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国内新闻)
专栏：
上海动乱真相
施岩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首都北京的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报纸上已作了详尽的介绍，其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而同一时期，发生在上海的严重的学潮、动乱和局部骚乱，还没有作过系统的披露，人们还不太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这里，我们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上海动乱的前前后后，意在帮助人们了解上海这场动乱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以进一步认清这场动乱的性质、根源和危害，从中引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来。
这场动乱是早有预谋的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场风波是在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下，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的结果。由于赵紫阳同志的纵容和支持，近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一些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到处鼓吹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文化西方化。去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针对过去几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某些严重失误，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尤其是赵紫阳身边的一些智囊人物，凭借他们敏锐的嗅觉，预感形势不妙，便利用国内外、境内外的传播工具，竭力反对治理整顿方针，透露出“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为这次动乱作了一系列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与赵紫阳的智囊团关系极为密切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散布治理整顿必然导致经济“停滞”、改革“逆转”，并攻击李鹏同志在七届二次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耸人听闻地提出所谓要防止改革“走回头路”，把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港台一些报纸也别有用心地称改革已走上绝路。今年年初，《世界经济导报》又异乎寻常地全文转载了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的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家其在这篇《对话》中毫不掩饰地说：“我觉得应当直截了当地把对中国前途的这种担忧说出来”，“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并说“这种苗头许多人已经感到了”。这篇重头文章显然是为了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期间，上海与北京的所谓“精英”人物频繁往返，南北奔走，又是召开研讨会，又是发表文章，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像1986年底、1987年初一样，极少数人把挑动动乱的主要目标放在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身上。今年年初以来，他们利用高校这块阵地，打着“理论研究”、“学术探讨”的幌子，散布了一系列明目张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一些人在上海高校内偷偷地张贴“海报”，蛊惑人心地说什么“危机！危机！危机！信仰危机！体制危机！前途危机！历史责任感逼迫我们大学生站在时代之前”；公开号召要“搞组织”、“结成社团”，“共研现时社会”。一些人以诗歌、话剧、小说、大字报等形式，“纪念八六年学潮”，煽动“走上街头，为民主、自由、人权而呐喊”。一些人则暗中串连，别有用心地在学生中传说“北京五四要上街”、“上海今年肯定要动”，“要用血来纪念五四”、“要大干一场”。当时上海高校有人曾洋洋得意地说：“现在全国好比一堆干柴，只要方励之等人出来领头，这堆干柴一点就燃。”
动乱的征兆果然在境内外的相互策应、紧密配合下悄悄地引发起来了。今年1月，海外和国外一些组织不断鼓噪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魏京生等一切政治犯”。“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复旦大学82级毕业生）与方励之、苏绍智、严家其、包遵信、张显扬、李洪林等人密谋把所谓要求释放政治犯的“签名运动”引向上海。王若望闻风响应，声称“上海不能沉默，要奋起直追！”并伙同一批臭味相投者，企图在上海发起签名运动，“南北呼应”，向政府施加压力。王若望还亲自修改了征集签名稿，圈定了30多位知名人士的名单，研究了“先易后难、先分后合”的策略。并派人上门征集签名，准备发往香港登报。
“中国民联”也把黑手伸向上海。这个以“取消四个坚持，释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为近期目标，并将“推进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作为“现阶段的工作重点”的反动组织，把上海作为他们今年工作的主要目标，早在年初就派遣汤光中等三人从美国潜入上海，携带胡平、王炳章等人给杨巍的亲笔信、祝贺卡，准备在杨巍刑满释放时去监狱门口迎接，以此扩大“中国民联”影响，实现其所谓“政治登陆”。后被我公安机关及时发现，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今年3月，上海不少高校陆续收到大量来自境外的“心战品”，有的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提出“要迫使邓小平第四次不光荣地下台”；有的煽动大学生在五四期间搞全国性统一行动，“要以鲜血来纪念五四”。鉴于上述种种迹象，上海高教系统很多同志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并采取了一系列预防的措施。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胡耀邦同志逝世前两天，上海有一所高校的学生会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的《告全国大学生书》，鼓吹“没有小乱，就会出现文革那样的大乱；没有短乱，就会出现十年长乱。乱一点并没有什么可怕”，还蛊惑人心地提出：“全国大学生们，‘五四’即将来临，届时让我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制的大旗”。出人意料的是，胡耀邦同志恰在这个时候突然病逝，极少数人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旗号迫不及待地借题发挥，煽动学潮，制造动乱。因此，这场动乱在这个时候发生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的，其实是蓄之既久，早有预谋的。
学潮一开始就被极少数
人所操纵和利用
上海的这场学潮和动乱，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4月15日—4月26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为名，掀起一股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的浪头；从4月26日—5月20日，学潮由学校向社会扩散，出现以“声援北京高自联”，“声援《导报》”，反对4·26社论，要求承认非法组织，要求所谓“新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游行、静坐、绝食、请愿；从5月20日—6月4日，国务院发布戒严令后，继续出现矛头直指中央领导同志、明目张胆地反对戒严的连续不断的大规模游行，继而发动“空校罢课”；从6月4日—6月8日，在“高自联”策划下，几千学生和一批社会渣滓沆瀣一气，上街破坏车辆、堵塞交通，造成全市交通瘫痪。
