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思想政治教育要从中小学抓起
何东昌
这场50多天的严重的政治斗争是一本大的教材。它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痛定思痛，首先要有痛切感。希望每一位中小学的老师、校长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同志，都能认真联系这场斗争的实际，深入地学习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公报和邓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弄清楚这场斗争的性质、背景、严重性和必然性。它关系到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命运。每个中小学的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从中获得教益。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小学的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摆到应有的地位上来认识。十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方面。这里讲的教育是指全民性的。动乱充分暴露了这个失误的恶果，当然也包括中小学教育上的问题。所以，当前的学习一定要抓好，不能走过场。只看看材料，宣读一下文件，空洞地表个态，那是不行的。也不要以为动乱主要表现在大学，或只是在北京特别表现得尖锐，就可以不加以重视。为此，我提出几个要研究的问题，供大家参考。
一、抓德育。要认识到西方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是帝国主义的一次重大的失败。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为此发生了争议。当权的一派被迫公布了“白皮书”来证明他们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毛主席称之为无可奈何的自供状。1950年，美国入侵朝鲜，实际是企图把我们“掐死在摇篮里”。中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事实批判了亲美、崇美、恐美等半殖民地奴化思想。以后，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一再碰壁，就越来越寄希望于和平演变这一手。这次动乱的国际背景中，有许多事实证明，国外、海外反动势力是插了手的，甚至发展到直接支持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势力的颠覆活动，在建国四十年的首都掀起了反革命的暴乱。在暴乱平息的同时，反共势力又在西方一些大国中掀起反华的浪朝，在一些美国统治者中有一种失落感，感到这是1949年后第二次失去了中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一定要坚持开放，绝不能闭关锁国，那样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开放还要开放，国外好的还要吸收，又必须考虑人家要渗透颠覆我们。既有和平演变就要有反演变。要有办法对付他们的思想政治渗透。这里关键是争夺一代一代的青年人。他们要对我们开展攻心战、离心战、腐蚀战。这就要求我们从儿童起就要抓紧德育。
二、要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我国有一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这带来了殖民地奴化思想。这几年这种思想有明显的回潮。像《河殇》这样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否定人民革命的作品出台了；像方励之这种卖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在青年中一度有了市场。而刘晓波居然胆敢鼓吹“中国要经历三百年的殖民地才能现代化”。这场动乱中出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一些学生一边唱着《国际歌》这个无产阶级的战歌，一边又听信“美国之音”这个垄断资本的喉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注意。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提出要我们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的气节教育，这实在太重要了。
爱国主义教育要与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教育统一起来。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势力是很小的，他们必然要依附于西方的大国，所以，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是附庸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场斗争中那些鼓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必定一面鼓吹崇拜西方某些大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明，一面全盘否定我们十年改革和建国四十年的成就，否定
