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新闻)
专栏：
和平撤离 无人死亡
——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当事人访谈录
新华社记者 邱永生 黄智敏 易俭如 张宝瑞 朱 玉
制止动乱、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已经过去了100多天。西方和台港新闻机构曾经在海内外大肆散布的所谓“天安门血案”的谣言，早已为事实所戳穿。海内外广大人士已经开始明白了事实真相。但是，还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尤其是叛国外逃的吾尔开希等人，依然在不同场合侈谈什么“血洗天安门”、“坦克把人压成肉饼”等一类谎言，以蛊惑人心。“美国之音”也不时引用这伙人的话，以所谓“客观”的手法继续散布这类谎言，煽动反华情绪。
记者最近分别走访了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一些当事人，其中有执行清场任务的戒严部队军官，交涉和平撤离的代表、现场救护的医生和最后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他们用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说明，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整个过程中，采取妥善措施，避免了流血冲突，实现了和平撤离，没有打死、轧死一个人，再一次以铁的事实批驳了吾尔开希之流的谎言。
响应政府号召、同意和平撤离的
侯德健、周舵等人说：对历史负责，
军队没有在广场打死人
从6月2日下午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有限期“绝食”的侯德健、周舵、刘晓波、高新等4人，4日凌晨响应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的号召，设法找到挺进广场的戒严部队交涉和平撤离，并且最后随学生队伍撤出天安门广场，目睹了清场的全过程。近日，他们在分别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讲述了清场的经过。
记者是在侯德健的北京寓所采访他的。这位作曲家从6月4日撤离天安门广场后便躲进某国驻华机构达两个月。在此期间，海外对他的安危去向众说纷纭。坐在记者面前的侯德健，谈起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时说：“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人被打死，不管是谁，学生、市民或军人。”
他说：“我也没有看到坦克或装甲车轧向人群。我见到有三四辆坦克停在广场外边。但是，我听到打枪，我也亲眼看到打枪。那是在同学已经开始撤离的时候。大概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冲过来，枪是对着纪念碑角上‘高自联’的高音喇叭打的。在这之前，我还看到在长安街上，由西向东有枪弹划过的光线，但是很高。我也看到朝广场西南角施放的催泪弹，不是很多。部队让我们撤离的时候好像也有放枪的声音，我看到的几个都是朝天放的。”
侯德健说，他藏身某国驻华机构期间，曾于6月12日写过一篇题为《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过》的文章，记述了清场时他的所见所闻。他说：“我的朋友看到这份东西后认为和他们听到的情况差别很大。但是我说，我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子。”
侯德健回忆说，6月4日清晨3时左右，广场气氛很紧张，纪念碑附近有很多学生不愿走。“我、刘晓波、周舵和高新在那里，我们4个人想了想，觉得应该撤，就开始做这个工作。”“因为当时很多人，包括我们4个30多岁的人在内都不冷静。有两个红十字会的医生倒很冷静，建议我们不妨去找戒严部队谈一谈，争取能够给一点时间，使我们这些人和同学能够和平撤离。”
侯德健在谈到他和周舵由两个红十字会医生陪同与戒严部队交涉的情况时说：“当时已是3点半了，我们两人和两位医生，在纪念碑西侧，现挡住了一辆急救车，往广场北面开去。有几个保卫我们的纠察队员也上了车。才到广场的东北角，我们就看见长安街有很多部队，急救车立刻停住了。我们急忙下车往部队跑去，当即引起了一阵叽叽咔咔的子弹上膛声。医生急忙表明身份，并介绍我是侯德健，希望能与指挥官说话。激动的士兵稍稍缓和，也听得见议论我的名字的声音，虽听不大清楚，但感觉并无敌意。指挥官离我们不很远，听清我们的来意后与四五个军人一齐走过来。