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悠悠赤子心 殷殷报国情
——记学成归国的上海老、中、青三位科学家
新华社记者 张学全 陆国元
4月下旬以来，古老的华夏大地经历了一场空前的风波。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政治风波中经历了严峻考验。大浪淘沙，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知识分子中出了极少数败类，而千千万万以祖国振兴为己任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则再一次向世人展露了他们的悠悠赤子之心，殷殷报国之情。
王应睐、刘承宪、李瑞阳，不同时期学成归国的上海老、中、青三位科学家，就是这千千万万名知识分子中的三位代表。
李瑞阳——
“国家用人之际，我怎能不回去”
加拿大，蒙特利尔机场。1989年5月29日，32岁的中国博士研究生李瑞阳归心似箭。
1987年12月，以优异成绩从湖南桃源乡村考入上海机械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的李瑞阳，根据学院与加拿大康柯第亚大学达成的合作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协议，被选送到康大机械系继续深造，由加方提供奖学金完成博士论文。李瑞阳学习刻苦，早在机械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显示出了较强的研究能力。进入康柯第亚大学后，优越的工作条件和浓厚的学术气氛，更使他如虎添翼。
李瑞阳很快崭露头角。
他研究的专业课题“制冷剂通过毛细管的亚稳态流的研究”，是一门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涉及数学中最优化理论、微机处理、力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在加方导师林燧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李瑞阳经过一年半的潜心研究和试验，先后完成了5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拟合制冷剂通过毛细管的亚稳态流关系式的方法，发展了一个可供工程应用的数学模型，同时对汽液两相流流动机理提出了新的认识。
其中4篇论文分别被国际制冷学报、国际多相流学报和美国暖通制冷学报接受发表。这些学报都是世界公认的权威性杂志。
林燧教授高度评价他所指导的这位中国博士生的学业。在给中国著名热能工程专家、李瑞阳的中方导师陈之航教授的信中，林燧教授这样写道：“李瑞阳的论文达到了很标准的博士水平。可以从他有效的工作中看出，李瑞阳先生作为学者已具有科学方面的创造性，很好的判断能力，独立的工作能力，这个人的个人品德是非常值得大家尊重和信任的。”
教授的信实际上给李瑞阳发放了学成归国的“毕业证书”。
李瑞阳高高兴兴整理行装，准备回国。他为将要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而兴奋不已，然而就在这时，祖国发生了令人不安的动乱。劝阻他回国的人络绎不绝，但他归志已决。他说：
“国家花那么多钱，把我从一个农村娃培养成博士生，多不容易。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怎能不回去！”对挽留他留下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他也婉言谢绝：“加拿大的研究条件比起国内当然优越得多，但是我的事业在中国。”
李瑞阳终于登上了飞往祖国的飞机。他带了一只重达32公斤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用平时积攒的钱购买的与学科有关的国外最新书刊。为此，在整理行装时，除留下一套西服和一件羊毛衫外，他扔掉了其它所有的生活用品和衣服。
8月21日，回国两个多月的李瑞阳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被授予博士学位。他被分配到上海机械学院动力系热能工程教研室，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说：“我是祖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我将无愧于我的祖国。”
刘承宪——
“我相信祖国，我要用我的知识报国”
对于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52岁的副研究员刘承宪来说，1989年7月12日的归国之行是多么不寻常啊！
三天前，刘承宪结束了在联邦德国雾伯塔大学为期9个月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一项由校方提供经费而由刘承宪主持的基础研究，旨在揭示一种热不稳定和锰离子依赖型尿囊素酶的奥秘。这种酶是刘承宪1986年在世界上首次发现的。
7月9日，在结束研究工作的当天，刘承宪正式提出要求回国。这正是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不久，国外舆论一片沸沸扬扬之时，邀请刘承宪到西德工作的雾伯塔大学植物生理学家泰姆教授首先出面劝阻。他给刘承宪看一份以联邦德国各州政府的名义下发的文件，文件指示每一个指导中国留学生的西德导师，在中国留学生要求留下时都不得拒绝。泰姆教授说：“你现在不要急于回国。”
7月10日，雾伯塔大学学术秘书设家庭小宴宴请刘承宪，席间对刘承宪再三挽留：“你是否再考虑考虑，这里很需要你。”
7月11日，和刘承宪一起工作的一位西德博士，对刘承宪的劝告充满关切之情：“你最好看看国内形势的发展再作决定，现在回去太危险。”
刘承宪并不怀疑西德同行的善意。但是他说：“我相信我的祖国。我回去不会有任何危险。”由于他的一再坚持，7月12日，雾伯塔大学为他提供了飞往香港的机票。
刘承宪这是第二次从西德回国。1985年，他以一篇阐述受控生态条件下光合作用与固氮作用关系的出色论文，结束了在西德为期5年的留学生活，获得了波恩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共同授予的“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降低菠菜中危害人体健康的硝酸盐的含量，是西德科学家致力已久的一项研究。刘承宪在留学期间，用提高光合作用和激素处理的方法，成功地将菠菜中所含的硝酸盐转化为蛋白质。世界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刘承宪的西德导师伦茨教授对此备加赞赏，邀请他留在西德继续从事这项极有意义而又极有希望的研究。刘承宪谢绝了。他说：“我是为报效祖国而出国留学的。现在是我回国用知识报国的时候了。”
