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新闻)
专栏：群英谱
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
——记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工人王天润
进平
王天润，今年35岁，是中美合作经营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马班工长。1985年以来，他连续4年被平朔煤炭工业公司评为标兵，1989年荣获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称号。
他原是辽宁省抚顺西露天煤矿的一名电铲司机，1983年调来山西平朔。1983年4月，他来到北京煤校接受培训，结业考试获得了总分第一名，后来，又经过外国专家的三次考试，1985年1月3日正式被批准去联邦德国培训。在那儿，他很快取得了厂家培训合格证书。
回国后，公司安排他参加液压铲组装工作。从早晨7点半上班，到晚6点下班，最晚的时候11点下班。有一次安装吊臂时，由于设备不完善，王天润只好站在离地3米高的叉车上托住销子，没想到吊车超负荷使用，结果钢丝绳断裂，一根钢丝扎进他的大腿里。一位领导让他多休息几天，他躺在病床上怎么也不安心，只休息两天就又上组装现场了。外方职工向他竖大拇指，夸他是“好样的”。
1985年6月26日，第一台液压铲组装完毕，公司领导赶到现场祝贺。交接验收程序办完后，准备把铲开到现场。原先定好是厂家负责开到现场，这时联邦德国厂家看到地形复杂，要过一条深沟，就不干了。在场的公司领导心急如焚，怕搞不好会把铲陷下去，影响开业典礼。中方经理问他：“天润，你行吗？”他察看了地形后，说道：“让我试试！”当推土机把沟填成缓坡时，他进操作室，按动了操纵杆，液压铲缓缓前行，终于爬上斜坡，进入平台安全地带。上百万元的财产总算平安地到达目的地了。公司副总经理周子义紧紧拉着王天润的手说：“外国人胆怯的事，中国人却成功了。天润，感谢你啊！你给咱中国人争了气！”
1985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王天润除负责正常生产外，还协助联邦德国厂家在一个月内培训了10名液压铲司机，使他们全部拿到了合格证书。现场没有翻译，他的外语又不熟，其他中国工人更不懂，每天全凭简单的口语加手势来沟通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随身带了本“英汉小词典”，卡壳了，就翻辞典。星期日，外国职员休息，他还继续学习，不是做模拟练习，就是仔细检查、保养擦拭。当大批操作工进入现场培训时，他已经获得了美方颁发的四种大型设备操作合格证。
一天，新培训的推土机司机因缺乏经验，致使推土机身向前倾斜，司机吓得不知所措，仍呆在操作室里。王天润闻讯后立即赶去，大喊“快下来，危险！”司机才跳下了推土机。此时，推土机前下方作业的液压铲正处于被砸的危险中。如果两台设备相撞，肯定会损坏设备部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天润急忙喊液压铲司机赶快用铲斗顶住推土机，又调了一台推土机，才把那台即将下滑的推土机牵引上来。一场重大事故终于避免了。外方经理汉德森喜形于色，连口称赞“OK，OK！”在场的中外双方经理和工人都笑了。
1987年4月5日凌晨四点半左右，王天润突然从步话机里接到了美方经理的指令，到崔家岭扶救推土机。他驱车赶到现场后大吃一惊，一名铲运机司机在倒车时不慎将推土机滑下坡5米处，虽然被土托住，但随时都有翻下30多米深沟的危险。外方值班经理也没有一点办法。王天润仔细察看地形后，调了两台推土机，想用牵引的办法把那台推土机拉上来。可是由于推土机翻在虚土里，钢丝绳没地方挂，只有钻进去才能把钢丝绳挂到牵引钩上。他趴在地上，一边往前挪身子，一边拽着钢丝绳，用手一点一点往外扒土，半个小时后，牵引钩露出来了，钢丝绳挂上了。经过两小时的扶救，推土机拉上了平台，脱离危险。外方值班经理很受感动，大声喊：“太好了，王先生有办法，有经验，一定要重奖。”
这样的事出现不少。一旦有事故出现，就连外方职员也用步话机喊他，说他有办法。去年8月中旬，由于连降大雨，9号煤层抽水的3台大水泵全被淹没，要排水必须先拖出水泵。雨还在下着，他连衣服也没脱，寻找水泵位置，终于将3台水泵拖到较高位置。3年来，他参加抢救较大事故就有50多起。