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日常见的那种40多岁、很结实而略显发福的三颗星的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时他有点严肃地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我们已经停止绝食了。之后，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表示需要请示总部。我们4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极为突出，还是医生比较镇定，让大家站着别动，并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几分钟后，指挥官又来了，告诉我们总部已同意我们的请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东南口。在我们询问下，他告诉我们他是部队的政委，姓季，番号我记不得了。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交涉中，我记得季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你们成功地说服大家撤离广场，你们就立了一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其他含义。”
“有了保证，我们飞也似地跑回纪念碑，拿起话筒便喊，大意是在未经大家同意的情况下，我擅自作主，找到部队与之交涉。”
“尽管我们的脑子已不太好使，但我们仍然尽可能地去说服大家。我觉得工作不太好做，就想再回去和部队交涉争取点时间。于是我和周舵及两位红十字会的医生就再次向广场的北面走去。还没有走到广场中间，就碰到了戒严部队的那个政委。这时部队已经开始向纪念碑集中了。结果很简单，部队命令的时间已到，他们必须行动了。这时我赶快跑回去，远远地听到纪念碑附近的学生在喊撤还是不撤，声音到底哪个大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当时迷迷糊糊的，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看到坐在地上的学生就过去把他们拉起来。当时已经有部分同学开始慢慢地往广场东南角撤离了。整个撤出过程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长时间。”
侯德健说：“由于饿了两天两夜，又到处乱跑，感觉有点虚脱。学生们就把我扶到广场东面历史博物馆旁边的红十字会急救站。这时我听他们说学生已经离开纪念碑，过了纪念堂，走到前门了。我和医生、伤员等100多人是最后离开广场的。”
周舵和高新的谈话都是从批驳吾尔开希之流在国外鼓噪
“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谎言开始的。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天安门广场清场时，吾尔开希根本不在现场，他根本没有资格谈清场问题。周舵说：“我6月3日晚上12时前后在广场上见过吾尔开希一面之后，就没有再看见他了。听说一、两个钟头后他的心肌炎犯了，被同学们抬离了广场。可见他是没有经历过当时清场过程的，而我是清场的目睹者、见证人，我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我讲的是事实，而吾尔开希是没有资格评论天安门广场清场问题的，他讲的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纯属谣言。”周舵谈到他自己经历的清场过程时说：“反正我没有看见任何打死轧死人的事，确实没有。”他在介绍了同侯德健一起同戒严部队军官交涉和平撤离的经过后说：“在撤离过程中，有的同学一边撤，一边回过身子骂解放军，但解放军还是很克制，没有开枪。开始撤的时候，由于人多拥挤，走得很慢。等快离开纪念碑的时候，我看见几辆装甲车在离学生队伍末尾很近的地方停下来。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战士打开装甲车的顶盖，探出半个身子，作了一个动作，示意同学们快点走。这时大概快5点多钟了，天快亮了。最后，我们就从广场东南角离开广场，然后走到六部口，从音乐堂到的西单，队伍慢慢散了。”
高新说：“天安门广场清场全过程，可以说我是基本清楚的。我是在4日凌晨2时左右在广场看到过吾尔开希的。当时他在纪念碑上喊了几句话，就晕倒了，然后有人把他抬走了。整个清场过程我没有再看见吾尔开希。我参加绝食，属于认识问题，但作为一个人，首先应该尊重事实。我绝对不隐瞒事实，同时也不捏造事实”。
