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加深双边关系 密切经济来往
——访日本友好人士樱内义雄
新华社记者 朱荣根 谈建荣
9月的东京，秋阳杲杲，微风徐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40周年之际，记者访问了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日本著名政治家、众议院议员樱内义雄先生。
“我的心情是与中国人民的心情一致的，也可以说是同步的，”年逾古稀的樱内先生深情地说。他说，35年前他就访问了中国，经过漫长的岁月，他对中国怀有亲近的感情。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时候，他希望日中两国携手并肩，共同发展。
76岁高龄的樱内先生，曾任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干事长、政调会长，在政府中曾任外相、通产相、建设相等要职。这位曾15次当选为众议员的自民党元老，现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专门从事与中国的贸易活动。
樱内先生说，4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近10年来中国政府所奉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正不断取得成果。
在谈到中国最近的局势时，樱内先生认为，前段时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的内政，目前中国已恢复秩序，一切趋于正常。他希望中国国内政治稳定，这样，日本经济界将逐渐恢复信心，打消疑虑，继续扩大对华投资和贸易。
在谈到日中两国友好关系及发展前景时，这位访华已11次的老人侃侃而谈。他说，尽管中国最近发生了动乱，但两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经济往来，不应因此而受到阻碍。回顾日中友好关系的发展，虽然有时也出现曲折，但总的来说是好的，发展是顺利的，中国领导人经常说，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同时也是我们的愿望。
樱内先生强调说，日中两国应相互珍惜这一睦邻关系，继续密切双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往。
樱内先生透露，今年11月末到12月初，他将率领一个由日本经济界要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再度访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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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时局管见
美国对苏联“超越遏制”的政策
王保勤 倪童军
美国总统布什在全面审查国防外交政策后于今年五月宣布其新的对苏政策是“超越遏制”，这一政策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超越遏制”政策的推出是美国对苏政策的一项重大变化。美国虽仍视苏联为主要对手，但是，它实际上放弃了战后四十多年来在苏联周围建立军事、经济和政治“壁垒”，围堵苏联的“遏制”和“冷战”政策，转为推行“超越遏制”，积极同苏联发展关系，进行合作，以经济文化手段进行渗透，将苏联“拉进国际大家庭”的新政策。布什政府称这一重大转折是“美国战后对苏政策概念的彻底改变”，标志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将进行哲学思想的变革”。照布什政府的说法，这个“新战略”就是“顺应苏联经济和政治改革形势的发展”，并力图“有效地予以驾驭”，使苏联的政策“有更多的妥协性”，“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美国提出对苏联“超越遏制”政策是有其深刻背景的。
首先，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美国和盟国的关系有所变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促使布什政府不得不改变对苏政策。当前整个国际局势的大趋势是由紧张转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科技和经济的作用上升，军事的作用相对下降，世界舆论反对“遏制”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欧国家普遍认为苏联的威胁已明显下降，都在积极同苏联发展关系，美国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用“对抗苏联威胁”、“遏制苏联扩张”来作为团结盟国、维持北约存在的唯一要素，不得不采用盟国乐于接受的新政策、新概念和新的战略目标来为美欧关系和北约组织增添新的凝合剂。在美国国内，人们对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发生变化，朝野人士对日本、西欧日益崛起的强大经济实力所构成的威胁以及对国际毒品走私、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担心，似在超过对苏联威胁的担心。他们普遍要求削减军费，结束军备竞赛。
此外，美国政府认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苏联对内对外政策发生的某些变化，是过去未曾有过的，值得欢迎。但另一方面，布什政府又认为苏联的制度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哲学和政治制度”，迄今这一制度“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对于苏联的改革究竟向何处去，这一改革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尚捉摸不定。在苏联对美国来说既有“空前机会”，又有“新的挑战”，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布什提出要寻求一条“同苏联较量的新道路”。这是布什政府决定对苏联推行“超越遏制”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布什政府推行这项对苏政策的着眼点是同苏联扩大联系和合作的领域，以便有效地影响苏联的政策方向。这一政策既要有利于实现美国对苏联的长期战略目标，又要有利于当前从苏联获取“战略好处”。从目前做法来看，其具体要求是：军事上，要求苏联将军事力量削减到对西方无威胁、真正实现“防御战略”的水平；政治上，要求苏联加快改革步伐，向西方的“民主”演进以实现所谓“多元化”；经济上，要求苏联向“市场经济”发展；在对外政策上，要求苏联尊重东欧地区国家的自决权利，抛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放弃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当然美国在这样做的时候仍然力求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借以对苏施加一定压力。准备在苏联政策有变时不至于“手足无措”。
布什政府对苏联推行“超越遏制”的新政策将使美国同苏联的关系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双方的对抗仍是主导方面。苏联同美国改善关系是为了国内改革和迅速发展经济科技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对美国的某些图谋苏联并非没有觉察，而且也是极力反对的。戈尔巴乔夫已明确表示，苏联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美国所说的“政治多元化”。苏联《真理报》在布什宣布对苏推行
