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专论
廉政建设是个重大课题
——六个典型案例的启示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 全树仁
最近，我同有关同志一道重点解剖了六起典型案件。这六起案件涉及近40个单位上百人。这些典型案件告诉我们，党组织必须把不断增强反腐蚀能力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
反腐蚀斗争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六起案件都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不法分子瞄准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拉拢腐蚀。沈阳市建行城建支行于1987年7月至1988年11月与不法个体户杨人杰、杨人龙兄弟二人搞联建。城建支行给“二杨”贷款520万元，将其私人经营的东方快餐店两间平房改造为3400平方米的四层楼房，建成后一半给“二杨”搞营业，另一半由城建支行使用。“二杨”从联建贷款中骗取数十万元现金后，先后用十几万元在办理贷款、审批项目、动迁、人防工程等手续中行贿，共有十几个单位的15名党员干部被拉下水。这些人受贿后，尽力为“二杨”进行非法活动打通渠道，大开方便之门。再如，沈阳的“黄金”案，也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原沈阳市轻工局局长朱正标与香港龙华实业公司经理叶立发相识后，在1988年9月至10月间，叶先后五次走私黄金首饰4550多克，从香港带到深圳、珠海和沈阳非法贩卖。朱接受叶两枚金戒指和一条金项链后，不仅帮助叶销赃，而且在叶案发后还为其窝藏金戒指111枚计588克，成为外商违法活动的保护人。
第二，一部分国家干部把为基层和群众服务的关系变成权钱交易，有些干部甚至敲诈群众。盖县农行西海营业所主任杨永泉1984年以来趁渔民养虾、收海蜇急需贷款之机，向60余家贷户索受贿赂近40万元。杨永泉还把索受贿赂的赃款，以2分1厘的高息再贷出，从中牟利。省农机供应公司经理何首民利用手中的农机分配权索贿，谁给钱就有拖拉机，不给钱就没有。他于1987年以此手段向法库、庄河两县农机公司索贿、受贿6000元。
丹东市公园管理处处长林乐民，1988年4月以搞“招待票”为名，骗、盗游江船票40本，私自指令售票员卖出，将1.4万余元票款窃为己有。他还利用职权卡公园内的个体户的
“脖子”，凡是不给他送钱的，他就故意刁难，先后十几次向两名个体户勒索8000多元。
第三，这些人往往都打着各种“保护伞”。有的犯罪分子打着改革的旗号，捞取政治资本，掩盖经济犯罪。“二杨”与沈阳市沈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瀛勃的权钱交易明显具有这个特点。“二杨”认为，捞大钱、发大财，必须有政治靠山，于是施用了种种手段。先是在自己经营的快餐店里为脖子上挂钥匙的小学生开办了“小学生餐桌”；又从骗取的贷款中拿出3万元捐赠给少儿艺术基金会，捞得了政治资本。他们还按张之所需，相机用重金“铺路”。张病愈出院，“二杨”每周送一次食品为其补养身体；见张使用黑白电视机就送去彩电；听说张买钢琴欠了债，便送去2000元现金；张在区委换届前需要进行“活动”，即送上1500元做“活动经费”；张分到新居后又为其装修了房屋。张在“二杨”政治欺骗和重金贿赂下，成了“二杨”的政治靠山。
有的犯罪分子用金钱编织“关系网”，向领导干部或单位职工施以小恩小惠，因而得到本单位和少数领导人的袒护。何首民索贿受贿案发后，其所在单位有的人为其出假证，甚至有20多人联合签名保他，还有的领导人对查处他的问题采取消极态度。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一面暗地里索贿受贿，装入自己腰包；一面让职工在奖金、福利等方面也得到实惠。
教育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筑起抵御腐蚀的“铜墙铁壁”
六起案件中一些人违法乱纪，腐败堕落，都有一个思想逐步演变的过程。有的是在商品经济中为了个人“致富”，经不起金钱的引诱，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杨永泉。他原是一名朴实的基层干部，1984年当农行营业所主任后，开始有的贷户送烟酒等礼品，他认为是不义之财，收下感到害臊。后来他看到这个富了，那个发了，而自己光靠工资怎能富起来呢？于是“思想长了毛”，做起了“权钱交易”，最后成了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拜金狂。
有的是“官欲”、“权欲”膨胀，追求名利地位，一旦掌了权，就无视党纪国法，大搞以权谋私。何首民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农机供应公司工作，1985年被任命为省农机供应公司副经理，1987年4月提为经理，是个提拔较快的年轻干部。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升官”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为了“升官”，不遗余力苦心钻营。1987年他从公司拿出4500元钱送给局领导。他说：“我是局长接班人，得把局领导摆弄明白，特别是让一、二把手有好感。”