这场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首先表现在学潮初期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就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动乱性质。其中一类是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4月15日，在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当夜，华东政法学院就有人贴出一条标语：“耀邦你死得太惨了，中国太惨了。”4月18日，复旦大学贴出一张题为《警世钟》的大字报，公然喊出：“本死不死，除奸更待何时”；“让上帝把完成历史使命的人收留去吧，别只召去了耀邦”。4月18日张贴于华东师大内的一张大字报煽动说：“民主必须化，自由必须大，政府可以骂。”另一类是煽动学生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如“追查胡耀邦辞职、去世真相”；“重新评价耀邦”；“重新评价1986年的学潮，为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恢复名誉，还我方、刘、王！”等等。还有一类是反对治理、整顿方针，煽动“倒邓保赵”的。4月22日，张贴在复旦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称李鹏同志今年3月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向改革派发出猛烈反击的檄文”；还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央领导同志称为“保守派”，而把消极对待四项基本原则，怂恿支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封为“改革派”，把四个坚持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歪曲为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4月19日张贴于华东化工学院的一张题为“我们行动的檄文”的大字报说：“改革正处在危难之中，我们可以想象一旦保守派全面掌权，中国将导致何种局面”；“我们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支援改革派，像莫斯科市民支持叶利钦那样支持我们的改革家。”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世界经济导报》抢在4月23日提前出版了第439期，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这次动乱的两条政治纲领：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对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导报》提出这两个动乱的政治纲领，其目的正如钦本立自己所说的那样“就是要邓小平检讨”。这期报纸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严肃批评，并责令它停止发行。在这以后，《导报》某些人就不断出入于上海各主要高校，利用学潮制造动乱。许多高校的大小字报也都紧紧围绕这两个政治纲领大做文章。
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还突出地表现在学生以及某些非法学生组织的背后，都有那么一些出谋划策的“智囊”，他们活跃于幕前幕后，诱引大批无知的学生，从成立非法组织、进行秘密集会、采取恐怖行动，直到大规模破坏交通、制造骚乱，一步步登上动乱的战车。
复旦大学有一个以“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教师叶茂强为首的七名教师组成的“智囊团”。他们公然对复旦各派学生组织宣布：“智囊团是最高决策机构，决定的事一定要执行”。在这次动乱中，复旦大学学生搞静坐、闹绝食、堵交通、设路障等活动，几乎都有这个“智囊团”在参与策划指挥。甚至复旦“自治会”和上海“高自联”在后期炮制的各种宣传品，不少也是他们起草或修改定稿的。5月26日，叶茂强还跑到上海“高自联”秘密召开的21所高校代表会议上，为学生头头们分析形势，指点下一步“行动方向”。他说，昨天下午，我们理论界开了一次会，认为：“一是万一上面采取高压政策，学生要进行自我保护，‘高自联’和各校‘自治会’的财产应隐蔽起来，以备后用；二是要准备打持久战，不仅要进行游行、示威、绝食、静坐，还要深入群众”，“要把启蒙运动的种子埋下去，让他生根发芽”，并声称“这就是我们对形势的总体指导”。
华东师大经济系副主任陈琦伟，在这次动乱中，一方面为学生出谋划策，充当“导师”，一方面多次向学生发表反政府演讲，公开煽动学生“打倒政府”，他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使李鹏戒严，现在，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我们是要把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的李鹏官僚独裁政府拉下台”。他还“指点”学生说：“我们不应提打倒官倒的口号，因为官倒不是一种现象，它是一种体制，这种体制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人发疯，全国跟着遭殃”；“这个政体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社会危机、信仰危机”。他的这些煽动性演讲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毒害了很多青年学生。
《世界经济导报》国内经济部主任陈乐波，也是上海动乱中直接操纵和利用学生的“智囊”人物。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他“建议”上海“高自联”和“中自联”（中等学校自治联合会）的学生代表“聚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方向”。他向学生提出了三条
“行动纲领”：（1）争取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次取得了游行权，我们还应有其他的权。（2）争取高校学生自治会合法化。我们的做法是一个一个把阵地夺下来，报社、工会、党支部、民主党派，夺一个是一个，能改造一个就是一个。（3）要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新的启蒙。这次学潮是一次耕耘，我们应该多撒下一些民主权利的种子，还要有点剧烈的行动，让后人有所收获。
与此同时，国外和港澳地区的敌对势力也有许多专线同上海“高自联”保持联络。“中国民联”频频插手上海的学潮。“民联”成员徐邦泰（原复旦大学学生）鼓动学生“建立独立的学生会”。“中国民联”总部还指派杨巍与上海“高自联”头头接触，对学潮予以“政策指导”。“中国民联”成员陈军，为了随时“与国内关系互通信息”，专门在其美国家中设立了一个指挥
中心和专用电话，由陈军24小时值班，对上海的学潮、动乱遥控指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动乱中，更是频频向上海投寄
各种煽动性的“心战品”，指挥上海潜伏特务“把握现状，参加学运，汇报成果”，并伺机发展组织。总之，各种敌对势力和社会不满分子都千方百计伸手操纵和利用学生，策划和加剧动乱，这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动乱自始至终呈现“南北呼应”的特点
这次动乱的中心和主战场在北京，上海是与之遥相呼应的分战场。京沪两地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通过北京“三所一会”（即赵紫阳的“智囊团”）、《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以及两地“高自联”组织和学生南下北上的频繁串连等多种渠道，策动上海“与北京联合行动”。在整个学潮和动乱过程中，“北京刮什么风，上海就下什么雨”。
学潮初期，北京高校出现许多“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口号，上海高校也如法炮制，亦步亦趋。各校贴出的大字报有的咒骂我们的政府“是最腐朽的政府”，咒骂我们的党“是集权的党，是欺诈人民、靠不住的党”；有的要“打倒封建专制！打倒独夫民贼！”“推翻共产党，解散政府，改组政府”。《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发表后，在方励之等人授意下，北京“高自联”立即发出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口号改成为“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上海在同一时间，也以“上海高校学生联合会”名义，在复旦大学贴出一张“通告”，统一规定游行时多提物价、官倒，“绝对不提打倒官僚政府之类的口号”。
