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电影纵横谈
滕进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电影经过新时期十年的复苏与发展，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增长和提高。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广大观众的积极支持。同时也是全国近两万名电影创作生产人员和约五十万人的发行放映队伍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为了迎接建国四十周年，我们组织摄制的一批包括故事片、美术片、纪录片和科教片等各个片种的献礼影片，在思想内容、艺术水平和题材、风格、样式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拓展与成就。相信这些影片陆续公映之后，将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在这批献礼影片中，其中有的是经过了两、三年的酝酿筹划和艰苦拍摄而成的。这中间得到了社会各界，包括部队、工厂、农村、学校和各行各业的人们的大力协助和无私支援才得以完成的。所以，应当着重感谢他们，是他们的努力和奉献通过我们电影摄制人员而凝聚到胶片上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影片是我们大家共同为建国四十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电影工作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比如电影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影片的思想艺术质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多层次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其中一些低劣产品不时受到观众正当的责难，等等。这些都要求电影战线的同志们不断努力，兢兢业业地从事我们的工作，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创造优异的成绩。
当前社会上对电影反映最为强烈的，是人们对一些娱乐性影片常常出现的一些打斗、凶杀和裸露的情节迭有烦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这里有前一个时期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大气候的影响，有制片厂家迫于经济压力而产生的急功近利，有对于娱乐性影片内涵的片面理解，也有某些电影工作者对自身社会责任感的漠视。这种现象不仅受到广大观众的批评和抵制，而且也在许多有见地、有追求的电影艺术家和演员们中间引起强烈不满。这个问题值得电影界高度重视，关键在于加强宏观调控和引导，积极地进行综合治理。娱乐性强的影片仍然要提倡，因为它们是观众所需要的，有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但是，不能一提这类影片，眼睛就只盯着武打片或惊险侦破片，更不能降低品格，专以感官刺激去招徕观众。这方面的内容、题材、样式亟待开拓，我们的思路应当拓宽。例如，喜剧片就很受欢迎，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尚不足以称道。其它如社会伦理道德片、品格高尚的言情片、歌舞片、科幻片等等，都有待于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总之，对于娱乐性强的影片，我们既要提倡，又要致力于提高其文化品位，格调要健康，积极向上，克服粗制滥造的现象，更不能曲意媚俗。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电影的娱乐作用同审美作用、教化作用之间的关系，逐步培养和提高观众的审美情趣。
关于电影的教化作用，近年来好像不大提及了。相反，前一阵子电影界的一些同志着力提倡电影的“新观念”，强调对电影本性的再认识，主张电影纯属创作主体某些意念或情感的外化或宣泄，而摒弃电影的教化作用，漠视观众作为接受主体的认同。对于这些论点，我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必须严肃地正视，在前段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我们的某些理论界人士和创作人员，我们的某些影片，确实反映出了若干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影响。例如：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就是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表现。因为要“全盘西化”，所以就势必否定我们民族的东西。有的同志一谈到电影艺术，就言必称巴赞、克拉考尔，热衷于意识流、非戏剧化，或新现实主义、新浪潮等等，而对我国电影自三十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它的成就和经验，则一概无视甚或嗤之以鼻，更不要说向优秀的古典文艺遗产汲取有益的营养了。对于“二为”方向指导下的“双百”方针，则有意无意地陷于片面的、歪曲的理解，只强调“双百”