有的政治上消沉，追求生活享受，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理想、道德、信念，置党的组织纪律于不顾，为所欲为。孙绍华对政治漠不关心，平时很少学习，连上级召开的会议，他都让副职去，自己从不参加，而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搞关系上。几年中，他批了一些“白条子贷款”、“人情贷款”，谁提出不同意见，他就说：“我有权，我说了算。”中央三令五申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而他却置之不顾，有关同志给他看上级控购文件时，他说：“你别管，出事我负责。”他所领导的丹东市建行几年中多次发生违法违纪案件，愈期贷款1987年底已达3000多万元，到1988年底增到5153万元。他毫不在乎，反而身兼这个“经理”、那个“经理”等社会职务，为离休安排后路。
这些年来，党组织放松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不讲世界观改造，特别是很少讲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信念，不讲奉献精神，不讲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致使追求个人致富，一切向钱看等，资产阶级的金钱万能的腐朽思想在党内蔓延开来。有的干部掌权后脱离了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由追求名利地位、物质享受直至大搞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这是各级党组织和所有党员干部都应认真吸取的教训。
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反腐蚀斗争的坚强堡垒
从对六起案件主要当事人所在党组织状况的调查看，党组织存在的共同问题是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
首先，在一些单位党组织形同虚设，党的生活会流于形式，一些单位实际上是“以政代党”，有的人则“以权压党”。党支部或党小组会愿意开就开，不愿意开就不开；领导班子生活会不健全，有的根本就没开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孙绍华是丹东市建行党组书记，从未召开过像样的领导班子生活会。在班子内个人独断专行，不许别人讲话。在一次会上纪委书记反映一个下属单位发奖过多，缺乏监督。孙大动肝火地说：“你还要监督？你给我出去！”当即将其赶出会场。杨永泉被捕后交待思想时说：“过去别人送钱、送东西，我不敢要，因为那时党支部、党小组几天就开一次会，哪个党员有了毛病，支部发现快，当面就批评，谁也不敢轻易犯错误。近些年党的民主生活会是个摆设，四五年来我从未向党组织汇报过思想，党组织也从未找我谈心。如早有人敲打，我也可能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
其次，上级党组织对下属单位疏于管理，放任自流。这些人所在单位的上级党组织很少下去了解党的建设情况，很少派人去参加下属单位党的组织生活。如省农机供应公司党委书记一次要组织党员学习中纪委关于对行贿受贿的党员要开除党籍的规定，而何首民坚决反对，并说“出了事我承担”。党委书记将这一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后，上级却无声无息。
制度松弛，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的组织就成了一盘散沙，失去了战斗力。党不管党，管党不严，一些党的基层组织丧失战斗力，一些党员干部失去党内外的监督，成为特殊党员，这不能不说是那里发生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对干部的提拔、考核、管理上存在着重才轻德，忽视政治的倾向。六起案件中的几个干部，都在提拔使用上只看才不看德，对他们的考核也只看表面现象，没有从本质上考察，甚至以某些领导人的个人印象好为依据，对干部发现了问题也不及时处理。平时疏于管理，没有建立组织考核与群众监督的制度和干部回避、交流制度，这也是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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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身正气
清廉为民
——记曲阳县委二三事
（一）
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曲阳县，有“鸭梨之乡”的美称。
一个金秋时节，正逢鸭梨下树，县委书记李晓光来到崔家庄乡。临走时，乡干部弄来两箱梨，准备给他放到车上拉走。李晓光对乡干部说：“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天天讲廉洁奉公，怎么能讲归讲，干归干呢？你们这心意我不领。”说完，乘车走了。
曲阳县的红枣、鸭梨、苹果等干鲜果品，正常年景产量都在亿斤以上。这几年中，每当果品成熟季节，总有一些部门和干部到果园沾点便宜。去年，县委在果品成熟之前，专门发出了禁止全县各部门和各级干部向果农索要果品的通知，规定再发现有索要果品者，要严肃查处。县委的号令，保护了果农的利益，群众拍手叫好。
县委常委中原有5名
（2名已调走）是“快乐的单身汉”（家不在曲阳），都吃、住在机关，从不搞特殊，也没有发现受礼受贿的事。久而久之，一些想给他们送礼行贿的人，也就不敢再上门了。
（二）