当这次“学潮”和动乱“风起于青苹之末”时，由于上海市委、市政府于4月17日就旗帜鲜明地发出“通告”，提出“要严防坏人借题发挥，挑起事端，进行破坏活动”；又由于全市50多所高校的干部、教师以及社会力量，全力以赴地做好稳定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得了主动。在5月4日以前，全市51所高校、13万大学生中，仅三所高校、四五千人上街，教学秩序基本正常。但是，5月4日以后，风云突变，赵紫阳同志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使形势急剧恶化。“学潮”和动乱以来，坚持上课的大多数学生和积极向学生做工作的大多数干部、教师感到泄气。如5月4日以前局面一直比较平静的交通大学，许多学生在收听了亚行讲话的当夜就议论纷纷：既然上街游行是“爱国运动”，那我们不上街的是否就不爱国了？而那些搞动乱的人则从中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候，从而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使动乱以更大的规模、更为嚣张的气焰越演越烈。
这一时期，上海的学潮出现了两大特点，一是紧跟北京、声援北京，二是学生与《导报》互相声援，共壮声势。市“高自联”的头头们在5月10日下午策划组建上海高校学生“赴京请愿团”，并为此于1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请愿团主要任务是“质问国务院：《世界经济导报》错在哪里，什么叫总编负责制等等”。行前，同济大学的“高自联”头头打电话给“北大自治会”，要求派人迎候。请愿团到达北京后，立即同
“北高联”头头王有才等接上了头。为了加强同“北高联”的联系，上海“高自联”向北京派出了联络员，每天把北京的情况传到上海，把上海的情况传到北京。从那以后，北大“三角地”广场就经常可以看到上海学生行动的海报。
5月15日，上海学生从赴京请愿的代表那里获悉北京学生于13日开始静坐绝食，立即采取了两项“策应”行动：一是请愿团派其中5个人立即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绝食，余下的人继续去北京各高校联络、演讲、递交请愿书。二是复旦、华师大、同济等校马上贴出倡议书，号召上海学生也进行绝食行动。赴京请愿学生还打电话给同济“学生自治会”头头，通报戈尔巴乔夫访沪的日程，要上海学生届时“有所动作”。5月16日下午，复旦、同济、上海工大等高校的数千名学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当晚，成立了“上海高校绝食团”，50余名学生在市政府门前宣布绝食。5月17、18、19日连续3天，参加绝食的学生最多时达300多人。
与此同时，上海高校又陆续有大批学生到北京去串连并参加天安门广场绝食。仅上海工大，这一时期进京串连学生就达102人。5月19日下午，上海高校有人在与北京“高自联”头目
王有才电话联系中，获悉当天晚上李鹏要发表讲话，北京要实
行戒严，“消息来自上面，绝对可靠”后，立即随着北京“高自联”这根指挥棒，开始作绝食“降温”的准备。中央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使上海“高自联”极少数人感到靠绝食来加剧动乱的阴谋已彻底破产，于是一面通知绝食学生撤回，一面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激烈的对抗行动，在上海掀起了一股反对北京戒严和妄图推翻合法政府的反动浪潮，促使动乱进一步升级。
一是连续不断地组织大规模示威活动。5月21日、22日，上海高校的少数人连续在复兴公园聚会，密谋近期“要不断地、持续地交叉游行”，即组织各校轮流上街，学生也分批上街，保持声势，保存实力；提出“近期目标，要李鹏下台，远期目标，实行多党执政”；并决定正式成立“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
5月23日，华师大“学生自治会”头头在该校共青广场的千人集会上说：“北京的学生现在心力不济，我们上海学生要多分担一些，要把学运的重点转移到上海来。”就在这时，“北高联南下宣传团”、“特别行动队”等纷纷窜到上海。“南下宣传团”头头赵文利（女，西北政治学院法律系88级学生）于5月24日持“北高联”常委柴玲签发的联系证明信，携带北京各高校印刷的大量传单、照片、演讲稿等宣传材料，与其他10多人潜来上海，先后与上海“高自联”常委张才（即姚勇战，复旦大学学生）等有接触，并在张才等人安排下，先后在上海工大、铁道学院、复旦、交大作了多次煽动性演讲，谩骂中央领导同志，说‘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希望上海的学生坚持到底，复课无疑是对北京同学最大的背叛！”此后，这种说法便成为上海学生的“统一口号”，并连续组织了长达9天的游行示威。
二是配合北京极少数人策划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妄图“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的阴谋，由复旦、华师大、同济、交大四所高校的“自治会”头头决定，5月25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所谓声讨大会。会议策划者供认，召开这次大会，是“要趁万里在上海之际，让万里知道上海学生不满，要求尽快召开全国人大和中央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为学生运动正名、定性”。当天晚上，交通大学“自治会”召开有2500人参加的大会，上海教育学院的一个教师（原非法组织成员）作了题为《万里回国后的形势和对策》的演讲，煽动学生“要围绕人大的召开，进行呼吁，形成广泛的政治力量”；“这次人大应有市民和学生等各阶层代表参加，这是他们应该争得的权利”；“学生要向人大常委作思想工作，让常委会了解学生运动真相”等等。同一时间，复旦有人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写信，鼓动各地“人大代表马上进京”，迫使“改组政府”。
三是配合北京极少数人阻拦戒严部队进城的阴谋活动，在上海堵塞交通、破坏经济。上海动乱的制造者们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多次秘密召开会议，商定“万一上海军管就上街堵交通，造成事实上的罢工”；并按“以就近学校为主”上街堵路的原则作了分工。在此期间，他们还派出大量人员，先后到铁路、码头、机场和驻军营房附近打听消息，察看有没有军队调动迹象。5月22日凌晨，华师大“自治会”头头以“今晨5时部队将进入上海实行军管”为由，紧急集合六七千名学生，于清晨4时分别占领了苏州河上的5个桥头，使市区5条南北主要干道被堵塞两个多小时。5月24日凌晨4时，复旦大学1500名学生也前往五角场地区的四平路、邯郸路、翔殷路、黄兴路、淞沪路等路段，以静坐方式堵塞交通，前后长达4个多小时。与此同时，“高自联”还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分头到全市各主要工厂企业进行煽动性宣传，企图挑动工人举行罢工。但全市各企业的干部、职工，坚定地响应市委、市府关于“稳定大局，稳定上海，坚持生产，保障生活”的号召，对这些煽动和挑唆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四是组织“空校罢课”，对抗李鹏同志提出的“无条件复课”的要求。由于上海各高校坚决贯彻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的精神，对学生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各校大多数学生陆续返校上课，少数人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5月28日下午，上海“高自联”按照天安门学生游行指挥部的指令，又挑动数万名学生配合所谓“全球华人大游行”，在人民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北京“南下宣传队”成员在集会上分头发表演讲。上海“高自联”头头在会上宣布：上海高校学生从现在起“空校回家”，造成“事实上的罢课”。5月29日，“高自联”向全市51所高校发出“空校公告”，鼓吹“空校是最彻底的罢课”，“是对李鹏所说的‘无条件复课’的最强烈抗议和无声的否定”，“是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精彩插曲”；空校“将发扬播种机的作用，扩
大这次民主运动的影响”。
短短几天内，市“高自联”发起的“空校罢课”活动迅即
