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中国正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访保尔·汪戴尔名誉博士
本报记者 许宏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光辉节日即将到来的时候，记者前往民主德国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民德——中国友好委员会主席保尔·汪戴尔名誉博士家中拜访。
汪戴尔名誉博士今年84岁。这位有着几十年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前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热情地让我到书房就座。书房里陈放着不少中国的精美工艺品，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摆在显著的位置。他和夫人特意把玻璃橱柜里一套中国细瓷酒具和一套咖啡具指给我看。那是当年他在中国当大使时，周恩来总理赠送给他的。
汪戴尔于1958—1961年担任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那是十分难忘的岁月。他回忆说，当时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关系亲密，曾多次同他们交谈。在和他们的接触中，他感到中国和民主德国是彼此信任、相互理解的。他告诉我这样一件往事：民主德国同中国建交后，使馆设在清末民初原德国驻华使馆旧址。民德认为这是中国承认民主德国政府合法地位的一种象征。1958年，中国政府决定修建新的使馆区。汪戴尔大使去找周恩来总理，提出民德使馆希望能留在原址，直到民主德国在世界上被广泛承认。周总理当即同意了他的要求。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汪戴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非常高兴。他说，40年来中国当然不是没有问题，但成就的确很大。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和40年前相比，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认为，中国正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一定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今年不仅是中国国庆40周年，而且也是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又是两国建交40周年。民主德国将为此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汪戴尔作为民德—中国友好委员会主席，积极参与了这些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他说，现在民主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他强调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很大潜力，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在生产、科技等方面也可加强合作。
汪戴尔在叙述了民主德国的奋斗历史后说，民主德国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都很关心，但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国家，应该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有人说民德不搞改革，其实，民德从成立以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改革。有些东西民德是早就有的，如多党合作、个体经济等。民德不打算照搬别人的一些做法。
这位1926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清醒地注意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企图。他说，由于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胜利，现在甚至连美国也知道，不能用武力来进攻社会主义国家了。西方资产阶级现在把希望寄托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产生反革命力量，以此反对民主、进步力量，指望那时他们再进行干涉。他们不仅在幻想，而且在帮助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他还说，现在有些年青人不了解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盲目崇拜西方。因此，对年青一代的教育不可忽视。
汪戴尔同志从年青时起就投身革命。民主德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党中央书记、国民教育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现在，他虽年事已高，但革命精神不减当年，还在为发展民主德国人民同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辛勤操劳。
（附图片）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新中国四十年外交大事记
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亚非会议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由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五国总理联合发起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29个亚非国家参加。会议发表的最后公报明确宣布殖民主义“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业以及自决原则，促请所有国家注意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宣布普遍裁军是维护和平所必需的。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万隆十项原则”，还通过了亚非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的决议。这次会议反映了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战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与要求。
中国大力支持万隆亚非会议的召开。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出席，在会议上提出并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争取扩大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为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条件，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会议取得成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与会国家代表的赞扬。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同许多已建交和未建交国家的代表团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附图片）
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为各界人士签名。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新中国四十年外交大事记
中美举行大使级会谈
