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经济建设发展迅速 人民生活安定幸福
少数民族地区旧貌变新颜
工农业总产值40年增长21倍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吴士深）昔日荒凉、闭塞、落后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如今“换了人间”，工农业总产值40年间增长21倍，55个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过着安定而幸福的生活。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截至1988年底，全国共建立县以上少数民族自治地方720多个，居住人员6000多万。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后摆脱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的束缚，超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6.6亿元发展到1988年的1092亿元。这些历来以农牧业为主的地方如今现代工业崛起，工业总产值达到686亿元，比解放前增长123倍。工业产值已经明显超过农业产值。这表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正向现代化发展。一批新兴的城镇已成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40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1417亿元，建立起了3.7万个工矿企业。包头钢铁工业基地、克拉玛依石油工业基地、贺兰山煤炭工业基地等已成为国家现代化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原料、燃料和动力。钢铁产量从无到有，达到291万吨；原煤产量突破1亿吨，占全国产量1／10强；少数民族居民家庭纷纷告别煤油点灯照明的历史，发电量已达553亿千瓦小时，是1952年的692倍。
地处祖国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过去大都交通闭塞，甚至与世隔离。现在已经建起了1.27万公里铁路和27.7万公里公路。人民解放军和当地居民劈山越水，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了青藏、川藏和新藏公路，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青海“艰险羊肠道，溜索独木桥”，人背畜驮的运输历史。在被称“空中禁区”的青藏高原还开辟了通向国内国际的航线。
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农牧业获得进一步发展。水利设施不断充实，灌溉面积扩大一倍；古老的粗放耕作方法开始被科学种田所取代；原始的简单农具开始被机械化、半机械化农具所更替。农业总产值40年间增长6倍，粮食产量增长1.8倍，棉花产量增长8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每年有大量活牛、活羊和毛皮等畜产品销往国内外，成为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和畜产品和毛纺、乳品生产基地。
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生活摆脱贫困，开始向温饱型，甚至小康型迈进。1988年这些地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82亿元，比1952年增长17倍。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缝纫机、自行车等现代化的中高档消费品是当地市场上的畅销货。改革开放10年间，少数民族居民家庭收入增长尤快，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增加两倍，内蒙古牧民人均收入高达850元，每10户牧民家庭拥有4台电视机和5台收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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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暴英模报告团载誉回京
所到之处受到各界各族群众热烈欢迎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徐京跃）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英模事迹报告团近日结束了在全国各地巡回报告，载誉而归。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北京市委组织的平暴英模报告团，分成6个分团，于8月上旬分赴28个省、市、自治区，历时20余日，向20多万直接听众报告了解放军戒严部队、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北京市人民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的英雄模范事迹。
报告团所到之处，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广大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英模们的报告使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更加认清了发生在首都北京的这场反革命暴乱的真相，平息这场暴乱的重大意义，表示衷心拥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慷慨赴死、以血醒民的壮举，更加赢得了各地干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的理解、爱戴和信赖。内蒙古听众听了共和国卫士刘艳坡入伍刚刚61天就为捍卫共和国捐躯的事迹，不少人流下热泪。一些青年工人对英模们说，解放军、武警官兵忍辱负重的精神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这种克制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他们宁愿自己多流血，也不让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误伤。他们不愧是人民子弟兵。郑州教育学院副教授、归国华侨卞志莹听了军营大学生、共和国卫士王锦伟烈士的事迹介绍，激动地说，烈士的鲜血擦亮了我的眼睛，我要继续向海外亲友讲清反革命暴乱真相，揭露反革命暴徒的凶残面目，宣传解放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甘愿奉献、以身报国的精神。
平暴英模的事迹使成千上万名大学生冷静思考，深刻反省，加深了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重大意义的认识。在上海、郑州、兰州等地为大学生举行的末场报告，会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听了报告，人们纷纷议论，近几年在大学校园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最后酝酿了一场动乱。现在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重视。大学生要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多接触社会，多了解人民，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银川的大专院校学生有的手提录音机，录下英模们铿锵有力的声音，也让同学亲友受到教育。他们说，与子弟兵的功绩比，我们自感惭愧。这几年，一些大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法制观念淡薄。由动乱发展到暴乱，我们负有一定责任，应该深刻反思，记取教训。
各地对报告团活动非常重视。东北各省电视台用黄金时间播放英模报告。西北各省、自治区还把英模报告的录相送到偏远的牧区、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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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乔石会见尼加拉瓜客人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朱云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尼加拉瓜共和国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全国领导委员会成员、对外合作部部长亨利·鲁伊斯一行。
乔石代表中共中央对客人们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了中国在今年6月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他说，目前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局势是稳定的。
鲁伊斯说，尼加拉瓜无条件地支持中国为平息反革命暴乱所采取的果断措施。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进行破坏，也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破坏。尼加拉瓜反对一切外来干涉，认为中国的内部事务应由中国自己来解决。
乔石说，中国感谢尼加拉瓜对平暴斗争的理解和支持。
鲁伊斯向乔石介绍了尼加拉瓜的情况。他说，尼加拉瓜对帝国主义既坚持斗争，又注意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
乔石说，中国坚决支持尼加拉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建设国家所进行的斗争。他说，中尼两国都面临着发展本国经济的迫切任务，这既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要开展国际间的友好合作。