波及到大部分高校，给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上海高校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干扰。不少高校除毕业班外，其他年级的学生成群结队，匆匆离校。“高自联”的极少数人并不因此罢休，他们策划撕毁各校张贴的恢复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通告；抢夺校广播台或私设广播台；冲印刷厂，强行印刷传播反革命谣言的传单；冲变电所，威胁学校安全；殴打公安保卫人员，抢劫报话设备；一些学生还到教工家属区哄闹，千方百计鼓动教师“罢教”；对一些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高校领导进行围攻、谩骂，甚至到领导干部宿舍进行威胁，扬言要抄领导同志的家。一些不愿“空校罢课”的学生被谩骂，不让进教室，甚至把他们的衣被用具扔出宿舍；他们还冲击考场，破坏正常教学秩序。他们这样做，实质上是把一代青年的命运和广大同学的自身前途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各种人物纷纷介入动乱迅速向全社会扩散
上海的这场动乱源于学潮，很快演变成为动乱，同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纷纷介入是分不开的。上海作为旧中国的“十里洋场”，作为“四人帮”的老窝，那些“静观待变”、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那些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而又搞政治阴谋的人，他们从学潮一开始就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机，是可以改变当前情况的转机”，而迫不及待地介入进来。以4月23日《世界经济导报》的介入为标志，动乱便迅速向全社会扩散，演变成为一场社会动乱。
《世界经济导报》是上海这场社会动乱的“策源地”。他们声称“在学潮中，导报应作为运动的主角身份发挥作用，要将自己的旗帜打出来，研究怎么改变中国的制度”。为此，他们一方面利用439期导报事件，多次召开所谓“新闻发布会”，煽动学生和新闻界声援导报，以“保持长期的压力、推进的势头”；一方面利用该报驻京办事处，随时把北京动乱情况传回上海，如本阶段北京动乱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些什么主要动向，严家其、方励之等发表了什么意见，中央领导对动乱以及对《导报》的看法有什么不同等。然后，《导报》的一些人就通过翻印散发有关材料、到高校去演讲、与动乱的组织者个别串连等方式，把有关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导报》卷入上海这场社会动乱的程度，从复旦大学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写信“感谢”《导报》老师的“宝贵指导”和上海“高自联”的“最新消息找《导报》，理论指导找《导报》”的自白中可见一斑。
上海理论、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战线，有那么极少数人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同国外的政治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北京参与策划、组织、指挥暴乱的幕前幕后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这次动乱中也上窜下跳，极为活跃。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王若望，在这次上海动乱中，几次三番上街游行，多次接受境外记者采访，还频频向境外报刊投寄支持动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学潮初期，他得意洋洋地对人说：“你们看，可有好戏看了，我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5月份尚未到，在4月份就掀起了这样的浪潮，比86年的学生运动更成熟了，这次事件肯定是全国性的，肯定会产生出一个新的转机”。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王若望急忙为香港一家杂志撰文，攻击社论是“中共领导层迈向自取灭亡的病危通知书”。5月中旬，北京和上海部分学生绝食，王若望煽动说，“我不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而且是绝食的老祖宗，一生绝食4次”。他参加游行时身披条幅，胸前写着“铁石心肠，可悲可叹”，背后写着“救国救民，救救学生”。王若望还说，“有人担心，这一来共产党被打倒了，中国没有干部了，今后怎么办？其实这是多此一举。严家其、方励之等都是政治家，现在又涌现多少像王丹这样年轻有为的接班人，还有赵紫阳这样的人嘛！”他还暗中排列组阁名单，提出“学生运动胜利后，要同知识分子组成集团，召开国家会议，修改宪法，组织联合政府”，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
以王若望为代表的极少数长期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挑动和裹胁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多次走上街头，为学潮和动乱火上添油，推波助澜。一些新闻单位、理论研究部门、群众团体以至个别党政机关的少数人，也打着横幅上街。各种“呼吁书”、“公开信”也频频出台。上海作协也有那么几个人，在王若望的蛊惑和策动下，着手起草《向世界各国笔会的呼吁书》、《给全国作协及人民的通电》，企图用国外舆论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一时间，种种极端反动的观点公开散布，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政治谣言广为传播，各式各样践踏民主、破坏法制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到处蔓延。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次动乱中，上海还有几个身居党政机关要职的共产党员，公开同中央对抗。在5月19日中央党政军负责干部大会之后，他们策划起草了所谓上海市的共产党员《致中共中央公开信》，提出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收回李鹏5·19讲话”、“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立即解除新闻封锁”，同北京“三所一会”的活动遥相呼应。这份《公开信》复印数百份散发至本市新闻、理论、文化、高校、企业广泛征集签名。它一出笼就受到上海广大共产党员的抵制，指责这种行径是唯恐天下不乱。但策划者们还是急不可待地通过香港报纸发表了消息，并公布了部分签名名单，在海内外造成恶劣的影响。
在这次社会动乱中，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也是一支极为活跃的队伍，其头头是“高自联”常委之一。这批人几乎参与了上海“高自联”中后期的所有的破坏活动。就在动乱期间，他们还举办了所谓“当前中国政治和思想热点”系列讲座，企图把动乱扩散到更广的范围。从6月4日开始，他们还在淮海中路闹市区社科院门口梧桐树上安上高音喇叭，连续不断地播放“美国之音”等海外电台的反动叫嚣。直到6月10日上午，他们还纠集了四五十人，到康平路市委机关外面游行示威，喊叫一些非常反动、恶毒的口号。
动乱期间，一些“四人帮”残余分子得意忘形。他们私下里议论说：看到“现在这种形势，我们‘造’字头心里不晓得有多高兴！”“这次搞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们相互庆贺“要改朝换代了”，“出头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还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和煽动闹事，妄图“出来撑一下局面”。据现在初步掌握的情况，本市“四人帮”残余分子在动乱期间乘机公开活动的就有35名，其中，公然跳出来煽动工潮的就有11名。
上海的一些社会渣滓在动乱中先后拼凑了14个非法组织，后来凑合成所谓“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提出了所谓“组织工人罢工，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李鹏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纲领”，并与上海“高自联”勾结在一起，纠集社会上的一些乌合之众，游行、演讲、发传单、造谣言，进一步煽动和制造动乱。
北京“平暴”铲除动乱根源
上海人民一举稳定大局
6月3日晚，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消息传来，上海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们乱了阵脚，躲的躲，逃的逃，也有的像输光了的赌徒那样孤注一掷，疯狂进行各种破坏，将上海这场动乱推向极端。