刘承宪回国后，致力于研究“豆科植物光合作用产物和固氮活性的关系”。一年之后，他在蚕豆中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酶——热不稳定和锰离子依赖型尿囊素酶。这是新中国成立40年来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发现新种酶。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向国家申请经费，企盼通过进一步的研究逐步揭开这种酶的奥秘，他得到1.7万元。当然，这对于他的研究计划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他完全体谅国家的难处。去年10月，他接受泰姆教授的邀请，赴西德从事这一研究。至今年7月，不但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而且在研究中又找到一种提纯大豆尿囊素酶的新方法，同时发现大豆尿囊素酶至少有三种同功酶。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发现。
7月14日，刘承宪第二次回到上海。一个新的科研项目——“空间生命科学与未来农业研究”正在等待着他。这是中国发展空间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其终极目标是要在地球外围空间构筑一个受控的生态生命支持系统，通过各种不同种的生物组合，造成一种循环往复的生命组合。这无疑是一项极其艰难的研究，但是刘承宪却沉浸在一种巨大的责任感之中。对于一个志在报国的科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祖国的信赖和重托更令人激动的了。他知难而进，从“模拟低重力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开始，踏上了漫长的征程。人们发现，在刘承宪回国后的一个多月里，他的实验室里的灯光，每晚到11时才熄灭。
刘承宪姓“刘”，但是上海植生所的同事们更愿意叫他
“老牛”。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刘承宪说：“我愿意一辈子做这样的牛。”
王应睐——
“科学昌盛祖国昌盛，是我毕生的心愿”
王应睐今年83岁，从1945年学成归国至今，他已经为祖国的生化科学研究事业奋斗了40多年，现在仍在兢兢业业奋斗不息。他说：“科学昌盛，祖国昌盛，是我毕生的心愿。”
1938年，王应睐远涉重洋到英国求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他怀着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而去，天天在内心深处编织着强国之梦。1941年，他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全部学业，却因珍珠港事件爆发而不得不滞留异国他乡。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传来，王应睐夜不成寐，立即打点行装，辗转两个多月，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然而在那时，他根本不可能开展任何意义上的科学研究。他感到自己空有一腔热血。
历史终于为王应睐提供了报效祖国的机会。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经过短暂的筹备，他和另两位科学家冯德培、汪猷一起，创建了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他担任研究所副所长。他又写信动员正在英国和美国求学的邹承鲁、曹天钦、王德宝等海外学子回国，并于1958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1988年2月10日，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第20届生物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决定授予王应睐“特殊成就奖”。这既是一个崇高的荣誉，也是对王应睐40年献身生化科学研究的恰当评价。大会同时授予他一面奖盾，奖盾上镌刻着：“王应睐从1958年至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他曾作为协作组组长领导完成了两项杰出的、具有开创性的成果。一项是1965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另一项是1981年的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2月11日晚，迈阿密华侨欢天喜地地为获得殊荣的王应睐举行盛大聚餐会，一只特制的蛋糕上写着：“中国之光”。
王应睐看到自己的祖国一天天强盛起来，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他经历过新旧中国的对比，深知今天的一切来之非易，因而对4月下旬以来发生的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感到深深的忧虑。他对方励之等人搞阴谋、策划动乱深恶痛绝，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知识报国。方励之等人却热衷于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发展到妄图颠覆人民共和国，这是绝不能容忍的。他们玷污了知识分子的名声，是中国知识界的败类。”他拥护党和政府为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而采取的果断措施，企望国家从此长治久安。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须扬鞭自奋蹄”。