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高级轿车不买,豪华宾馆不盖,福利待遇不搞特殊——
  请看这个军党委
  揭衍珍 齐毓春
南京军区某集团军党委成员严于律己,艰苦奋斗,他们高级轿车不买,楼堂馆所不盖,生活不特殊,被官兵誉为“廉洁党委”。
高级轿车不买
1985年以来,争购进口豪华轿车、换好车之风久盛不衰,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厂矿企业纷纷“鸟枪换炮”。然而,这个集团军没有买过一台进口轿车,至今没有豪华轿车,用的仍是上级配发的北京吉普、上海轿车。
有的同志说,集团军一级领导,现在仍然坐吉普车,太寒酸了,面子难看,跟不上“形势”,而这个集团军军长郭锡章说:“现在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不能变。”政委温宗仁说:“只要有个车坐就行了,计较好差干什么,我们不能在用车享受上争,应在工作上争高低。”
集团军党委不买豪华车,在用车上他们也公私分明,严格按规定办,不搞特殊,不贪额外享受。军领导从来没有固定过专车,派什么车坐什么车,外出开会、下部队能合用一台车、决不派两台,军长、政委合坐一台车是常事。
豪华宾馆不盖
这个集团军机关驻在城市繁华地段,周围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有十多层高的“白云大厦”、铁路公寓,还有不少设施豪华的宾馆,招待所。而这个集团军自1981年以来,没有盖过楼堂馆所。集团军机关办公楼也还是50年代初建造的,军领导办公楼是日伪时期盖的,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机关办公楼很紧张,有段时间,几个单位合在一起办公,有的一个处只有一间房子。这个集团军有两个招待所,没有一个像样的,一些师、团领导来军开会,经常是三四个人挤一间,机关有关部门5年前就向党委建议盖一幢高级的招待楼,甚至连图纸都设计好了,结果还是给党委否决了。
这个集团军不仅楼堂馆所不盖,就连这几年时兴的“装璜风”也不跟。军长、政委和其他军领导办公室没有空调,没有地毯,没有一件豪华摆设。军领导大都是1983年任军职的,自任职5年多来办公室没有添过一件办公用品。办公室内:一张办公桌已用了十几年,很陈旧;一张藤椅,两张用了十几年的旧沙发,一个书柜,这么简单,一般人很难相信这是军领导办公室。是机关不给添新的、好的吗?机关有关部门也曾提出给军领导办公室添点像样的桌椅,但都被他们拒绝了。
这个集团军不盖楼堂馆所,不置办公设施,是他们没有钱吗?不是,集团军每年生产经营收入2000多万元。但他们心思不往车子、房子上想,钱也不往这上面花,而是用到了基层,用在了部队现代化建设上。这几年就有14个团盖了新式营房,使士兵从旧房、破房、危房中搬入了新房。
福利待遇不搞特殊
这个集团军党委认为,为政清廉就要从点滴做起,从领导做起。1985年党委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委自身建设的决定,1987年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规定,今年初又作出了关于党委清正廉洁的规定。
生活补助上他们不搞三六九等,坚持将军和尉官一个样。每年单位发的补助,军领导不多拿一分,和排职干部一样。他们说,在这方面不能等级森严了,还是一个样好。逢年过节机关物资供应,军领导和机关干部一样。机关干部说,在不搞特殊化方面,我们党委成员是过得硬的。公勤人员严格按规定配备。几年来,他们一直坚持按规定配公勤人员,副军职一直是两人合用一个公务员。集团军领导外出、下基层,从未带过公务员,衣服自己洗。
老年假没一个人休过。集团军领导都在45岁以上,每年规定的老年假没一人休。卫生部门安排的疗养都落空,疗养证没一人用过。
党委成员生活待遇不搞特殊,和机关一个样子,工作上他们却坚持高标准。一门心思扑在部队建设上。几年来集团军党委常委每人每年下部队3个月以上,去年6名常委人均下部队115天,今年1至9月人均下部队85天,经常在连队一住就是一月半月的,抓落实,帮基层。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一身正气
  ——记北京三露厂厂长武宝信
  本报记者 赖仁琼
今年5月中下旬,正当北京的学潮、动乱随着炎热的气候一再升温的时候,北京市三露厂厂长武宝信却在厂庆四周年纪念会和几次厂务会上反复讲:“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在会上正式宣布:“本厂职工不准停工停产,不准上街游行,不准声援学生”的“三不准”决议。
在当时说这话,是需要些勇气和胆识的。
武宝信为何如此旗帜鲜明呢?
