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丹心留人间 勋业传后世
——纪念李克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杨尚昆
我和李克农同志历史上工作联系密切，生前交谊深，可算挚友至交。克农同志逝世后，我一直想写点东西以为纪念。今年9月15日，恰值克农九十诞辰，这不由又勾起了我对这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我军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缕缕追思。
克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但我对他的音容笑貌和革命业绩却时所萦怀，历久弥深。克农同志生前曾说：“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这虽为他自谦之言，但也反映了他光彩照人的一生。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不渝地忠于党的事业。他的革命胆略和渊博学识，他的组织领导能力和社会交往经验，使他常受命于危难于际，但他总是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精神，创造性地完成任务。无论是在白色恐怖下的敌营里，还是在南征北战的峥嵘岁月，无论是在唇枪舌剑的谈判桌上，还是在隐蔽斗争的特殊战场，他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无畏地忘我斗争。尤其是在情报和保卫工作上，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独特才能，在紧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供了决策情报，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伟大勋绩。
（一）
李克农同志是安徽巢县人，生于1899年9月15日。青年时代就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五四时期，投入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他和阿英、王少春等同志一起在芜湖创办了民生中学，团结进步人士，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1926年，他在芜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在白色恐怖下坚持进行斗争。
1928年春，李克农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秘密转移到上海，首先同潘汉年等同志一起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并担任党的沪中区委宣传委员。1929年，正当蒋介石加紧对我党的破坏和对红军的围剿，妄图将革命力量全部消灭之时，党派克农同志同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打进徐恩曾把持的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和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利用徐恩曾扩充特务组织的机会，深入敌人的要害部位，担任机要职务。他们在敌人内部成立特别党小组，由李克农同志任组长。他们为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抗击敌人的暗害，向党的地下组织报警，营救被捕同志，与叛徒作斗争，开展对敌情报工作，进行了艰苦英勇的斗争，为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地址顾都知道，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克农同志得到钱壮飞派人由南京连夜送来的这一紧急情报，他沉着机警，千方百计地设法找到陈赓同志报告了党中央。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立即同陈云同志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同志的协助下，机智果断地与敌人展开了一场争时间的惊心搏斗，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使党中央机关全部得以安全转移，彻底粉碎了敌人破坏我党中央的罪恶阴谋。同时，克农同志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不顾敌人的追捕，也不及考虑自己妻儿的安全，亲自安排了战友钱壮飞及其家属和胡底同志的安全转移。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得到党中央的嘉奖。毛主席曾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二）
1931年秋，克农同志奉命离开上海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担任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建立起了党的保卫侦察工作。对配合苏区工农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和巩固苏维埃政权，都做出了成绩。
1934年10月，克农同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地面侦察工作，并担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对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在长征中的安全，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还协助叶剑英同志，同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根据形势我党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当时，克农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在毛主席决策和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下，克农同志受命作为我党代表，两次深入东北军开展工作，在洛川同张学良将军举行了初步秘密会谈。向东北军官兵介绍我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和主张，揭露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消灭异己的阴谋，并用无数事实来说明东北军只有与我党联合抗日才有出路的道理，给予东北军官兵深刻影响。与东北军达成五项局部性的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毛主席称赞说：“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以后他又陪同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同张学良谈判，取得成功。“西安事变”发生后，克农同志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随周恩来同志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建立西安红军联络处，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前，克农同志离开西安到上海，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进行国共合作方面的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后，调南京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任办事处处长，协助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完成了许多紧急而繁重的任务。帮助恢复建立地方党组织。从国民党监狱营救保释了几百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将他们转送延安，或派到国民党区工作。从上海和南京抢运数百吨物资到西安。南京失陷前夕即去武汉筹建八路军办事处，并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和八路军总部秘书长，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我党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武汉失陷前，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克农同志指挥率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大批人员撤退和做好疏散工作。