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经得艰难考验时
——忆叶剑英同志
薄一波
（一）
叶剑英同志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一位久负盛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文武兼备，才行卓越，且工于诗词，素有“儒将”之称。
剑英同志早岁因家境贫寒，为求生计，曾漂泊南洋。后归国就读于云南讲武堂，毕业以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他先后参加过筹办黄埔军校和东征北伐，当过国民革命军的师长。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通电反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参加策应南昌起义和领导广州起义。十年内战时期，他驰骋疆场，倍尝艰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周恩来同志奔走于国统区，从事党的统战工作，直到1941年春才回到延安。
我与剑英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1943年的秋天。那时，我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一支部参加整风学习。一天，我和罗瑞卿同志去王家坪军委总部，见到了剑英同志。他当时担任军委参谋长和八路军参谋长。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谈吐文雅，精明谦逊，和蔼可亲。不久，我又去王家坪看望朱德总司令，剑英同志也在场。从此以后，我们不时见面、交谈，彼此渐渐熟悉，友谊也日益加深了。记得剑英同志当时说：我们虽然相识较晚，但见面一谈，却无陌生之感。古话说“志同道合，易为良友”。我们今日之“志”是革命之志，今日之“道”是马列之道，有这种“志”与“道”作基础，同志之间的相知与交情，就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颔首称是：我们这些人，不管相识早迟，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因而总是一见如故的。
（二）
1945年12月，剑英同志飞抵重庆，参加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团，并协助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代表就停止军事冲突等问题进行会谈。1946年1月，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后，剑英同志作为我党代表去北平，同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饶伯森进行三方谈判，并领导我党在军调部的机构的工作。这是一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力争实现国内和平的严重政治斗争。他工作得很好。
1946年4月8日，我从晋冀鲁豫区出发，途经北平，乘军调部飞机去延安。在北平时，与剑英同志相互谈了各自工作的情况。我讲的是土地改革问题，他讲的是军调部三人小组谈判情况。我于6月3日从延安回来又飞经北平。剑英同志约我谈谈在延安开会的情况，我把“五四指示”产生过程和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听来的对时局的看法告诉了他。剑英同志说：经过几个月来的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更加大白于天下，美国人的所谓“中立”面貌，也已彻底拆穿。看来，全国内战已迫在眉睫，我们在军调部的使命很快就将结束，多则半年，少则两三月，我们就得撤退。
在我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同志也向我说过：国民党反动派要打内战，我们就针锋相对，奉陪到底。同时，他写了一封信让我带回。信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练兵、生产、教育”。也就是说，要作好一切准备，一俟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我们就进行自卫反击。剑英同志所讲的精神与毛泽东同志是完全一致的。
（三）
1947年3月，国民党全面进攻的策略破产之后，又转而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党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把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分成两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组成前敌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完成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则组成后勤班子，即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中央的后方工作。
这年秋天，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党的土地工作会议。剑英同志和我都出席了。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剑英同志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他重点讲了到外线作战的新的战略部署，针对一些同志中存在的不想打出去的思想，阐明了为什么必须到蒋管区去作战的道理。他说：我们进行战略反攻，不是偶然的动机，而是根据战争发展的规律和斗争形势决定的。事实证明，刘、邓大军一打出去，就搞得蒋介石寝食不安。如果不打出去，那正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人家就要“感谢”我们了。我们能犯这样的历史性错误么？他讲得很好，大家听了很受教育。
