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试析舆论导向和新闻自由
郗炽
春夏之交发生在首都并波及全国的政治动乱，以极大的尖锐性提醒了人们对舆论导向问题的关注，也引起了广大新闻工作者的严肃反思。
众所周知，极少数人掀起的这场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从制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开始的。他们打出“新闻自由”的旗子，采用颠倒黑白、造谣诬蔑、蛊惑煽动等各种手段，向党和人民发起进攻。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党中央的个别领导人由于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把极少数人制造的错误舆论说成是“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指使给新闻界松绑，策动舆论，扩大事态。一段时间里，错误的舆论导向对局势的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动乱中舆论导向上的错误说明，报纸、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一旦被用来宣传错误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就会在政治上造成混乱，使一些群众误以为这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引起思想上迷惘和困惑，同时也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叫卖假货以可乘之机。这个深刻教训，很值得人们特别是新闻战线上的同志认真总结和汲取。
舆论是社会上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相近的人们或社会集团对某一事态相近的看法，是一种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精神力量。正确的、积极的、革命的舆论对社会进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错误的、消极的、反革命的舆论则会阻碍和破坏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这次动乱中不同的舆论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各自所起的特殊作用，再一次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新闻事业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有着其他舆论手段无法比拟的作用。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受众最多，射程最长，传播最快，影响最广。这些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报道和评价事实，每日每时都在宣传一定的观点，在潜移默化中具有很强的渗透力。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阶级、政党和社会势力，都要借助新闻媒介，扩大和强化有利于自己的舆论，抑制和反对不利于自己的舆论，力图使自己的思想主张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从而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任何国家都把引导舆论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西方社会把舆论视为仅次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力量，把新闻工具作为控制人们的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垄断财团的代言人毫不讳言：“在宣传上使用一美元，等于在国防上使用五美元”。
我国的新闻舆论工具属于人民所有，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目前，我国各类报刊的发行总量达1亿5千多万份，全国80％以上的人能够通过各种新闻媒介及时获得信息，新闻事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新闻媒介担负着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党和群众联系的重任，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而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动员、组织全国各族人民投身于建设和改革的宏伟事业。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强调舆论导向是否会妨碍新闻自由？一般而言，新闻自由，包括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是通过新闻传播工具实现的一种民主权利。和其它的民主、自由权利一样，新闻自由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在阶级社会中，从来没有超阶级的新闻自由。新闻工具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就必然反映那个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报系之间以及报系和政府之间时常互相攻讦，吵吵嚷嚷，给人以新闻自由的假象，究其实质来说，这不过是在不危及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各派利益互相争斗在舆论上的表现。和其它的民主、自由权利一样，新闻自由又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新闻自由总要受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法国的《人权宣言》就规定，公民在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同时，必须在法律的限制内，承担滥用自由的责任。一向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就在法律中对新闻自由作了一系列的限制，如“不得扰乱社会”、“不得藐视法庭”、“不得诽谤和诋毁他人”等等。1948年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通过的《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明确指出，凡在新闻中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者，意图煽动他人以暴力变动政府制度或扰乱治安者，意图煽惑人民犯罪者，均应依法予以惩罚。
