十年代,北京建设国庆十大工程,用的是大会战的方式,是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建成的。八十年代,北京的很多新建筑几乎是“悄悄”地出现在首都街头。建国四十年后的今天,建设几座大厦已经不必举国支援了。
还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五十年代,十大工程都是解决各方面急需的项目,是“雪中送炭”。就说人民大会堂吧,当时中央人民政府连一个开人民代表会议的地方都没有。再说北京火车站,如果不建设,北京就会进不来出不去……而八十年代十大建筑,则可以说是进一步给咱共和国首都“锦上添花”的项目,大多添的是中国对外开放之“花”。
(九月十五日《北京日报》张红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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