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一场特殊的“开卷考试”
——上海交通大学在动乱的日子里
新华社记者 郭礼华 新华社通讯员 朱隆泉
春夏之交，共和国遭受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灾难。首都北京从学潮到动乱到反革命暴乱，并波及于全国。这股浪潮自然也肆虐地冲向在1986年学潮中被称为“带头羊”的上海交通大学。
“交大起来，交大出来！”
“民主自由，上街游行！”
4月18日凌晨2时许，上海一所高校的1000余名学生突然冲进寂静的交大校园，串联鼓动闹事。这时，上百名日夜待命的交大校、系和部门的干部、教师迅速赶到现场，劝说拦阻。半小时过去了，交大学生终于理智地处理了这件事。几乎没有人跟着上街游行。交大顺利地度过了这次动乱洪峰中的第一个浪头。
从4月15日到5月16日这段艰难困惑的日子里，交大党政领导紧紧依靠广大教职员工，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顶住了一次次冲击，基本稳住学生情绪，全校教学秩序稳定正常。“五四”过后，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见到交大党政领导说：“大兵压境，交大巍然不动，要总结总结。”
把闹事苗子消灭在萌芽阶段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以后，交大校园里有人借悼念之名，贴出了攻击党和政府的大、小字报，并煽动学生上街游行闹事。经过1986年学潮磨难的交大党政干部，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他们吸取上次学潮中交大“冲锋陷阵”的经验教训，决心把闹事苗子消灭在萌芽状态。全校很快组织起一支两百多人的机动队伍，随时应急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大、小字报在校园内一出现，他们就及时果断地处理掉，严格禁止“四大”在校园里蔓延。少数学生情绪冲动上了街，他们就追到队伍中，一个一个地规劝，直到拉回学校。围观人群中有人对此进行谩骂。他们理直气壮地回击：“交大有交大的校规校纪，未经批准不准上街游行，交大就是这样做！”
5月2日深夜，地处上海西南郊的交大闵行校区熄灯不久，有部分学生下楼集结哄闹。1000余人冲出校门，拦截公交车辆要进市区游行。校领导闻讯，立即带领增援力量从市区校本部火速赶到闵行校区现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学生返回寝室睡觉，共同平息了这场哄闹。接着，他们连夜研究决定，在天亮前派车把所有在家休息的系主任、党总支书记、班主任共200多人接到闵行校区。第二天清晨，学生起床铃响后，学校喇叭反复广播校长讲话。同时系领导、教师把疏导工作及时做到学生寝室，任课教师按时上课，一场变相的罢课终于避免了。
在此之前，学校就采取多种措施，开展各项活动，把同学的注意力吸引在校内。学校主动设置了胡耀邦同志的灵堂，组织大家前去悼念，寄托自己的哀思；为了准备收看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的电视实况转播，全校开放了146个电视放映点，组织全校师生收看，各放映点庄严肃穆，秩序井然。这些悼念活动满足了学生们正当合理的要求，因此学生们称它是“够格的”。
从4月24日起，校团委和学生会在全校学生中开展了以“爱国、荣校、求知、发展”为主题的“五四”纪念系列活动。学生歌咏队还被选拔参加5月3日全市高校歌咏电视大赛，获得了二等奖、市级优秀组织奖等5个奖。5月4日，上海有几十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当晚，数千名学生及围观群众包围“康办”（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地），准备彻夜静坐施加压力。距“康办”几百米的交大，除几十名闵行校区学生下午跟随游行队伍跑到“康办”就回校外，校本部几乎“按兵不动”，没有发生有组织的声援活动。“五四”之夜，交大校园内仍然是歌声舞姿，同学们沉浸在欢乐之中。
立足治理小气候
树欲静而风不止。5月4日赵紫阳同志在会见亚行年会客人时的讲话，发出了与党中央不一致的另一种声音。紧跟着错误的舆论导向，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地宣传学生上街游行是“爱国行动”。
到底是动乱还是爱国民主运动？难道劝阻学生上街游行是不爱国？！处在第一线工作的交大干部、党员、教工对赵紫阳的讲话大惑不解，甚至按捺不住心头的疑虑和愤慨。不少人承受着越来越重的思想压力。5月6日下午，校党委召开部分党总支书记座谈会，分析当前干部、师生的思想动向。经过讨论，多数人认为，前一时期，学校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工作，做到了4个正常：教学秩序稳定正常；安定团结的局面基本正常；悼念活动正常；“五四”纪念活动正常，多次获得市委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这种立足治理小气候的方向是对的，符合中央精神。即使极大多数学生愿望是好的，但种种过激做法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把思想政治工作做下去。
但是，面对着甚嚣尘上的所谓“爱国民主运动”，交大学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什么“交大学生‘推扳’（意即差劲）”，“交大学生1986年冲在前面错了，这次落在后面又错了”，等等。错误舆论导向，又加剧了思想混乱。不甘“落后”的交大学生终于在5月17日似堤坍坝决，近3000人的声援队伍第一次走上了街头。从此，大小字报、游行示威、静坐绝食接踵而来，不可收拾。
当时的错误舆论导向也使交大党内、教职工队伍中的一部分人糊涂起来，有的说：“现在好像‘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要重新站队的味道”。少数人犹豫了，有的退却了。而许多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干部受到攻击谩骂，甚至威胁恐吓。校党委和学校的工作开始步履维艰，有一度几乎有点做不下去。即使在这时，他们感到，对大气候虽无能为力，但小气候还是要坚定地治理。要尽一切可能提高干部对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的承受能力，尽最大可能与力量做好学生工作，坚决反对动乱。
5月28日以后开展的“空校”与“反空校”斗争，是学校与非法组织“高自联”之间的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当时“高自联”及其追随者竭尽全力煽动学生“空校回家”，胁迫要上课的学生，使之不敢进入教室。但这终究是理亏的，不得人心的，而“恢复正常教学秩序”、“要上课”，却能获得广大教师的支持，也符合相当多学生的心愿。许多任课教师怀着就是一个学生也要坚持上课的心情，日以继夜地乘班车往返于市区校本部和闵行校区两地。在最困难的时候，一名物理教师面对着课堂里仅有的一名学生，仍和往常一样上课，这名学生感动地说：“老师，下次上课我一定再来。”为了恢复上课秩序，有个系的党总支正副书记从一个寝室跑到一个寝室，动员学生前去上课。有个系党总支书记干脆就坐在教室里陪着听课，保护进教室的学生上好课。对于校“自治会”头头公开破坏教学秩序的行为，学校张贴通告，点名批评，毫不手软。