“五四”运动七十年来的历史进步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诋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要进行历史优秀传统的教育，这里要注意加强中国人民遭受美帝国主义侵略和进行反抗的这种内容的教育。要从中美望厦条约讲到这场动乱的教训。使年轻人懂得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这些历史。他们没有受到过殖民地压迫和剥削阶级剥削的痛苦，也不大了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第三世界国家中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好这种教育，还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许多课程，特别是语文、历史和思想品德课要注意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并使它们符合时代的需要。因此，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与国情教育结合起来。要弄清楚我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将来要变成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要讲国情。有的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否定进行历史的比较，即“纵的比较”，实际上是反对我们讲历史的成就，他们只主张进行
“横的比较”，即脱离中国的国情片面地去与西方发达大国比经济、科技、教育水平的高低。用这种违反科学的方法，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我们就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借鉴外国的好的东西，做到“洋为中用”，结论应该是中国的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要靠艰苦奋斗来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搞好。
三、要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教育。从这场斗争中可以看到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是青年人容易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观点和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思想根源。这是一切剥削阶级的价值观的核心。这个问题必须从小抓起。在开放条件下，坏的东西会进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思想道德的作用有积极的方面，也会诱发消极的方面，这也就是西方反动势力所要进行的“腐蚀战”的核心。我们要进行共同理想的教育，并提倡最高理想，进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教育，并提倡共产主义的无私奉献也就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方面我们过去有很好的传统，可惜这几年来，这个传统被严重地削弱了。现在党中央下决心要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我们也要教育学生与腐败现象作斗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幸福观、价值观。
（原载《人民教育》198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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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人才市场的强反差
新华社记者 李承祖
8月16日上午，云南省科技宫内人声鼎沸，举办了5天的云南人才市场交流大会已近尾声。市场工作人员看着交流成果统计表，心中掠过一丝慰藉之情：“接待交流人员8055人，达成意向性协议721人，办理交流手续202人。”
此刻，大厅内某重点大学毕业生推荐处的老师却在犯愁。他们在人才市场推荐112名自费毕业生，仅有3名物色到工作单位。
离这所学校推荐处不远的某财贸学院推荐处，也遇到了类似情况：都说财会专业人才供不应求，但这个学院的26名自费毕业生进入人才市场寻找主顾，却至少有10多人要暂时变成“待业青年”。
有趣的是，就在这两个困难重重的推荐点间，一所被人看不起的民办院校——湖南九疑山学院的毕业生推荐处却格外忙碌。在如同赶集般热闹了4天后，第5天一大早，这个学院的99名自费生就被用人单位预定一空。不等大会结束，老师、学生就收拾起材料凯旋了。
如此强烈的反差，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看下面这组镜头，我们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昆明钢铁公司招干人员找到那所财贸学院的老师：“我们需要一些财会人才，能帮助解决吗？”答：“非常愿意支持你们，遗憾的是同学不愿去，嫌远了。”实际上，昆钢离昆明市区不过30来公里。
一家科教器材公司和一家电镀厂也求助于这所学院：“我们的单位就在昆明市区，欢迎你校毕业生前来工作。”老师忙找来学生商量，想不到碰了一鼻子灰：
“这两个单位虽在市区，但都是集体所有制单位，不去。”
云南楚雄市政府的招干人员从人才市场推荐材料上得知，那所重点院校不少学生想求职当秘书，于是表示：“我们正需要一名秘书。”
但老师征求意见后，不得不歉意地告诉来客：“这批毕业生无意到地州当秘书。”