乔石强调说，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尼加拉瓜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决不能用已经取得的政治独立和解放去换取经济好处。“我们需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经济，需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但决不能改变自己的原则。”
乔石表示相信，中国共产党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及中尼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会不断发展。他说：“我们都是穷朋友，穷朋友之间的共同语言会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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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和密克罗尼西亚建交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决定从1989年9月1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张再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外交部长安唐·阿马拉奇8月29日在密克罗尼西亚首都波纳佩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
公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通过友好商谈，决定两国自1989年9月1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国政府同意，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的外交、友好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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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重要文献
——介绍《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
潘荣庭
一本汇集了邓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以前28年主要著作的《邓小平文选》已经编辑出版。这本著作按时间顺序，可以说是《邓小平文选》的第一卷，而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可以说是它的第二卷。
新出版的这本《邓小平文选》，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开卷于1938年，那时抗日战争刚开始不久，邓小平同志正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文选终卷于1965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夕，这时邓小平同志已经当了10年的党中央总书记。前后28年，选入文选的著作共39篇，这是从现存的几千件文稿资料中精选出来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有些著作很可能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有的年份有的重要事件没有适当的著作加以反映。但是总的看来，这本文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17年这几个历史时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军事、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的贡献。
作为历史文献，这本文选提供的珍贵内容，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在这几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历史，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原则立场和创造精神。作为理论著作，这本文选中一些基本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对于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这本文选中涉及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28年。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正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日益发展的时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全党逐步成熟的时期。邓小平同志自这一时期起，28年来，无论在一个地区、一个方面担负斗争第一线的指挥工作，还是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参与党的全面领导工作，他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指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自己的实践，他的这本著作鲜明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贯性，认真地读一读这本文选，对深入理解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主张也会有很多益处。
从全局出发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这本文选突出地反映出了他的战略家的形象。这表现在：他处理问题总是时时处处从全局出发，高瞻远瞩，以小局服从大局，求得全局的胜利。他善于总揽全局，统筹兼顾，看得远，想得深，对艰巨的任务举重若轻，对复杂的情况应付自如。在这本文选所涉及的28年中，他很长时间独当一面地主持一个战略地区的工作，以后又成为中央领导层的核心成员，始终保持着这个特色。毛泽东同志很称赞他这种全局思想和指挥领导才能，向外国领导人介绍小平同志时说，淮海战役就是以他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的。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之一，这个战役歼敌55.5万人。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体现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对敌斗争中。《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是邓小平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代表性的军事著作。它选自1943年1月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太行区也称晋冀鲁豫区，是抗日敌后根据地中的重要战略基地，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二九师师部都设在这里。当时邓小平同志兼任太行分局书记，抗日战争尚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他根据五年来的斗争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思想。这些战略思想在敌后的抗日斗争中是普遍适用的。他强调说：“我们同志对于我们在敌后斗争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影响全国这种政治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往往缺乏全局观念”；“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他认为这个观念应在干部中特别在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来。他的这种身在太行，放眼全国，立足当前抗战，争取战后建国的战略思想，为坚持华北抗战指明了方向。
在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的全局战略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中原战场上。《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是又一篇重要军事著作。它是1948年4月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6月，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千里跃进中原，在大别山地区建立根据地，取得了战略上的很大胜利，给国民党造成极大威胁。但是同时，在强敌尾追和围攻下，他们领导的部队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遇到了好多困难。干部战士中出现了一些思想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教育部队要有全局观念，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看问题，不能“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他说：“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他打了一个比喻：一副担子，有重的一头，有轻的一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邓小平同志这种从全局出发，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战略思想，对整个战局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影响。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评论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中原，对中原的成绩估计很大。