他接着说：“在3日下午，我趁上厕所的工夫，在纪念堂西侧看到有几千人的部队，纪律很好，坐在地下待命。天安门前有群众围着部队。部队没有枪，也没有其他棍棒之类的武器。我回来和其他3个同志讲了，外面传过来的消息不属实，我看到的部队纪律很好。到了晚上12点左右，我们听到广场周围有零零星星的枪声，还传来了政府的广播声，由于人声嘈杂听不太清，但隐隐约约听到北京市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这时，有的学生情绪很激动，有的手里还拿着棍棒等。我们4个人看到广场这个情况，觉得无论如何要坚持和平主张，就动员大家把棍棒收起来。后来，我们又在纪念碑上发现有人放着一挺机枪和冲锋枪。通过反复动员，他们把枪收起来了。之后，我们4个人又商量，由侯德健和周舵去找部队接触，希望部队能开一条通路，我和刘晓波继续留在纪念碑台阶上。侯德健和周舵回来，传达了部队首长的意见，很多学生开始向广场东南角撤离。这时走过来一些士兵，还有一个指挥官，他们用枪把广播喇叭打哑了，但自始至终没有对人群开枪，这是我看到的，很清楚。这时候，坦克也陆续从北往南开，走在最前面的坦克离我们只有20米左右。走到前门箭楼一带，我已是落在向外撤离的大学生队伍的最后一个，所以我这个目击者、见证人、或当事人，从纪念碑往南撤的整个过程和整个场面，我是看得很清楚的。”
高新说：“在学生撤离时，我没有看到军人向人群开枪。如果对人群开枪，我觉得首先受伤死亡的应该是我，因我走在队伍最后面。在清场中没有一个人死亡，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
‘高自联’的头头在外面怎么‘宣传’说广场死了几千人、上万人，像肖斌在电视上面讲的，绝对是造谣。从一个人的人格出发，我可以说我讲的都是事实，没有夸大。”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说，我要对历史负责，因此有必要叙述一下当时我所看到的事实。6月4日凌晨2时左右，我从“高自联”广播中，听到“高自联”头头吾尔开希的发言，他说要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正说着，他开始喘粗气，大概是心肌炎又犯了。在这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当时吾尔开希躺着的担架在我们绝食的帐篷的东侧，我们走出帐篷后发现那副担架不见了。当时我与侯德健、周舵、高新商量了一下，由侯德健、周舵二人去找部队交涉，另外让“高自联”也出两个学生代表，但遭到柴玲的反对。
谈到撤离的情况时，他说：“我没有看见部队朝群众开枪，他们开枪都是朝天打或是打广播喇叭。我也没有看见死亡一个人，更没有看见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
广场救护站医生宋松、王海燕说：
救护过程没有见到部队打死人
6月4日凌晨和侯德健等人参加与戒严部队交涉的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医生宋松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对记者说：“6月3日下午到晚上，我受医院指派，在广场值班。因为我当时没戴手表，很多时间只能估计。约凌晨1点多钟，听到政府广播让学生离开广场，我当时在纪念碑北侧下边治疗几个被玻璃划伤的学生，这时看到广场北侧有车辆被烧着，也听到了长安街方向的枪声。此时‘高自联’广播站有‘血战到底’之类的话，学生是一会儿传来一个消息，说某某被打死了，许多学生的情绪十分激动，很不冷静。当时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做些工作，让学生按政府要求撤出。但考虑我个人的作用不大，此刻到‘高自联’去提这样的建议，不一定起作用。我想到侯德健等人年龄较大，社会经验丰富，可能会冷静一些。同时他们在学生中有一定名气，可能会起一些作用。我和侯等4人不认识，但由于6月3日晚约十点受红十字会委派曾送水到纪念碑，知道他们绝食的地方，就决定试一下。两三点钟左右，我上到纪念碑最高层北侧，找到了他们。我以医生身份向侯德健等人提议，应该让学生撤出去，出现危险是不好的。侯德健等人谈到，他们也有这种想法，但他们不是‘高自联’的人，恐怕不好办。我又建议，是否可以和解放军直接谈一下。侯德健等人表示同意，并说希望我一块去，有个医生在场比较好些。我仔细考虑后，答应了。我从纪念碑下来拦车，当时广场上车很少，好不容易在广场西侧找到一辆小面包车，我向司机说帮忙拉侯德健去有解放军的地方，他说容易，就把我和侯德健、周舵拉到广场东北侧，此时看到长安街上全是解放军。我和侯、周及原来坐在车上的一个穿白大褂的人一起下车，举起双手走向解放军。几个军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侯德健说：‘我代表我们4个绝食的人，想和解放军交涉，帮助学生和平撤出。’等了几分钟后，一个姓季的政委回来向我们说：经请示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你们的建议。回纪念碑后，侯德健等人通过广播要学生撤出广场。学生们情绪逐渐缓解，并有人响应。约4点15分左右，广场西南角又看见烟雾并听到枪响（放催泪弹），学生中又开始骚动。由于担心撤出时学生情绪不稳定，侯德健、周舵和我又从纪念碑下来找解放军，在广场的东南侧碰到了季政委，刚看到他，广场的灯就全部关闭。侯德健问季政委是否可以多给学生一些时间，以便于和平撤出。季政委看了一下表说：清场的时间快到了，不能更改。如果你们对学生不起作用，你们自己就赶快撤出。我们马上往纪念碑跑，可我到纪念碑二层时，解放军已从另一个方向上到了纪念碑的最高层，把纪念碑上的喇叭打没声了，我们赶紧到纪念碑东侧和北侧，组织学生有秩序地向广场东南撤出。在撤出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死人，没有看到解放军向人群开枪，也没有看到学生与解放军直接冲突。”