一个个从边远地区风风火火赶到人才市场招贤纳才的人事干部，手捧人才推荐表直叹息：前来市场求职的数百名云南籍大学生，大部分一个意思——要在昆明市工作，而且要求从事的全是外贸、金融、文秘、公关、编辑之类的工作。
招贤者转而涌向“编外”院校九疑山学院的推荐处，把自愿到边疆工作的99个大学生一抢而空。
“你们的学生都被些什么单位要走了？”好奇的人围住九疑山学院的老师打听。老师微笑着公布了用人单位名单：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这都是落后地区呀，他们真的愿意去？”有人还不大相信。老师把眼光转向了一位学生：“可以问问他，这位同学就是准备分到最边远的红河州红河县的。”
小伙子名叫赵玉怀，中文专业学生，讲起话来很自信：
“我们要去的都是云南的贫困地区，这我们早有准备。在学校时，我们填报的志愿就是：到边疆工作！”
围观的人感慨着、赞叹着，而后就陷入了一片沉默。
大学生求职的强反差现象，给人们带来些什么思考和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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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
食品卫生检查三盼
不知从何年何月起，人们对名目繁多的检查组并不是怎么欢迎的。但是许多人对食品卫生检查不但十分欢迎，且有三盼：
一盼食品卫生检查要勤。
目前，不少地方食品卫生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前不久，江苏省淮阴市总工会和市物价、工商、计量、卫生等部门联合对市区冷饮食品生产、经销单位进行一次检查，其结果是冰棒、雪糕、冰淇淋和汽水四类样品质量无一合格。在这次检查中共有81个生产、经销单位和个人受到处罚，有近两万瓶（袋）变质汽水、啤酒、榨菜等食品被封存销毁。问题如此严重，要是早检查早发现早解决多好！既然查出这么多问题了，一次性能彻底解决么？所以盼检查要勤。
二盼查出问题处理要狠。
狠，不仅是对查出的伪劣和变质食品当销毁的要当场全部销毁，更重要的是不搞就事论事处理了事，而是要追究到底，处理到底。比如有的食品是由于投料不足，减少某些工序，总体不达标准；有的含糖、含汽量远远不足；有的甚至还冠以省优或市优产品招摇过市。
这一切不请有关部门从根本上去解决，怎么能行？
三盼“各方神仙都显灵”，齐心协力打好食品卫生总体战。
从检查看，许多商品无生产厂家、无出厂日期、无规格配方、无保存保质日期，许多经营食品的摊点和部分国营、集体单位无经营食品的经营执照、无卫生许可证、无健康检查证，大量变质商品充斥于市。
要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不是一个部门能单独解决的。因此，需要各方协力共同解决。
江苏省沭阳师范学校
陈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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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小学开办学前班利少弊多
据调查了解，从70年代末开始，山东、河南、江苏等省大中城市的小学相继开办了儿童学前班，专门招收5至6岁的儿童入学。这在当时对缓解城市入托难，为儿童熟悉、适应入学环境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城市幼儿园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幼儿教育深入发展，小学再继续开办学前班，越来越显出明显弊端。
一是不利于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从济南、郑州、青岛、徐州等地开办学前班的情况看，有的设备简陋，缺乏玩教具，办学条件差。中午，孩子休息，只能睡课桌，躺板凳。不给孩子开午餐的小学，一天只好放两次“羊”。由于5至6岁的学龄前儿童自我保护能力还比较差，摔伤、碰伤的现象时有发生。学校只“教”不“保”，孩子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难以承受。有些孩子上了几天学后，家长又不得不把他们再次送入幼儿园。
二是加重了家长的经济和心理负担。有些单位办学思想不端正，把学前班视为“第三产业”，作为增收节支的主要途径，大多数收费较高。除入学时需交一定数额的开班费外，每人每月少则40至50元，多则60至70元。有的连拖把、扫帚、小板凳等也都由儿童自己从家里带。大多数学校还硬性规定，凡不在本校学前班学习的孩子，入学时不予录取，使得许多家长有苦难言。
三是打乱了幼儿园教育教学常规。由于小学把5至6岁的孩子“拉走”了，幼儿园就失去了大班的教育对象，影响了幼儿教育的正常发展，致使整个学前教育机制出现了断层。尤其是入托孩子少的园，不得不搞混合班教学，教育质量难以保证。综上所述，大中城市小学开办学前班，唯有小学一方得利，而儿童、家长、幼儿园三方都受到影响。吁请有关部门引起重视，改变这种做法。
阳树智 齐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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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么玩啊？ 刘克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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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辞妙百家 海汇众流
——评介一九八九年版《辞海》
尚慈
经过数千名学者、专家5年时间的精诚协作、精雕细刻，被誉为“微型图书馆”的多功能大型综合辞书——《辞海》（1989年版）在建国40周年前夕，以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