6月4日清晨，校本部有部分学生冲到闵行校区，企图鼓动在这里的低年级学生上街去设置路障。他们一进校门，校区的干部教师就全部出动，坚决地进行抵制，终于使这批人灰溜溜地退回市区。由于闵行校区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留校学生中基本上没有参与堵塞上海交通等违法行动。
但是，校本部的形势越来越严峻。6月4日以后，受铺天盖地谣言的影响，不少学生失去理智去设路障、堵交通，甚至带头参加全市性的非法悼念游行。6月10日还企图组织队伍到“康办”去静坐、抗议。为了不让学生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校党委动员全校力量加以制止，发动了一倍于学生出动人数的干部和教职工，终于义正词严地劝息了一场酝酿中的动乱。就在当天，校“自治会”感到大势已去，宣告“破产”。11日，学校全面清理校园，环境恢复正常，出现了往日的宁静。
加强思想工作的契机
两个月的风风雨雨，是一场特殊的“开卷考试”。风暴过去之后，痛定思痛，它给交大师生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和未了的问题：
思考之一，要治标，但更要治本，做到学校长治久安。这些年来，“四·五”，“五·四”、“一二·九”等革命纪念日几乎成了忌日。害怕学生，迁就学生，唯恐学生闹事。许多干部、教师到这一天就紧急待命，随时准备充当“消防队”。1986年学潮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理整顿。这次学潮又汹涌而来，发展到动乱，北京还出现反革命暴乱。教训是深刻的。社会的、客观的原因固然重要，但他们感到，作为高等学府必须考虑怎样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作为人才建设的主课，在学生头脑里扎根，这是实现学校长治久安的根本。首先要让教育者受教育，使广大教师有对学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思考之二，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是学校基层的政治核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在这次动乱紧急关头，校党委可在半个小时内把百余名党委中心组成员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集中起来，统一思想，立即行动，显示了战斗力。一批党的基层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校公安处支部，两个月中日夜吃睡在岗位上，多次“咬”住外来非法组织人员。北京“高自联”骨干周少武6月6日窜到交大串联时，被校公安处盯牢，终于将其捉拿归案。但在这次政治大曝光中，也有个别单位不顾校党委一再劝阻，大量复印6月4日以后的香港报纸中造谣惑众的内容，另一个单位在6月4日后数天内佩戴黑纱表示所谓悼念；一些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面对反动思潮、惑众谣言，缺乏分辨力和战斗力。它暴露了学校党组织的一些薄弱环节，还有一些缝隙甚至缺口。
思考之三，团结、教育和提高青年教师是学校迫在眉睫的一项任务。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已占到交大教师总数的40％以上。他们活跃在教学、科研、管理等岗位上，是学校的未来和希望。但应该承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在部分青年教师中较为突出。在这次政治斗争的考验中，就有一定数量的青年教师顶不住错误舆论的导向，顶不住谣言的煽动，参与了过激行动。因此对这支队伍的教育和提高已不容忽视。
思考之四，学校和社会有责任共同来承担对青年学生的教育和培养。当代大学生中，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国情，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缺乏认识和感情，受西方思潮影响较多，强调自我设计，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同时轻视工农，忽视实践，这是我们教育失误的结果。学校必须从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给他们补课，缺什么补什么。同时吁请全社会都来关心并做好这件事，包括解决学生的生产实习场地，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工农，了解实际，懂得国情。这是青年学生政治上成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讲话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犹如强劲的春风，令人清醒、思索、振奋。交大党委意识到这是学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契机。他们利用暑期，首先对校、系两级领导骨干进行了轮训学习。接着，又集中一周时间，花力气给1732名应届毕业生上好在校思想教育的最后一课。通过学习讨论，收看平暴录像，个别谈心，重点帮助，绝大多数毕业生认真反思，对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有了正确的初步认识，对自己在学潮和动乱中的表现作了实事求是的回顾和反省，从而放下了包袱，思想有了提高，以比较健康的心态走上了社会。
经受了风雨的交大学生如今已重新坐在教室里。新学年一开始，学校就组织全校师生员工轮训学习，共同思考过去，面对现实，展望未来。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经得起考验的拔尖人才
——山东省调查二千多名省级业务尖子在动乱中的表现
钟志
山东省组织部门选拔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开创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新路子，“在全国带了个好头”（本报1989年7月5日第五版曾作专题报道）。今天，活跃在全省各行各业的2000多名业务尖子们，在反对动乱的严峻政治斗争中表现如何呢？省委组织部的调查材料告诉人们：这些拔尖人才中的绝大多数经受住了考验，不愧为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知识分子。