在安太堡矿工作，整天跟外国人打交道，王天润很注意外方的管理方法。在外方专家的启发下，他首先在组里试行了一套新的采煤法，即根据作业环境和气候条件，在作业程序上实行了道路洒水防滑、煤种配装和水份调节等操作工艺，既保证了安全生产，又提高了产品质量。外籍人员很欣赏这种做法，很快将其推广。1987年9月，38号电铲作业点出现了特大岩石，平均每块30多立方米，电铲装不了，爆破有危险。后来王天润想，用两台前装机对抬，卡车倒装的办法也许能行。经过一试，果然成功了。美方经理风趣地说：“装大块是王先生的专利。”
王天润激动地对笔者说：“我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工人，不能给中国人丢脸，要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
第5版(国内新闻)
专栏：
产粮状元鲁由海
湘长定
在湖南洞庭湖之滨，有个产粮、售粮“状元”鲁由海，他带领全家11口人7个劳力，承包村里16亩水田和138亩荒湖田。从1985年到1988年，共生产稻谷28.8万公斤，向国家交售26万公斤，人均每年向国家贡献粮食5795公斤，是当地人均售粮数的19倍，成为洞庭湖区有名的产粮、售粮状元。
常德市鼎城区冲天湖乡冲天湖村有片500多亩的荒湖滩，1985年以前由80多个农户承包。这里泥土虽肥，但由于地势低洼偏远、田块七零八落，沟渠不通，涝害频繁，三年两不收，大家都把它当包袱。1985年3月，村委会决定将这片荒湖收回，张榜发包。鲁由海左思右想觉得眼下党和政府鼓励多种田、多打粮，自家有条件再包上百把亩田。心头一热便毅然揭了榜，包下了138亩湖田。
回到家里，鲁由海把这事一讲，就像往热油锅里加了瓢水——炸开了锅。鲁由海思忖开了：荒湖田条件虽差，但肥力足，通过科学耕种是可以高产稳产的。再说，国家鼓励种田能手多包田。有优势作基础，有政策来“保驾”，怕什么？他把这些有利因素摆出来说服家里人，还算了一笔账：如果承包150多亩湖田，亩产就算350公斤，总产就有5万多公斤，收入能达1万多元。不仅家里可富起来，还可向国家交4万多公斤粮食。一算账，全家人开了窍，铁了心，第二天就开进了这片湖田。
为了尽快把荒湖平整出来，鲁由海心一横，贷了2000元款，搭上老本凑齐3500元，买了两台小型柴油机和两台耕整机。为了赶上插秧季节，全家人起早贪黑，歇人不歇机，风雨无阻，日夜苦干，用了近500个工日疏通了5条700米的排灌沟渠，新开了两条排水沟，加高了1500多米长的防水堤，平整田地50亩，把100多亩湖田全部及时插上了秧。
为了解决水稻栽培技术问题，鲁由海虚心向内行学习，向农技干部请教，有时到农科站去学，有时把农技干部请到家里田边指导，就是路上碰到也要问上几句。他还订阅了《湖南科技报》、《湖南农业》等农技报刊，通过学习解决了不少生产实际问题。由于栽插及时，科学培管，头年就旗开得胜，154亩稻田产稻谷7万公斤，比“大呼隆”时一个生产队的总产还多；单产455公斤，比原来“望天收”时提高了3倍；向国家交售商品粮6.75万公斤，总收入3万多元。
1986年以来，他继续在增加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和提高科学种田水平上下功夫，先后购置了一台水泵，一台脱粒机和一台小型柴油机。还投入200多个工日、500多元钱，开沟3000多米，降低地下水位，减轻渍涝灾害。为了提高土壤肥力，实行用地与养地相结合，一季稻全部实行撩穗收割、稻草还田。1988年他还大胆进行了30亩稻田化学除草的新尝试，今年全面实行化学除草。1986、1987两年共生产稻谷15万公斤，单产达到487公斤，比1985年增加32公斤。1988年9月间连降暴雨，湖田地势低洼，四周积水下泄，154亩一季稻和晚稻全部被淹。但由于沟渠相通，排涝及时，全年水稻总产仍达6.75万公斤，单产达到439公斤。
靠地生财难！这是当前农村广大农民的普遍感叹。然而，1985年以来，鲁由海带领全家承包154亩湖田，辛勤劳动，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靠种地治穷致了富。1985年到1988年的4年间，上交集体承包款2.6万元，家庭粮食纯收入近10万元，人均每年收入2273元。开发荒湖种粮的较高效益对邻近村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1985年湖田每亩提留30元还没人愿意承包，如今每亩提留100多元，人们却竞相投资经营。500多亩荒湖滩地全部得到开发利用，先前的包袱变成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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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向旧俗挑战