邓小平同志这种时时处处从全局出发的战略思想是一贯的，是贯穿到各个方面的工作的。1952年他从西南调到中央，开始时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他一着手抓财政工作，就把财政工作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理清楚了。他在《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和《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两篇讲话中，指明了财政工作方针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家工业化的投资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费，有力量应付外侮和应付万一；论述了财政工作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指出在这些关系中，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前者是主导，如果发生矛盾，后者应服从前者，一句话，就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邓小平同志这种非常明确的全局观点，对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长远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不论在战争指导上，还是在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指导上；不论在领导一个战略地区或一个方面的工作，还是指导全国的工作，都突出地表现他作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品格。他总是抓全局性的问题，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方面而不是次要的方面。他作出的决策，不仅从全局（中国这个全局以至世界这个全局）考虑问题，而且从长远，从今后几十年的发展考虑问题。这个特点，不仅体现在这本文选里，更鲜明地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著作和他的实践中。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对这本书的思想内容用八个字来概括，叫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现在，当我们评价这本《邓小平文选》的时候，也可以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看作是它的主要思想内容之一。
坚决果断，在关键时刻毫不动摇，敢于在大风大浪中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作风上的显著特点。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中，论述跃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文章最能体现出邓小平同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为了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主力打到国民党统治区，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以大无畏的气概，英勇地担负起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艰巨任务。一路上是长距离无后方作战，要克服遍地积水淤泥的黄泛区的阻隔，战胜几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艰难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勇敢的革命精神，是不可能完成这个跃进任务的。《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和《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两文，充满激情地宣扬了这支军队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同时也表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和胆略。
部队到达大别山后的首要任务是开辟新区，建立根据地，巩固立足点，然后进一步扩大解放区。《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就是邓小平同志到达大别山后以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名义向所属部队发出的指示。这个指示一开头就宣告：“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的追击计划完全失败。”接着斩钉截铁地说：“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人们读到这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当时前线指挥员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勇气与决心。
大别山的这场斗争究竟能不能胜利，我们在大别山能不能站住脚，这是当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有些同志并不是很有信心的，有的同志在困难面前觉得有些难熬；北方的一些部队不习惯南方生活，怕过长江；有的人还产生恐美病，怕美国出兵。邓小平同志在鲁山报告中深入分析斗争形势，作出了“我们已经站住了脚，敌人无论如何打不走我们了”的结论，并且针对当时思想问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他用这样的话来教育大家：“革命就是不能那样舒服，往后还要更艰苦，越接近胜利斗争越艰苦。谁都希望革命快些胜利，可是，问你敢不敢胜利，问题就来了。不一定希望胜利的人就敢于胜利。”“真正的英雄，就是要克服困难，准备吃苦，准备勇敢坚决地打过长江。”他还针对恐美思想进行教育：“不要说美国出兵不是那样容易，就是出兵，我要反问：你还革命不革命？”“具有优良品质的共产党员，应该回答：和他干，干到底！”
敢不敢胜利的问题，不仅是摆在中原战区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问题。当时，面对装备优良、在数量上超过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处在很困难的境地；要打过长江，解放全国，更有许许多多的甚至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邓小平同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仅教育和鼓舞了中原地区的广大军民，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毅精神。
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四个字称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自己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思想的榜样。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他牢固地树立起这一思想和信念。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冲破“两个凡是”对人们的严重思想束缚，勇敢地提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成为制定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石。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否坚持实事求是，能否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它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从这本文选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经常以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育干部，并且用整风的方法提高干部和党员的觉悟。1943年11月他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以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对比，指出中国革命在1935年之前的几次挫折和失败，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种不正派的作风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造成的恶果。这是一方面的经验。还有另一方面的经验，就是我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过去的不正之风，党的事业就胜利地发展。他告诫同志，必须牢记这些历史经验教训。