“没有改革开放,哪有今天的三露厂?”
5月17日,当首都数万群众走上街头游行时,三露厂也有少部分工人要求去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虽然厂长已经宣布了“三不准”,但还是有个别人情绪激动,并有少数盲人职工也想上街。武宝信激动地对大家说:“你们想过吗?没有共产党,没有改革开放,哪有今天的三露厂?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又哪有三露厂年年翻番的经济效益?你们应该知道,工人罢工,就会出现停水、停电、断粮等灾难。我诚恳地请求大家坚持坚守岗位,坚持生产。”
从北京出现学潮、动乱到发生反革命暴乱,武宝信除了在北京,还奔波于涿州、珠海的分厂指挥生产,并赴香港、新加坡组织大宝系列化妆品展销、与外商洽谈出口业务。仅6月4日和5日两天,大宝特效生发灵的订货就达500万美元。他不仅与新加坡签订了每年出口130多万美元化妆品的合同,还签订了与新加坡合资办化妆品厂和美容室的协议书。
6月4日深夜,武宝信从香港打回长途电话,值班的保卫科长向他汇报了职工的思想动态后,武宝信说:“全厂职工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反革命暴乱,从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有人按下了电话机上的“扩音”键,值班室即刻回荡着数千里外的厂长那宏亮、坚定的声音。他特地嘱咐工厂值班的领导:要保护好工厂,保护好职工,千万不能让残疾职工上街。
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起步腾飞的三露厂,于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的6月16日通过了国家二级企业联合考评组的综合考评,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对此,武宝信感慨万端:“是党中央制订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否则,一个半数职工为盲、聋、哑残疾人的福利工厂怎能有今天?作为厂长,我亲历了4年中发生的一切,由此,我更加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把动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目前,国际国内化妆品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武宝信作为三露厂1600名职工的当家人,清楚肩上的担子有多重。6月5日、6日连续两天,他从香港打回电话与其他厂领导谈生产、谈夺回被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
他动员全厂职工:“把生产搞上去,把外汇挣回来。”6月11日,武宝信从珠海打回电话,让厂里安排慰问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第二天下午,副厂长张世俊和职工代表来到天坛公园部队驻地,送上一面锦旗,上书“军民一家,共振中华”,还为部队送去了蔬菜、猪肉数千斤和30多箱适用的化妆品。一个盲人走近解放军战士说:“感谢你们平息反革命暴乱、保卫了社会主义祖国。我看不见你们的形象,请允许我摸摸你的脸庞,摸摸你的军装。”战士的眼睛湿润了,在场的许多职工也热泪盈眶。
动乱期间,因与职工打架而被劝退在家的青工吴宝荣闲的无聊,说是想去天安门看看热闹。武宝信听说后,两次找他谈话,劝他不要去。吴宝荣说:“工作丢了,女朋友也要跟我吹。如果厂长恢复我的工作,我保证不去天安门。”
武宝信决定“特事特办”,他对吴宝荣说:“只要你保证不去天安门,并且保证以后不再打架,就可以回厂上班。”
吴宝荣高兴的直蹦:“谢谢你,厂长!”
后来,吴宝荣果真没有去天安门,而且现在工作还十分卖力。
9月4日下午,在全厂干部会上,武宝信告诉大家,日本厚生省对大宝特效生发灵的检验,即由8个医学博士历时3年半,耗资600万美元的十分严格的检验即将结束。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发灵可能源源不断地销往日本和世界各国。为了赶时间,全厂上下要齐心协力,一手抓清查,一手抓创汇。不仅要为国家创造财富,还要为国家增添光彩!