——记河北省沽源县火化场工人王贞琴
纪谷
用自己的双手，为死者整容、换衣、火化、扫灰膛、管理骨灰堂……总计完成火化任务达5120例。王贞琴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为社会作出奉献。党和人民给了她很高的荣誉，然而，她却不断受到世俗的挑战。面对挑战，她踏出了自己的路。
15年前，王贞琴报名当女火化工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偏远的山村小镇成了爆炸性新闻。
在她报名的第二天，亲戚朋友挤了一屋。有的当面冷潮热讽：“沽源县妇女10多万，能人难道就数你了？咱们银行有户头，吃粮有余头，你出哪门子风头？”刚一上班，各种打击便接踵而来。有人认为火化工身上带着晦气，走到哪里就会给哪里带来灾难，人们都想法避开她。她常给死者整容，理发店却不愿给她剪发；她常和死者打交道，电影院里没人敢挨着她坐。她常常听到背后有人议论：“她就是烧死人的王贞琴，多恶心！”这些侮辱和奚落像一把把刀子深深刺痛她的心。最使她痛苦的是，丈夫听了许多流言恶语后，也极力反对她，整天阴沉着脸不说话，不吃她做的饭，不与她同室相居，还气愤地威胁说：“你要执意当火化工，就永远和死人打交道去。”
一次，丈夫生病了，两天卧床不起，滴水未进。王贞琴没明没夜守在丈夫身边精心护理。丈夫看着贞琴单薄的身子，越来越消瘦的脸庞，一股自责、悔恨的复杂情感顿时涌上心头，他热泪夺眶而出，用手抚摸着贞琴的脸，哽咽着说：“贞琴，过去都是我不好，委屈了你……”丈夫的理解和转变，使王贞琴的鼻子一阵发酸。误解一旦消除，丈夫便给了她巨大力量，也成了她精神的支柱。
火化工烧的是死人，却做着活人的工作。由于人们对火化工序不熟悉，曾流传说，火化场炉膛里打扫不净，谁的骨灰都有。为了打消丧属的疑虑，有时王贞琴要当着丧主的面，钻进深2.5米、内径0.7米的炉膛里清扫，炉温高达40℃，烤热难耐，腥臭难闻。每次钻出来，汗水湿透了衣服，身上堆积着尘土，鼻眼里全是灰。为了方便丧主，她把房盖在了离县城最远、距火化场最近的地方。不论节假日，也不论阴晴雨雪、白天黑夜，她随叫随到。场里人手少，工作量大，15年来，她既是火化工，也是接待员、保管员、骨灰寄存员，从没向场里提出任何额外要求。
有一次，解放军某部送来4名在施工中牺牲的战士，由于严重外伤而变形，血肉模糊。当时场内没有开展整容业务，凭着对子弟兵的真挚感情，王贞琴精心地为他们整容。不一会儿，又得知一名外流人员病故在车马店时，她又随车前去接尸，并为这具全身一丝不挂的男尸穿好衣服，抬上车，还开炉进行了火化。晚上10点钟才干完活。当王贞琴走出车间时，感到一阵发晕，跌倒在台阶上昏了过去。
1988年10月的一天，有一位外地工作人员，因车祸死在沽源，因是非正常死亡，尸体拉来后，不能马上火化，需停尸等待家属和有关人员到来。可是，6、7天了不见有人前来。此时，尸体已臭烂、流汤，创伤的胸部、脸部惨不忍睹。为了不使丧属看到死者的惨状，王贞琴便主动为死者清洗血迹、梳理头发、整容、换衣，从内衣换到外套，丧属为之感动得直流泪。
沽源县下甸村有一对夫妻经常打架。一天，妻子和娘家人把死去的丈夫用车匆匆拉来，慌慌张张让她立即开炉火化。王贞琴见他们神色反常，而且手续又不完备，便产生了怀疑，随即向公安局作了汇报。在验尸和侦破的10天里，尸体严重腐烂生蛆，王贞琴用手把蛆拣掉，每天用水擦洗尸体。结果，证明死者是妻子毒死的。由于王贞琴认真负责，终于使害人者落入法网，锒铛入狱。
这些年，这个场的场长换了7任，职工换了20多名。除一半是工作需要变动外，其余都另谋它职去了。或许有人会说，不图个名还图个利。图利，恐怕不会有哪个人，去当一个10年每月36元的临时工（她1985年才转为合同工）。这些年由于疲劳过度，王贞琴的体重由入场前的60公斤下降到38公斤。患上了严重的肠结核，常常憋气、咳嗽、恶心。医生和场领导多次劝她好好治疗。但由于场里没有过硬的火化工，她总是一推再推。
王贞琴干了15年的火化工，为人民、为社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她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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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飞天梦