6月3日夜间奉红十字会命令在天安门广场担任救护任务的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几位大夫，向记者谈了类似的情况。北医第一医院副院长王海燕教授说：我们是在5月18日奉红十字会的命令在纪念碑东北角靠近马路的地方设立救护站的，并再三接到红十字会不让我们撤出的指令。6月3日晚，我们有七八个业务骨干参加救护队，在广场值班。6月4日凌晨黑灯前后，各家医院的医疗点先后从广场撤到历史博物馆西侧。我白天忙了一天，实在累了，就打起盹来，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广播，我听明白大意是要撤出广场，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话的是侯德健。我赶快起来，听到广场上在唱国际歌，看到旗帜向南移动。我问帮助做救护工作的医科大学学生愿不愿和大家一起撤，话音未落，两阵枪声，纪念碑上正在响的喇叭哑了。金水桥前的坦克向广场缓缓开来，就我目力所及，未发现轧着人。一些穿迷彩服、拿冲锋枪的军人，来到我们跟前，距离我们只有1米左右。我对军人说：“我们是红十字会派来的医务人员。”一个扛录像机的军人命令战士向后撤，战士后撤到3米左右。我马上迎上去感谢他，和他握手。这时，一个四五十岁的只戴钢盔、无领章帽徽的军人走过来，我告诉他我们这里都是医务人员，还有伤员，希望能派军队护送我们撤出去。不一会儿来了6纵排解放军战士护送我们。我们把两个负伤的军人送回去，把非军人伤员抬在床上，4人一排，向广场东南走。此时天已大亮，我们一路上没见到打死的或轧死的人。我们刚走到历史博物馆南面的第一个胡同口，就听到路边小黄楼上向下开枪的声音，保护我们的解放军靠着墙和树架起枪向上还击。我们正在射程以内，我命令大家全体蹲下，原地向后转，又回到了历史博物馆西侧。在枪声停了以后，我们这批最后撤出广场的非军人，就从广场东南角坦克让出的通路最后离开了广场。
当晚也在广场值班救护的泌尿外科大夫山刚志补充说：“那天晚上不断有伤员送来。这些伤员一般是钝器伤，有的是扭了脚，或是手上割了口子。其中有学生，也有解放军，我处理的伤员最重的是肱骨干骨折。一个解放军躺在地上，我弯腰为他治疗，一个汽水瓶从我脸边飞过，险些打着我的头。当时我们这个圈里气氛很融洽，我们给伤员喂水、喂饼干，一个伤员要喝水，解放军把自己的水壶给了他。”
最后撤离广场的清华大学学生邹明
等说：军队没有向学生和群众开枪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在广场上的清华大学的一批学生，是跟在撤离队伍尾部最后离开广场的，他们以当事人的身份谈到了当天清场时的情况。工程物理系研究生邹明对记者说，我是6月3日晚8时许来到天安门广场的，10时左右听
“高自联”的喇叭广播说，6月4日零时至1时部队很可能进入天安门广场，我想看看部队是怎么对待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的，于是留了下来。晚12时10分左右，我看见一辆装甲车从前门开入天安门广场，一些人拿着木棒追了过去。6月4日凌晨零点51分，大批部队从前门东侧进来了，聚集在纪念碑东侧。1时半，又有一些部队从西长安街过来了。这时我站在国旗旗杆附近，看到一些人朝部队扔砖头、汽水瓶。一会儿，我来到前门，部队开过来，于是我回到纪念碑东侧。我看到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来不少士兵，围在纪念碑周围。“高自联”广播说，侯德健等人已跟部队一个团政委有接触，部队同意学生和群众和平撤离。但是有一些学生不同意撤离。我这时站在纪念碑东侧栏杆上，看到过来十几个士兵，他们从东边穿过学生聚集地，来到纪念碑北面，站成一排，示意学生让路，然后上了台阶。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手持自动步枪朝纪念碑上“高自联”设的喇叭点射。几个士兵来到三层东南角“高自联”广播站前把帐篷扯下来。过不久，我随撤退的学生队伍朝广场东南角走去，正走着，回头一瞧，看到一个士兵正在用自动步枪点射“高自联”广播站另外的喇叭。这时有一些学生骂士兵，但士兵没有朝他们开枪。我走出天安门广场时是凌晨5时多。
热能系学生戴东海说，我是6月3日晚11时来到天安门广场的。12时过后，听到一片轰隆声，紧接着有一辆装甲车从前门沿历史博物馆一侧开了过来。这时，一些人把天安门广场上的栅栏推到马路上做路障。我看到靠近东观礼台一带有一辆装甲车着火了。一会儿又看到一些人搀扶着一个士兵朝历史博物馆附近的救护站跑，后面有人拿着木棒追。以后我来到纪念碑的第二层石阶上，“高自联”指挥部给每个人发了口罩和苏打水，说是防止催泪瓦斯用。我曾听到“高自联”广播中有人倡议拿起武器自卫，并说缴获了十几支枪。但遭到一些人反对。凌晨