他们首先利用平暴初期北京有几天信息不畅的机会，大造反革命舆论，歪曲北京平暴事件的真相，搞乱人们的思想。从6月4日凌晨起，各种传单、小字报充斥街头，特别是通过港报复印件传播所谓“北京镇压真相”。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复印设备，竟被一些人用来大量复印歪曲北京平暴真相的香港报纸，并四处散发。《世界经济导报》在社科院门前的阅报栏里也连篇累牍地复印、张贴港台及西方一些新闻机构编造的“血洗天安门”、“军队内部火并”、“38军倒戈”等谣言的报刊及图片。在极少数人策动下，上海高校一些学生组织了所谓的宣传队走上街头，用自制广播台和手提喇叭传送各种谣言。复旦大学“自治会”还组织一批学生到市政府和一些新闻单位门口用高音喇叭放哀乐。有个自称是刚从北京回来的人向围观者歪曲地介绍北京情况，呼吁市民进行“三罢”，呼吁其他国家立即与中国断交，撤回驻华大使，进行经济制裁；并叫喊“党员要退党，团员要退团”，“军人家属要挂白色挽联进行抗议”等等。同济等高校甚至在马路上拉出广播喇叭公开播送“美国之音”和台湾
“自由之声”等电台的反华反共广播。
上海动乱的极少数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在绝望中加紧了反革命破坏活动，策动堵塞大小交通，造成事实上的停工、停市，搞瘫经济，搞乱上海。6月4日下午和晚上，“高自联”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6月5日凌晨4时统一行动，驱使成批学生在一些社会渣滓配合下，上街拦截车辆，设置路障。据不完全统计，在6月4日至8日的5天内，全市共有234个马路道口被反复堵塞979次，有6000多辆机动车被强行拦停用作路障，其中有16辆被掀翻、砸毁、烧坏，有1223辆（内公交车1017辆）被戳破轮胎或砸坏。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市内许多铁路道口卧轨，拦截火车，破坏铁路运输。光新路等11个铁路道口被反复占据、堵塞，沪宁、沪杭线铁路运输中断近50个小时，共有281列客货列车无法到发。6月6日晚，在铁路光新路道口还发生了焚烧列车、殴打司机和公安干警的严重骚乱事件。在这次骚乱中，共烧毁了9节列车车厢，殴打170多位民警和铁路职工，直接经济损失达570万元，骇人听闻，影响极坏。
极少数人策划的堵塞全市交通的卑劣行径激起全市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原先的如意算盘是，经过3天的强制性的停工、停市，加上他们的反动宣传，就可以引发上海工人自觉的罢工、罢市，谁知结果适得其反。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北京平暴真相的教育和感召下，日益坚定地站到了党和政府的一边，对动乱制造者的怨愤越来越强烈。极少数动乱策划者担心再这样搞下去“会激起民愤”，经开会研究，决定改变策略，组织多路小分队冲击工厂，迫使工人罢工。因为他们认为“工人一天罢工的压力，等于学生十天静坐的压力”。从6月7日起，成批学生小分队便来到了江南造船厂、上钢五厂、大中华橡胶厂、宝钢等一批大厂以及上海柴油机厂等“文革”中的“重灾区”煽动工人罢工，遭到这些工厂党政组织和广大工人的坚决抵制。
这段时间里，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还铤而走险，大搞恐怖活动。他们煽动大学生“制造、购买武器”，同党和政府进行“武装斗争”。6月5日至6日，在复旦大学、上海科大、华东化工学院分别贴出鼓动恐怖活动的大字报，煽动学生“抛去一切幻想，拿起各种武器同伪政府战斗到底”；
“自制各种化学、机械武器，自发组织各种行动小组，破坏官僚豪华汽车，打伤甚至杀掉伪军、伪警和各级高级官员，破坏军方设施”；还扬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前进，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前进”。复旦、同济、交大、华师大、外贸学院的一些人甚至公然煽动学生自制燃烧瓶、手榴弹，“搞化学武器”、“爆炸加油站、化工厂”，企图制造大乱。在他们的挑唆下，
同济一些学生购置了一批水果刀和西瓜刀。一些学生头脑发热，干出了一系列打、砸、抢、烧活动：6月5日，工大部分学生将公交六场一辆抢修车拦住，砸碎玻璃，砸坏发动机，抢走工具，最后将车身掀翻。6月7日，在江湾五角场，一些学
生和社会不法分子将一辆公交75路公共汽车放火燃烧。6月10
日，复旦、同济约100多名学生还在“高自联”头头张才等人
策划下，组织了所谓“英雄敢死队”，到市公安局门口静坐、示
威，“抗议”公安局逮捕上海“工自联”成员。
6月初在上海出现的连续几天强烈的动乱，虽然其势汹汹，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起不了多大作用。6月4日、5日，“高自联”还能先后动员3500到7000学生上街，到7日、8日，要动员几百人都已困难。6月9日，“高自联”在人民广场召开的所谓“悼念北京死难同胞追悼会”，事前他们在各校作了七八个小时连续动员，才勉强拼凑到4000人。会后，一群人窜到《解放日报》社门口呼口号、烧报纸，并冲击黄浦区政府，用油漆肆意涂抹区党政机构的招牌，群众称这些人的暴行是最后的蹦跳。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北京平暴以后，上海与北京的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曾经企图搞动乱“中心南移”，在上海成立所谓“全国高自联”，继续负隅顽抗。6月3日，上海“高自联”头头张才曾到北京找到了北京“高自联”秘书长王有才，密谋“成立全国高校自治联合会”。王有才说：现在“北京‘高自联’一部分人撤了，一部分人失踪了，一部分人躲了，‘北高联’已没有力量搞‘全国高自联’了，还是把‘全国高自联’设在上海。”6月9日，张才返回上海，原来还想大干一番，当他看到形势剧变，发现上海“高自联”也不行了，便想一溜了之，跑到香港去成立所谓“全国高自联”筹委会。6月11日下午，他公然抗拒市政府6月10日发出的关于取缔非法组织上海“高自联”的通告，拒不向公安机关登记，并在某国驻华使、领馆官员的“陪同”下前往虹桥机场，企图逃往香港，被我公安机关当场扣押。6月10日晚上海“高自联”召开常委会，哀叹“鉴于目前时局”，
“我们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华师大“学生自治会”当晚贴出题为《别了，师大人》的大字报，宣布即日起“自行解散”。6月11日，复旦、同济、华东化工等高校
“自治会”也纷纷以布告或广播形式，自行宣布“解散”。在这以后几天，上海“高自联”的头头或自首，或转移，或逃窜，至此，上海持续近两个月的学潮至动乱才逐渐平息。
在平息上海这场动乱中，工人阶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6月8日，朱熔基市长发表关于“稳定大局、稳定上海”的电视讲话以后，当天晚上，10万工人和上海干部、市民一起走上街头，清理路障，6月9日清晨，被阻断了几天的市内交通一举恢复，浦江两岸重又展现出一派和平劳动的景象。上海的动乱之所以能依靠工人阶级而一举得到平息，其决定性因素是北京果断地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从根本上铲除了制造全国动乱的策源地，端掉了他们的“老窝”，也给上海极少数制造动乱的分子以极大的威慑。北京暴乱的真相，特别是一小撮暴徒疯狂残害人民子弟兵的惨象，给了全市干部、职工以极大的教育。上海在处理学潮和稳定社会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时的指示和支持。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没有北京的果断行动，上海的动乱是平息不了的，要求得上海局势的稳定也是很难想象的。
上海动乱已经平息了。这次动乱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5个不能低估”，即：第一，对上海动乱的严重性决不能低估；第二，对上海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严重程度决不能低估；第三，对上海动乱的社会基础决不能低估；第四，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在动乱中对上海的种种渗透破坏决不能低估；第五，对赵紫阳淡化党的领导给上海党组织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决不能低估。我们要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市委第五届八次全会精神指引下，深入开展清查清理工作，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要认真地总结过去，开拓未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稳定上海、稳定大局、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继续努力奋斗。
（原载9月21日上海《文汇报》，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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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建设扭转落后状况