《辞海》初版于1936年。1957年毛泽东同志到上海视察时，赞同原主编舒新城关于修订《辞海》的建议，并指示上海市委关心此事。周恩来同志也对《辞海》的修订倾注了不少心血。十年动乱期间，在
《辞海》（未定稿）连遭批判的1971年，周恩来同志提出把继续修订《辞海》的任务列入国家出版计划。经过前后长达20年的反复修订，在人民共和国建立30周年之际，一部包括140多个学科、1300万字的煌煌巨著——《辞海》
（1979年版）诞生了。这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当时的科学文化水平。
这部《辞海》发行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赞扬它是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工具书，它的发行量达400多万部，创我国大型辞书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1979年出版的《辞海》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它成稿于1978年，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所出现的新的理论和实践未及全面反映，加之近10年内，科学技术又有长足的进步，多年前的资料、数据等已渐显陈旧。因此，《辞海》编辑委员会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决定从1985年开始再次修订，对1979年版增新、补缺、改错，使之能反映80年代后期的理论研究水平和科学实践水平。这项浩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经过上海、北京以及全国各地众多学者、专家5年的精心修改，使新版《辞海》具有了更高的水平。
1989年版《辞海》立足于增补近10年间所产生的重要新理论、新事物、新概念，使之能满足读者对这样一部大型辞书的查阅需要。全书增补了一批重要词目，如“一国两制”、
“特别行政区”、“中英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日关系四原则”、“伊斯兰世界联盟”、“比较语言学”、“帕金森定律”、“公务员制度”、“居民身份证”等；逝世人物增收的，如“张大千”、“李伯钊”、“肖洛霍夫”、“托马斯”、“教皇保罗六世”等；在学科体系方面，新版《辞海》也比1979年版作了更为合理和完善的部署，如美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经修订后，内容大为充实，有的一个学科收词目达千条；科学技术方面，新增了环境保护、组合数学、空间电子学、微电子技术、微波技术、家用电器等学科的名词术语。经过增补，1989年版《辞海》共收单字1.6万余个，词目12万条，全书1600万字，比1979年版增加250余万字，相当于一部篇幅可观的大型专科辞典。
在释文的科学性、知识性和准确性上，新版对1979年版的不足之处也作了修订。如对某些人物的评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不够稳妥或不够确切之处重新实事求是地予以论述，以使读者能得到正确清晰的认识，例如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条，新版肯定了他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并加了画像，另增加了他的主要作品专条。对于近年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版也努力作了反映，例如根据1986年1月24日“旅行者—2号”飞临天王星观测所得的资料，“天王星”条的卫星和光环圈数都改用了最新数据。
此外，新版还注意订正了原来一些释文中资料的错误，如德国诗人鲍狄埃的卒年订正为1887年，“第五纵队”的叛军将领摩拉订正为拉诺。
《辞海》是一部无比丰赡的知识宝库，对一部如此巨大的著作作全面的修订、增补、更新，在新中国已经出版的大型辞书中是前所未有的。
近年来，出版事业出现了滑坡现象，一些出版单位忘记了书籍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这一重要的原则，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以致产生了坏书冲击好书的出版这种不正常状况。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辞书出版社保持一贯的严肃的态度，以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待出版事业，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从事《辞海》的修订，以这样一部大型的综合性辞书来保存和传播有益的科学文化知识，为积累中华民族的文化作出了贡献。这样的“辞海精神”是应当得到高度赞扬并发扬光大的。
相信1989年新版《辞海》一定能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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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豪华宫里的“老抠”
——长沙市工人文化宫筹建处艰苦创业的事迹
姚毅 里程
无论从哪方面说，这座今年7月初落成的文化宫都够气派的了。投资800万元的主体建筑，软座、空调、立体声的影剧院，一应俱全的宽敞棋室，豪华舞厅，如果各种设施同时开放，每天能容纳2万多人！然而在兴奋的人群中，也许谁也不会注意到其中的十几位默默无闻的文化宫人，当然更不会想到这些建设者们是怎样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才营造起这座乐园的。他们被戏谑地称为“老抠”、“小气鬼”，然而这种戏谑却是对他们艰苦创业的“穷棒子”精神的最好写照。
