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1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出访归来

从“黑色金子”到“绿色金子”
——石油降价后尼日利亚调整经济缩影
本报记者 徐德文
进入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使人顿生气势非凡之感。三座又长又宽的高架桥像巨龙把维多利亚岛、伊库衣岛、拉各斯岛和大陆联结一起。岸上现代化高楼林立,对岸,来自各国的大小船舶停靠港区,桥下泻湖波光粼粼,桥上数排车流竞相飞驰……,拉各斯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既美丽又繁荣。
然而,人们会看到,奔跑在公路上的汽车虽不乏奔驰牌高级轿车,但也有不少是其貌不扬、又旧又破的。对此,主人解释说:“尼日利亚在石油经济繁荣时期,无论公车或私车都很少有人维修,用旧了就买新的。石油降价后,外汇紧缺,所以旧车、破车越来越多了。”这几句话,是否可以说也是石油降价后,尼日利亚经济状况的缩影呢?!
曾被称为“石油巨人”的尼日利亚,从70年代至80年代初,石油出口收入连年递增,1980年石油创汇多达250亿美元。正是用这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尼日利亚建成200多项大型企业,公路建设也由独立前的千余公里,发展到如今纵横全国、总长9500多公里,其中不少还是封闭式的高速公路呢。此外还有现代化的港口和相当发达的航空事业。1979年,尼日利亚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南非的80%以上,成为非洲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
然而,石油经济既带来“繁荣”,也带来弊端:农村大批人口离乡弃田,涌入城市,致使曾是粮食、花生、棕榈油、棉花等大宗出口国的尼日利亚一变成为粮食等多种农产品和各种消费品均需进口的国家。“黑色金子”扼杀了“绿色金子”!石油降价以后,尼日利亚外汇收入锐减,1986年竟下降到56亿美元,赤字频增,工业萧条,失业增多,物价飞涨,粮食短缺……经济陷入严重困境。
巨大的挫折,终于使尼日利亚举国上下清醒过来,认识到单纯依赖石油出口“繁荣”起来的经济基础是多么脆弱;只有恢复和振兴农业,才是拥有1亿人口的非洲大国尼日利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我们到达尼日利亚时,正是以巴班吉达为首的联邦政府号召人民大搞农业并取得初步成就的时候。
“向大地要面包”,这是尼日利亚北部高原乔斯地区人民的创举。自联邦政府1986年因外汇紧缺禁止小麦进口后,乔斯人就立志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种出小麦来。尼日利亚没有种小麦的纪录,而国内外不少专家断言,尼日利亚的气候不适宜种植小麦。但也有些专家认为,乔斯地区地处高原,气候凉爽,适宜小麦生长。经过科学试种后,果然获得成功。乔斯地区农业发展项目经理柯先生兴奋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小麦一年两熟。现在乔斯地区不少农场种植小麦。朋友们陪我们到试验田参观,右边一块麦田每公顷播种150公斤,自动化喷灌,打算以后向大规模生产的农场推广;左边那块每公顷播种120公斤,靠人工灌溉,准备向小农推广。看来两块麦田的小麦长势都不错。朋友们既谦虚又诚恳地说:中国种植小麦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希望有朝一日能去中国学习,也希望中国朋友能来乔斯投资合作种小麦,并进行技术指导。
尼日利亚禁止小麦进口后,科技人员利用本国的玉米、高粱替代进口小麦制作食品,价廉物美,很受消费者欢迎。
工业要为农业发展服务,这是尼日利亚调整经济结构后提出的一个发展方向,位于阿夸伊博姆州的纳夫康化肥厂是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的典型。我们一到该厂就看到厂标上绘着一只大手,洒下无数化肥,落在绿色植物之上。寓意是要给农民生产更多的化肥。接待我们的总经理乔治先生对尼日利亚化肥工业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纳夫康化肥厂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第一个规模大、设备先进的化肥厂,目前每日生产氨肥1000吨,尿素1500吨,氮磷钾肥1000吨。这家工厂还在扩建,完工后,尿素、氨肥产量将可翻番。
石油降价以后,尼日利亚领导人把优先发展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无疑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决策。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已初见效益,给经济转机带来希望。目前尼日利亚最大的困难是资金欠缺,不少农业建设项目一时还搞不起来。但经济专家认为,只要尼日利亚坚持优先发展农业的方针,调整经济结构,终将有利于它的经济回升。(附图片)
图为尼日利亚的一个菜市场,又鲜又嫩的蔬菜多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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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根廷作家科尔顿