在动乱期间，他们冷静地分析和认识形势，坚信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少拔尖人才在一开始出现游行示威时就表示疑义。著名年轻作家张炜说：
“我不赞成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的过激行动，这样做只能把事情搞糟。”不少拔尖人才对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揭露和斥责极少数人打着“反官倒”、
“反腐败”的幌子，妄图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阴谋。97名在大专院校工作的拔尖人才，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制止动乱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山东大学校长、教授潘承洞，山东师范大学校长、教授管梅谷，山东医科大学校长、研究员王廷础，山东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卢希悦等，坚决执行中央、省委指示，积极与学生对话，到宿舍做工作，为保证学校正常秩序尽了最大努力。青岛等市地高校的拔尖人才不受外界干扰，只要有一个学生，也坚持上课。企业中的拔尖人才，个个坚守岗位，不少同志带病工作，表现了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度的政治觉悟。
在这次斗争中，主管全省拔尖人才工作的山东省各级组织部门十分重视通过多种方式考察了解拔尖人才在制止动乱中的思想政治表现，积极做好教育、引导工作。省委组织部连续召开了三次不同单位、专业、年龄的拔尖人才座谈会，与他们共同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特别是深入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认识这场斗争的根源、性质和中央所采取措施的正确性。在学习中，不少拔尖人才听到小平同志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变，坚持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时，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有的同志说，是小平同志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是小平同志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对小平同志关心知识分子的功德永志不忘。大家表示：今后要更加自觉地在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搞好全省建设和改革作贡献。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从“东亚病夫”到“东亚健儿”
——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大发展
朱德录
我国的群众体育事业，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40年来得以蓬勃发展。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广大劳动人民开辟了参加体育锻炼的广阔天地。
5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及时而明确地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方针。党和政府把体育看成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健康的大事，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把“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写进宪法，列入党和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建立体育主管部门，对全国的体育工作进行领导、协调、监督。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到目前为止，全国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约有3亿人左右。通过《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人数已超过3亿人次。全国人民的体质大大增强，人均寿命现在已近70岁，比解放前提高了将近一倍。体育运动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是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最好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群众体育的一大特点是：摸索出了一条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突破纵向、打开横向、深入社会、进入家庭、通过群众性、走向高水平的发展体育之路，使群众体育为增强人民体质、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达到这个目标的突破口，就是群众体育的社会化。
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体育之路。
走这条路子，宛如抓住两条线，一条是经线（即横线），一条是纬线（即纵线），前者主要是抓部门体育，以部门为主办；后者主要抓群众体育，由群众团体、群众性体育组织为主办。这样就织成体育社会化的大网络，使全民族体育活动开展起来。
随着体育社会化的发展，我国群众体育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景象，形势喜人。目前全国已成立行业体协14个，有近4万个基层体协。至于区域性横向联合的就更多了。仅广东、上海就有近百个地区性体协，上百万人参加活动。街道体协和职工俱乐部也在迅速发展，已成为开展职工体育的一条重要渠道。各种各样的体育锻炼小组已有1.8万多个，基层厂矿运动队已达49万多个，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职工已达4000多万人，约占职工总数的40％左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体育也迈出了三大步：一是1985年在全国成功地开展了争创体育先进县的活动；二是1986年经中央批准，广大农民的体育组织——中国农民体协成立；三是1988年胜利地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农民运动会。这些都是我国农民体育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现在农村体育已呈现空前发展的势头。