早在1984年辞去担任26年之久的所长职务时，王应睐就致力于“酶和核酸的相互作用”研究，并且担任了这一研究的课题组组长。这是一项重大的基础理论研究。上海生化所以往所进行的科研工作，包括人工合成胰岛素和核糖核酸，主要集中在对生物大分子本身的研究方面。而无论是生命的存在，还是生物的遗传，都离不开生物大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然，要揭示生命的奥秘，必须解开生物大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之谜。王应睐以78岁高龄而挑起这副重担，令许多后来者感奋不已。在他的领导和参加下，近几年来，这项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但他是很难见到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这项研究的成功之日了。王应睐以春蚕自喻，春蚕至死丝方尽，他一息既存，就要“吐丝”不已。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王应睐的精神更加振奋。他以一个科学家特有的精确，每天上午8时半和下午2时准时走进办公室，上午11时半和下午5时半离开，一天工作6个半小时。他确实感到精力已大不如前，不敢奢望在科学研究上再有大的突破，但他仍渴望着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多做些工作。
（本报约新华社专稿）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咸阳秦都痔瘘医院发扬延安精神
自力更生办院 勤俭廉洁行医
陕西省咸阳秦都痔瘘医院在治理整顿医疗秩序中，处处体谅国家困难和患者的经济负担，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方针，既为国家节约了大批开支，又满足了患者的服务要求。
这个医院地处古城咸阳远郊农村，只有六名医护人员，却担负着五十张病床和日平均门诊五十多人次的医疗任务。医院虽属全民单位，但他们不吃大锅饭，每年只接收国家拨给的工资款，办公费和医疗设备的添置、修理费等均由自己解决。为了改变院容院貌和医疗条件，为国家节约资金，他们自己烧水、做饭，自己采购、制药，做棉签，自己拖地板、扫厕所，还利用工余时间和节假日，自己动手插柳栽花、种菜种药，使一个占地八亩的医院满眼绿树成荫，一片鲜花芬芳。
为了方便病人，他们千方百计为患者着想，处处减轻病家的经济负担。医院办了营养灶，只收成本费，病人随到随吃。凡急症病人入院，一律先治疗、后交费，工作人员轮流守护，给病人喂饭、洗头、洗衣服、倒便盆。不久前，永寿县监军镇一位农民，治好痔瘘病出院时，交不起医药费，院长张潮堂不但免了他的欠费，还代购车票送他回家。除正常门诊、住院工作外，院长还经常带领医护人员到附近农村和部队，为中小学生和指战员免费查体治病。
这个医院以治疗痔瘘出名，他们研制的治痔新药“双止灵”经有关部门鉴定证明，其止血、止痛、消炎和去腐生肌作用十分显著，不但治好了大批患痔疮、瘘管的病人，还治好了不少慢性鼻窦炎和淋巴结核患者。药灵疗效高，但他们坚持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不多收患者一分钱，甚至腾出时间自己上山采药自行炮制，以降低药物成本，减轻患者负担。 张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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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走有中国特色的环保道路
——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一席谈
本报记者 谢联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前夕，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回顾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历程，深感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环保事业取得成绩的根本保证。
记者：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这是我们共和国成熟的表现。
曲格平：是的。我国的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我们国家
“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很多外国朋友不敢想象，我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来美元的情况下，能下决心每年拿出70亿元用于环境保护。
记者：环保是世界热门话题，已经引起各国重视。
曲：我们对环保的认识和行动，要跟上世界潮流。但必须注意，借鉴国外经验重要，探索和开拓一条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环保道路更重要。
记者：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环保道路？我们作了哪些有益的探索？
曲：所谓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工作方针和政策。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不能像他们曾做过的那样为积累利润而牺牲人们生存的环境。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要采取更多措施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虽然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还落后，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还较低，法制正在健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欠账较多，在环境建设方面有许多不利因素，但也有巨大的后发潜力。比如，资源总量雄厚，人们改革开放愿望强烈，群众环境意识在增强等。针对这种国情，我们这些年在开拓有特色的环保道路过程中，至少做了这几方面的探索：一，确定了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制定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指导方针，并在国民经济计划、社会发展计划中作了适当安排；二，确立了“预防为主”、“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逐步形成以强化环境管理为主体的环境政策体系；三，初步建立起一个统一领导、分工协作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记者：这可以说是中国式的环境管理思路。这种思路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有什么异同？