1948年上半年，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局、华北军区和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同志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我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开头由少奇同志兼任）。聂荣臻同志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战争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军事干部，中央决定开办华北军政大学，由叶剑英同志任校长兼政治委员，肖克、朱良才同志任副校长、副政委。剑英同志主持华北军大工作以后，学校有什么重要事情总是要提请华北局、华北军区讨论，接受中央和华北局的双重领导，表现出他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其实，我们一次也没有讨论过学校的事，只不过是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后勤工作。在创办华北军大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如校舍问题、生活问题等等。凡是华北局和华北军区能解决的，我们都尽量帮助解决。唯独教员是个大难题。学员几千人，而能够上讲台的军事教员只有30多个。剑英同志说：“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一个军事学校没有好的教师队伍，那就要误人子弟。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发“招贤榜”的办法，很快就招聘到了二、三百名教员。其中不少是来自旧军队，有的曾就读于武备学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陆军大学等，有的是美国、日本、德国军事院校的留学生，还有的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过教官。如何看待这些人，要不要大胆使用这些人？当时，认识并不一致。有些同志认为，这些人情况复杂，不可轻易任用。剑英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曾利用沙俄的旧军官创办陆军大学，善于使用这些旧军队留给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是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对于剑英同志这种观点我们是赞成和支持的。剑英同志不仅果断地使用这些人，而且强调对待他们，一要政治上平等，二要思想上尊重，三要态度上诚恳，四要生活上关心。他要求全校干部、职工，都要“尊师重教”。他还经常找这些教员促膝谈心，和他们交朋友。事实证明，剑英同志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是个创举。朱德同志来校视察时，曾经大加称颂。后来这批教员在我军的建设上起了很大作用。肖克同志到军委当训练部长时，就从华北军大调出不少这样的教授去工作。成立训练总监部时，周恩来同志曾特别指示，调这些专家组成参事室。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不少教授也是从华北军大去的。建国前，我们党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工作上，并非没有成功的经验，问题是建国后未能充分总结，并结合新的情况加以坚持和发展，以致20多年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了不少失误。所以，善于从历史的经验中正确地学习，发扬正确的做法，克服错误的东西，始终是我们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
1948年12月中旬，党中央决定北平解放后，由叶剑英、彭真同志负责接管北平的工作。彭真同志任市委书记，剑英同志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受命以后，剑英同志带领一批干部从石家庄先期出发，在保定召开中央北平市委第一次会议。随后抵达北平城南的良乡，加紧做接管的准备工作。
1949年元旦刚过，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准备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他给大家出了一个题目，进城以后到底怎么办？要求广泛征求意见。会议期间，剑英同志和我还有其他几个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分别吹过几次。记得谈得较多、而且认为比较重要的意见，主要有以下这么几条：
第一条，进城以后，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广大的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大家认为，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任何政策的实施，也必须依靠大多数人的团结奋斗。脱离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就会举步维艰，一事无成。这一条在革命成功以后尤其要经常加以注意。
第二条，进城以后，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千万不能做李自成。李自成进了北京，他和他的部下就是吃了陶醉于胜利的大亏，很快就腐化起来，结果只做了40天的“大顺皇帝”，就失败了。这样的历史悲剧绝不能在我们共产党人手里重演。大家认为要好好看看郭沫若同志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关键是要教育广大党员坚持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坚持走群众路线，自觉接受人民的民主监督。
第三条，为了防止居功骄傲、贪图享乐，一定要严定制度、严明纪律。大家认为，首先要约法几章，上下恪守，例如不请客，不送礼，不做寿，不以人名命地名等。这些事看似寻常，但对于保持全党特别是领导同志的清正廉明和谦虚谨慎，是有深远意义的。
我们议论的这几条，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许。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有的写在会议的决议中，有的作为规定确定了下来。