——记运载火箭总设计师黄纬禄
本报记者 高新庆
炎黄子孙飞天梦，从嫦娥奔月、鹊桥相会……到500年前一位名叫万虎的勇士驾驶“四十七矢飞廉箭”升空，绵绵不绝。但千古求索，梦依旧是梦。
黄纬禄，小时候也做过飞天梦。只是在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千百万人百折不挠的努力，昨天的梦，才逐步变为现实。
要造出“争气火箭”
“你问我怎么跟火箭、导弹结缘的？”“战争！”这位多种型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中国现代火箭、导弹元勋之一的黄纬禄，操着道地的安徽芜湖口音，同记者侃侃交谈。黄总73岁，花白头发，宽宽的前额爬满皱纹，瘦削的长脸，高高的鼻梁，慈祥而睿智，虽古稀之年，但思路清晰，妙语连珠。“我差一点死于导弹，也是最早见识导弹，这也是缘份吧！”黄总思绪转到青年时代。1940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原中央大学电机系。1943年，抱着“科学救国”的幻想，远涉重洋赴英国，先是在一家工厂实习做工，然后又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4年6月，濒临灭亡的希特勒，搬出他的“秘密”武器——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实战用的导弹——V—1飞弹，袭击英国伦敦，以后又改成更先进的V—2飞弹猛袭，给英国造成很大破坏。黄纬禄所在工厂遭一枚飞弹袭击，他说：“我晚到了半小时，死神才没有把我带走。”以后，他又在博物馆看到了分解的V—2飞弹实物，这可以称为远程导弹和宇宙火箭的先驱。他边参观边想，中国是火箭的故乡，哪一天现代火箭能“回娘家”呢？
1947年，黄纬禄怀着眷恋之情和“强国梦”，回到了饱经日寇蹂躏之苦的祖国。可他报国无门，痛心疾首。国民党临近败亡，更加腐败。1949年5月，解放军挺进上海。黄纬禄说：“我亲眼看到解放军官兵露宿街头，秋毫无犯，这与国民党军队临败退时勒索金条、扰民害民形成鲜明对照。本来我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但从党领导的军队身上，我看到中国真正的希望。”就在那一年，他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华东工业部电工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技术研究所任研究员。
50年代中期，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提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发展火箭列为国家重点项目。我国第一代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黄纬禄调入五院，他下决心要为振国威军威，殚精竭虑！
“那时，内行不多，大家都拚命学习、钻研。白天搞实验，深夜一个个办公室仍是灯火通明，学外文，查资料，搞论证，政工干部三番五次动员，还不走。我每天工作十几小时，有时通宵达旦，不知为什么，那时就有那么一股劲。”
谈到苏联援助，黄总给以应有的肯定。谈到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退专家时，黄总诙谐地说：“我拥护毛主席的观点，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没有他这一逼、一激，哪有我们的‘争气火箭’？哪有我们的原子弹、氢弹？”那时我国压力重重，国内天灾人祸，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还吃不饱肚子，不少人得了浮肿病。然而，党的关怀，各方的支援，温暖了科技人员的心。他们丢掉拐棍，苏联专家撤走3个月后我国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运载火箭，揭开了中国飞向太空的序幕。1964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运载火箭也飞行试验成功。火箭终于“回娘家落户了”，全国为之振奋。黄纬禄是火箭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负责火箭“大脑”、“神经系统”、“千里眼”等的设计，为火箭“初生儿”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才智。