曲：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国当前环保工作以强化管理为中心，而西方国家则是依靠“强制加投入”。“强制”是指强行贯彻各项法规，违法的要制裁；“投入”是指采取高投入、新技术措施防治污染，其费用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我国目前防治污染建设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少得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无疑，照搬国外经验行不通，所以必须摸索一套符合国情的环境管理思路，强化环境管理就是这个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强化环境管理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曲：就当前来说，一是制定必要的法规和政策，为各行各业提供行为准则；二是不断完善在统一领导下的分工协作的环境管理体制；三是建立强有力的环境管理机构，切实按法规和政策进行监督管理；四是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
记者：这就是说，要真正把环境保护变成一项全民的事业。
曲：这是认识上的飞跃。这个飞跃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开始。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把环境管理部门的任务概括为“统筹规划，全面安排，组织实施，检查督促”，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如何发挥“统筹规划”、“检查督促”职能不明确，很少在这些方面下功夫，而把精力放在“组织实施”上。
记者：据说那时的环境污染正在严重发展，把环境管理的重点放在组织环境污染治理上，也是当时的情况所逼。不过这样做有个弊病，如果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单位缺乏治理积极性，容易把责任推给政府和社会，导致环境污染防不胜防的局面。
曲：基于这种认识，在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中规定“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明确了责任。这种思想演变过程用了9年时间。第二阶段认识是从1982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成立到现在。
记者：这一阶段算起来也有8年时间了。在这一时期解决了哪些问题？
曲：概括起来，一是“管什么”，二是“怎么管”。1984年在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上，制定了经济、城乡、环境建设“三同步”指导方针，提出了以强化管理为主体的三大环境政策体系，其基本精神是把原来的单纯治理引导到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轨道上来，解决“管什么”的问题；今年4月第三次全国环保会议提出的五项制度，即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制度、污染限期治理、推进集中控制，是强化环境管理的新发展，解决“怎么管”的问题。解决“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是我国环境管理思想演变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
记者：一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人们生存条件的优劣。尽管我国在环保方面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但回眸国家环保事业发展历程，在短短16年间就形成了一套中国式的环境管理思想，探索和开拓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环保道路，值得庆贺。
曲：随着管理思想的完善，可以相信，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环境管理、环境建设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本专栏统计资料均由国家环境保护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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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我政府大力治理工业污染
近十年将75亿元排污费用于工业污染防治
王扬祖 过孝民