毛泽东同志在和彭真、剑英同志谈话时，一再嘱咐：接管北平，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办好，不要犯接收石家庄初期的那些“左”的错误。他还说，接管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都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地接下来，慢慢处理，人多了不要紧，3个人的饭5个人吃嘛！可见，当时从毛泽东同志起，大家对于如何接管好城市，是反复思考，非常谨慎的，很注意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都是十分谨慎的。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剑英、彭真同志投入了紧张的接管工作和市政建设。他们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着手建立新的政权机构，整顿社会治安，维护革命秩序，加强政治教育，治理卫生环境，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各项建设工作。他们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处理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稳定市场等方面，都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合情合理的政策。记得剑英同志对我这样说过：我现在是“跳下水去学泅水”，没有经验，就摸索着学习。但有一条，必须慎之又慎，丝毫大意不得。尤其是在取得一些成功经验之后，更要虚心前行，切不可傲然躁进。否则就很可能呛水，甚至被淹死。他的这些话，实际上讲的是我们在实践中学习实践所应该持有的态度。
（五）
1952年4、5月间，我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派遣，先后到上海、广州等地了解“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到广州后，剑英同志邀我就“三反”、“五反”问题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次报告。
我在广州期间，听到有人反映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同志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存在地方主义倾向，有的甚至认为剑英同志是带头搞地方主义的。对于这件事，剑英同志虽然当时也和我谈起过，但他不愿多讲，我觉得其中似有难言之处，故未便深问。临别时，他要我向中央报告一下，希望中央派人调查，把事实弄清楚。
回到北京，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他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主席，剑英同志的情况，从中央苏区到现在，我不十分了解。我认为，他去广东后，对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的使用是公正的，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说他带头搞地方主义根据不大。记得他离开北京时，曾对主席说过，带去的干部太少了，肯定安排不过来，就像南方的“水尾田”，水流到那里就没有了。你当时说：“水尾田”是“水尾田”，但那里有一股清泉嘛，地方干部不就是源源而出的“泉水”吗？南下干部不够用，当然要使用一大批本地的干部，而且南下干部也要变成与本地干部相结合的“本地干部”。不能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使用了广东干部，就说是搞地方主义。而且据我了解，他提出不能搞“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他是坚决反对这个“五同”的。毛泽东同志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6月12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一次讨论广东问题的会议。会上批评了广东工作中存在“地方主义”问题。但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叶剑英同志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尽管这样，剑英同志在随后不久召开的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还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未能及时发现”的领导责任。这说明他是胸怀豁达，严于责己的。
现在，事情已经看得很清楚，当时批评广东一些同志的“地方主义错误”，存在着把问题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又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和处分，更是不正确的。1979年8月，广东省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复查，并向中央写了报告。10月，中央批复，同意广东省的分析意见，对此事进行了纠正。
（六）
剑英同志有许多长处，最使我感佩的是，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总能洞若观火，毫不含糊，机智果敢地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凡是了解他的人，对此都有同感。
50年代末，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要我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加以充实，在回北京继续召开的大会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纷纷插话，毛泽东同志就着剑英同志的插话说：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是北宋人，当过太宗朝的宰相，时人称之“识大体，以清简为务”。宋太宗所作的《钓鱼诗》“欲饵金钩殊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就是意以属端的。这“吕端大事不糊涂”，我看剑英同志可以当之无愧。当时我听了还不怎么理解，便和几个同志议论，这是指什么说的呢？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句话，主要是指剑英同志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那件事，也联系到剑英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顺便指出，我当时的发言并不完善，是有错误的。