“超越遏制”政策之后，立即指责布什“试图提出美国努力促使苏联加入世界大家庭的条件”。因此，美国对苏新政策的前景，连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也承认，它只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像乞力马扎罗山（非洲最高山）一样，只能在远处把它看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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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中国四十年外交大事记
第二次建交高潮
万隆会议后，从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间，中国又同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55年底的22个增加到1965年底的49个。
这一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有突破，先后与埃及、叙利亚、阿拉伯也门、伊拉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索马里、突尼斯、毛里塔尼亚建交。对非洲国家，中国采取主动工作，既严肃又灵活的方式，从1959年到1964年相继同几内亚、加纳、马里、刚果（利）（1971年改名扎伊尔）、坦噶尼喀（1964年改名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布隆迪、刚果、中非、赞比亚、达荷美（1975年改名贝宁）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古巴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1960年9月28日中古发表建交联合公报。1964年1月27日，中国和法国建交。
第二次建交高潮的出现，是因为许多坚持反帝、反殖斗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看到，中国大力倡导和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万隆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国际事务中坚决站在被压迫国家一边，所以愿意同中国发展关系。同时，中国对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持积极主动态度，并通过建交加强与它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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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中国四十年外交大事记
周恩来三访亚非国家
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同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双方领导人的互访日益频繁。周恩来总理对亚非国家进行的三次较大规模的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合作，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56年底到1957初，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和锡兰（1972年改名斯里兰卡）8国。1960年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和蒙古6国，其间在访问中签订了中尼友好和平条约、中蒙友好互助条约。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71年改名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10个非洲国家；接着在1964年2月14日到26日访问了缅甸和巴基斯坦。1964年2月26日至29日周总理又同宋庆龄副主席一起访问了锡兰。
周总理在访问亚非13国过程中，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就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促进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等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取得了广泛的一致，为发展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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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谈判：悬案和前景
胡豫闽
本月7日，华约、北约23个国家在维也纳就裁减欧洲常规武装力量开始进行第3轮谈判。经过近两年的准备性会谈和今年3月至7月的两轮正式谈判，两大集团的策略和方案基本展现。目前的谈判已进入讨价还价阶段。总的看，截至目前，谈判取得了比普遍预期要大的进展，不仅确定了坦克、火炮、装甲车、飞机、直升机、兵员六个裁减范围，而且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总限额上达成了一致，但双方仍有不少重要分歧。双方的分歧可归纳为以下6大悬案：
——储备武器。北约反对华约将美英等国预存在欧洲前线的5800辆坦克及大炮和装甲车列入限额。上述坦克有美国的储备坦克约4000辆。这实际上是个由地理因素引起的战略问题，大幅度削减储备坦克将直接削弱美国快速增援欧洲战场的能力，从而损害北约“灵活反应战略”的有效性，北约不会轻易让步。
——每国限额。华约建议每国限额坦克为1.4万辆，约占每方总额70％；装甲车1.8万辆，约占每方总额64％。北约则建议每国限额坦克为1.2万辆、装甲车16800辆，约占每方总额的60％。无论数量或质量，苏军在华约中的比重均超出美军在北约中的比重。对华约来说，提高每国限额即提高集团军事实力，是必争的目标。
——飞机种类。华约认为谈判的目的是消除突袭和大规模进攻能力，不应将其大量防空飞机计算在内。北约则认为此类飞机用途很难严格区分。英法为维护其独立核力量，坚决反对将“核用途”飞机列入谈判范围。
——兵员限额。北约提出美苏驻欧军队限额27.5万。华约提出驻本国领土外地面部队限额35万。从表面计算，两者相差7.5万，但华约建议未含苏联驻东欧的几万空军部队，实际相差10多万。更重要的是，北约建议不提英法等国驻西德的十几万军队，华约认为这是极不公平的。
——区域划分。北约建议以原中欧“共同均衡裁军”谈判的7国为中心向外延伸，在大西洋至乌拉尔山脉以西地域划分为4个区。华约原建议分为中心、前方、后方3个区，后又提出可分为中心、南、北、后方4个区，两次建议的中心区范围均大于北约所提，北约战区地理狭窄，要求实施“前沿防御”部署，扩大军备限制重点的中心区显然对其不利。
——现场核查。北约坚持所有裁减的部队应予复员，所有裁减的武器应予销毁，但如何实施大量繁杂的核查工作，双方均未提出具体方案。可见，短期内达成协议并非易举。
目前看来，双方要求加速谈判进程的意向并行不悖。在华约方面，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已宣布实施单方面裁军，并接受了大幅度
“不对等裁减”的原则。从双方公布的数字看，华约不少重武器数量超过了北约，仅接受北约每方限额坦克2万辆的建议，就意味着其削减的坦克将为北约削减的16倍。华约上述让步是在未得到北约保证作出积极响应的情况下作出的，充分反映了其努力推动谈判的决心。在北约方面，不久前其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美国总统布什关于加快谈判进度的建议。该建议呼吁在6至12个月内达成一项协议，实际上接受了华约将飞机、直升机和兵员纳入谈判范围的要求，改变了北约在谈判中的被动态势，双方的立场由此大为接近。可以预料，在第3轮谈判中，双方的提案将近一步靠拢。从发展看，如果不出现影响谈判进程的大波折，在一年左右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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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973年，朱德委员长接见来华访问演出的朝鲜艺术家。
本报记者 王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