学校体育作为整个体育工作的战略重点，也日益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十分关心。今年9月份在全国普通中学高中阶段实施《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制度；对《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进行了修订；编制公布了第七套儿童广播（韵律）体操和第五套青少年广播（韵律）体操；研究制订了“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增强学生体质健康的规则”，修订了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开展《课余体育训练规划》。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
此外，随着各单项体协活动的开展，全国具有娱乐性的体育活动也得到迅速发展。如龙舟、毽球、信鸽、风筝、钓鱼、健美操、门球、轮滑、气功等，已成为广大群众十分喜爱、经常参加的热门项目，爱好者参与者与日俱增。
至于老年人体育、伤残人体育、少数民族体育更是方兴未艾，活跃非常，已成为群体活动中的三支强大队伍，大有异军突起之势。他们的许多活动已经登上了国内外比赛的大雅之堂，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从数字看新中国体育运动发展
我国40年来共获392个世界冠军
△40年来，我国健儿在世界体育大赛中一共获得392个世界冠军（截至1989年9月中旬）。旧中国体育一项世界冠军也没有。
△新中国运动员一共创造和超过各项目世界纪录385次（截至1988年底）。
△40年来，我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达到各级各类体育锻炼标准的已有4亿人次。
△旧中国只有4000多个体育场地，其中正式体育场、馆和游泳池仅有132个；而今天全国共有52万多个体育场地，其中体育场、馆和游泳池有5389个。
△旧中国三次派选手参加奥运会，无一所获。1979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以前，我国台湾运动员参加历届奥运会最好成绩仅获1枚银牌。80年代，中国运动员登上奥林匹克舞台，参加了第23届和第24届奥运会，共获金牌20枚、银牌19枚、铜牌21枚。
中国台北选手也参加了这两届奥运会，共获铜牌1枚。
△目前，中国已加入73个国际体育组织和37个亚洲体育组织。
△中国体育界现共有152人在35个国际体育组织和36个亚洲体育组织中，担任包括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在内的各种领导职务。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在祖国的怀抱里成长
中国举重协会主席 陈镜开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40周年了，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我自小喜爱锻炼身体，尤以健身举重为最。但这只是一种爱好，几经折腾也搞不出什么名堂。1955年初我有幸加入中南军区举重队，并很快被输送到八一队和国家青年队，从此开始了举重生涯。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当时经济生活比较困难，但是，党给我派了好教练，尽可能给我提供较好的食、住和训练条件。我举重的成绩提高很快。1956年6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苏友谊赛中，我挺举起133公斤，打破了美国C·温奇保持的最轻量级世界纪录。我成了第一个创造世界纪录的中国运动员，结束了我国没有世界冠军的历史，实现了“零”的突破，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反响。
做出成绩后党和人民给我很高荣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接见了我，并勉励我继续努力，争取更大光荣。使我深切体会到，一个革命青年，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紧密联结起来，把为国争光、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理想，这样，生活才有意义，事业才有所成就。
当我第三次打破世界纪录的时候，我的腰椎骨已有几处撕裂，医生劝我改行，说是继续苦练下去，会导致下半身瘫痪的。“瘫痪”，当然是吓人的字眼，当时是一种以身报国的理想给了我力量。我想：国家很不容易才培育一个运动员，倘若在伤病面前打退堂鼓，太惭愧了，于是我下决心继续干下去，就算不能为国家再创世界纪录，也可以摸索边练边治伤的经验，为后来的攀登者探路。在教练、医生的指导之下，我又先后6次打破世界纪录，一次次为祖国争得光荣，使我从事的事业充满意义，青春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祖国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天，当我们高兴地迎接国庆40周年的时候，我看到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体育战线更是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40年来，仅我的故乡广东省体育健儿就先后夺取了106个世界冠军，破、超、平世界纪录达几十人次之多，真是明星璀璨。我作为一个老运动员，看到大批青少年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成长为优秀运动员，在国内外体坛上建功立业，为振兴中华作出出色的贡献，心中有说不尽的欣慰。
从1973年起，我进入广东省体委的领导班子工作，肩上的担子重了，我一定遵照党的教导，忠诚于党的体育路线、方针，为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培育体育人才努力奉献。
（附图片）
1956年6月7日，陈镜开在上海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史 云摄（新华社稿）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观看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