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和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摆脱了资本的奴役，为人民享有新闻自由权利提供了物质的保证。人民群众可以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充分发表各种建议、批评和意见，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实施舆论监督，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这和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垄断和操纵新闻工具，维护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统治的“新闻自由”有天渊之别。同时，由于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决定了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问题上应当而且能够有一致的舆论。这种舆论一律，是人民共同的意志和愿望的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前提下，人民内部的舆论不一律又是普遍的、经常的。通过各种意见的讨论，达到思想认识的统一，使舆论趋于一律。通过舆论不一律和舆论一律的循环往复的矛盾运动，把群众的思想和注意力引导到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轨道上来，推动改革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无论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舆论一律，还是通过人民用民主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形成舆论一律，这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作为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从认识上到实践上划清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同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界限，妥当地处理新闻自由与舆论导向的关系。在行使新闻自由权利的同时，任何时候都不能淡忘正确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当然，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发展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建设以及人民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分不开的。新闻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新闻工作还没有很好地纳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新闻事业的管理体制还存在不少问题，新闻队伍的素质还有待提高。遵循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的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管好银行货币供应的总闸门
罗精奋
1988年我国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18.5％。中央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初步见到成效，与去年相比，今年新涨价因素推动物价上升的幅度将有大幅度下降。这对稳定经济起了积极作用，人们的心情也暂趋平静。不过形势依然相当严峻，要使今年全国物价上升幅度明显低于去年，难度相当大。
通货膨胀首先表现为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超过社会商品实际生产和交换的正常需要，从而引起物价普遍上升，币值下降。那么，通货膨胀中的多余货币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大家知道，货币是从银行发放出来的。银行的货币主要是通过发放贷款和支付存款的提取两种形式放出来的。我国的情况是，在国家计划中虽然规定了年度货币发行量，银行也有季度信贷计划，但是每天每月发行多少货币不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规定一个额度，层层下达，而是当贷款额超过存款额而发生存贷差额时，县中心支行以上的各级中国人民银行的业务库可以向发行库提钱，货币就这样的发出去了。实际的发行量与计划规定的指标，相差甚大。因此从直观看，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贷款缺乏节制产生的。居民挤兑存款，抢购商品，也会使银行的现金发放增加。1988年发行的600多亿元中，估计约有100亿元左右是由于存款不正常的减少而引起的。
我国银行贷款为什么节制不了？大体有如下一些原因：一、银行承担的贷款任务过重，特别是有些部门和地方给银行施加压力，强制银行过量的发放贷款；二、申请贷款的单位缺乏对资金需求的自我节制机制，不管贷款利息和偿还能力，总是过多地提出贷款申请；三、银行自身利益驱动，用扩大贷款规模的办法，增加自身的经济收益。财政为了弥补赤字向银行透支、借款或强制银行买下财政债券，以及本应由财政资金兴建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转由银行信贷资金承担，也扩大银行超经济发行货币。
因此，通货膨胀首先是银行没有真正成为有效控制货币供应的总闸门，或者说由于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原因，银行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好关，没有能够抵制来自部门、地方、企业的压力。所以治理通货膨胀首先要通过上下共同努力，改进和强化银行工作，切实把好货币发放这一关。当然，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光靠银行一家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说，必须控制部门、地方、企业对资金的需求。
怎样控制各方面对资金的需求呢？有一种主张：提高贷款利率。的确，在西方提高贷款利率，通过使部分不能支付较高借贷成本的需求受到制约，可以实现金融紧缩，降低通货膨胀率。我国的情况则不同。由于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尚未有效地建立起来，紧缩金融、提高贷款利率以后，几乎所有企业仍然使劲地向银行要求多给贷款。谁都强调对本单位贷款的必要性，似乎蛮有道理，而且各不相同。有的说是微观效益好，有的说是社会效益好，有的说是为了安排就业，有利于社会安定，有的说如果不予贷款维持生产，亏损更大，早先的贷款也还不了。因此，在我国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从全国范围看，当前通货过多；而从一个个企业看，大多是资金紧张。但是，如果现在因为有一部分企业叫喊资金困难而放松银根，就将重蹈1986年紧缩政策半途夭折的覆辙。在当前这种情况下，银行为了控制通货，减少贷款，在“砍一刀”的同时，发生某些“一刀砍”，将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因为虽然国家制订了产业序列和倾斜政策，但还缺乏贷款额度的数量界限，也没有对企业择优贷款的明确标准和次序，加以地方和部门的利益与全国利益存在着差异，这就容易发生一些该贷的不贷，不该贷的又贷的情况。因此，为了治理通货膨胀还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切实减少投资和消费的需求。