金钱难买爱国魂
今年夏季,在香港举办的化妆品展览会上,北京三露厂的大宝系列化妆品受到各国客商的赞扬。中国植物化妆品在“走向大自然”的潮流中备受人们喜爱,发明者武宝信也成为新闻记者采访的重点人物。
在主办者为北京三露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英国记者问武宝信:“你发明了这么多化妆品,有没有想过到国外当一个百万富翁?”武宝信淡然一笑:“先生,我没有想过。我想的只是为更多脱发人解除痛苦。”
当然,那位记者不了解也不可能理解武宝信的追求。
早在1983年,一位港商得知武宝信发明了粉刺露,便派人到武宝信家,提出用20万美元买他的配方。武宝信很干脆,用一个“不”字作了回答。那人以为他嫌钱少,武宝信斩钉截铁地说:“世界上能用钱买到的东西都是便宜的。我要把我的技术和我自己都交给我的祖国。”
国外的亲友也相继写过信劝他出国。有人告诉他,不出3年,准成百万富翁。武宝信还是一笑:“我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花了几十年的心血,难道就是为了换个百万富翁吗?不,多少金钱也买不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
谈起武宝信,从残疾人职工到新上任的厂党总支书记王守山都说他是一个一身正气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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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竹林村的两件事
  本报记者 李德民
竹林是河南省巩县的一个山村,最近记者采访竹林,他们对待金钱问题上的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少奖“票子”,多奖“面子”
竹林村很重视奖励先进,原来每年评比后都要发奖品。奖品从一块香皂、一条毛巾,到一条床单、一条毛毯,又到手表、电镀椅、自行车、缝纫机,直到冰箱、彩电,还有高达4000元的现款,全村一次奖励要花几万、十几万元。
奖品逐年“升级”,村里的领导逐年发愁:今年奖了冰箱、彩电,明年该奖小轿车了,别说村里奖不起,就是奖得起也不能奖,而且,奖励的效果并没有随着奖品的“升级”而“升级”。村党总支把奖励问题提交全体村民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少奖“票子”,多奖“面子”,以精神鼓励为主。竹林村现在人均年纯收入达1000多元,大多数人盖了新房,买了冰箱、彩电,别说一块香皂、一条毛巾没有多大吸引力,就是冰箱、彩电也不很放在眼里,最有吸引力的还是“面子”:荣誉感、自尊心。
奖“面子”的方式是多样的。比如,开大会时请模范上主席台,还可以带着妻子或丈夫分享荣誉,谁是模范谁站上首,不分男女,由上级领导给戴大红花。对评上“文明之家”的农户,一到农历腊月底,村党总支书记和村长亲自登门贴对联,给其中连续被评上“文明之家”的农户,还挂光荣匾,现在村里有9户挂了匾,门楣生辉。年年还评“好媳妇”,谁被评上了,村领导就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往她娘家送喜报。
二、既给报酬,更给感情
在竹林村19个村办企业里,聘请了40多位大城市的科技人员,大部分是些“高价老头”和“星期日工程师”。
记者问竹林的同志:“是靠高薪聘请吗?”他们说:科技人员的平均月薪300多元,许多人是谢绝了外单位500元的高薪来工作的。我们的想法是,知识分子看重“士为知己者死”、“士为知己者用”,没有几个人是为钱干的,所以,我们既给报酬,更给感情。有了感情,就不计较报酬了。
采访一些科技人员时,他们说:在竹林就像在家里一样,我们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需要尊重,需要温暖,竹林给了我们这些。开大会时,请到前排就座;组织参观游览时,可以带老伴;对我们的意见,就像刘玄德对诸葛亮。平时吃饭,任我们点,饺子、馄饨、面条,想吃什么人家给做什么,在家里也未必能够这样。生了病,从村领导到村民,一个接一个地来探望,从来不空手,叫人感到,在这里工作,累死也值得。对这些科技人员,村里一般没有规定上下班时间,但他们每天常常干10小时以上,铸钢厂有位老同志,一到深夜钢水出炉时间,他就披衣而起,守在炉旁。
这批科技人员为竹林的发展出了大力。今年上半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1885万元,实现利润244万元,这里面就有科技人员的辛劳。一个小小山村使用科技人员的意义,除了使用他们的知识,学习他们的知识,还借用了他们的名声。比如,耐火材料厂因为聘请有国内知名的专家,赢得了大钢铁厂的信任,大量订购他们的耐火砖,这是一种“名气效益”。对科技人员,竹林人首先想到的不是人家一月拿300多元,而是人家给竹林作出的贡献,这样,感情便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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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矿区建立党员教育网络
中共唐山市东矿区委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建立党员教育网络,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东矿区共有10236名党员,党员教育任务相当繁重。1986年,全区在原有区委党校的基础上,各乡、街、局党委又建起了19所党校。1987年又在城市居委会党支部、农村村党支部建立了“党员之家”和“党员服务组”。