管彦忠
读过阿根廷作家贝纳尔多·科尔顿致中国读者语重心长的信(见本报8月11日第三版),这位年过7旬的老作家和他的夫人玛丽亚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又浮现眼前。回想我在阿根廷工作期间,切身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难以忘怀。
科尔顿回首往事时对我说过,“我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是明确和值得自豪的。首先,我是一个作家,而且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其次,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直至生命终止。当作家和热爱中国这两件事是互相补充、紧密相联的。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丰富了我的文学创作生活”。老作家的肺腑之言是对自己漫长的人生历程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寓意深长,令人感动。
我们的交谈追溯到30多年前的岁月。那时,他和一些对新中国友好的人士组织了阿根廷中国文化协会,为促进阿根廷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做了许多工作。这是阿根廷第一个对华友好组织,科尔顿曾担任过秘书长和主席。在新中国被封锁和遭敌视的困难年代里,坚持对中国友好是冒风险的,但科尔顿全然不顾。在后来军人统治阿根廷时期,科尔顿因为与中国有联系被投入监狱,而
“罪证”竟是一张他与中国领导人在一起的照片,那是警察搜查他的住宅时拿走的。他身陷囹圄而不畏惧,心地坦然,觉得自己做的事,是为了增进阿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并没有错。后来经朋友们营救他获释了,继续为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工作。
科尔顿夫妇回忆起他们在中国度过的那些日子,心潮难平。从1957到1983年,他们作为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的客人,曾经8次访华,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累计行程1万多公里,结识了各方人士。他们目睹了中国3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为她的进步和成就欢欣鼓舞,对她受到的挫折和发生过的失误感到惋惜。回到阿根廷后,科尔顿除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出席报告会介绍访华见闻之外,还写了几本介绍中国的书,帮助阿根廷读者了解遥远的中国。其中一本题为《六亿人加一》,他对我解释说,这里的“一”就是作家自己,表达他支持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态度。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前夕,他出版了访华见闻
《奇特而明朗的中国》,封面上印着一条色彩艳丽腾飞的龙。科尔顿年纪大了,他现在
“唯一阅读的材料”是有关中国的书刊。他认为,“中国为人类提供了最古老的东西和最新鲜的经验。不能忘记中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衷心祝愿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科尔顿是以描写城市生活而出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我国翻译出版了《科尔顿中短篇小说集》。他谦虚地称自己是鲁迅作品“不倦的读者”,从中吸取了文学素养。他说,“鲁迅精彩的作品教给了我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原则,这成了我文学创作特点。鲁迅是现实主义作家的榜样,他的作品今天仍是中国和世界宝贵的文学财富”。科尔顿夫妇在北京和上海参观过鲁迅博物馆、故居,会见过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
离开阿根廷前夕,我们去向科尔顿夫妇辞行。大家亲切交谈,为友谊干杯。客厅的一半摆满书架,陈列着他们从中国带回的纪念品。墙上一幅中国画引人注目,那是1982年11月江苏国画院三位画家共同创作,送给科尔顿夫妇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图,题字是“友谊长青”。是啊,科尔顿夫妇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真是难能可贵。(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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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波传知识 桃李结满园
39岁的家庭英语教师塞西莉亚·洛佩斯每天晚上都按时打开收音机,翻开课本,收听哥伦比亚的广播中等学校课程。几年前,饱尝失学之苦的塞西莉亚就开始收听这个广播课程了。最近她终于毕业,现正准备攻读大学课程。