在投资方面，为了保持总量的大体平衡，全国投资总规模应与社会主要生产资料可供量扣去维持当前生产的需要量以后的剩余部分相适应。在此前提下，再根据建设项目的社会需要程度和组织合理工程进度的要求，将当年投资额度层层分解，下达到基层，实行严格的指标控制。执行中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一律不得追加，否则绳之以法纪。同时，为了使基层单位在建设过程中也能重视资金和物资的平衡，我认为应当建立一种制约办法，广泛推行建设合同：建设项目经过立项并作可行性研究以后，所需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应当根据设计文件规定和合理施工进度，由兴建单位提出清单，与供货单位签订材料供应合同和设备供应合同，并规定分期交货办法。而且，还必须与投产后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单位签订供货合同。要强化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上述任何一项不落实的，一律不准开工建设，银行和各金融机构不贷款，财政不拨款，建设单位也不得自行集资建设；并取消税前还贷，改为税后还贷。这有可能成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的一种可行的办法。
在消费方面，也需要采取控制膨胀政策。诚然，就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实际工资来说，与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比，近年来大体尚属正常。问题是工资以外那块收入数量较大，增长太快。据有关部门估计，通过银行单列开支科目的工资以外部分收入和不通过银行而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外收入，两项合计已大体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的50％以上。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正当的，如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和补贴，保险赔偿和劳动保护费、社会救济和优抚金、国家银行的利息、拆迁补助等约占近一半。但不容忽视的是，相当部分基层单位的领导人千方百计为本单位职工谋福利，将本单位的来往货款、劳务收费、集体劳保福利费用、科研费用甚至行政事业费，以各种各样名目，诸如回扣、佣金、推销费、交际费、管理费、业务费、提成费、手续费、劳务费、辛苦费、好处费、咨询费、资料费、课题承包费、补助费等等，转化为职工个人收入。这一部分膨胀起来的个人收入，看来应当成为我们整顿和管理的重点。但这些收入渠道众多，手段各不相同，而且比较隐蔽复杂，要认真清理确实不那么容易。作为第一步，应当先做好以下几点：一是今后考核企事业单位不只采用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指标，而要增加职工收入总额和平均生活费收入指标；二是职工和个体户的收入全部公开化，广泛实行个人应税收入申报制度，严格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管工作，对偷漏税者不仅要补交，还必须予以重罚，罚到痛处，对抗税者予以刑事处置；三是企事业单位领导人的收入，单独立帐，当本单位职工平均收入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职工收入侵蚀利润时，要相应扣发领导人的收入。在农村除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外，还要扩大特产税的征收范围，适当提高特产税的税率，并强化乡镇企业的税收管理，取消不合法的减免税优惠。
前面谈到，居民储蓄存款的提取对货币发行也有很大影响。目前我国城乡储蓄存款已经超过4400亿元。如果能稳定储蓄，鼓励居民多存款，这对于控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推迟购买力的实现，缓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无疑极为重要。因此，为了稳定和鼓励储蓄，一方面要提倡爱国储蓄，宣传勤俭持家，为支援四化建设多作贡献。另一方面要有一个合理的利率。目前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依然偏低，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争取使利率水平（包括各种有奖储蓄的各种奖金在内）略高于物价上涨率。不过应当指出，增加储蓄可以缓和当前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同商品可供量的矛盾，缓减通货膨胀的影响，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对这一点仍要有清醒的认识。
总之，要根治通货膨胀，重点是管好银行货币供应的总闸门。为此，银行要会同有关部门牢牢地控制贷款发放，并根据产业政策的要求，将贷款用于迫切需要的短线，以增加有效供给，与此同时，还要努力吸收存款，减少社会上流通的多余货币，使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逐步与社会商品生产流通对货币的需要量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在各方配合支持下，要成为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卫士，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三十多年财政工作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发展经济 讲求效益 量力而行——《当代中国财政》述评
杜禹
由陈如龙主编的《当代中国财政》，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按时序又分门别类地记叙了新中国成立至1985年财政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不讳言在“左”的错误影响下遭受的严重挫折，总结了我国财政工作的经验。
一、发展经济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基础。