1938年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迁移重庆，桂林成为同华南、华东、西南乃至香港、海外联系的重要通道。克农同志奉周恩来同志指示去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使我党在西南一带有了公开的代表机构和领导核心。在此期间克农同志积极开展对国民党桂系的统战工作，团结各方人士，使桂林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他还通过夏衍等同志和文化艺术界人士接触，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推动进步文化工作的开展。当时桂林的政治情况十分复杂，特别是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面对险恶的斗争形势，克农同志不畏艰险，镇静自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他一面积极进行上层统战工作，揭穿敌人的阴谋诡计，以争取社会各界对我党的同情和支援；一面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和精心部署地下工作，准备在办事处被取消后仍可取得抗日救亡的立足点。
（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李克农同志奉命撤回延安，担任党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领导职务，先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情报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1941年7、8月间，党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是党的情报工作历史发展上的转折点，是从搜集警报性和保卫性的情报工作转向搜集军政战略性情报工作的标志。克农同志认真学习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用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的教导来教育干部，强调情报工作就是搞调查研究，是一种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动员全体同志认真进行对敌、友、我、外情况的调查研究，树立起调查研究和情报工作的正确观点，掀起了一个热烈的了解情况，注重实际的风气，把情报工作提高到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的原则高度。
在抗日战争时期，克农同志参与了对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派遣我情工人员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中，获取了日伪的大量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报，对配合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克农同志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他就考虑到内战的危险存在，指示在敌区工作的同志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作长期打算，要充分利用国民党接收敌占城市等有利时机，积极向国民党的各个地区发展。并指示各地情报组织要以军事情报为主，同时要做好国民党各派系的上层联络工作。
1946年1月，国民党被迫同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克农同志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叶剑英同志，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针对内战在即的严重形势，对华北、东北、华东等地的地下情报组织布置了工作。
解放战争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克农同志具体负责实施，使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政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毛主席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1948年，根据中央决定由中情部主管策反工作的指示，克农同志参与策动了和平解放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藏等地的工作，并成功地组织了国民党多起海空军起义和“两航”起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得到了中央的赞扬。
克农同志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他把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作为首要任务。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当时形势非常严峻，我和叶剑英同志几次催他赶快撤离，克农同志说：“毛主席不走，我作为社会部长不能走。撤出延安后，中央决定留在陕北，克农同志为确保毛主席和中央前委的安全，从原中央警备团中抽调了一个骑兵连和三个步兵连组成精干的警卫部队，随前委行动。同时，对绥德、陇东、三边派出了三个侦察站，配备了电台，直接为保卫中央前委服务。此后，我和克农同志一起在中央后委工作，我们对毛主席和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的艰险处境非常担心，针对蒋介石密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捕获中共首脑部”的阴谋，侦悉了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大量军事行动情报，从而保卫了毛主席和中央前委的安全。
我党与傅作义将军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后，克农同志又担负起为党中央进城打前站的任务。当时北平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为确保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亲自布置警卫，安排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他会同北平市负责同志，领导警卫部队和公安部门，为整顿社会治安，建立革命秩序，为保卫首都安全，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
（四）
全国解放后，李克农同志历任中共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并当选为第一届政协中共代表团代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李克农同志坚持贯彻我党情报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把情报工作完全置于党和国家的绝对领导之下，强调情报工作必须服从党的政治路线，服从党的政策和纪律；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政治为基础；情报专业部门和有关部门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他要求情报工作人员必须忠于党，忠于人民，必须专业化，知识化；反对把情报工作特殊化。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工作。他经常以情报工作没有和平时期来教育干部，保持常备不懈。全国解放后，很快实现了情报工作的战略转移。
1951年7月，党中央派李克农同志赴朝鲜负责停战谈判工作。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外交政策，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和朝鲜同志一道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团结了朋友，打击了敌人。在谈判过程中，克农同志既坚定沉着，有胆有识，又实事求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但由于工作量大，持续时间长，他的心脏病和哮喘病一次次地发作。中央为照顾他的身体，派伍修权同志去替换他的工作。但克农同志从工作考虑，感到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换人，一切又得从头做起，这样对工作不利。于是他提出“临阵不换将”的建议，后来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克农同志在停战谈判过程中，富有创造性地处理谈判中的各种问题，受到党中央和朝鲜同志的赞扬。