哥伦比亚广播中等学校创办于1973年,一开始就受到各阶层人们的欢迎。最初,这个广播学校计划教学对象是大城市的市民,可实际上,哥伦比亚最偏远的小村庄的农民也收听学习。开始,这个广播学校只有一个年级,目前共有11个年级(每年级5个月时间课程)。16年来,共有55万人收听过它的广播课程。一般经过5年多的学习,都可达到中学毕业的水平。今年同塞西莉亚一起取得毕业文凭的有700人,目前在校注册生达1.4万人。就学生人数来讲,哥伦比亚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可与这个广播学校相比,难怪哥伦比亚人称它是“哥伦比亚最大的学校”。
创办这所广播学校,主要是为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上正规学校的人提供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例如,许多家庭主妇和在职职员,不可能抛开家务或放弃工作到普通学校学习,而进广播学校,不需离家上学,也不影响上班。一只小小收音机在手就解决问题了。
为保证教学质量,学校按照国家规定的中等学校教学大纲安排课程,组织教学,并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注册学生收听完每一个年级的课程都必须参加哥伦比亚高等教育促进委员会规定的考试。不及格者,必须补考,次数不限,考试及格才能升级。学校还设有一个答疑小组,负责学员来函来访中提出的学习中的问题。凡普遍性问题,安排专门时间在广播中解答;个别问题,回函解答。
为了减轻学生经济上的负担,以便使更多的人参加学习,该校除教科书收费外,不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即使书费也比正规学校低。
广播学校招生不受年龄限制。目前学员中最小的14岁,最大的68岁,平均年龄25岁。女学员居多,占总数60%,她们学习也最努力。塞西莉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利用早上和晚上时间学习,不误工作,即使卧病在床,也坚持收听广播,生怕拉下课;每次课都录音,以备复习;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请教朋友。
哥伦比亚广播中等学校办学有方,驰誉国外。玻利维亚和一些中美洲国家派出专家到哥伦比亚考察取经,准备开办广播教育。
金 江 编译(附图片)
哥伦比亚一位姑娘在家里收听广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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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稻丰收在望日本政府发愁
日本今年水稻长势良好,丰收在望。但农林水产省对此正大感头痛。
每年日本政府高价收购农民的大米,然后以低价投入市场。这一直是农林水产省深感棘手的问题。农林是执政的自民党传统的“票田”,政府害怕失掉农民的支持,因此不得不忍痛购买他们的大米。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农林水产省只好限制种植水稻面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政府还花钱购买地里的青苗,然后毁掉。
农林水产省正在发愁,今年水稻如果比去年增产3%,那么明年的种植面积就要再减6万公顷,总减种面积达90万公顷。这么多的减种任务,如何派在全国农民的头上?
在前不久的参院选举中,自民党丢了不少席位,原因之一是农业政策不当,遭到农民反对。今后面临众院选举的自民党自然是不愿进一步去得罪农民,而这更使农林水产省欲进不得,欲罢不能。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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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味佳肴上太空
从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携带“管装食品”升入太空之时起,科学家即对“宇宙食品”进行研制开发,至今方兴未艾。
一九六八年岁暮,地球上的人们通过电视屏幕惊奇地发现,渺渺太空中“阿波罗八”号宇宙飞船仓内的餐桌上竟摆满了丰盛的圣诞食品。这标志着宇航员从此结束了八年之久的食用管装食品的历史。美国实施“宇宙实验室”计划后,宇航员第一次用上了航天器仓内装备的烤炉,他们打开铝罐内排列有序的食品,用水加热,如同在家里吃饭一样。
按规定,宇航员一日三餐需要摄入三千卡热量的食物,尤其要考虑到食物中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素的配比。目前美国、日本等国家宇宙食品的开发已形成系列产品,食品已达七十种,饮料二十种。美国宇航局制订的菜谱每六天为一个周期,每日三餐制作精细,搭配讲究。
对于这些方便可口的宇宙食品,宇航员们并不满足,他们的胃口似乎越来越“挑剔”。一九八五年,“发现”号航天飞机上的一位法国宇航员曾经抱怨说:“美国宇航局提供的食品我都快吃腻了,该换换法国口味的啦!”这位法国人发誓要开创宇宙食品革命的新纪元。回国后不久,他终于如愿以偿。他与法国一位宇宙生理学者合作,创办了第一家法国风味的宇宙食品开发公司。如今,该公司推出的法式宇宙食品已打入太空,并进入一般家庭。
赵建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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