4时左右，广场上的灯突然灭了，没多久灯又亮了。以后我随着撤退的队伍从东南角走了出去，周围没有发现伤亡的同学和群众。上午9时回到学校。
化工系学生刘卫说，6月3日上午10时我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晚上听到“高自联”广播站和政府的广播站都在广播，政府的广播站广播说，那天晚上要清场。6月4日凌晨3时许，根据“高自联”广播站在广播中提出的要求，我们都围在纪念碑四周，我呆在东侧。4时左右听到“高自联”广播中侯德健、刘晓波等人征求大家的意见，是撤离还是坚持，结果要求撤离的声音比要求坚持的声音大一些，最后决定撤离。我曾看到部队在捣毁“高自联”指挥部时，朝天鸣枪示警。我们撤离的时候，广场上帐篷里肯定没人了，因为当时那么大的动静，又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谁还会呆在帐篷里呢？
清华大学原非法组织“筹委会”成员、工程物理系学生赵明对记者说，在撤退时，我与一些纠察队员负责检查纪念碑以南的帐篷内有无同学，检查结果没有一个。
戒严部队军官季新国、顾本喜说：
学生和平撤离、没有发生死亡事件
北京部队某部团政委季新国上校、某部军官顾本喜中校，6月4日凌晨率部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全过程，并且是同侯德健接谈的戒严部队代表。他们在向记者介绍六·四凌晨清场经过时说：
6月4日凌晨1时半，首批戒严部队抵达天安门南面的金水桥一带集结，各路部队也相继到达广场四周的指定位置。从这时开始，人民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就不断广播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指出：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
约3时半，从广场南侧向北驶来一辆救护车，在历史博物馆北面停了下来。车上下来4人，其中两位穿白大褂的是红十字会的医生。当时，这一带已无行人，他们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神态慌张地举着双手，朝部队走来。戒严部队的一位团队指挥员向他们摆手，大喊“站住！”并派几人过去询问，来人中一位自我介绍：“我是侯德健，我们要求见部队的司令官，交涉广场上的学生和群众撤离的问题。”
团队指挥员认为这是进一步做好学生工作，让他们尽快撤离广场的一个好时机，便说道：“请等一等，马上答复你们。”
这一情况迅即向上级首长汇报。跟随部队开进的戒严指挥部工作人员顾本喜中校跑步到金水桥前，向现场最高指挥员报告了侯德健等提出交涉的要求。现场指挥员当即回答：“可以谈，告诉他们一定要撤离天安门广场，从广场东南方向撤出，越快越好！”
于是，团政委季新国上校、顾本喜中校以及政治处主任王剑中校和一位保卫干事、两位警卫战士一同来到侯德健一行跟前。双方握手后，互相介绍了身份。对方来的除侯德健外，还有一位是四通公司的周舵。季新国和顾本喜首先说：“你们又搞绝食，对学生继续留在广场起了很坏的作用。”
“我们已经停止绝食了。”侯德健和周舵答道。
“停止绝食是明智的。”季、顾接过话茬说。
接着，侯德健反映：“纪念碑那边现在很乱，一些学生想撤离，但对能不能和平撤离有顾虑，怕被军队包围，担心军人动武。能不能给点时间，我们给学生做工作。”
季新国、顾本喜马上表示：党和政府及戒严部队是不愿看到流血的，我们曾一再表示实行戒严不是镇压学生和群众，现在已经发生反革命暴乱，为了使部队在执行任务时不误伤学生和群众，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广场上的学生和其他人都要无条件撤离。并指出，侯先生主动提出要做学生工作，我们是欢迎的。如果侯先生能说服、动员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尽快离开广场，你们就立了一功。
侯德健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好！一定回去做工作。”他又问道：“从哪里撤离？”季、顾告之：从广场的东南方向，部队在那里留了一条通道。
分手时，侯德健还特地询问了季政委的名字和部队代号，说是回去好向学生做工作。季新国如实相告姓名、职务及部队代号。最后约定，他们同学生谈的情况如何，再碰头交涉。
侯德健等4人走后，季新国、顾本喜跑步奔向金水桥，向现场指挥员汇报，首长们听后都说：好嘛！就是要动员他们撤离。
4时20分左右，季新国、顾本喜和几个警卫战士一同朝广场南面走去。此时，广场上显得很空旷。走到离人民英雄纪念碑百把米时，纪念碑上的广播喇叭传来侯德健沙哑的声音，劝说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说经过与部队交涉，同意在广场的东南角留出一条学生撤离的通道。季、顾指出：应该说，侯德健他们不来交涉，戒严部队也预先留出了这条通道，清场时原本就是这样的部署。
