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回忆(一)
  浦寿昌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
当时朝鲜战争的炮火虽然已经停止,但是远东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真正缓和下来。朝鲜停战协定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由于美国的阻挠而未能如期召开。同时,美国还企图延长甚至扩大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很明显,当时美国并没有放弃从朝鲜、印度支那和我国台湾三个方向威胁我国的战略部署,以反对新中国。
美国这种加剧远东紧张局势、顽固地与新中国为敌的政策,即使在那时,连它的盟国都越来越有所顾虑,不愿意或有保留地给予支持。当苏联在1954年1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出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的建议之后,英国和法国都倾向于同意。结果,美国被迫改变原来的反对态度。四国外长会议决定,1954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
当时,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被任命为我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我国政府对这次会议的方针是:积极参加,力求取得某种成果。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参加讨论的,除五大国和朝鲜之外,还有以
“联合国军”的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会议由泰国、苏联、英国三国首席代表轮流担任主席。
会议一开始,美国和南朝鲜就采取了顽固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立场。朝鲜外务相南日提出了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全国举行自由选举;六个月内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有关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南朝鲜代表却提出,按照南朝鲜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举行选举。美国代表除了支持这个无理建议之外,特别强调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很明显,在当时联合国被美国操纵的情况下,这些建议意味着南朝鲜吞并北朝鲜,美国霸占整个朝鲜。
周恩来总理在美国代表之后发表了一篇义正辞严的讲话,有力地驳斥了美国和南朝鲜的无理主张,完全支持南日外务相提出的方案。他提出,联合国是朝鲜战争中交战一方,无权监督朝鲜选举,一切外国军队必须撤出,这是保证选举不受外来势力干涉的先决条件。为了有利于促成协议,周总理建议成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督。周总理的讲话,立场鲜明,态度真诚,获得了不少国家的称赞和好评。
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朗宁,在他20年之后出版的一本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经过。朗宁认为,周总理的讲话和建议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用他的话来说,美国所强调的却“完全是阻止达成和平解决”。他在书中说,在6月15日最后一次会议之前两星期,美国代表团就已经接到美国国务院关于使会议破裂的指示。美国代表团采用说服和压制的手段,终于使其他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这样一来,这些国家拟定了一个所谓的“十六国宣言”,由代表十六国发言的比利时外长斯巴克在6月15日的会议上宣读。
当时,虽然不知道这些内情,但是还是注意到美国和其他参加“联合国军”国家之间存在矛盾以及美国随时准备使会议破裂的种种迹象。因此,苏、中、朝三国代表团决定在6月15日的会议上为达成某种协议作出最后努力。
美国带头反对朝、中、苏的建议,并在会上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十六国宣言”,声称会议继续考虑和研究朝鲜问题
“不会有什么用处”。在会议面临决裂的关键时刻,周总理满怀激愤地发表了一篇简短而动人的讲话。他指出,美国及其追随者不仅蓄意阻挠朝鲜和平统一,而且要阻挠对维护朝鲜和平达成任何协议。但我们仍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他提出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就是:“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确定。”周总理最后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妥协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极为不良的影响。
整个会场明显地被周总理合情合理的和解态度所感动。比利时外长、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代表表示同意周总理的建议。紧接着苏联外长也表示赞成。当天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表示,周总理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他将宣布周总理的建议成为双方的一致意见。
短时间内,会场一片寂静。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史密斯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顺应形势,不表示反对,将违反国务院关于使会议破裂的指示;如果表示反对,美国将陷入完全孤立的可悲境地。最后,他还是硬着头皮,以“未经请示”为理由拒绝同意。这样,在日内瓦会议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周总理用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高超外交艺术为新中国赢得了声誉,而美国由于阻止达成最低限度、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在政治上遭到了惨败。
(待续)
作者曾任周总理秘书11年,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附图片)
图为1954年日内瓦会议开幕会场一角。前排左一为中国首席代表、外交部长周恩来,左二为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第二排左二为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右一为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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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的话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纪元,中国外交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40年中,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同志的亲自领导下,我国外交取得了伟大成就,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和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