在查处违法乱纪问题时，县委领导毫不犹豫。县里发现县农行和各信用社违章违纪发放贷款3000多万元，一些工作人员以贷谋私。县里立即严肃查处，有11人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通过这件事，县委意识到发生违法乱纪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制度制约和舆论监督。因此，推进廉政建设的关键，还在于要把公开与监督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对各种权力的有效制约。于是，县委、县政府结合实际，制定了《关于推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的意见》，在全县范围实行。为把这些制度落到实处，县里设立了6部举报电话，各部门、各单位、各乡镇都设立了举报箱，鼓励群众检举揭发违纪问题。在物价、财务、税收检查中，全县共查出各种违纪资金45万余元，县委先后对54起党员干部违纪案件进行了处理，有89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36人被开除党籍。
在许多“小事”上，县委领导也十分重视带好头。县委常委会议室的桌凳，大都是六十年代初做的，十分陈旧。办公室的同志合计，换新的最多花4000元。但书记和副书记都不同意。1987年和1988年，曲阳县委在全地区目标责任制考评中，连续两年评为先进，获奖金1万元。这笔钱，领导干部个人分文未取，一半捐给了县幼儿园，一半用于改善机关的办公条件。
（三）
廉政勤政两相依。加强廉政建设，使县委一班人和党员干部能够把精力和心思放在为群众办实事上。县委书记李晓光上任不久，到王快水库移民村去看望群众。看到不少群众表情冷漠。吃了“闭门羹”的李晓光心里明白：我们这些年欠移民群众的太多了。
中午，他从与乡干部和几位移民群众的交谈中了解到，这个乡的9个移民村在1958年国家修建王快水库时，房屋良田被占用，40多万株红枣树被刨掉，从此搬到了三面环山、一面靠水的9个山梁上，过起了“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的生活。
回到县委机关，李晓光就把财政、水利、交通、电力等部门的负责同志请到了办公室，一起拟定了给移民村修路、办电和发展生产的计划。不久，计划终于实现了，整个移民乡沸腾了起来：电动机、磨面机送到了各村；2000多个灯头接到了农民的屋子里。电机开了，灯泡亮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电灯的一些老人，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共产党万岁！”
有了路，通了电，给移民村群众脱贫致富创造了条件。李晓光先后多次到这里调查。移民们说：“俺们还是富不了：一没本钱，二没技术。”在李晓光和县委领导的安排下，由县水利、畜牧水产、林业等部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科技扶贫小组进山了。60多万元的扶贫周转金也送到了移民手里。
很快，昔日贫穷闭塞的移民乡变了样：库湾里，网箱养着的数十万尾鲤鱼、草鱼欢蹦乱跳；山腰上，数千头肉牛、上万只山羊在嗷嗷欢歌；村头，果脯厂、地毯厂相继投产，移民们终于脱掉了贫困帽！
李成福 鹿建芳 王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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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不讳
羊毛未必出在羊身上
寇占文
“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话恐怕不会有人有疑义。羊毛不出在羊身上，还有出在猫、狗、驴乃至其他什么身上吗？不过，现实真有“羊毛”不出在“羊”身上的怪事。
报载：某县党政机关刹公款吃喝风，几天之内便“风止浪平”。然而企业的吃喝费用非但未减，反而又上了“台阶”，监察部门穷追细查，原来个中“猫腻”，是某些党政机关的吃喝费悄悄地转嫁到了企业。瞧，这“羊毛”出在了哪？
报载：某局领导朝思暮想购买进口轿车，无奈“财神爷口袋”闹饥荒。局头头眉头不展之时，下属发挥了奇妙神通，“变通”来了“银子”若干，终使领导如愿。这“羊毛”又没有出在“羊”身上。
还是报载：某些医院为了“扩大收入”，不仅将雀巢咖啡、葡萄酒作为“药品”开给病人，还将乳罩、珍珠项链等作为“药品”送到病员手中，甚至还有将冰箱、录放机开成“药方”的奇闻。此“羊毛”又没有出在“羊”身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怪现象呢？
这几年，我们有些“规定”、“纪律”太原则，太模糊，孰是孰非不具体，不分明，眼睁睁地被人钻空子。此原因之一；政策不一，顾此失彼可算是原因之二。譬如，对群众反对的公款吃喝风本应上下左右来个“一刀切”，用不着什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有些地方只对党政机关进行了规定，对企业则未置可否，结果便出现了“机关吃喝，企业出钱”——“羊毛”不出在羊身上的怪事；原因之三便是缺乏必要的惩罚措施。有些“规定”和“纪律”，只明确了“不准”如何如何，而没规定违反了该“怎么办”，于是有些人把一些“红头文件”看作是“银样蜡枪头”，有恃无恐，想咋办还咋办，结果“按倒葫芦浮起瓢”；再就是“规定”搞得很严，但执行“规定”的“裁判”不严，明明不准搞“遇到红灯绕着走”的一套，可“裁判”眼开眼闭，手一挥，违纪者溜之乎也。有这样不按“章法”办事的“裁判”，难怪有人敢在“三令五申”下兜售其奸，执行政策走样！
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从中央到地方都正在逐步进行廉政建设，一些“规则”也日趋完善，相信“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怪事今后一定会减少以至于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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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仙桃市认真查处贪污受贿案