1980年，省劳模会上，悄悄的议论汇成一片呼声：“我们需要现代化的文化宫”。是啊，拥有50多万工人的长沙市仅有3个工人文化宫，50年代的陈旧建筑，因陋就简的设施，加上地处偏僻地区，唯一在市中心的建筑工人文化宫虽经过一番修整，墙壁上仍一片斑驳。这一切与现代娱乐需求太不相称了。1982年，湖南省人民政府下决心在东塘修建一座占地4万平方米的中南地区最大的文化宫。听到这个消息，长沙市的“老文化宫”都欣喜若狂。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啊！已经退居二线的原长沙市总工会副主席陈志雄、张南生和原市工会建筑工委副主任陈国胜不顾年迈承担了筹建这一工程的任务，几经周折，到了1987年4月，第一台机器才带着全市工人的期望开进了工地。
欣喜之余，他们清醒地看到了摆在面前的严峻事实：缺资金。
满头白发的陈志雄老人说：“当时确实捏了一把汗，生怕会半途而废，骑虎难下。”在他的本子上记着这样一组对比数字：从1985年到1987年钢材每吨由700元涨到2000元，水泥每吨90元涨到220元，木材每立方米从不到300元涨到800元，而现在的这800万元资金都是按1982年的物价预算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也许正是这道难题把筹建处十几个人拧在了一起，使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使。从那时起，他们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能干的自己干，能省的尽量省，他们没建办公室、没建食堂，累了就睡在硬梆梆的竹板上，吃饭就到附近的单位搭餐。没有车他们深感效率太差，只好狠心拿出一万元，买了一辆旧面包车。天气酷热难熬，有人提议买一台吊扇，吃饭时十几个人还讨论来讨论去的，别人还以为在决定什么重大问题呢！
要说“小气”，第一个要数这里的老板——邓伯勋主任了。别看他西装革履，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当起家来却精打细算，事事透着精明。这个因开办全省第一个营业性舞厅而受到批评的“老文化宫”对这里倾注了他全部的热情。舞厅是他自己设想的，椭圆形的舞池，明暗适中的灯光，铺着地毯的包厢，既豪华又节俭；一次新闻发布会，没有纪念品，两个面包、一听饮料权当“便宴”，双方在理解中报以坦诚的微笑。中南地区最大的文化宫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落成的。邓伯勋说得很坦然：“用自己的双手，为工人创造优雅、舒适的娱乐环境，再苦一点，我们也感到高兴。”
今年62岁的张南生负责抓工程的全面工作，每天起早贪黑，一头钻到工地，老伴埋怨他是“老不死的”。“没想到她自己却先死了。”这位市工会的前任副主席说着眼眶都红了，他本来可以陪陪老伴享受天伦之乐的，然而，当远在石家庄的儿子儿媳接他去安度晚年时，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得实在而感人：“我们在台上时没能为工人们建成这座文化宫，现在到二线了，为他们做点实事，心里感到踏实多了。”
今年58岁的陈国胜，经常毫无顾忌地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你根本就不会想到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也不会想到他是靠一边走路、一边往嘴里塞去痛片勉强对付经常发病的头痛症。在他看来，最大的节约就是保证质量，有的工人见他来了，远远地就开玩笑：“你老头又吃多了鱼吧，总爱挑刺！”他是爱挑刺，弄不好还骂人，连设计院的同志也有点怕他，在铺设混凝土路面时，他请教搞了一辈子马路的省劳模肖建成，提出了石灰、炉渣、石头、黄泥混合而成的“四合料配方”，比原设计的方案少了3厘米的沙子层。他们又根据经济实用的原则修改了展览厅的设计图纸，并在南楼楼顶上增设一个露天茶厅，这几项改进，为国家节约资金30多万元。
他们这种劲头一开始遇到不少麻烦，家里人抱怨，设计院不满，承建单位不理解。也难怪这些人，在他们周围像这样艰苦奋斗、兢兢业业的人确实不多了。
然而持久的真诚与努力终于得到了理解和回报。附近的省建六公司食堂决定提前半小时为他们开饭，免去了排长队之苦。设计师主动来到工地和他们一起推敲计算，优化设计。年轻的建筑工人也不再抱怨老头吃多了鱼挑刺儿了。而是虚心拜师学艺。人最需要的是理解，最激动人心的却是理解了以后挽起袖子和你一起干呀！
在一间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陈志雄、张南生、陈国胜三位老人。他们谈笑风生，诙谐地自称是“三个臭皮匠”，那自然流露出来的兴奋与顽皮使人忘记了他们已是花甲老人了。当我说起“老抠”这个戏谑的名称时，他们大笑起来。张南生说：“我觉得现在就是要‘抠’一点，有人一提艰苦奋斗就觉得‘不合时宜’，与商品经济‘文不对题’，其实，任何时候都离不开艰苦奋斗。”那位嚼去痛片的陈国胜却平淡地说：“也许别人说我死不开窍，但我还是那句话，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没有精神，干什么都不会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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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筑工人医院应用膝关节镜检查治疗膝关节病800例，正确诊断率达95％，治疗有效率达90％。用此法只切开5毫米的小口子，将关节镜插入观察，实施手术。传统治疗术后两周才能下床，现在一天即能下床。这是该院大夫借助关节镜为病人切除半月板。 吴金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