我国邮电事业发生巨变
市内电话近六百万门 邮政电信网络通全国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李玫）建国40年我国邮电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已形成了沟通全国城乡、具有一定现代化程度的四通八达的电信网和邮政网。
解放初期，我国市内电话总容量只有31万门，而且主要靠人工转接，全国1／3的县不通电话和电报。今年6月底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市内电话总容量已上升为591.6万门，其中90％以上实现了自动交换。农村电话331万门，比1951年增长了51倍，95.9％的乡、44.3％的村通了电话。全部市话中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程控电话交换机已占30％，达到150万门。
长途程控交换机去年底已达54276路端，占长话交换总数的86.9％；全国有431个城市进入长话自动交换网，103个城市可以直拨世界156个国家和地区。此外，还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成全国电报自动转报网，连接了90％以上的县。
一个以首都为中心、连接城乡各地的邮政运输立体体系已经形成，全国99.7％的乡和95.7％的村通了邮路。建国40年邮路总长度增长了6.12倍，达到503万公里。邮件处理的机械化程度提高，业务量数十倍地增长。我国可直接和124个国家和地区通邮，国际特快专递已发展到56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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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展示乡镇企业创汇好成绩
第二届出口展开幕
本报九月二十三日讯 记者何加正报道：为展示乡镇企业出口创汇和“贸工农”基地建设成果，庆祝国庆四十周年，农业部和经贸部联合举办的乡镇企业第二届出口产品展览会今天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开幕。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农业部部长何康等出席了开幕式。
六千平方米的展览大厅里，琳琅满目的产品向人们再次显示了乡镇企业出口创汇的实力和近几年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很多观众为乡镇企业能生产如此丰富多彩的高质量的出口产品而惊讶。据介绍，这次参展的有二十九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十个计划单列市的乡镇企业，产品包括服装、鞋帽、食品、玩具、仪表、机械、工艺品等各个方面。
农业部长何康在书面发言中介绍，乡镇企业目前已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一大生力军，去年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商品收购额达二百六十九亿元，为国家出口创汇达八十点二亿美元，提前两年达到了原定的任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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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届全国基层党校工作座谈会认为
基层党校是一种创举
本报济南9月23日电 新华社记者吴广生、本报记者尹品端报道：首次全国基层党校工作座谈会9月20至23日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会议认为，基层党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产生的新生事物，是广大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一种创举，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种有效形式。它对推动基层党员教育工作，提高党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基层党校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阵地，它的根本任务是要向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基本知识的“三个基本”教育。当前特别要积极加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克服对理论学习荒疏淡漠的现象，使更多的党员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矛盾，探索解决问题的答案。当前尤其要突出抓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重新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教育党员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为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总目标奋斗。
这次座谈会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主管党员教育工作的负责同志，基层党校先进典型代表和部分地、市委负责同志和山东省地市委宣传部长等共120多人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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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国40周年军队建设学术讨论会强调
正确认识我军根本职能
对外抵御侵略 对内巩固政权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徐京跃、通讯员樊昊）建国40周年军队建设学术讨论会今天在北京结束。来自全军各大单位的专家学者研究探讨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为期四天的学术讨论会认为，建国40年来，我军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建军经验，而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也给常备军建设提出许多新课题。与会者指出，正确认识军队对外对内职能就是常备军建设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在理论上出现了一些否定我军对内职能的观点。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使大家对我军根本职能有了进一步认识。我军根本职能必须具有对外和对内两方面的内容。对外是抵御侵略、巩固国防、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的钢铁长城；对内是反对颠覆、巩固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从历史上看，建国40年来我军对内执行过多次剿匪平叛的职能，都取得很好的效果：从现实看，反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克服国家在改革中遇到的困难，保证安定团结的局面，也需要军队把对内职能作为根本职能，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就进一步证明，我军对内职能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都把巩固政权作为军队的根本职能。我军的对内职能也是符合宪法要求的。
由军事科学院主持的这次学术讨论会还探讨了常备军的建设、管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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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四季度贴补率8.36％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了1989年第四季度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存款贴补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1989年第二季度和1988年第一季度的社会商品零售和服务项目价格总指数计算，1989年第四季度3年期以上定期储蓄存款的保值贴补率为年率8.36％。