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以后，中国希望美国撤走在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缓和中美关系，巩固亚洲和平。为此，中国主张中美两国举行谈判。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经过英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的斡旋，1955年8月1日，中美在日内瓦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会谈的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经过讨论，1955年9月10日，双方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对方平民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快行使其返回的权利。关于第二项议程的议题，中方提出一是禁运问题，二是准备更高一级的中美谈判问题。美方虽然口头上表示不反对讨论禁运问题，但声称只有对在台湾地区“放弃使用武力”问题达成协议，才能讨论禁运问题，企图使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会谈陷入僵局。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改在华沙复会。在围绕炮打金门、马祖进行的军事和外交斗争中，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划线，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美方则提出在台湾海峡地区立即“停火”，坚持干涉中国内政，拒不接受中国的和解性方案，使会谈在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一关键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美大使级会谈成为两国保持接触、交换一些意见的途径，因而长期拖而不断。到1970年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136次会议。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
职业教育在泰国
本报记者 刘爱成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曼谷市帕纳空职业教育学校开始热闹起来。结束了一天工作的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
校长安蓬先生带着我们边参观边介绍。这个拥有28年历史的职业教育学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旺：教学楼从过去的一幢增加到四幢；教师由几十名扩大到130多名；专业从10个增至21个，尤其是增加了电子、汽车装修、人造花和成衣等专业；学生从几百名增到几千名。
无线电专业的教室里，桌上摆满电视机和收录机，学生们正在老师的辅导下，聚精会神地装配修理电器。一位学生告诉我，他在一家无线电厂工作，但技术不高。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技术，几个月来，他每天下班后就赶来这里学习。
在汽车装配修理专业，每五六个同学围着一辆汽车，忙着拆装零件。一位学生说，他们每次理论课后都进行实践。站在一旁的老师告诉我们，泰国汽车制造业多数与日本合资，以装配为主。虽然部分资金、技术及零件是从日本引进，但技术工人是本国的。汽车装配业的发展使国家对这方面的技术工人需要量越来越大。这些学生毕业后，可到汽车装配厂或修理厂工作。
走进成衣专业的教室，一排排缝纫机成了学生们的课桌。他们用自己买来的各种布料，练习裁剪、缝纫。近年来，这个专业随着国家纺织业的繁荣和成衣出口的增加，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一位老师说，“我们的目标是使学生达到顾客要什么款式，就能生产什么款式的水平。因此，我们让学生学习、了解和研究世界成衣市场上最新的服装款式。同时引导学生在熟练掌握技术的基础上具有创造性。”
据校长介绍，该校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最长一年，最短三至四个月，这符合政府关于尽快培养技术人员的要求。由于近年来泰国经济发展，人才严重短缺。政府一再要求教育部门采取更为灵活的办法，更多更快地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政府还增加了对职业教育的经费，减少了学生的学费。该校最低学费为85铢（约3.4美元）。学校还利用学生们生产的部分产品来增加收入，以减轻政府负担。
陪同访问的教育部官员告诉我们，职业教育已成为一种趋势。目前，不仅官办综合性职业教育学校在增多，民办小型单科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也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政府还从长远打算，十分重视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发展。为了解决职业教育师资短缺问题，政府允许教育单位聘请部分退休的政府官员及私营企业的技术专家担任学校的教师，有的学校还可以聘请外国专家。目前这类学校也在增加和扩大。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
富足背后的凄凉
士芳
美国是个科技领先的国家，机器设备也称得上精良。但这是否意味美国的劳动保护设施也数世界之冠了呢？答案并非如此。
美国“国家工厂安全（生产）研究所”最近发表的报告说：美国死于工伤事故的工人比绝大多数主要工业国家多，国家经济每年为之损失150亿美元。报告指出，美国工人的死亡可能性比瑞典工人高36倍，比英国工人大9倍。美国工人工伤的严重程度也比每天吸烟两包而易患癌症的瘾君子厉害得多。
读了这些数字，真不敢相信它们竟会出现在一个历来视维护人权和文明为己任的美国！不过，这倒从侧面告诉人们：在这个金元帝国的富足背后隐藏着多少工人的凄凉和悲惨。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埃及通讯
文豪与咖啡馆
本报记者 林皎明
天蒙蒙亮。开罗阿里巴巴咖啡馆很早就开了张，但只有两三位早客。楼上分作两间，右间两面有窗，橙黄色的刻花玻璃挡住了外面的繁景，成为闹中取静的小天地。
埃及咖啡店通常只供应咖啡、加糖红茶和水烟。另备类似中国麻将的游戏骨牌供人消遣。坐客三教九流，话题海阔天空。
在咖啡馆揣摸人际交流，涉猎社会百态，窥探人的内心世界，正是埃及大文豪纳吉布·马夫兹文学创作的殊途。
他来了。一身淡墨绿的春秋装，不打领带，黑色皮鞋。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作家走进他十多年来每天清晨必到的咖啡馆，坐在楼上右间临窗第一张座位上。今天，他与往常没有多大不同。顺路买到七份日报，叫两客清香滚烫的土耳其咖啡，坐下来便埋头读报。令记者惊奇的是，他竟从报屁股看起。座旁墙上挂着的外国友人为他勾勒的速写，正是他现在读报的姿态。
记者竭力想从这位阿拉伯文豪脸上找寻他笔下老开罗昔日生活的气息。他一生创作的五十部小说和一百多篇故事和剧本，最精彩的神来之笔就是维妙维肖地再现以往阿拉伯都市下层人士的生活。《两宫间》、《向往宫》、《甘露街》三部曲，描写的是老开罗商家三代人的变迁，“堪与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左拉笔下的巴黎、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媲美。”去年十月，瑞典皇家学院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评定他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特色，反映出阿拉伯民族的情感和追忆特点。
记者上前与老作家结识，叙谈。马夫兹和蔼、平淡地作答。
“获奖后，您的生活有什么新的变化？”
“和往常一样。”
“您有新的写作计划吗？”
“早歇笔了。”
文豪看似不健谈，而确切地说，是不愿意有记者更多地写他，打搅他本该是很平静的晚年生活。
当记者告诉他，中国也有他不少热心的读者，中国在翻译和研究他的作品时，老人的脸上露出笑容。他回忆起读过的中国翻译小说，并抱歉说，“很对不起，我忘记了作者的姓名。”
毕竟是咖啡馆里的闲谈。马夫兹很快就谈到咖啡和咖啡馆。他说，他几乎跑遍开罗的咖啡馆，结识了众多的朋友。一家埃及杂志说马夫兹是开罗咖啡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文豪。他的自我表白则更明确：“咖啡馆是我创作灵感的源泉。”临别，他建议记者“泡泡咖啡馆”。
咖啡凉了，可清香依旧。近九时，《金字塔报》派车来接老作家“上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