为了第二次核打击力量
当话题转到潜艇水下发射火箭，转到我国战略导弹、战略核武器时，黄总情不自禁地回到1982年金秋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发射！”乳白色的“巨龙”，以雷霆万钧之势跃出发射筒，穿越深深的海水，带起冲天水柱，身披瀑布向上疾速飞腾，桔红色火焰，把碧海、蓝天染得上下辉煌。长长的烟云轨迹，标志着炎黄子孙飞天梦变成现实……
中国是第四个自行研制、第五个装备这种新型运载火箭的国家。亿万人民欢呼雀跃。全世界再一次震惊。西方舆论认为，“中国制成潜艇发射的导弹将使中国拥有受到一次核攻击后进行第二次反击的能力”，“这是任何潜在的袭击者都必须加以考虑的。”
1988年9月，我国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圆满成功，全世界又为之一惊。
“黄总，作为新型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您做了哪些工作？”记者问道。
“我懂得的东西有限，发挥的作用也有限。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集我国科学技术之大成。同我国航天事业所取得的其他成就一样，离开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离开成千上万个科技单位、工厂、部队的密切合作，离开全国十几个省市的支援和广大航天职工艰苦奋斗，谁也没有本事搞成功。”谈到这里，黄总微微一笑：“你不要以为我是谦虚，也不要认为这是套话，新闻不是讲真实吗？这是不掺水份的事实呀！”黄总说得既朴实又得体。
早在1959年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周总理为此作了周密部署。1967年3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为核潜艇配套的新型运载火箭和导弹研制任务正式定下来。黄纬禄为总体设计部主任，以后又被任命为副院长兼总设计师。这种新型运载火箭和导弹，没有别人的蓝图，没有别人的技术资料，一切都得自己研究，白手起家。国外为发展此类导弹，耗资巨大，周期长，不符合我国国情。我们只能走投资少、批量小、弹射试验少而精、效率高的路子，甚至要把人家走过的三步变成两步、一步。这对设计、制造、试验的严密性、实用性、科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想象，作为总设计师，肩上的担子有多沉重！
黄总怎样挑起这副担子？
听听人们的议论：
“当一种方案比自己原来方案更先进、更完善时，黄总会毅然接受新方案，决不考虑个人的面子。黄总说，我们要争大面子，不要争小面子；要争党和国家的面子，不要争个人或小集团的面子。”
“黄总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令人感动。”
有一次，一枚运载火箭测试时，有一个继电器偶尔出现一次该吸合而未吸合的现象，后反复测试，未再出现。“这是偶然现象吧！”有人主张放过去。黄总说：“不行！”他与大家一起继续测试、观察，结果发现继电器衔铁上有一片微小的铁屑，当小铁屑竖起时，衔铁不能到位，继电器就不吸合。黄总说：
“可不能小看这个铁屑，火箭飞行中铁屑忽然竖起来，就会招致整个飞行失败，给国家带来几百万、上千万的损失呀！”黄总告诫大家，搞科学技术必须在产品研究、设计、测试、检验、出厂、使用维护等各个环节上，坚决抓好人的思想、故障处理、总结经验、质量决策这“四个质量关”。
那是新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关键时刻，突然下起雨来。第二天早晨八九点，是一个发射的好
“窗口”。“1小时准备”，“30分钟准备”……各就各位，节骨眼上，突然一个电压表微微摆动了一下，接着又摆动了一下。
发控室内，人们惊呆了。