1976年，剑英同志顺应党心民心，挺身而出，同华国锋、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经过精心筹划，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场斗争中，他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那时，我还在被“管制”期中，得知“四人帮”被粉碎，心中大快。这再一次表现了剑英同志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在党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大事面前的深谋睿智与精明果决。不久，剑英同志又力主请小平同志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这都是他为党和人民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剑英同志在一首《题画竹》的七绝中曾写道：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我想，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七）
剑英同志是个感情丰富、很重友谊的人。1979年，安子文、刘澜涛和我被平反出狱后，到西山去看他，虽然他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但精神矍铄，还是那样热情诚挚。他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说：“想不到你们受这么许多苦！”不禁流下泪来。临别时，他送我们到门口，直到汽车离开了，他还伫立远望。殷殷之情，难以忘怀。
1982年，党的十二大前夕，中央派我向不在京的中央常委同志汇报人事安排问题。当时剑英同志在广州的松园休养。我和他面谈时，王震同志也在座。剑英同志表示衷心拥护中央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拥护中央对人事安排的意见，同时诚心诚意地提出自己已经年迈，要求退下来，并给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进一步表达了这个意思。他当时已在病中，但对党和国家的大事仍极为关心。
谈话中，剑英同志想起了一件往事，笑着对我说：一波，你还记得吧，在华北局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对一件事有些不同看法，你同彭真同志争论起来，可有点犟脾气咧！几十年过去了，你现在待人处事这样谦和，真是难得啊，值得我学习。我说，感谢叶帅的鼓励，我毛病不少，尚望随时指教。他说：我自己的毛病也不少。谁都会有缺点、过失，重要的是要自知，认识了就要改正。“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古今皆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纠正了过去的许多失误，结果是大得人心。党章中为什么要专门规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因为我们工作中常常会发生过错嘛，不然要这一条干什么？还是我们大家常说的那句老话：有错就改，塌不了台；有错不改，就难免塌台。
1984年，剑英同志病危时，我再次到西山去看望。他听说我来了，眼睛微睁，欲语不能，我心里很难过，知道他想说些什么。我握着他的手，默默地望着他，悠悠往事涌上心头。走出病房，我和他的孩子们谈了当时的心情和感受。他们拿出纸笔，要我写点什么。我想起并写下了1927年高一涵先生写的悼李大钊同志一文中的两句话（载在当时武汉出版的《中央日报》上）。不料它已成为我对剑英同志的永久的纪念：
他对人们，从浑厚中透出侠义气；
人们对他，从亲爱中露出敬畏心。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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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裙情丝
——记陈毅元帅夫人张茜和藏族妇女的友情
王震学
望着30多年前我给张茜同志抓拍的这张合影，我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当年她系起这条彩虹般的围裙时的音容笑貌来。
那是1956年5月的一天，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前赴西藏拉萨，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尔后又来到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
一天，几位西藏的妇女代表，前来拜见中央代表团的女代表张茜同志。拜见之后，她们把一套藏族妇女最喜爱的节日盛装赠送给张茜同志，并请她穿上合影留念。
“张茜同志，‘乔德姆’（你好）！”几位前来拜见的藏族妇女代表，见到张茜同志之后，先是亲切的问候。
“同志们‘乔德姆’！”张茜同志高兴地边热情地和她们握手，边说。接着，双方相互敬献了洁白的哈达，又互祝“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张茜同志边系围裙边高兴地用汉藏语掺半地说：“‘图吉其’（谢谢），我非常喜欢这件藏族的珍贵‘罗布’（宝贝），它象征着汉藏姐妹亲如一家的友情，它，就像草原上迎着‘尼玛’（太阳）盛开的‘格桑梅朵’（吉祥花，又名幸福花）一样，使我难忘这‘格巴桑布’（美好的时光）。”
那亲切而又热情的相互问候、祝愿，颇有
“桃花潭水深千尺”之感，那欢声笑语，不时地飞向远方。
拜见结束，她们依依告别。当张茜同志送走客人返回经过哨位时，我和执勤的哨兵，还用羡慕的目光端详这条彩色艳丽的围裙，张茜同志发现后停步笑着说：“看吧，这条围裙不仅有强烈的民族色彩，非常美，而且还有深深的民族大团结的友情。”
当天下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班禅额尔德尼大师，设宴款待中央代表团，不少藏族妇女代表簇拥着身系这条藏族围裙的张茜同志合影，我因有执勤任务在身，只是焦急的抓不上镜头，还是班长看出了我的急切心情，推了我一把说：“快去抢镜头！”谁知，我好不容易挤到前边，对好焦距，调好光圈、速度，刚准备压快门时，不料张茜已和合影的藏族妇女代表放下了挽起的手，要散去，我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声。这感慨声却被身旁的陈老总听见了，他忙对张茜说：“等等，让咱们的战士记者拍一张，不然，他会感到扫兴的。他对这条围裙早注意上了”。
“好吧！”张茜同志边笑着边再次与身边的一位女藏胞挽起手臂，我终于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时光如流，30多年过去了，如今，每当我看见这张珍照时，还仿佛记起陈老总当年《乘车过雪峰》中的两句诗：“明日拉萨会亲友，汉藏一家叙别情”。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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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茜与藏族妇女在一起
1956年5月，陈毅元帅夫人张茜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与藏族妇女合影留念。 王震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