稍过片刻，侯德健、周舵和红十字会的两位医生朝北面走来了。双方相遇时，季、顾两人问他们做工作的情况怎样？
侯答：学生们的情绪一时冷不下来，一部分人同意撤，一部分人还是主张坚守，有的还骂侯德健。侯说，希望再给一点时间做工作。
季、顾说道：我们已经给了不少时间了，希望你们抓紧做工作。如果你们做不了，希望你们赶快离开广场，我们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在这次交谈中，侯德健还说学生担心部队没诚意，会开枪。顾中校当即反驳：怎么没诚意！你听广播！这时人民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正在广播：“戒严部队指挥部同意同学们的呼吁，从东南方向尽快撤离。”顾说：这说明戒严部队指挥部已经作出反应了。侯德健显出高兴的样子：“是嘛！希望多广播几遍，我们更好给学生做工作。”因临近清场，季、顾两人一再敦促他们要赶快撤离，时间不多了。如果还有人不愿撤，那你们也要赶快撤离广场。
侯德健他们返回后，人民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停止了一段广播，以免声音嘈杂，影响侯德健他们给学生做工作。
采访中，季新国和顾本喜指出：当戒严部队对广场实行清场的部署已布置就绪的情况下，侯德健、周舵等前来交涉，部队马上表示同意，对他们做动员学生撤离的工作表示欢迎，并指出了从东南方向撤离的道路。当戒严部队指挥部得到关于侯德健等前来交涉的情况报告后，马上作出反应，在广播中表示同意同学们撤出广场的呼吁。为便于他们做工作有更好的音响效果，大会堂楼顶的高音喇叭还一度停止播音。这说明戒严部队认真执行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不但总的部署得当，而且连一些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
大约4时10分，广场上的灯光熄灭了。有人造谣说这是为了便于部队采取镇压手段。对此，季政委、顾中校说：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是别有用心。他们告诉记者，熄灯、亮灯都是那天清场的信号。熄灯是通知戒严部队准备清场的信号，让各部队做好准备。4点半钟，广场上亮灯，这是开始清场的信号，以便协调统一行动。
清场过程中，顾本喜一直随部队由北而南向前推进。他看到纪念碑周围的学生排着队、举着旗，从东南方向部队预留的通道撤离。队伍外围有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前面一段走得比较整齐。
季新国和顾本喜郑重地说：整个清场过程，除在捣毁“高自联”指挥部挂在纪念碑上的几个广播喇叭时战士们朝喇叭开了几枪外，没有向人群开过一枪，整个清场过程中没有打死一个人。
季政委说，清场时战士们手里拿着棍子向前推进，但和撤离的学生队伍保持一定距离。部队未到跟前，学生队伍就开始外撤了，部队向前运动，他们就加快了撤离的速度。最后，纪念碑北侧有少数学生不愿外撤，部队只好强行将他们驱赶出去。
顾本喜谈到：在装甲车开过来之前，指战员们已经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要求，一个个帐篷察看过里面是否有人。他亲自检查过一些帐篷，看见一位战友在一座帐篷里清出一个约莫30来岁的瘸子，还给了他一根棍子让赶快拄着离开。在另一座帐篷里，有一个女学生被吓昏了，战士们把她抬了出去。因为一个个帐篷都仔细检查过，装甲车开来时里面绝对没有人。
季政委、顾中校指出，在天安门广场清场中，能够做到学生“和平撤离”，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是戒严部队正确执行政策的结果。他们说，当部队执行清场抵近纪念碑时，一些学生缺乏理智，仍在高呼反动口号，谩骂部队，甚至向指战员们扔石块、砸汽水瓶。如果不是部队采取克制态度，要求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流血死人就难以避免。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附图片）
6月4日凌晨三时半，参加有限期“绝食”的侯德健、周舵等代表学生与戒严部队某部季新国上校（左二）、顾本喜中校（左三）交涉，要求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
6月4日，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整个过程中，采取了妥善措施，避免了流血冲突，实现了和平撤离，没有打死轧死一个人。图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天安门广场有限期“绝食”四人之一的刘晓波在接受记者采访。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