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表现在对客观事物的洞察能力，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中央指示的富有创造性的运用。他为中原局起草、于1948年6月6日发出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反映了他在解决复杂问题时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和善于发现新问题、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才能。当时，中原新区正进行土改，邓小平同志鉴于以往新区犯有急性病的错误，以致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因此在为中原局起草的指示中，大胆地提出全区都应“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他起草的指示是从中原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而对广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如何处理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又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对这个文件，毛泽东同志给予高度评价，并增写了两段文字，由中央转发各地。毛泽东同志在转发时写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信中说：“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邓小平同志1950年《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是又一篇反映他的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特色的重要文章。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情况比较复杂，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隔阂很深。邓小平同志从这种特殊情况出发，提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特别强调在民族工作上必须防止急性病。不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工作，都要同少数民族商量，取得大多数人的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的赞成。当时，有些同志对着重做上层分子的工作，思想上有顾虑，以为这样就会丧失立场。邓小平同志指出：这些同志不懂得在那里阶级立场表现得不同。“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他的这种不搞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方针政策的思想，对解决西南少数民族这样复杂的问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是根据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样一个基本状况提出的。1957年3、4月间，邓小平同志由太原、兰州到西安，一路宣传八大提出的任务。他在西安向干部所作的《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的报告，坚持八大对中国现实情况的分析，明确指出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这个报告的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从中国国情出发，“面对国家的现实”、“面对群众的需要”的建设指导思想。他尖锐地批评了在建设问题上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倾向，有些人总是贪大贪新。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已经触及照搬国外经验的弊病，把它看作是建设中暴露出的严重缺点。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要一贯坚持不容易；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破坏的时候，要坚持这一思想更需要勇气。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农业生产尚未恢复。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在全国许多地方发生农民和基层干部包括党内一些同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现象。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怎么办？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的情况，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并且使用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里所说的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就是指的包产到户。邓小平同志的这种思想，对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变革的人们来讲，好像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坚持这一正确态度需要有勇气和胆识。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往事的时候，更加感到邓小平同志一贯提倡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是非常的可贵。
建设一个好的党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邓小平同志长期担负党的领导重任。他长期在一个地区或军队中负责党的领导或政治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当了10年总书记。他对党的建设有丰富的经验和精辟的论述。这本文选中有多篇文章是论党的。
怎样处理好党政关系，这是正确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问题。党必须领导各级政府，但又不能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处理好这个关系是不容易的。邓小平同志早在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就十分重视这个问题。1941年他所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是我党论述党政关系最早的重要文献之一。当时，晋冀鲁豫边区各级政府即将成立。党如何领导政权，党与政权应是什么样的工作关系，文章作了精辟的论述。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采取指导与监督政策，党的领导责任要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文中批评了有些同志以为党的领导就是“党权高于一切”甚至“党员高于一切”，不注意在领导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工作时贯彻民主精神，并且尖锐地指出这些错误思想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恶劣传统在我们党内的反映。这些论述对于认识今天的党政分开原则，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仍有重要意义。
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执政党的建设成为重大课题。文选中论述这一问题的主要文章是《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首先，对执政党的地位和执政党的党员担负的重大责任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早在西南工作时期，就敏锐地察觉到党内在夺取政权后开始出现的一些危险倾向。有些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了，不必努力了”，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蜕化腐朽思想。1954年发生高饶事件。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胜利后在党内尤其是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会损害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在八大及其以后，邓小平同志对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他说，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我们党威信很高，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同时又指出，我们“不能让权被资产阶级拿到手上”，“不能让权被机会主义者拿到手上”。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提高了党内同志的认识和警惕。
其次，执政党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要针对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制度上采取加强的对策。从文选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经常强调的一些基本思想是：在思想建设上，要使广大干部、党员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在作风建设上，提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在组织建设上、制度建设上，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树立核心，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团结的、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党。
第三，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