湖北省仙桃市把反贪污、反受贿作为廉政建设和经济检查的首要工作来抓，今年1至8月，立案查处贪污受贿案37件47人，追回赃款赃物价值共达41.2万元。
今年以来，仙桃市根据经济案件线索多的特点，集中优势兵力办大案要案，市检察院抽调50％的干警专门办理贪污、受贿案件，采取快审快办的措施，提高了办案质量。农业银行郑场镇营业所主管会计刘辉华采取虚设货款、毁帐灭据的手段，贪污库款18万多元。检察机关接到报案后，会同市农行对刘所管帐务进行了二次清理，确认事实后迅速抓获外逃的罪犯。市有关部门发现市纺织总厂副厂长刘二九收受贿赂折款共达2.2万多元。目前，该犯已被逮捕。
江登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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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每逢党员过生日
河北省邯郸棉纺一厂有一个制度：每逢党员过生日，党小组都要召开会议，既祝贺也评议。该厂750多名党员中，已有300余名过了生日。
过生日的党员先按照党章中规定的党员要求，逐条对照一年来的得失，重温入党誓言和入党时介绍人及党组织对自己的评价，参加活动的同志开诚布公地提意见。开展这个活动一年来，党员中的好人好事明显增多。仅7月份，全厂党员办好事就达2000多件。 邹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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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对藏汉族患难夫妻
刘励华 薛晓康
由鹿学田、边玛央宗组成的“团结族”家庭，经过30多年风风雨雨，如今是更加美满和谐。
前些日子，我们沐浴着“日光城”的艳阳，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采访这对汉藏夫妻。
这是一间不算宽畅的平房。一进屋，浓郁的酥油香扑鼻而来。屋内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耀眼的“五好家庭”奖状。
女主人边玛央宗以藏族人特有的热情款待我们。酥油茶、青稞酒、奶渣……我们便被包围在一种温暖幸福的氛围中。
“那时，我不到20岁。由于受生活所迫，随舅父从老家四川芒康来到拉萨做工，参加了部队建设营房的民工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当时在部队任排长的鹿学田认识了。经过彼此了解，我们相爱了。”央宗讲着，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之中。
1956年，鹿学田、边玛央宗在拉萨举行了婚礼。婚后，夫妻相亲相爱，互相体谅。左邻右舍，无不夸赞。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鹿学田、边玛央宗沉浸在新婚生活的甜蜜之际，不料一场大祸从天而降——鹿学田在施工中摔伤。在部队领导的关心下，鹿学田先后转入兰州等地治疗，动了9次手术。虽然生命保住了，但是右眼失明了。
央宗还未从这一沉重打击中解脱出来，伤好后坚持到工地上班的鹿学田又一次负伤，左腿致残。
“离婚吧！你还年轻，总不能守着一个残废人过一辈子。”有人这样劝央宗。央宗说：鹿学田的身体虽然伤残了，但心却是完好的，他应该得到我的爱情与照顾。
在人们同情的目光下，边玛央宗挑起了家庭重担。鹿学田住进医院好几年，央宗一面抚养孩子，一面到医院照料丈夫。
生活对这对藏汉夫妻继续进行严酷考验。1966年，边玛央宗回老家四川芒康探亲，途中遇到翻车事故，头部和腰部被严重摔伤。鹿学田接到事故通报后，拖着病残的身体赶到出事地点，将妻子接回拉萨治疗。央宗半年多时间卧床不起，鹿学田每天为她喂饭，洗衣、擦澡、做可口的酥油茶、糌粑。爱，在这对苦难夫妻身上更真更深。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党组织和周围的藏汉族同志总是及时送来温暖。”夫妻俩反复说着这句话。
鹿学田拄着拐杖重新站了起来，边玛央宗的病情也日渐好转。医院党委批准了他俩参加工作。鹿学田担任总医院服务社主任，边玛央宗也是医院的职工。丈夫多次立功受奖，妻子5次被评为“五好职工”。
如今，鹿学田、边玛央宗已年过半百。膝下的3个儿女已长大成人，成为国家的建设人才。他们孝顺父母、工作积极，热爱这个家庭。老俩口愉快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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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团结进步征文
喜看今日民族教育
王铁志（蒙古族）
作为民族教育工作者，我到过许多少数民族地方，参观过许多民族学校。耳闻目睹，使我切实感到，建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少数民族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
从规模和发展速度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八八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小学校各有少数民族在校生分别是一九五一年的五十九点三、七十一和十点四倍。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省、自治区有民族高等院校，民族县有民族中学，民族乡和部分村有民族小学，牧区和边远山区有寄宿制学校的民族教育体系。仅就解放前还处于刻木结绳记事的原始状态的基诺族来说，现在学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三，每万人中有大学生二十四人，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教育内部结构得到调整，初步改变了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的状况。