凡在今年第四季度内到期的三年、五年、八年的定期储蓄存款，均按上述贴补率给予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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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帅传记画册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通讯员唐念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4位元帅的画册出版发行。
编辑出版元帅传记画册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从1986年国庆前夕出版《朱德元帅》画册以来，已陆续出版了彭德怀、叶剑英、贺龙、罗荣桓元帅画册。至此，9位元帅画册全部出版。
由解放军画报社编辑、长城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元帅画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各本画册都以史实为依据，通过大量形象的照片和翔实的文字，反映老帅们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历程，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革命言行和崇高品质，讴歌了革命前辈为创建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所立下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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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巨片《布达拉宫秘史》在京首映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李力、高宁报道：一部描写1642至1701年间西藏半个多世纪叱咤风云的历史巨片《布达拉宫秘史》今天作为首届中国电影节的献映影片首次与观众见面。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自治区历任领导多杰才旦、阴法唐、热地、丹增以及藏学专家、电影界知名人士和中央民族学院各民族师生1000余人出席了首映式。
这部影片的拍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阿沛副委员长和已故的班禅大师多次对这部影片予以关怀。
这部影片由西藏电影译制片厂和峨眉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拍这部影片投入了500万元资金。片中五世达赖等主要角色均由藏族演员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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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视片《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面世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何黄彪报道：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央电视台对外部联合摄制的12集电视系列专题片《在共和国的史册上》，今日在这里举行了首映式。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7月26日曾为此片作了“希望你们努力把片子拍好”的批示，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为片名题词。
这部电视系列片以翔实的资料、真挚的感情、纪实的形式宣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回顾与再现了全国各行业劳动模范、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赢得其它荣誉称号的个人和企事业单位的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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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华工作几十年 风雨同舟贡献多
一批外国老专家获荣誉证书
李鹏总理签署证书 吴学谦出席颁发式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今天向29位在华工作的外国老专家颁发了国务院授予的荣誉证书。
由李鹏总理签署的荣誉证书上写着：“您几十年来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表彰和感谢您的宝贵贡献，特发此荣誉证书。”
被授予荣誉证书的老专家大多是三四十年代怀着真诚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感情，历尽艰辛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还有的是建国初期外国兄弟党派来的。目前，他们平均年龄72岁，最大的已93岁。除已退休的三人外，其他人仍分别在中国的新闻、广播、出版和高等院校工作。
这些专家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奥地利、日本、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九个国家。
吴学谦副总理在颁发荣誉证书仪式上说，“几十年来，你们把最宝贵的年华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你们不愧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和同志，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功绩和友谊。”
他说，在不久前发生的从学潮到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风波中，老专家们能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理解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果断措施，有的在非常困难情况下坚持上班，努力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帮助各国人民正确了解事实真相。
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出席了荣誉证书授予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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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冲会见朝鲜客人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温宪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副所长金昌旭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检察所代表团。彭冲向朝鲜客人介绍了中国法制建设情况。
中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并宴请了金昌旭一行。
朝鲜客人此次访华旨在就两国检察工作进一步交流情况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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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芭蕾艺术家在京首演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易凯报道：蜚声世界的苏联国家模范大剧院芭蕾舞团今晚在中国剧场首演了名剧《斯巴达克》，以其宏伟的场面、磅礴的气势，炉火纯青的技艺征服了首都1800余名观众。