邓小平同志对我们党有一个总的估计，认为我们党是有许多优点的党。只要根据执政党的特点，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邓小平同志论述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思想，在今天来讲，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坚持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理论。邓小平同志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一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从这本文选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是有着亲身感受的，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很深的，他在自己领导的工作中，始终坚持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决策，从而使他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队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各项任务。
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对党的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比较和总结。1943年他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说：“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
从革命战争时期一直到建设时期，我们党一直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的。但是有时工作中也会遇到困难，遭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总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维护毛泽东思想。从1958年以来我们党犯了错误，三年困难时期，有些人思想上产生过党能不能领导好各方面工作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我们党有五好，第一条就讲有好的指导思想，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他说：“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毛泽东思想引导到胜利的，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作为党的总书记，他的讲话对于团结全党渡过困难，是起到重要作用的。
1960年3月，邓小平同志针对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出现的偏向，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的讲话中，尖锐地批评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和离开马列主义讲毛泽东思想。他说：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不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不要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忘记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还反对把毛泽东同志摆在党中央集体领导之外、之上。他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
邓小平同志这些论述，表现了他对待毛泽东思想所采取的原则的科学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始终如一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从1977年开始，邓小平同志勇敢地冲破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首先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当着我们党批评“两个凡是”，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时候，又出现一股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思潮。邓小平同志又同样勇敢地首先起来捍卫毛泽东思想。他及时地提出要在思想政治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一项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邓小平同志又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先后发表九次重要谈话。他说，起草这个决议的目的，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强调说，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评价。这样，我们党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事实说明，邓小平同志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的思想理论本身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1版(要闻)
专栏：社论
祝贺中密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本着增进友好合作的愿望，经过友好的商谈，决定自1989年9月11日起，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密建交，使中国同亚太地区人民的友好联系进一步扩大，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位于太平洋加罗林群岛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原是联合国安理会交美国托管的太平洋岛屿托管地之一。1979年成立以来，它积极发展国内经济，对外寻求友好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近年来，中密两国开始了友好交往，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前总统纳卡亚马和现任总统哈格莱尔加姆先后访问过我国，两国的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不断扩大。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的这一友好的态度和鲜明的立场表示赞赏。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国应当相互尊重。中密建交证明，只要具有相互发展关系的愿望，各国情况的不同和差异不会成为发展关系的障碍。中国愿意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
中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同属于亚太地区。在中密建交之际，我们衷心祝愿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将扩及各个领域，并进一步得到发展。
第1版(要闻)
专栏：
我40年生产钢铁17亿吨
钢产量跃居世界第4位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孙杰）到今年8月底，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已累计生产钢和铁17亿吨。这些钢铁武装了我国的国防，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的钢产量已由建国初的世界第26位跃居现在的第4位。
新中国的钢铁工业是从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经过新中国第一代钢铁工人的忘我劳动，1952年全国钢产量就上升到135万吨。这以后的20多年间，由于种种原因，到1976年，产量只达到2000多万吨。
十年改革开放，是我国钢铁工业履历中最光彩的一页。钢铁工业产值和钢产量年均递增速度虽然只有7％左右，而实现利税的年递增速度却高出产值和产量的一倍左右，钢产量从年产3178万吨增到5922万吨，净增2744万吨。
第1版(要闻)
专栏：
城镇居民生活显著提高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傅刚）十年改革开放使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有了飞跃性的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调查，1978年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人均为178.92元，1988年上升到567.01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幅度仍达到68.12％。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肉、禽、蛋的数量10年时间分别增加了4.87公斤、3.31公斤和3.18公斤。
不少人的衣着消费趋于美观、大方、舒适和表现个性。10年来，我国城镇人均衣着消费支出增加110.97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2.42％。据统计，1988年底，城镇居民每百人拥有电视机38.7台，电冰箱6.1台，洗衣机25.1台，收录机34.9台，照相机6.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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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浙江省新昌县重视开发山区水力资源，全县已建大小水库109座，兴建大小水电站230座，总装机容量33222千瓦，实现乡乡通电、村村用电。图为新昌寨岭水库。吕立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