（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百家争鸣”，只准自己一家之言的张扬，而压制不同的声音），却无视“二为”，把提倡电影反映主旋律的主张归之为“官方需要”而加以嘲讽。也有的同志将电影的教化作用和为政治服务简单地等同起来而加以摒弃，只把电影看作是创作主体自我意识外化的工具，从而张扬人性的解放，呼唤人性的复归，进而渲染性意识。影响所至，有的影片或者胡编滥造，充斥感官刺激；或者照搬外国影片的某些表现手法，食洋不化；或者从非英雄化走到着力塑造那些集流气、匪气、痞气于一身的男女主人公；甚至在颠倒黑白，歪曲历史，贬低革命领袖人物，美化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某些这类影片和一些影片中的这类情节理所当然的未能同观众见面。我想，表现于银幕内外的这些现象，或多或少地都是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结果。因为，它们的作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偏离了党的文艺方向，丧失了作为电影艺术家应有的严肃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大家的反思，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础上的统一。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把向外国电影理论、电影艺术的借鉴，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严格区别开来，绝不能因为要倒脏水，而把孩子一起泼掉。恰恰相反，电影要发展，就一定要汲取、借鉴国外一切有益于我们的东西。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就是舶来品，尤其没有拒绝向外国学习的道理。事实上，自从电影复苏以来，理论界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即以介绍外国电影理论、流派、现状而言，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使我们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活跃了思想。我们应该反对的，只是那种不加鉴别、不分良莠、一味以西方为马首是瞻，学到一点皮毛，就奉为圭臬，生搬硬套，东施效颦，或者趸来某种自己也未见得能说清楚的所谓哲理，就在影片里故作深沉。这种状况，是同我们过去正确倡导得不够也有一定的关系。我国电影经过建国以来的经验积累，经过复苏以来的不断开拓，现在已经到了积极建立我们自己的中国电影学派的时候了。那就是立足于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成就的雄厚基底之上，继承并发扬三十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电影的优良传统，广泛吸收外来的电影理论和艺术成果，经过鉴赏、分析、研究和批判，汲取其一切有益的东西，兼收并蓄多种手法，通过消化和改造，为我所用，溶化进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我们自己的民族形式与内容之中，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满足人民的多种审美需求，以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电影学派。而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将是我们唯一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实地跻身于世界电影之林。不是说要树立电影的新观念么，我想，这才是我们电影新观念的根本内容。
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即愈是民族性强的东西，就愈加具有世界性。电影这种精神产品是具有世界性的，是可比较的。有人曾把电影比喻为“装在铁盒子里的大使”，这是很形象的一种说法。电影的输出输入是政策性很强的一项工作，它必须是双向的。我们不仅要在世界性的重要国际电影节上争取拿大奖，而且要积极打入国际电影商业市场，夺得一席之地。这应当是电影界长期为之努力的任务。我们的电视台每周都要播出几部外国影片，还有不少外国的电视连续剧和动画系列片占据着我们的屏幕，为什么不能让我们自己的影片也打出去？这方面我们也不能总是满足于“入超”的状况。至于说到在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上拿奖，已经有许多人表示了不以为然甚或反对的意见。当然，我们不能期望资本主义国家会对我们具有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影片作出积极的评价，这方面我们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的。但是，在电影艺术领域，它们仍然是可以比较的，具有竞争力的，我们仍然有用武之地。实际上，每个国际电影节上的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在众多的参赛影片当中，谁也不会轻易把仅有的几个奖随便授与我国影片的。而我们的获奖影片，完全是因为它们或者反映了我国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或者表现了抗击侵略、英勇不屈的民族气概，再加上出色的艺术魅力，才能够在众多的竞争者中摘取桂冠的。那里面确实也有些落后的生活面，但那毕竟是真实的。唯其真实，才在国外人士的不同视角中引起了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反响。