1986年9月以来,仅区委党校就举办科以上党员干部轮训班15期,先后有2100名干部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基础知识、专业管理和法律知识。由于建立了纵横交错的党员教育网络,能够根据党员本人情况和工作实际实行分层次教育,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理论、政策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田桂云 张吉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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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常州确定军民共建新重点
江苏省常州市是军民开展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比较早的城市。
最近,常州军分区党委学习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后,认为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应该重在育人,决定把共建活动重点调整到共育“四有”新人上来。
(李国华 罗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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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团结进步征文

  从隔山对歌到同台唱戏
  龙益飞(苗族)
人们常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样的语言来形容昔日贵州的落后。其实,黔中真正落后的是离省城最远、被称为“黔与楚蜀之隙地”的松桃。“出门就是山,山连没有边。隔山把歌对,见面要三天。”不仅落后,而且闭塞,在万流汇聚的历史长河中,人们看不到带着苗山魂的松江河奔去的浪花,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尘寰中还有松桃其地。
几十万苗族和其他各民族同胞在这块286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对歌传情、劳作生息,极少有人出过山门、闯过水寨。后来,少数不甘寂寞胆大一点的年轻人决定把歌对到山外去,于是撑着木排顺着松江,下洞庭、流常德,用一桶桶桐油、一箩箩白米换回一些叫做“洋火、洋油、洋布、洋钉、洋铁、洋漆”的东西,直到如今一些老阿婆还改不过口,总把肥皂叫“洋碱”。
解放后,苗族同胞有了新的追求,想自己也造点“洋货”出来。到1952年,松桃终于有了“3个织布厂、产值4000元”的记载。然而,苗乡面貌真正发生变化,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边远山区,苗乡人民又有了新的追求。
大家清楚地看到:信息闭塞、人才缺乏、资金不足、技术薄弱,成了苗乡发展的主要障碍。县委、县政府按照苗乡人民的愿望,从本县具有锰矿、铅锌矿和花生、民间工艺品等丰富资源的实际出发,决定敞开山门,积极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以“不怕自己吃亏、寻求共同发展”的精神风貌,走“借鸡生蛋、借力爬山、借风行船”的路子,以开发锰矿、花生两大系列产品为突破口,采取优惠、灵活、多样的方式,把触角逐渐伸向全国各地,用真诚把省城贵阳和京、津、沪、川、湘、鄂、浙、赣、粤等地的“工人老大哥”和“专家老表”吸引到开发和振兴松桃的舞台上。几年来,共引进各类人才49人,引进先进技术项目48个、先进设备45套(台)、引进物资1000多万吨,引进资金3000多万元,建立县外信息联系点38个、获取各种有用信息1900多条,新建、改建、扩建开发项目33项。开发的舞台,既有二重唱,又有齐唱、合唱、大合唱。县电池厂1975年建立后年年亏损,濒临倒闭。县委、县政府主动当“红娘”,热情牵线搭桥,1985年与贵阳电池厂喜结良缘,唱同调行同步,当年就扭亏为盈,到目前为止创产值已近1000万元,实现利税200多万元,成为贵州省的先进企业。藏在武陵山深处密林中的锰矿,通过联合,北京送来资金、湖南送来设备、贵阳送来项目、遵义送来技术人才,现已由建厂初期只能生产单一的电池工业用矿粉的小型企业,发展成为能大量成批生产冶金、化工、军工等多种锰矿产品,年产值360多万元、利税280多万元的大型企业。
长期以来,松桃各类企业由于技术力量薄弱、职工素质较差,所能发挥的效益十分有限。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后,对这些企业进行了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培训职工5000多人次,使这些企业的产品工艺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并有了定型产品、形成了生产能力、打开了市场。现在,全县已生产出名优特新产品41种,其中12种分别先后在国家、省、地区获奖,7种锰系列产品和16种花生系列产品在省内外市场声誉日增,供不应求。焙烧锰、碳酸锰、氧化锰、烧结锰等产品在强手如林的锰产品市场竞争中成为热门货,畅销全国20个省、区和直辖市。
松桃电解锰更是备受青睐,产品东渡扶桑后,又远销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等地,已创汇70多万美元。曾获得贵州省1987年度青年科技成果特等奖的苗族工艺品,也开始了远渡重洋的历史。
几年来,全县因为联营新增产值近3000万元,1988年工业产值比1980年增长了2.5倍,利润翻了两番。