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得到加强。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每万人中的小学生数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了早期智力开发的重要性。过去少数民族幼儿教育极其落后，如今全国幼儿园中少数民族幼儿已达四十八点二万人。
在少数民族中等教育中，师范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极为显著。近年来由于国家采取了建立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办民族师范学校和民族师范班等办法加强培养少数民族师资，使少数民族师资奇缺的状况得到改善。过去，少数民族中学教育基本是升学教育，教育与当地经济需要脱节，结果虽然教育大发展，山河却未改观。可喜的是，近几年人们已认识到，民族地区最缺的是中初级技术人才和能工巧匠，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湖南湘西自治州一九八八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人数占高中阶段招生的百分之三十九。他们根据当地经济特点，开设了服装、民族工艺美术、种植、养殖等专业，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将在发展农村经济，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和开展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
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大学。现在，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已有普通高等学校一百零一所，有包括当地汉族学生在内的大学在校生十三万余人。民族地区就地培养人才的能力大大提高，缓解了当地人才需求矛盾。过去，少数民族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凤毛麟角，现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绝大部分都有一定数量的大学生，有的还有硕士、博士生。
许多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在生产、科研等战线作出了突出贡献。一九八四年荣获日本兽医学博士学位的蒙古族学者旭日干试验成功世界第一胎试管山羊。我国培养的第一名藏族博士生格乐撰写了第一部关于甘孜藏族自治州史的学术著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以上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中，就有中央民族学院的毕业生七百余人。
在教育发展中，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受到人们尊重。在民族学校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维护祖国统一成为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在普通中小学中，尊重少数民族意愿，广泛地采用民族语文授课或双语言教学。高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时，允许用少数民族文字答卷。国家帮助编译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在高等学校中，开设了二十几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还开设了民族学、民族史等专业，专门培养继承、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专业人才。
随着对外开放，各民族互相交往、学习的机会增多，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已认识到学好汉语和外语的重要性。湘西州开展“拼音学话、注音识字、提前读书”的实验，使一年级的民族学生能平均识字一千四百多个，解决了学生学汉语的难题。
回顾四十年的历程，新中国给民族教育带来了伟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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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军区某油库主任李绪仁（左二）6年来先后负责完成了500多万元的营建施工任务，没有收施工单位一点“好处”，仅有据可查的就有15次拒绝“好处费”近万元，被官兵称为“信得过的好主任”。
图为李绪仁带领官兵下油库检查施工质量。 储祥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