在我们这个坚持深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可以说电影事业的管理，从制片生产到发行放映的产、供、销全过程，以及电影的思想倾向、艺术质量、技术水准和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我们都面临着继续改革、调整、提高的任务。即以电影生产的发展而论，众所周知，仅以电影的主要产品故事片而言，我国现有的创作力量和生产能力，如果不加限制，那么达到年产200部影片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近五六年来，我们一直把产量控制在150部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市场条件的制约，电影经济方面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因此我们坚持实行“稳定产量、提高质量”的方针。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想，在以后的几年内，我们仍然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努力提高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上，而将多类影片的产量基本维持在目前这个水平上。
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即彻底放开产量方面的限制，大家能拍多少部就拍多少部，完全交由市场去调节，优胜劣汰。我以为，实际问题并不那么简单。首先，我们目前要建立和完善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如果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取消计划经济的指导，在产量方面不加调控，全部交由市场调节，恐怕行不通。优者胜，那好说；劣者汰，怎么办？让它破产，资产变卖，人员流散、失业？所以说问题恐怕并不那么简单。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要使产品质量有保证，要开辟广阔的发行渠道，要完善市场机制，等等，这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是系统工程，就必须进行综合治理，绝不能简单从事。不过，这并不等于说，目前这种沿袭下来的单纯以产品数量指标为归依的管理办法，就是最好的了，不需要加以改革了。应该说，目前这种指标管理的办法，是一种只适应于市场封闭，生产力低下状况的产物。可以设想，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改革、开放的深化，电影市场条件的改善，换句话说，随着销售一方情况的变化发展，必然要反馈到生产一方，引起管理办法的相应改变，即从单纯的指标管理的阶段，经过指标管理与质量管理并重的阶段，逐步过渡到完全的质量管理阶段。也就是说，按照电影这种精神产品的生产和创作规律，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出发，完全依照其质量——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的高下来进行管理的阶段。这才是适应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较高层次时的电影生产管理办法。当然，这需要从生产到销售的许多环节上的配套措施之逐步确立和完善，还需假以时日。这方面我们仅有初步的设想，还要进行过细的调研和论证，包括作为前提条件的电影界外部某些大环境的争取与确立。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评曲剧《少年天子》
周传家
借助于同名小说的基础，经过编剧、导演、演职员的共同创造，顺治皇帝（福临）和董鄂妃（乌云珠）那一段扑朔迷离、哀婉顽艳的爱恋传说，被搬演成一出笑有声、哭有泪，格调雅、意境美的好戏——曲剧《少年天子》。
帝妃之恋，绝非天国里虚无飘渺的情思。福临与乌云珠之间的倾慕、爱恋和结合，除了青春容貌的吸引，气质趣味的投合外，更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态度的吻合。当时，清室天下初定，四海百废待举，为图江山一统，王朝兴旺，福临在乌云珠的支持鼓舞下，意欲冲决满州祖制的某些戒律，因时制宜地推行新政，不拘一格地举贤任能。但这种顺应潮流的变革初衷并未得到朝野上下的理解和支持；反而遭到以简亲王（济度）为首的顽固势力的阻挠、诋毁和仇视。《少年天子》通过家宴风波、四阿哥被害夭亡、宗室议审、乌云珠服毒自尽等重要关目，展现并揭示了变革与守旧之间的冰火难共。在福临与乌云珠的爱情主线中，自然与巧妙地织入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绾联了纷繁驳杂的世态人情，收笼了奇诡变幻的政治风云，避免了旧戏曲常见的容量小、思维空间狭窄、蕴涵浅薄的弱点。比起那些情节剧、纯言情剧来，《少年天子》的确高出一筹。
《少年天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是颇见功力的。主人公福临承先人之余烈，六岁便登上帝王宝座，真可谓春风得意的“少年天子”。他天性风流，从小就深受汉文化的熏陶浸润，情感丰富，个性鲜明，自以为可以主宰、支配一切。但在位十载，严峻冷酷的现实磨损了他除旧布新的雄心壮志和锐气豪情，使他经常发出“想为不能为，想改不能改”，“无力展雄才”的慨叹；不时生出“深山削发拜如来”的超脱念头。在弥漫着寂寞、孤独，充满了阴谋、陷阱的险恶环境中，他的性格被扭曲，越来越专横、喜怒无常。乌云珠闯进他的生活，不禁使他怦然心动，惊喜万分，迸发出不可遏止的激情。为求知音，他的情感淹没了理智，一时间失了身份，失了常态，以万乘之尊饱尝了相思的痛苦。几经周折，乌云珠才来到他的身边，成为他血肉融合的伴侣，志同道合的股肱，给了他温馨、慰藉、力量。他情不自禁地吐出了“为了乌云珠，朕可以丢下江山”的心声。这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话语，这风流自在的天性，这我行我素的行为方式，与帝王身份、王朝利益是多么格格不入！历史上的福临，就是这样一位个性极强，情感脆弱的皇帝。因为有孝庄皇太后和权臣多尔衮的辅佐，他一直在胳肢窝下过日子，终生政绩平平。比起他的先辈努尔哈赤、皇太极，晚辈康熙、乾隆来不免大为逊色。