1954年克农同志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协助周恩来同志做了许多工作。
建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活动增多，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斗争非常尖锐。我们一起掌握情况，研究对策，保证了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出国访问的安全。
克农同志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1955年5月，他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积极向中央建议，要争取李宗仁回国，后几经周折和斗争，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下，终于使李宗仁回到祖国。
克农同志由于长期担负繁重和复杂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身体一向不好。但他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毅力，克制着病痛的折磨，顽强地坚持工作和学习。1957年他患了脑溢血。1961年他的病情略有好转，即写信给小平同志和我，“要求将中央特科的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同时也可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他的意见得到中央的批准。克农同志对自己能继续为党工作，感到非常兴奋。克农同志就是这样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着。他常诙谐地说：“我们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是不舒服的，能驮多少，就驮多少。”直到1962年2月他逝世的前几天，尽管已患了几次心绞痛，但他仍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一直顽强地战斗到最后的一息。
克农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创建与发展党的情报保卫事业，献出了毕业的精力。他那坚定的革命信念，高尚的革命情操，灵活的斗争艺术，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团结爱护的领导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克农同志的一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很多。英贤虽逝，精神犹在。我们要学习继承克农同志的崇高思想和优秀品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才是我们对克农同志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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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华东军大
钟期光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夏，宁、沪、杭先后解放，中国革命胜利在即。
为了适应新时期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提出了培训处于频繁作战状态下的解放军干部，和罗聚人才为部队建设输入新鲜血液的问题。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英明决定。六七月间，三野前委机关还在上海，陈毅同志就向我们谈及这一新的使命。其时，我军要从单一军兵种逐步向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转变，急需加强特种兵部队建设，迫切需要充实大批年轻的有知识的干部。而华东地区文化又比较发达，大批革命热情高涨的青年学生涌进部队，需要与可能完全统一了起来。随解放军渡江南下在苏州继续办学的华东军政大学，和在常熟继续办学的三野军政干部学校，就陆续招收了一大批学生，在战火硝烟尚未散尽的环境中展开训练与学习。7月底，三野前委机关迁回南京。办学的事进入了具体筹备阶段，包括选校址、调教员、设机构等等事宜。9月1日，华东军区、三野前委发出《关于开办军事政治大学的决定》，由上述的华东军大、三野干校和第八兵团直属队的一部为基础，组成华东军事政治大学。陈毅同志兼校长和政治委员，陈士榘同志为副校长，我为副政治委员，聂凤智同志为教育长，余立金、张崇文同志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到10月中旬，包括三个总队、八个团和两个干部训练队的华东军大，就正式开学了。在开学典礼上，陈毅同志作了著名的题为《为人民服务》的长篇讲话。这事一晃快40年了，我后来每每遇见华东军大的教职学员，总是念念不忘地谈起陈毅同志这篇讲话。那次讲话，确实说进了众多听众的心坎里。
华东军大继承和发扬了抗大的光荣传统。学校以教学为中心，以培养对我军建设有用的人才为着眼点。青年学生团队强调养成教育，以分队战术、队列与射击训练，军人姿态养成和社会发展史等为主课，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人生观教育、政治形势教育和基础军事训练。那时也没有正规的课堂，每人一只小马扎，到上课时间，就在广场上大课，或以班为单位展开讨论，或以中队、区队为单位进行射击预习、队列训练。学生习武，投笔从戎，对枪很感兴趣，对立正、稍息和转法也不觉繁琐，都神情专注，严肃认真。他们来到胜利之师，部队生活生龙活虎，各级干部身为表率；而老一辈为之付出重大代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各项革命与建设事业正蓬勃发展。这一切，深深地感染着青年同志们，他们革命斗志旺盛，情绪特别高涨。讨论
“猴子变人”时，都觉得这个观点很新鲜，不时传出笑声，在他们纯洁的心灵中，逐步树立起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类本身的新观念，改变了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旧思想。进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伟大，加入人民解放军光荣，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焕发了自觉向上的革命热情。如遇刮风下雨，他们的活动就在宿舍内和走廊里进行。条件很简陋，但学员们觉得天天能学到新东西，他们的思维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精神也就很舒畅。对于简陋、艰苦，他们认为这是学习老红军传统，也就不在话下。实际上，比老同志打游击的环境，比战争年代，已经好得多了。课余时间，校园内开展文体活动，到处是歌声和笑声，生意盎然。当时的《华东军大》校报，对配合教学、鼓舞学员进步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华东军大只办了一年多时间。由于军事教育体制的变化，到1950年11月28日即行改编，一部分并入军事学院，主要部分改建为第三高级步兵学校。但它不愧为革命的大熔炉，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3万余名毕业学员，适应了革命发展和部队建设的需要。很多同志现在成了党政军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或专家。为了记载这段历史，组织撰写回忆录，出版纪念专辑，把华东军大的风貌，以及年轻知识分子以此为起点走向光辉灿烂的今天或明天的感人事迹，重现于广大读者面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不仅可以让我们这些在军大生活过的人，饶有兴味地回顾那些走过的征程；也为后来人，尤其是知识青年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的途径。现在每年都有一批知识青年进入部队，来从事国防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人民解放军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将由他们来最后完成，并使之上升到更加高级的阶段。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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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图为北平前门箭楼东侧火车站前，欢迎解放军的北平市儿童兴致勃勃地坐上叔叔们的炮车。 陈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