工业生产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据统计，目前工业生产排放的污染物占全国污染物总排放量的70％以上。我国环保工作始终把工业污染防治列为一项重要任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88年与1981年相比，工业产值增长1.34倍，而工业废水排放量仅增加15％，万元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从450吨下降到221吨，废水中的重金属排放量减少64％；原煤消耗量增长了58％，而二氧化硫排放量仅增加11％，烟尘排放量减少了1.2％，万元产值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从7.27吨下降到4.63吨。
我国工业污染防治的措施主要有：
通过技术改造，把“三废”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中国石油化学总公司炼油企业将减压蒸馏顶气冷却由“直冷”改为“间冷——干湿式空冷”，每年少排放含油废水近1亿吨；化学工业制碱生产将汞法改为离子膜法，消除了制碱生产的汞污染。
合理生产布局，调整产业结构。1981——1988年全国已有14000多家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企业实行了关、停、并、转、迁。对电镀、锻铸、热处理等行业进行了改组，建立了一批事业协作中心，仅机械部门，“六五”期间就撤消电镀、热处理生产点7600多个。
大力开展综合利用，实现工业“三废”资源化。“三废”综合利用的产品产值和利润大幅度提高（见下图）。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而且消除了污染，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加强“三废”处理，提高“三废”处理水平。近十几年来，我国的“三废”处理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1981年到1988年共安排建设处理项目22万余个，其中绝大部分已竣工投入运行。工业废水处理率1981年为13％，1988年提高到27％，工业废水处理量已达72.3亿吨；锅炉和工业炉窑改造率1981年分别为33％和19％，1988年提高到65％和41％；工业粉尘回收量由1981年的636万吨增加到1988年的1861万吨。
强化企业环境管理，以管促治。1988年大中型企业“三同时”执行率已达96％，1978年国家确定的第一批261个污染限期治理项目已全部完成。自1979年执行排污收费以来累计收费已达75亿元，促进了污染的防治。企业环境目标责任制和创建“清洁文明工厂”、“环境优美工厂”的活动，推动企业环保工作的深入进行。（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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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我国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彰的单位和个人
获奖单位或个人 获奖时间 奖章名称
李鹏 1987年8月 环保金质奖章
曲格平 1987年8月 环保金质奖章
中国环境报 1985年6月 环保银质奖章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1985年6月 环保银质奖章
“三北”防护林建设局 1987年6月 全球环保500佳奖章
张占林（北京大兴县留民营村村长）1987年6月 同上
中国环境报 1987年6月 同上
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1988年6月 同上
浙江省萧山市山一村1988年6月 同上
李双良（太原钢铁公司工人）1988年6月 同上
成都动物园 1989年6月 同上
广东潮州市环境教育领导小组1989年6月 同上
新疆和田县政府 1989年6月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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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为人民保护环境办实事
“我们提倡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一个部门、一个工厂，都应该考虑每年在环境保护上为群众办好几件事，办一件成一件，抓出实效来。”这是李鹏同志在5年前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来的。此后，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把为群众办环保实事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据1986—1988年不完全统计，各地共办环保实事4940多件。其中，建成烟尘控制区1238个，面积5243平方公里；治理河流549条，长度3200多公里，治理受污染的湖泊近60个；建成噪声控制区524个，约1000多平方公里。
各级政府每年为群众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对推动城乡环境保护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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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是保护濒于灭绝的物种、保护自然历史遗产而划定的特殊地域。建设自然保护区已成为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一九八七年底统计，我国共建各类自然保护区四百八十二处，面积为二十三万七千四百九十二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二点四七。其中，国家级的三十一处，面积六万三千六百八十四平方公里；省级的三百一十四处，面积一十三万九千八百一十七平方公里；地市级的二十一处，面积五千九百七十五平方公里；县级的一百一十六处，面积二万八千零一十六平方公里。长白山、鼎湖山、卧龙、梵净山、武夷山和锡林郭勒六个自然保护区，已加入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
常仲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