《少年天子》让福临走下神坛，描摹了他的性格、心态、情愫，表现了他身为帝王想做一个自由人而不可得的烦闷、焦灼、郁愤；倾吐了他知音难觅、失去幸福姻缘后的无限凄楚和绵绵长恨，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帝王形象。如果编导者不是像现在这样着意地让福临负载所谓“改革的共识”的理念的话，人物将会更加自然而真实。
可与“少年天子”平分秋色的是乌云珠。她不仅有着绝代姿容，而且秀外慧中，胆识过人。她既开朗、豪放、大度，又蕴藉、温柔、多情，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辉。福临爱她，她也爱福临。福临选妃，她却要选皇上。在君权神授、金口玉言的时代，她竟敢“择木而栖”、“择主而事”，这种惊世骇俗的“双向选择”，多有光彩！乌云珠不是文嫣（《麟骨床》）、慈禧那样势利、贪鄙、野心勃勃的女人，不垂涎于贵妃皇后的尊荣富贵，只是仰慕少年天子的雄才大略、痴情缱绻，愿与福临知心知意，辅佐他成就一番大业。然而，这样善良、美好的人性竟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逼得她饮鸩身亡，香消玉殒。她的死是凄楚动人的，是对愚昧、丑恶、虚伪的控诉和谴责，对美和文明的礼赞和呼唤！
孝庄皇太后与福临、乌云珠鼎足而三。她是个背景宏阔的历史见证人。有的史书上说：明亡清续，实赖她一人之功。此话虽有些言过其实，却也不无几分道理。皇太极去世，福临继位，中原尚未统一。孤儿寡母所以能守住江山社稷，多亏权臣、皇叔多尔衮相助。而多尔衮之所以慨然让权，不谋王位，倾力辅佐，全赖孝庄皇太后的感情笼络。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她审时度势，多谋权变，练达果断，表现出非凡的手腕、胸襟和气度。这位雍容富贵的皇太后像大海一样浩渺、深邃、神秘，很难对她进行简单的道德评价。在舞台上，她也颇有风采，显得比福临、乌云珠更为内在丰满。
根据小说改戏是一种再创造，必须运用新的结构、手段、媒介进行“改译”。“改译”的成功与否，全赖编导者的构思和表演者的体现。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既不恪守小说，也不盲目地学步现代派艺术，而是采取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继承、弘扬戏曲艺术的美学精神，广泛地吸收借鉴富有时代气息的艺术营养，因戏制宜地进行创造。
《少年天子》的时空观念和形式结构自由而灵活：点线结合，虚实相间，既固定又流动，既具体又抽象，既有场次又非板块，包容量大，层次感强。《少年天子》的舞台表现手段新颖而丰富，既有传统的程式和语汇，又化用了定格、闪回、蒙太奇、意识流等手法，增强了时代感和形式美。导演余笑予功莫大焉。观赏此剧时，可以感到鲜明而强烈的导演意识从场面中和人物身上自然流露出来。多少年来，导演余笑予驰骋“夸张、变形、传神、写意”的美学思维，焕发出艺术想象创造力，在纵向继承横向借鉴的基础上，以当代观众的审美情趣为指向，不断进行新的综合，希图创建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韵味的新戏曲。《少年天子》是他又一次成功的实践。当然，创造一代新戏曲是个漫长的探索、积累过程，《少年天子》远还没有达到巅峰，还需要进一步推敲、锤炼。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敞向“四海”的文学窗口
——《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评介
宁小龄
也许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拥有大批的移居海外的华裔作家。一位美国华裔作家曾深有感触地叹道：“海外作家不是中国人的特产，但中国却是最大的出口地。中国作家离开本土而移居海外，数量之多，居世界之冠”。现在移居海外的作家中有从香港去的、也有从大陆去的，但更多的是台湾的。这固然可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同时也提醒我们不可忽视同一民族文化血脉的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现在港台海外华文文学已成蔚为大观的文学景象。
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几十年来大陆对于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介绍近乎于零。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政策，大陆读者有幸能接触到比较广泛的港澳台及海外的华文文学作品。然而在1984年以前文学刊物如林，但却没有一家专门的文学刊物来介绍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1984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组织邀请了大陆、香港、海外各国各地区的一批著名作家、学者，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大型文学杂志《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丛刊。刊物取“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四海》的创办是以发展世界华文文学为宗旨，目的是向国内读者介绍港澳台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成果，沟通大陆与港澳台海外的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交流与友谊。