联营的发展,给民族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1988年财政收入是1980年的2.65倍;人民生活不断改善,1988年全县人均收入比1980年增长3.4倍。松桃“同台唱戏”的作法,受到了上级的肯定,1988年元月被评为铜仁地区横向经济联合先进单位。
松江河水流洞庭、入长江,汇进了时代潮流。“改革大路宽宽阔,改革大戏热闹闹。放眼山外好风景,歌声飞出心窝窝。”苗乡人的歌声和名声一起传到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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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戎妈妈,军人为您送行
  新华社记者 赵苏
戎妈妈,这些天来,全军官兵都为失去您而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正在北戴河疗养的聂荣臻元帅最先发唁电哀悼您。1944年2月19日,不正是聂帅亲手把绣着“子弟兵的母亲”的锦旗授予您的吗?从那时起,您的名字便成为鼓舞千千万万人民及其子弟兵的一面旗帜。
那天,几百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同您家乡的干部群众一起为您送行,他们中有不少人坐过您的热炕头,吃过您的核桃、红枣,听过您的故事。有您能叫出名字的老战士;也有从未见过您的面容、听过您的声音的新兵。
戎妈妈,您认识他——在您身边肃立良久的那位老将军——全国战斗英雄宋双!去年“八一”前夕,他捧着一盆盛开的梅花盆景到医院看您,祝愿您病树逢春。您和他约好,今秋核桃、红枣熟了的时候,用毛驴接他到家里多住几日,好好拉拉当年军民同心打鬼子、打老蒋的事,还要请老宋为改变太行山区的贫困面貌出主意。
您在1950年全国英模会上结识的战斗英雄魏来国,因故未能前来为您送行,他和老伴感到极大的遗憾。那天,他拿着1984年春节去家里看您时,你们母子重逢般拥抱在一起的那张合影,他的眼睛湿润了。在那次群英会上,你们同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坐在一起开会,互相用毛主席在大会上的祝词相勉励,决心做“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做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你们没有辜负党的期望。
您常念叨的“两个老胡”——戏剧家胡可、电影艺术家胡朋,这几天心情一直难以平静,往事件件涌上心头。您被晋察冀边区政府树立为爱国拥军模范后,是他们夫妇俩首先把您的事迹搬上舞台的,“女老胡”主演的话剧《戎冠秀》在边区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边区很快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的动人情景。您从不以功臣自居,几十年艰苦奋斗如一日。“女老胡”眼含热泪向我讲述了她难忘的一件小事:你们一起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两个老胡”请您到东来顺吃涮羊肉,还拉了魏巍作陪。您指着桌子上的几盘羊肉、几盘小菜连说:“这得花多少钱哪,老百姓可吃不上这么好的东西!”您让大家用烧饼把盘子里的菜汤全擦干净,说:“倒掉了多可惜呀!”上级发给您的那套灰卡叽制服,您只有进京开会时才舍得穿,平时总是穿着打着补钉的旧衣服,您说:“当了人民代表,就更不能脱离群众,多数群众还不富裕,国家还有很多困难啊!”“女老胡”小您整整20岁,她始终把您当作慈母良师,她能成功地塑造出一个个革命母亲的艺术形象,就是从您和众多的像您一样的母亲身上吸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您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住院期间,您常夸白衣战士个个像白求恩。可他们说:“正是戎妈妈身上的白求恩精神鼓舞教育了我们,我们要感谢戎妈妈哩!”那天,得知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一些战士被打被烧,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您,突然睁大眼睛大声喊起来:“谁敢打俺的战士,俺跟他拚了!这些坏蛋,真该死呀,真该死!”大家连忙告诉您,反革命暴乱已经平息,您才安静下来,您的爱憎多么分明啊!
您一生勤劳节俭,在病榻上还用碎布头为儿孙们缝了十几个坐垫,这就是您留给他们的遗产。您还为自己准备了一件打着补钉的寿衣,深怕儿女为您的后事多花钱。
戎妈妈,军人为您送行。您的骨灰将安放在华北烈士陵园,您周围都是为我们共和国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您生前为子弟兵操劳,死后又安息在他们中间,一定感到欣慰吧?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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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河南驻马店市麻纺厂女工刘慧敏从五楼堕地,经当地驻军医院精心治疗,保住生命。听说她家经济困难,麻纺厂职工和当地群众纷纷捐款。图为8月26日刘慧敏(中)出院时与医务人员话别。常明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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