40年来,我国顶住了超级大国的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我国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日益密切、日益广泛的友好合作关系,开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的范例;我国遵循国际主义原则,对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世界和平,加速经济发展,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本报从今天起,按时间顺序,以类似大事记的形式,回顾我国40年来的重大外交活动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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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中国四十年外交大事记

  第一次建交高潮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各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明确的热情支持的态度。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中国互派大使的国家。10月2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断绝与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民主德国相继承认新中国并互派大使。中国与南斯拉夫1955年1月建交。中国政府决定不经谈判即与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当时对巩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等国先后承认中国。1950年1月到3月,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荷兰相继承认中国。新中国在处理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问题上,采取既积极又严肃的态度,根据各国情况采用不同方式处理(多数经过谈判后建交,坚持对方必须与国民党集团断交)。这表明了中国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尊严的决心以及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愿望,显示了新中国外交的高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特色。在1949年10月3日到1955年8月1日的第一次建交高潮中,共有22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宣读政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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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外国报刊上

  苏联人
  为什么没有登上月球
一九五七年首次敲开外层空间大门的苏联人为什么没登上月球?苏联《消息报》最近的一篇署名文章揭开了这个谜。
早在美国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以前,苏联头号宇航设计师C·柯罗列夫就在秘密地酝酿登月计划。不久,列昂诺夫等几名宇航员也开始接受登月飞行训练。柯罗列夫建议将现有火箭的载重量提高十五至二十倍,建造有效负载高达一百吨左右的HI号火箭。由于这需要巨额投资,且超过了当时保持苏美战略均势的需要,苏联决策人长时间犹豫不决。一九六○年,苏联政府批准的HI号火箭的有效负载只有四十至五十吨,直到一九六六年才通过了九十五吨有效负载的计划。
一九六一年美国公布“阿波罗”登月计划,给苏联科学家增加了压力。在柯罗列夫必须加快HI号火箭的研究步伐时,他却缺少火箭的关键部分——发动机。当时能胜任该发动机设计的研究单位在苏联只有格鲁什科领导的设计局。遗憾的是两位科学家对火箭发动机发展方向的看法相左。
格鲁什科建议用氟、硝酸等有毒化学物质作燃料,取代当时使用的煤油和液态氧,而柯罗列夫则认为使用氢氧混合燃料更加可靠。此外,柯罗列夫计划用大量同步工作的中型发动机充当HI号火箭的第一级,格鲁什科则建议联结大型发动机组。学术上的争执终于未能使这两位科学巨人携起手来。陷入困境的柯罗列夫不得已转向飞机发动机专家库兹涅佐夫寻求帮助。
一九六六年,柯罗列夫突然不幸逝世。接替他的科学院院士米申坚持了他的设计思想,但时间紧迫,米申不得不省去一些必要的发动机点火试验。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九七○年七月三日和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科学家们先后三次对有效负载九十五吨的HI号巨型火箭进行了发射试验,结果均遭失败。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进行的第四次试验中,HI号火箭飞行了一百零七秒。其间所有发动机和火箭第一级系统工作正常。尽管这次试射终因尾舱部件失灵而失败,但科学家们却极受鼓舞。这宝贵的一百零七秒表明,火箭的总体设计方案是正确的,离最后成功已经不远。
科学家们的乐观是有根据的。HI号火箭的控制系统、测量技术以及一些内部结构特征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超过了美国用于“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土星”五号火箭。特别是它首次采用了重量轻、强度大的球形燃料舱,并对一些供电装置做了大胆的改进,即使对今天的航天技术也有许多借鉴之处。
然而,一九七四年五月正当科学家们为下两次发射试验积极准备时,格鲁什科取代米申成为柯罗列夫设计局的总设计师。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宣布HI号火箭的设计方案是一个错误,并声明自己“不是空着提包”来的。就这样,悄悄开始的HI号巨型火箭的研制工作又悄悄地结束了。
新型火箭的研究在格鲁什科的领导下从头开始,十几年后获得巨大成功,孕育出苏联“暴风雨”号航天飞机和“能源”号巨型火箭。但是,对于柯罗列夫等一代科学家为之奋斗十多年的登月计划来说,却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
最近十年中,苏联宇航专家的研究重点一直是完善地球轨道空间站,锻炼宇航员在太空长期生活的能力。苏联宇航员在太空逗留的时间已累计超过十四年,是美国宇航员的三倍。很显然,苏联人已经把目光投向火星。  胡锡进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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