《四海》自1985年创刊到现在，一共出版了十辑，发表了135位作家（作者）的187部（篇）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尽管已在港台或海外发表过，但绝大多数还是第一次在国内与读者公开见面。与此同时，《四海》杂志社还编辑出版了《香港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丛书》。他们编辑的刊物和出版的书籍中，港澳台与东南亚和海外的一大批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国内。
《四海》杂志社能在短短几年中，成为国内唯一专门介绍港澳台与海外文学的大型期刊，并在海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固然是人数不多的编辑部全体同仁共同辛勤耕耘的结果，同时，也同他们组织聘请了相当一批海内外知名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出版家和教授来作为期刊的主编、顾问和编委是分不开的。他们虽任职挂衔不同，但绝不像一些刊物的所谓顾问、编委那样，是徒有虚名而“不问其政”。虽然他们天各一方，但彼此却把《四海》视为自己的事业来关心和支持。他们中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或身体力行，撰稿赐文；或联系八方，组约专稿；或版面文字、巨细皆问。同时《四海》编辑部历来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保持较高格调，力求编辑思想严肃、编辑工作严谨，编选作品严格。几年来，在《四海》上发表的许多作品，先后被出书、转载、改编，或拍摄成电影、电视。
尽管《四海》重点介绍过海外不少知名作家的作品，但作为国内第一家面向港台海外作家的大型杂志，他们仍以扶植海外各地区的文学新人为己任，辟出版面，提供园地。
《四海》作为创作刊物也十分重视理论问题的探讨，在栏目的开设上也颇费苦心。这既显示了编者对海外文学创作力图在理论上以宏观的指导，同时也体现了编者的素质与智慧。
在目前国内对港台海外华文文学出版蜂起的竞争格局中，作为《四海》这样大型的专门期刊，编者应发挥自己的强大优势，一方面应更加广泛地精选各国各地区的华文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还应争取到作家从未发表过的新作，以提高自身的名望，吸引更多的读者。另外，应注重对台湾及海外的现代派作家的介绍，使刊物办得更加色彩缤纷和生气勃勃。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少数民族曲艺座谈会
全国部分省、自治区少数民族曲艺座谈会于八月底在呼和浩特市举行。这次座谈会是由中国曲艺家协会、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司、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内蒙古文化厅、内蒙古民委、中国曲协内蒙古分会等六个单位联合主办的，是建国四十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曲艺的第一次盛会。全国十二个省、自治区十多个民族的五十位代表出席。
代表们宣读了近三十篇论文，交流了经验，研究商讨了今后如何更好地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曲艺的措施，增强了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同时，举办的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曲艺展览共展出上千件作品、照片、录音、录像、奖状、奖杯及其它实物，介绍了内蒙古民族曲艺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陈阵）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诗刊》召开郭小川作品研讨会
今年九月，是我国已故诗人郭小川诞辰七十周年。《诗刊》编辑部于九月八日在京召开郭小川诗歌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郭小川的师友，也有受郭小川诗歌影响的晚辈，共二十余人。
参加研讨会的老、中、青诗人、评论家，深切缅怀了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的杰出贡献，对他诗歌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作了充分的评价。他们指出，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要进一步发扬郭小川创作中所体现的革命传统，纠正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一些不良倾向，把我国的革命诗歌创作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在会上发言的有艾青、冯牧、阮章竞、朱子奇、邹荻帆、陆石、李瑛、葛洛、杨子敏、柯岩、杜惠等。正在我国访问的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安德里佐尤应邀到会并发了言。 （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