从发展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是生财之道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1956年周总理在“二五”计划报告中也指出：“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做好财政工作、增加财政收入的出发点和着眼点，首先在于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不是盲目地发展任何一种经济，而是要有计划协调地发展。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能动地正确处理各种比例关系和各方面的利益。如：在工农业关系上，既要重视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又要以农轻重为序，十分重视农业在我国的基础作用；在工业内部又要保持适当的结构比例。在中央与地方、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上，既要坚持中央的集中统一，又要有适当的分权，既要克服统得过多过死，也要注意财力过于分散，造成宏观失控等等。像经济恢复、“一五”计划、几次经济调整时期，宏观决策正确，充分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财政收入增加，为国家积累了大量建设资金，满足了社会和各项事业发展需要，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安定团结；而在“大跃进”，特别是“文革”时期，盲目冒进，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导致国家财政职能削弱，出现“假结余、真赤字”和多次严重破坏，就是明显例证。
二、坚持勤俭节约和讲求经济效益。
理财之道，既要开源，又要节流；增产与节约并重。书中对历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尽管每个历史时期具体条件不同，现在国家倡导的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与当时情况也有很大差异。但是，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领导与群众同甘共苦、共产党员吃苦在前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克服困难，发展社会生产力，铲除党内和社会上腐败之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具有普遍意义。
在财力的安排和使用上，要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和少花钱多办事，花钱一定要问效果的原则。只有高效益，才会有真正的高速度。不仅财政困难时，要紧缩支出，过紧日子，即使是财政状况好转和宽裕的时候，也绝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重蹈以往失误。坚持勤俭节约和讲求经济效益，始终是理财的重要原则。
三、稳定经济，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
建设规模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要寻找一些制约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坚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是组织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基本方法。而财政收支平衡在四大平衡中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30多年来，我国经济由协调发展变为失调起伏，往往先从财政上反映，要调整失调的比例关系，也往往要从平衡财政收支和调整收支结构入手，启动经济杠杆，运用各种调节手段，进行综合平衡。建国初期统一财经、稳定物价和后来的两次经济调整是这样。现阶段，在财政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治理整顿，适当调整财力分配和收支结构，建立稳定的、平衡的社会主义财政，也是这样。与此相联系，书中不赞成那种“赤字无害”的观点，并就国情不同，区别一时的财政赤字与赤字财政政策，分析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及其严重后果，解决财政赤字的根本途径等问题，提出了重要的论点。
历史反复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掌握国情，宏观决策民主和科学化，注重综合平衡，循序渐进，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人民高兴，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反之，夸大主观意志，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出现大量赤字，导致种种失控和紧张，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经济社会管理知识全书》
马洪 孙尚清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经济社会管理知识全书》是由数百名专家学者按学科门类编撰而成的一部大型经济社会管理知识类书。全书囊括了属于经济、社会、管理方面的四十三个学科，约一千二百万字，是一部具有理论价值与实用价值的大型工具书。
全书按学科分类编写，汇总成册，共四大卷。它最明显的特点：一是知识性和科学性。这部《全书》从准确地汇总知识出发，科学地总结人类社会关于经济、社会与管理方面的知识成果，向读者准确地、简明扼要地说明各类学科的知识，有重点地结合我国社会实际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现代科学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当代人类社会在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中所取得的新成果。二是全面性和系统性。这不仅体现在收入的知识条文多，内容充实，知识覆盖面广，而且还体现在它所介绍学科的知识内容的系统性，内在的逻辑结构完整严密。三是内容新颖。《全书》不是墨守成规，教条式的叙述和堆砌人类社会有关经济、社会管理方面的陈旧知识。书中收入的不少学科，都是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领域新出现的新学科、新知识。作者在撰写时，尽力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来加以阐明和修正。四是理论性与实用性较强。 （亦文）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生活方式论》
王玉波 王雅林 王锐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生活方式问题，近年来逐渐受到了我国理论界的重视，在一些报刊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整个社会都十分关注。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生活方式，回答了人是以怎样的生活方式生存繁衍和发展的，探索了生活方式范畴；运用比较法分析了有史以来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生活方式形成、发展规律及相似处和本质区别，探讨了技术革命与社会改革对生活方式变革的影响及相互关系等。近几年来，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系统研究生活方式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