黄总接到报告，只剩两分钟，他冷静地问：“平台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按时发射！”顷刻间，火箭轰鸣而出，地动山摇，带着金色的云烟，直插蓝天。“成功了！”人们欢呼、拥抱，基地司令紧紧握着黄总的手，敬佩、感激。事后有人悄悄地问：
“老总，您咋敢拍板？”他说：“我比较了解实际，熟悉火箭各部分的质量、性能、工作状态。平台本身没问题，我就断定是外界影响，因控制系统灵敏度高，微风或微震都会有反应。”“你有没有想到，万一失败了要负责任？”“决断时刻，我只考虑打不打、能不能打？从没想到个人。”黄总笑笑又补充说：“千钧一发时刻，也顾不得想个人啊！”
共产党人的情操
黄总说：“我是1960年入党的。原来没想到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能够入党。支部大会表决那天，许多专家都参加了，我感到很光荣。通知批准我入党时，我在庐山疗养，真喜悦啊，我就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现在不是说
‘我的中国心’吗？中国心是与党心相通的，我理解也就是党的事业心。”
黄总对事业的追求，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入迷”。10年动乱，黄总也“靠边”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唯生产力论”的帽子满天飞。可他还是经常趴在桌上绘图纸，或者挎着黄布背包，奔波于工程区、车间、试验室和试验基地之间。
他的一位老秘书给了记者一份材料，上面有黄总1983年下半年活动的时间表。时间表表明从8月初黄总出院，不到5个月，这位年近70岁、又多病的老人出差6个省，实在叫人难以置信。记者与他讲话时，他前一天刚从新疆回来（出差40多天），还说隔天又要走。过度劳累，使黄总积劳成疾，长年“带病运转”。他夫人住院开刀，他不吭气，照样接受任务去内蒙古。人们说：“火箭就是黄总的生命。”为了火箭升空，他完全到了忘我、忘家的境地。
记者曾访过黄总家。老式的四室一厅，客厅里有一张四方桌，一张旧式双人沙发，几把椅子，一台电冰箱，组合柜上有一部不大的彩电。没有地毯，没有地板革。“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黄总的确是居“陋室”而“德馨”。
黄总有一部专车，子女从没坐过。老伴住院，秘书安排车送了一下，出差回来，硬是让秘书去补交汽油费。黄总几个秘书谈到他，都说“老头特好‘侍候’”，出差就说：‘交给你了’，住房不让住高档。一次去广东，住一宾馆17元一晚，他嫌贵，硬要搬走；吃饭下小饭馆，包子、面条对付就行。他常到下面与大家一起吃咸菜啃窝窝头。”
可黄总对同志、朋友，包括身处逆境的同志，却体贴关心，无微不至。一位同志献血，他硬是爬16层楼，到这位同志家看看；出差回来，不是先回家，而是先到办公室，看看大家；过年过节，必抽时间到周围同志家串串门。一位老同志，50年代受处分过重，他又是支援粮票又是支援钱，几次三番找领导找组织，使这位同志得到妥善安置。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一个人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更为重要。”黄总非常欣赏这句话，把它当作座右铭。而他本人的道德品质，在今天，难道不可以算是共产党人的楷模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也不逊于他在空间技术探索方面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贡献！
黄纬禄，人民敬重您！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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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政养护管理处下水道疏通工孙春明不图索取讲求奉献。10年来，他整天与粪便、污水打交道，“以己一身脏、换来万户洁”，先后两次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新华社记者 刘诗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