该剧由苏联公认的舞蹈艺术权威尤·格里戈罗维奇编导，以伊列克·穆罕默多夫为首的舞蹈艺术家精湛的表演，令人叹为观止。李铁映、习仲勋等观看了演出。苏联艺术家还要在京演出5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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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事简讯
▲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9月23日率团离开北京前往美国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第44届联合年会。
本届年会定于9月26日开幕，9月28日结束。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康克清23日在北京会见并宴请了以泰国妇女院顾问、前主席占沙蒙·瓦他纳威肯
（陈淑卿）为团长的泰国妇女代表团。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9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团长、香港中华总商会妇女委员会副主任孔爱菊和副团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董朱莲芬率领的香港妇女考察团。
▲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芳9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交通管理局局长赫里伯尔特·马利少将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务部交通管理代表团。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9月22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前来北京观摩中国电影节的香港电影界人士以及参加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和亚洲男子篮球赛的文化体育人士共21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9月2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设宴招待菲律宾最高法院大法官纳瓦萨和夫人。宾主就进一步加强两国法律界之间的合作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文化部9月22日晚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宴会，款待名闻遐迩的苏联国家模范大剧院芭蕾舞团一行130余人。大剧院芭蕾舞团是根据中苏文化交流计划于8日来华的。舞蹈家们已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演出8场，均受到热烈欢迎。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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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百宫”书画在京联展
本报北京9月23日讯 记者赖仁琼报道：建国以来规模最大、首次以少年宫为参展单位的“迎国庆全国百宫书画教学成果联展”今天上午在北京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开幕。全国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171个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选送的700余件儿童书画参展。
由著名书画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对700余幅作品进行了全面评比。共评出一等奖40名，二等奖60名，三等奖90名。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开渠在开幕式上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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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北京二十万中学生自写歌曲活动揭晓
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三日电 （记者王蔚）历时九个多月的北京市中学生“我写我们的歌”竞赛活动，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学生“献给祖国的歌”演唱会上揭晓。
中学生“我写我们的歌”竞赛活动是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音协等十一家单位联合主办，于今年初在北京市中学生中开展的。全市有二十多万中学生参加了这一活动，共写出五万多首词曲。共评出中学生自写的优秀歌词一百首，优秀歌曲十五首。演唱会上，获奖同学登台演唱了自己创作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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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本钢利用人参铁开发一批新钢种
本报讯 辽宁本溪钢铁公司利用本厂生产的优质“人参铁”，研制开发出36个独具特色的新钢种，其中有5项填补了国家空白，有4项顶替了进口，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今年头8个月，仅开发新产品一项就多创利4000多万元。
为了用国产钢材顶替进口钢材，从1985年开始，这个公司专门成立了优质专用钢新产品开发领导小组。
（高显洲 张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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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煤炭博物馆在太原建成
新华社太原9月23日电 （记者鄯宝红）我国第一座煤炭专业博物馆——中国煤炭博物馆，已经在我国“煤炭之乡”山西省太原市建成，将于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这座博物馆由陈列厅、国际学术报告厅、多功能放映厅、办公研究楼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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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小金地震无人死亡
据新华社小金九月二十三日电 （记者陈燮）记者今晨获悉，四川省小金县昨日发生的六点六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救灾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这次地震中受灾较重的面积约六十平方公里。截至今晨的统计，共有五十四人受伤，其中重伤八人。此外，倒塌房屋一千三百八十一间，严重损坏的房屋有二千八百八十八间；死伤牲畜三百多头；三座桥梁及二十一公里公路受损，一座五百千瓦的电站已无法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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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空军飞机在公路机场起降成功
新华社沈阳9月23日电 （通讯员吕东浩、穆树乾）人民空军飞机首次在公路机场上起降成功。
今天上午，在我国第一个以公路为基础加宽修建的机场——辽宁沈阳至大连公路上，3架新型国产高空高速歼击机和1架伊尔—14型运输机鱼贯而落，接着又呼啸着冲向天空。在宽度仅有军用机场一半的公路机场上作单机降落和三机编队起飞，在我国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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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大学400余名团员学生，9月23日来到南京市中心鼓楼广场参加迎接国庆美化环境的义务劳动。这是团员们正在搬运鲜花。
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传真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